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龔偉亮
中國傳媒大學傳播研究院副研究員
新華社客戶端濟南11月10日電(龔偉亮)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打造鄉村振興齊魯樣板，是山東省委、省政府著力推進的重要戰略布局。近年來，煙臺市認真貫徹落實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以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為根本舉措，將黨支部的政治優勢、組織優勢和合作社的經濟優勢有機結合，趟出一條強村與富民的共贏之路。
針對這一“齊魯樣板”和“煙臺路徑”的啟示意義，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副研究員江宇在近來廣為流傳的長篇調研報告《我在煙臺，看到中國農村的未來》中寫到：“煙臺的道路就是中國鄉村振興的未來!”讀來令人心潮澎湃。
一、合作社見真章
山東省煙臺市委組織部在全國首創的“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經驗，讓我想起了有人轉述的在某個學術會議上有專家提出的觀點：扶貧考核目標應該務實地轉型：只看基層干部有沒有在村里組織起真正的合作社。
姑且不論這個衡量標準本身是否恰當和唯一，其反映出來的把農民組織起來對于扶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重要性，是無論如何不應被忽視的。
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從組織化和建立新的集體經濟體制出發，才能找到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習近平總書記兩次在農村考察時發出“走合作化道路”的號召，以及之前他多次明確提出“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性質，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的要求，都是對這一方向和原則的明確指示。
今天的中國農民組織化和集體化的狀況如何呢?毋庸諱言，由于農村集體經濟的普遍薄弱，普遍的情形是：農民要么處于無組織的狀態，要么處于被資本組織的狀態，而無論是處于單打獨斗狀態的農民還是處于為資本積累服務狀態的農民，都離組織化、建立新的集體經濟體制以及共同富裕的原則相去甚遠甚至南轅北轍。
“煙臺路徑”給出的“解題思路”，正如煙臺市委總結的那個不等式昭示我們的一樣，把為什么必須堅持黨對集體經濟的領導的道理，講得清清楚楚：
黨的有組織>資本的有組織>農民的無組織
一個簡潔的不等式，勝過千言萬語。農民要組織起來發展集體經濟，在此過程中既要改變農民在資本面前的弱勢地位，又要繼續利用資本、容納資本，那么“唯一的辦法就是在黨組織領導下把農村組織起來”。煙臺的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正是鞭辟入里的問題分析后的一擊即中。
從解題思路的清晰程度，和可復制、可推廣的擴散潛能看，“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煙臺經驗”都為三農問題的根源化解，以及在堅持黨的領導、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堅持共同富裕前提下走向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鄉村振興，交出了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高分答卷。
二、正確的理論與正確的行動
煙臺市委在組織農民興辦合作社、走共同富裕道路過程中，非常重視理論的思索和探討，把正確理論作為正確行動的先導(反過來，沒有正確的理論就沒有正確的行動)，這使得“煙臺經驗”在理論和實踐兩個向度上都具有沉甸甸的啟迪分量。
遵循總書記所說的“我們黨是高度重視理論建設和理論指導的黨”，煙臺市委組織部門在把“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設想落地過程中，要求干部“做事之前一定要從理論上想清楚”。思考的中心則是圍繞兩個最具有理論和思想分歧的核心問題：農村要不要做大做強集體經濟?農村黨支部要不要領導、怎樣領導集體經濟?
這兩個核心問題又會延伸出許多更具有尖銳性的歷史和現實問題，比如重提集體經濟是不是走回頭路，比如現實性的集體力量薄弱、帶頭人匱缺，比如發展集體經濟是否會導致“小官巨貪”……
面對這些思想“懸疑”，煙臺市委表現出的理論勇氣和政治勇氣令人感佩：2016年起，煙臺市委組織部就提出：村級集體經濟“空殼”、服務空白，政治就會“空殼”，黨在農村的執政就會“空殼”。所以，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個重大的政治問題。既然是政治問題，組織部門就要主動介入。
煙臺市委組織部以對《塘約道路》的學習、討論和為抓手，以廣泛參與的宣講、動員為手段，細致、耐心而又充滿理論自覺地完成了教育干部、動員群眾、統一思想的任務，擲地有聲地從理論上說明了農業合作化從理論上完全能講通(“家庭聯產承包是改革，走合作化道路也是改革，是新時代深化改革”)、今天發展新型集體經濟并非“走回頭路”(“走合作化道路、發展新型集體經濟，是一種螺旋式上升，不是回頭路”)等至關重要的問題，為開展黨支部領辦合作社試點掃清了思想路障。
煙臺面臨的理論問題還有更大的或更普遍的社會意識背景，也就是政府、黨組織囿于對政治和經濟之間關系的片面理解，以及做好市場的“服務員”角色的片面理解，而不敢甚至“忌諱”對經濟活動進行深度參與和組織。在全市范圍內推廣“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模式的過程中，煙臺市委沒有在思想觀念上自我禁錮、縮手縮腳、退避三舍，而是把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做強做大農村集體經濟視作一個重大政治問題、認為“抓集體經濟是組織部分內的事”，從而實現主動介入、大膽創新，在群眾自覺自愿的前提下實施全域推進，這其中體現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理論突破勇氣與擔當，是尤其值得外界注意，也尤其具有重要啟示意義的。
