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邊的中國》是一部關于當代中國社會的實證考察著作，書的扉頁是這樣界定該書性質的。在筆者看來，更細化的表述或許為，該書是學者曹錦清以傳統和現代為主線去觀察、分析和發現中國農村在轉型期間帶有的根本性、普遍性的問題。作者認為，中國的現代化，以農業現代化，即廣義上的農業、農民與農村現代化最為關鍵，任務也最為繁重，破解鄉村社會現代化進程中暴露出來的諸多深層次、結構性問題，是影響深化中國改革與現代化進程亟待解決的重大課題。
該書采用“逐日訪談記要”的形式來呈現一個學者對鄉村社會的觀察與思考，作者把每日調查研究之觀、之聞、之談、之思、之慮用短篇日記的方式加以整理記錄，給人以一種身臨其境之感，讀者遞進式地讀完每篇小日記都能有所收獲，即對鄉村社會的了解與認識更多一分、更深一層。
觀察轉型中國社會的立場
作者在書中明確提出觀察轉型過程中的中國社會的兩種觀點或立場：一是“從外到內”、“從上至下”，即借用西方社會科學理論與范疇，從中央審視地方;二是“從內向外”、“從上往下”，即從內地看沿海、從鄉村看城市、從傳統看現代的實際過程，從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最艱難遲緩的內地與鄉村來看中央與地方各級政府推動現代化的所做的努力。作者自述，在考察中原(河南)鄉村社會前后，伴隨著一個“從外向內看”到“從內向外看”的認知轉移。仔細研讀不難發現，在“內、外、上、下”的立場背后，“傳統與現代化的對比分析”作為一條隱形主線是始終貫穿全書的。作者在書中指出，如果說“從外向內”、“從上往下”看更多是講“中國應該如何”的話，那么，“從內向外”、“從下向上”則側重于強調“中國是如何”的;前者是應然視角，后者是實然視角。作者以擺出鄉村社會的種種矛盾，揭露中原農村在轉型過程中顯現的帶有根本性、普遍性的問題為考察調研的核心任務，很明顯，作者更多是站在實然層面上來考慮問題。至于如何破除這些現實難題，涉及到怎么做的問題，才是應然層面該有的考量。由此，便不難理解為何作者調研前后，審視與思索鄉村社會的立場會逐漸發生轉變。
作者深入中原鄉村考察調研，涉及實行土地承包責任制后的農民與土地、與市場、與血緣人情網絡、與地方政府關系的變化現狀;涉及三農、收支、農負、計劃生育等諸方面;涉及日趨龐大且凌駕于農村社會之上的地方政府與分散經營的農民為爭食有限的農業剩余而引發的各種矛盾等等。從這些具體問題的討論與研究中抽離出來，該書最大的價值或許還在于作者就如何開展鄉村社會調查研究的幾個關鍵要點所作的一般化討論帶給我們如何做真調查，如何做好研究的指導與啟發。進行一項有意義的社會調查研究，如何進入調查現場?如何挖掘隱含在常識背后真正的社會事實?從哪些方面對調查者自身狀態展開自查自省?獲取到調查資料后怎樣抽絲剝繭，選取關鍵信息輔助研究發現?這些問題是我們開展社會調查研究繞不了、避不開的，必須審慎思考，理性作答。
“入場”與保存“現場”
作者在全書的前沿部分就開門見山地點出如何“入場”以及如何保存“現場”是鄉村社會調查的兩大關鍵。換句話說，恰如其分地“入場”和保存“現場”是順利開展調查研究的第一步。倘若第一步走不順暢，奠定在第一步基礎上的整個調研鏈條都會受到波動，往深里說甚至會阻斷整個調查研究的推進。作者將中國逐級劃定的行政區劃比作差不多是各級“諸侯封臣”的“封地”，在大小各異的“封疆”上，到處樹立著一塊無形的“外人莫入”的界碑。調查者意欲深入鄉村社會開展調研，如果單槍匹馬“闖”入，官吏的防范和村民的疑慮足以讓面生的調研者裹足難行。那么，如何扣好調查研究的“第一粒扣子”呢?作者給出了兩條進路：一條是正式的“入場”，即獲得官方的許可與支持，自上而下逐級打通“關節”進入農村。訴諸行政策略進入鄉村，表面上雖然直截了當掃除了旁枝末節的干擾順利地通達下方，但實際上，層層行政審批必然會耗費不少寶貴時間，加上有官員的陪同很容易讓基層部門提前獲知訊息做好“萬全”準備，破壞“現場”的真實度，導致調查失實。另一條是非正式的“入場”，即激活親友關系網絡，依靠傳統人情進入鄉村。作者在中原鄉村的調查研究中即運用的此法。他多次強調沿著私人的親情朋友關系網絡進入調查現場，私人關系網按照中國人傳統“親戚的親戚，也是我的親戚;朋友的朋友，便是我的朋友”的交往方式，私人交往的關系網是可以無限向外延展的。