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遠郊T村53歲的李云已經種蔬菜30年了,現在仍然種兩個大棚,早晨4點起來到大棚干活到上午10點,下午4點再到大棚干活到晚上8點,每天農業生產時間10個小時,一年收入5萬元,這個收入較務工略高,而農業生產較務工更辛苦:工作時間更長且體力活更多。而且,李云的兩個大棚花去40萬元(當然其中30萬元是由政府補助的)。如李云每天生產大約100斤青菜,以每斤2元交給基地,扣除生產投入,每天凈收入大概150元,而在當地雇請臨時工的工資也是150元/天。與工地臨時工工作不穩定從而收入無保障不同,李云的大棚每天都有相當穩定的預期收入,也就具有了比在工地務工更穩定的就業。
李云種30年蔬菜更重要的還不是就業,而是她認為種地自由,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勞動時間與勞動強度。雖然一般每天4點起來干活,但她要在8點起來干活也沒有人說她不是。她有自由,不受人監督,不會被人訓斥。在外面打工是給別人干活,不如自己給自己干活。李云種蔬菜30年了仍然樂在其中。
不只是李云一直自己種蔬菜。1988年T村開始種蔬菜,很快就有了70個蔬菜種植戶,這70戶一直種蔬菜到現在,幾乎沒有變過。沒有變的原因有二:一是T村沒有可以新增種蔬菜的土地了,有人想種蔬菜也無地種。二是種蔬菜70戶除了每年年齡大一歲以外,基本上沒有人退出。
只是30年了,之前的年輕人現在年齡都不小了。李云今年53歲,是蔬菜種植戶中年齡最小的之一。年齡最大的蔬菜種植戶已有70歲了,以至于李云他們也開始擔憂將來誰種菜呢?
與種蔬菜種田所不同的是進廠務工。到工廠務工,每天按時作息,工作的時候就要遵守工廠紀律。工廠務工有兩種方式:一種是“8小時雙休”制,即每天工作8小時,每周休息兩天,這樣的“8小時雙休”,沒有加班,月工資基本上就是最低工資,一個月2000元左右。加上“五險”也不會超過3000元。另外一種是“10小時單休”,即每天工作10小時甚至12小時,每個月休息兩天,這樣就有大量加班時間,每月就可能拿到4000元工資。
現在工廠工作一般都不是重體力活,而多是在生產線上工作,生產線工作需要長時間集中注意力專注做一件事情甚至做一個動作,對體力、耐力、注意力的要求其實是很高的,身體靈活、耐力強、視力好的年輕人才容易適應,年齡稍大,工作時間稍長就腰酸背痛,頭昏眼花,就坐不住要起來運動走動活動,就會影響生產線的運轉,也就不適合生產線勞動了。
年輕人身體好,適合在生產線上長時間勞動,有生產線的務工機會他們就愿意去做。T村旁邊就是工業區,T村年輕婦女基本上都在工業區的工廠務工,在生產線上作業。收入不高也不低。T村家庭分工,婆婆有帶孫子的義務,年輕媳婦則不會留在家中照看孩子而應當到工廠務工賺錢。進工廠務工,年輕人遠比中老年人有優勢,家庭分工就必須體現出這種優勢,家庭也就只可能讓婆婆來帶孫子了。
問題是,李云這樣的蔬菜種植戶的收入比進廠務工的收入還高,李云兒子結婚生了孫子,是李云帶孫子還是媳婦帶孩子?李云的兒子還未結婚所以這個問題可以擱置。可以合理預期的是,媳婦仍然要進廠務工,反正工廠就在附近,作為婆婆的李云則要帶孫子,同時兼顧種蔬菜。種菜雖然辛苦,時間卻較為靈活。以前種菜,李云不需要丈夫幫助,有了孫子,李云的丈夫就要分擔一部分蔬菜種植上的事情。對于T村絕大多數農戶來講,他們不存在是帶孫子還是種蔬菜的選擇:全村270戶,只有70戶有蔬菜地,有200戶沒有菜地可種。
年輕時愿意務工,工廠干凈體力不重。年輕人身體靈活舒展,耐力好,適合工廠生產線上的勞動。年齡大了,不再適應工廠生產線上持續的單調勞動,就只能到工地上打零工。這個時候有一、兩個蔬菜大棚,可以務農,可以自己掌握自己的勞動,就是一個相當不錯的選擇。北京市通過政策支持了部分菜農,他們種菜獲得收入,獲得就業,獲得退路乃至獲得意義,是十分重要的事情。
從全國來看,當前中國正處在史無前例的快速城市化進程中,中國農村絕大多數青壯年勞動力都已進城務工經商,年輕人在工廠,年齡比較大了仍然在工地。問題是當進城青壯年農民工年齡越來越大,他們卻缺少在城市繼續生活下去的條件時,或者說他們面臨進城失敗可能時,他們還能不能返回農村種地。返回農村種地一是有收入,二是有自由,三是有意義。種三、五畝土地不可能致富,卻可以解決溫飽,以及可以解決意義問題。有了土地上的勞動收入,就有了村莊內的安全感,就有了心靈上的歸宿,就可以告別在城市漂泊身體和靈魂都無處安放的問題。
因此,當前的農地制度改革和農村改革,一定要為可能進城失敗的中老年農民工提供返回農村的退路,更要為仍然留村的農民保留他們在土地上就業的權利。村莊和土地是中國九億農民最可靠的保障,任何政策的出發點與歸屬點都要落到這個保障上來。以農業發展名義,以農民致富財產權的名義,以及以其他任何名義進行的改革,若沒有充分考慮到這個保障,這些改革就會走上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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