三、一興百興
《我在煙臺，看到中國農村的未來》一文中，講到煙臺許多基層干部，用詩一樣的語言，描述著加強黨的領導和集體經濟對鄉村帶來的巨變，這些帶著鄉土氣息的詩情畫意，在我看來并非閑筆、絕非閑筆。表面上這是在寫鄉村文明和“詩意棲居”的狀態，更深的用意，是在展示基于集體經濟的重建，鄉村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實現順勢帶動、全面發展，可謂一興百興。
在《實現鄧小平“兩個飛躍”思想的有益探索——對煙臺市推進“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調研》(作者：江宇、戚桂鋒)一文中，作者用這樣一段話論述了這一問題：鄉村振興千頭萬緒，到底從何下手?怎么抓才能事半功倍?煙臺市的實踐全面回答了這個問題。實行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短短兩年，煙臺農村產業面貌、村莊面貌、黨組織面貌、群眾面貌都煥然一新。我們黨做工作一向強調抓主要矛盾，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就是抓住了鄉村振興的主要矛盾。這一件事做好了，其他各項工作就都順勢帶動起來了。
通過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在很短時間里就使農村社會各方面面貌煥然一新，這是“煙臺路徑”帶給我們的最生動的經驗之一，著力于組織化和集體化可謂抓住了鄉村振興的牛鼻子。
找準了在新形勢下通過黨的領導發展壯大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路徑，在此過程中以及隨后的一系列變化就都是意料之內和情理之中：在組織上，通過領辦合作社，黨支部有事可為，村干部的精神狀態煥然一新，集體經濟的帶頭人源源不斷地產生;經濟上，通過加快農村產業發展、引導社會資本為集體經濟服務，不僅在總體上提高了集體和群眾收入，并且在分配上實現了最大限度向群眾傾斜;在基層治理上，如江宇寫道的：黨支部領辦合作社，不僅在經濟上讓群眾致富了，而且有力地加強了農村基層的治理。黨支部領導群眾組織起來，不僅有了經濟收益，更有了組織的歸屬感，這種歸屬感使大家愿意為自己的幸福生活而奮斗，共同管理公共事務。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所到之處，出現群眾起早貪黑參加集體勞動的火熱場面，集體經濟組織也成為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平臺，鄉村的環境、衛生、治安、養老、扶幼、文化，都呈現出了新的氣象。
組織化和集體化帶來了農村精氣神的提升，農村重新成為一個可以生產文化和意義的地方，人的要素(尤其是年輕人)也開始回流，可以說，整個三農問題的癥結都有了逐步化解的希望和征兆。
四、結語：一點展望
對于“煙臺路徑”的積極意義，盡管有論者也在充分肯定的前提下善意指出，需要對支部領辦合作社可能面臨的現實困境有一個清醒的認識，包括如何防范化解市場風險，黨支部領辦在多大程度上能夠擺脫當前大多數農民合作社面臨的“可以利益共享，但不能風險共擔”的困局，如何最大程度地維護集體利益以及如何在更大范圍結合各地實際推廣這種模式等等，但這些問題都是作為一個前途光明的新生事物所面臨的挑戰。
總體上看，“煙臺路徑”既吻合中央精神，又符合群眾期待，對于新時代鄉村振興是一個令人欣喜和振奮的可推廣的案例。由于它抓住了對事物起決定性作用的主要矛盾，無論在理論還是實踐上都為我們大筆勾勒了一幅光明燦爛的鄉村未來圖景。如作者在總結“煙臺路徑”的意義時指出的：煙臺是全國第一個在整個地市范圍內重新組織起來、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的地方，這是具有開創意義的，充分證明了：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并不是個別“明星村”才能做到的事情，而是可復制、可推廣的。
在《實現鄧小平“兩個飛躍”思想的有益探索 ——對煙臺市推進“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調研》一文中，作者還寫道：煙臺市是全國第一個在全域推進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城市，支部領辦的集體經濟已經不再是“孤島”，而是呈現星羅棋布、你追我趕的景象，有從星星之火轉變為燎原之勢。這證明了，在市場經濟下做大做強集體經濟并非特殊現象，只要找準路子，經過努力，大多數條件一般的村莊都是能做到的。全域推進還有利于在鄉鎮甚至更大范圍實現聯合，增強規模經營和抗風險能力;有利于在不同模式之間比較選擇、盡快形成完善的模式。
煙臺的做法是以黨支部的政治引領來重新整合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從而吸引農民、留住農民。沿著加強黨的基層組織建設、重建農民組織化和新型集體經濟體制的正確思路出發，則一方面應當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新的實現形式，繼續探索利用現代合作經濟和現代企業制度的形式，提高農民的組織化程度;另一方面，則應進一步加強鄉鎮統籌(包括采取鄉鎮層次集體性質的公司制等)，“在鄉鎮甚至更大范圍實現聯合”，或如其他論者所指出的，在鄉鎮的空間尺度來發展農村集體經濟，這其中就預示著中國特色的城鎮化前景了。因而，新時代中國農村城鎮化的科學發展道路也蘊含在“煙臺路徑”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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