2020年10月26日上午，在麗水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第一屆學術年會暨“兩山發展”第六屆河陽論壇主旨發言環節，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董筱丹副教授，作了題為《紅綠融合的歷史坐標與未來方向》的報告。
一方面是歷史，一方面是未來，這是一個相當宏大的選題，所以董筱丹不是從常規的專業學科框架出發對主題給予闡釋，而是綜合世界地理歷史、全球氣候變遷、中華人文歷史、近現代全球資本流動等方面的知識，對中國農業文明的可持續發展、中國紅綠融合的生態文明的未來進行梳理和展望。“我們這次的論壇叫‘河陽論壇’，所以我從‘河’與‘陽’這兩個字的解釋開始”,董筱丹的報告開篇別具一格。
董筱丹先從“陽”談起，她展示了近1萬年來中國氣候變化和挪威雪線之間的關系圖，來說明氣候變化的歷史與人文歷史之間有著很密切的相關性。5000年前，軒轅黃帝之所以能戰勝神農氏炎帝，和中國氣候進入到干冷時期，神農氏炎帝統合的農業部落相對式微有密切關系。但農業比牧業更具有應對氣候變化的優勢，所以我們今天是“炎黃子孫”，炎帝排在黃帝之前。
隨后董筱丹又將中國5000年來朝代變化的時間軸和氣候冷暖變化的時間軸相比對，指出相當多的朝代變遷都發生在氣候變冷的時候：彼時農業產生的剩余少，那么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侵略，就可能導致朝代的政權失敗，也就是朝代更迭。17世紀中期西方的工業革命，也正好是處在當時氣候的一個冷點。人類進入到農業為主以后，“河”就很重要了，因為農業需要靠水利灌溉。中國的地理上天然形成很多大江大河，但是自然河流和人文相結合才能形成水利，比如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使得原本一片荒涼的成都平原，從此“水旱從人不知饑饉”，號稱“天府之國”。
中華民族的內部團結與協作也與自然氣候密切相關。董筱丹以明長城為例，明長城與明朝時期的400毫米等降水線相重合，因為400毫米降水線是農業與牧業的分界帶，每次氣候變化或者牧區遭災害時游牧民族就要到農業地區來搶糧，而長城也是一個需要舉國之力修建的守望系統。此外，中國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多的國家，災害發生時，可持續的生存是比發展更第一位的事情，而生存資源驟然稀缺時其分配往往是以村莊為單位、按人頭來進行的。她以汶川地震為例，汶川旁邊的虹口鄉因地震與外部交通中斷，全村所有黨員組織“戰時共產主義”的余糧分配方式度過難關。所以中國從最基層的鄉村，到大一統的國家制度，都是和這樣基礎的地理條件相關。歷史上的中國加強了大一統的國家政權建設，加強了基層的整合，我們才能可持續地發展到今天。這就回答了制度經濟學上著名的學者、諾獎獲得者諾斯提出的一個悖論——為什么有些制度實際上效率并不是最優的，卻可以歷史上可以長期存在?
董筱丹接著介紹，近代以來中國的情況發生了一些不同的變化，1949年10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面臨的第一仗是治理此前長達12年的通貨膨脹，這個通貨膨脹是1929—33大危機之后，美國出臺了白銀收購法案，導致國民政府白銀大量外流，國民政府被迫開始實行紙幣化改革，發行法幣，把中國的貨幣主權系在美元身上，又加上國民政府長期高財政赤字，共同導致了通貨膨脹。新中國成立之后，新政權同樣是嚴峻的財政赤字，那是靠什么走出了通貨膨脹危機?
