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農村存在的主要問題不是農民收入太低、勞動太重，而是消費不合理、閑暇無意義，是社會關系的失衡，是基本價值的失準，是文化的失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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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層面
當前農村存在的一個很大的問題是消費不合理。如今，農民家庭收入持續增長，絕大多數家庭已擺脫貧困。但嚴重問題是各種不合理、不理性消費快速增長。
某種意義上，農民收入增長速度遠遠趕不上消費增長速度。據調查，在一些貧困山區，如湖北秭歸，農民收入的大約1/4 要用于人情開支，普通家庭一年的人情開支就要上萬元，人情儀式支出的同時，事主方也要辦酒席，酒席的鋪張浪費情況也很驚人。浙江農村辦酒席，一桌酒席花三四千元很正常，條件稍好的家庭，三四十桌的情況也很普遍，婚喪嫁娶一次酒席就要十多萬元。
此外，農村賭博情況也十分普遍，六合彩在農村更是長期流行。在收入有限的情況下，不合理、不理性的消費造成了農民生活的困難。
2
農村人情與村莊社會資本
一些農村地區深受人情債的壓力之苦，尤其是長江流域的重慶、湖北、湖南的一些地區和東北農村，農民收入的相當部分要用于人情支出。有一些地區的農村出現了利用人情來斂財的現象。在傳統時期，辦酒席有盈余，可以算作親朋鄰里對舉辦人生大事村民家庭的經濟支持。在農村社會快速變化且村莊結構性力量弱化的情況下，有農戶家庭連續辦了多次婚喪嫁娶酒席，收了多次人情。而有些農戶若干年都只送出了人情卻沒有辦酒席收回人情的機會，就會在之前相對約定俗成的酒席范圍之外辦酒席，收人情。這樣的事情有了開頭就有人跟風，在過去約定俗成的酒席以外，各種名目的酒席就大量產生，以至于辦酒席都不用說明原因，這就是所謂“無事酒”。由此出現了酒席越辦越多、人情越來越高，所有村民都因人情支出受到巨大壓力的問題。
3
道德方面
在農村人財物外流的情況下，村莊傳統結構性力量解體，基層組織體系功能弱化，農村社會產生了各種問題。其中，農村老年人作為弱勢群體成了各種社會問題的最后承受者，并由此產生了嚴重的道德問題，其中最典型的是老年人自殺的問題。在某些地區的農村(尤其集中于長江流域中部地區)，農村老年人非正常死亡的情況十分普遍，甚至有老年人說現在農村就沒有正常死亡的老年人。筆者在農村調研時發現，老年人非正常死亡也不全都是因為子女虐待，其中相當一部分是老年父母身體不好的時候擔心拖累子女，選擇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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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方面
當前中國農村出現的一個大問題是，保持了千年的穩定的村莊社會結構面臨解體。之前相對封閉的村莊變得開放，農民可以從村莊以外獲取收入，并且越來越多地從村莊以外獲取收入。過去約束村莊搭便車行為的結構性力量解體，越來越多村民學習搭便車，甚至越來越多村民借國家項目在村莊落地的機會當釘子戶獲利。村莊缺少約束“刁民”的力量，“刁民”成為村莊中“堂堂正正”的力量，“刁民”得到好處，成為示范，就有越來越多村民變成“刁民”。“刁民”泛濫蔓延的結果就是，不僅村莊內部為公共利益所進行的集體行動陷入困境，而且國家要為村莊做好事也會處處遇到釘子戶的刁難，好事不好辦，好事辦不好。
5
終極價值方面
傳統中國農村，農民的宗旨是傳宗接代、光宗耀祖。所謂“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圍繞生兒育女來完成人生任務，獲得人生意義被認為是理所應當的。正是有了明確的傳宗接代任務，農民所有行為都有目標，所有辛苦都有理由。這樣的終極價值讓農民可以含辛茹苦、忍辱負重，在有限的生命中實現無限的子孫延續的意義。當前農村快速的變動不僅徹底打破了農民對傳宗接代終極價值的信仰，而且讓農民失去了進行村莊社會性競爭的穩定條件，從而在農村中普遍出現了急功近利的短期行為。正是本體性價值的喪失造成了村莊中激烈的社會性價值競爭，以及隨之而來的價值荒漠化。農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活著，活著的意義是什么，什么活法才是對的。
以上5點應當是當前農村中普遍存在的可以總括為文化失調的問題，當前農民之苦不是苦于物質匱乏，不是苦于勞動繁重，而更是苦于他們在生活中喪失了價值感。缺少了由人與人之間穩定聯系所形成的相互期待與合作，無法從閑暇中生產出有品質的生活，反而產生出來各種低俗的傷害身心的惡習。
正是從這個意義上，我認為，鄉村建設的重點是文化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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