直接做法就是“三折實”。當時陳云分析城市影響物價的主要是大米、白面和煤炭這三種基本民生物資，如果能把這三者的物價穩住，整體的物價就會有保證。通過折實儲蓄、折實公債、折實工資，保證持有者手里的貨幣對物資的購買力是穩定的，以此來撐人民幣的信用，短期內就實現了幣值的穩定。中期來看，這個信用鏈條能持續下來，得益于鄉村進行的全民動員的土地改革，讓農民有生產積極性。第二種做法是政府通過發行貨幣以公賑災，開展水利設施建設以及修復基礎設施等。所以到1952年的時候，我們基本生存的物資就得到了保障，整個貨幣體系隨之穩定下來。這是中國第一次通過對自己資源和物資的統籌，實現了完整的去殖民化，也對世界人民反帝反殖有了重要的借鑒意義。
董筱丹并以戰旗村為例闡述了鄉村與中國的關系演變。1965年戰旗村從金星大隊分離出來，1966年更名為戰旗村。60年代正是蘇聯對中援助中斷之后，中國同時面臨美國和蘇聯的嚴峻挑戰，一方面提出“三線建設”，另一方面調整農村治理結構，從過去的人民公社為基本核算單位轉變到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國家戰略調整到以農業為主，基層治理調整為最適合農業的管理方式和生產半徑的自然村為基本核算單位，最終成功應對了嚴重的危機。到了2003年，戰旗村再次將全村所有的土地集中起來，由于整塊土地更有利于構建整體性的農業景觀，所以對外形成談判和合作時很有利，而土地的轉入和轉出之間的租差，就成為強化集體經濟實力的來源。習總書記曾在此發表重要講話，稱贊“戰旗飄飄，名副其實。”
戰旗村的經歷對于我們什么是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啟示。西方的發展是一種以自然資源的消耗和生態環境的惡化為代價的模式，有發展但不可持續。當他們意識到這個問題，提出“可持續發展”口號之后，所謂生態修復，其實是把大量嚴重破壞環境的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并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可持續發展的問題。而對于大量的發展中國家來講，要實現可持續發展，首要問題是如何可持續，或者說如何在發達國家一次次的成本轉嫁中“堅持”下來。在這個條件下理解“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有多重含義。首先，綠水青山就是地理屏障。比如中國進行三線建設，是因為我們有中西部這個重要的后方在備戰，所以沿海地區才能夠持續進行工業生產，并進行部分工業轉移，才保持障新中國工業化的可持續。近來習總書記到西安也在提當年的老三線建設的精神，實際上都在強調我們巨大的國土空間就是重要的資源，而這個綠水青山就是我們生存的基本保障，守住這個資源底線才有我們的生存，其本身就具有紅色的內涵和意義。董筱丹并聯系到今年的新冠疫情，中國的鄉村在整個抗疫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農民有自己的宅基地、耕地、牲畜等，可在村里形成相對比較自足的經濟體系，不需要出村進行商品交換。
另外，整個農村的空間是相對稀疏的，空間本身就有隔離和防疫的作用，所以中國能做到“大疫止于鄉野”。相比之下，印度大量的人口從城市被趕到鄉村之后，因為土地都已經被私有化，所以只能住在樹上，防疫效果差很多。鄉村能夠成為這一次新的危機之下一個宏觀危機軟著陸的載體，恰恰在于當年進行的充分徹底的土改，所以我們仍然是在享受著這樣的一份土改紅利，而土改就是一個紅色革命的產物。
最后，董筱丹從當下從宏觀經濟運行的角度說明，當中國被美國“硬脫鉤”之后，我們的國內大循環，一方面是中央要有自己的自主財政主權，從財政和貨幣兩方面進行宏觀調控；另外一方面要避免在產業過剩的條件下，國家發行貨幣導致通貨膨脹出現流動性陷阱。所以要找到貨幣化的“低谷”，將貨幣投放出去，實現要素的重新定價。在今天，大量的綠水青山仍然還是生態資源，沒有被充分定價，這給予了我們進一步去做開發、吸納增發貨幣的機會。當下，農村現在最重要的資源是這個村落所有的空間一起形成的空間景觀，而空間景觀的開發一定是要求集體化的、整合的。比如戰旗的村莊，要把全村的土地都集中在一起，才可能形成一個規模化的景觀營造。而現在大量的農村土地產權非常細碎，這就使得它承接外部投資時客觀上有一個很強的屏障。所以，一方面需要通過制度創新去弱化這種屏障;另一方面需要有基層的廣泛動員。在這個過程中，戰旗給我們的經驗是“社會主義補課”，也就是當年的紅色精神要在基層仍然要落實下來，這樣才能克服面對小農交易成本過高的問題，才有可能實現新階段的紅綠融合，促進可持續發展。
(綜述整理：陳鷗帆 殷紅梅)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