理論上看，憑借親友關系既可以順利“入場”，又能“保存現場”，但現實情況遠遠比理論狀態更為復雜多變。比如作者在利用親友關系直擊基層調查現場，盡管克服了以往程序繁瑣、調查失實等弊端，但也招致了一些麻煩，遇上了“一場意想不到的風波”。作者采取“由戶而組，由組而村，由村而鄉，自下而上逐級調查”的方法開展調研，不曾想，卻引來鄉鎮官員的質疑，直指外面的人來此調查，上頭不知情，引發村里人紛紛猜測議論，搞得人心惶惶，有說是中央派來的，有說是省里派來的，有說是外來記者等等。由于信息的不對稱性，說法各異，五花八門。作者的這番遭遇，有過調查經驗的人多少會產生些共鳴。誠然，事先不與官方打招呼，而借助鄉村親友關系網直入村落與農戶，不出問題則已;可一旦被別有用心者無限放大，必然會招致許多不必要的麻煩，使調查者卷入干群的沖突旋渦中去。在村民的認知世界里，他們往往會將突如其來的外來到訪者視為中央派來“微服私訪”的官員或記者，意欲抓住這“千載難逢”的機會反映鄉、村干部的各種劣跡。而這種現象之所以普遍存在，恰恰折射出缺乏自我管理能力的中國農民，他們“怕事、怕官、怕管”;換句話說，他們既需要別人來管理他們卻又最怕被人來管理。“他們在政治上的最高理想，古代是現代似乎依然是要求一個包公式的‘青天大老爺’來管理他們的‘公共事務’”。在悉知鄉村社會開展調查研究的兩條可采取進路的利弊之后，能有助于我們進入調查現場開展調研時少走些彎路和錯路。
社會事實的挖掘與理論框架的運用
當順利進入調查現場后，下一步該考慮的問題就是如何挖掘隱藏在常識背后的為大多數人所忽略的社會事實。洞察社會事實需要輔以理論框架的搭建，但值得注意的是，一切預設的理論框架差不多直接或間接源于西方“譯語”，有了理論框架，研究者很可能用條條框框去套裁“事實”，進而歪曲事實真相。怎樣破解這一兩難問題?作者給出的建議是將預設的理論框架暫時“懸置”起來，筆者認為，這一策略是富有參考價值和可操作性的。采用此種方法，一來可讓一切可供借用、參考的理論與概念處于“待命”狀態;二來能讓調查者處于一種“無知”和“好奇”的狀態，以開放的心靈直擊社會生活本身。調查研究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理論”與“經驗”兩個層面往返交流、相互修正、相互補充的過程，調查過程中捕捉到的任何社會事實，作者認為都應該將其區分為社會事件與社會心理兩個維度。這一區分是必要且有益的。當采用民間的、田野式的訪談進入鄉村社會，遠離了官方背景，村民無須設防。不設防的閑談最易收獲社會事實，沒有任何外在的加工處理，用的都是最接地氣的鄉間“民語”，真實可信;但也正是在這種“閑聊式”的訪談中，受訪者并未意識到自己在“被訪”而談到許多社會事件(社會現象)，這其中值得我們深思的，便是受訪者談論某一社會事件背后的社會心理，即思考他們為何談、怎樣談這些社會事件，他們對這些社會事件有怎樣的主觀評價?在作者看來，社會心理遠比社會事件重要。的確，造就某一社會事件的背后靠的是人為的推動，事件發生后即為客觀存在，催生事件出現的人為心態才是應該重點關注的對象。當然，在明晰社會事實所蘊含兩個維度的基礎上，能否抓住并釋讀出某一社會事實的深層意義，這就涉及到調查者的理論知識儲備和生活感悟能力。不過，拋開研究者知識的多寡與能力的高低，我們至少應該具備把社會事實放在“中國歷史和現代意識”的雙重透視內來認知的思維。
調查者的反躬自省與資料選取分析
至于調查者自我狀態的自查自省，則是貫穿整個調查研究過程的另一核心要素。有關調查者的主觀狀態，作者在書中也進行了較為深刻細致的討論。首先，要厘清自我認知的重要性。我們要盡力把握對自我的清醒認知，深刻體會“倘若失去了自我，則會使我們向前慌亂地跑了一陣之后，突然彷徨回顧，既找不到來路，又看不清去路，內心積壓著焦慮與困惑。不知我們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如今又處在何時何地”的道理。其次，體悟調查者主觀狀態涉及的兩個層面。一是調查者自身的知識儲備。社會生活本身涉及到諸多方面的知識，進行社會綜合調查的人不可能什么都懂，但理應多懂一點;二是調查者的“無知”狀態。調查研究中，“熟悉”與“習以為常”往往是理性追問的大敵，理性在“熟悉”與“習以為常”面前常常停止了分析與追問，原因恰恰在于以為“我已經知道了”。為揭開被常識所掩蔽的社會事實，調查者需要通過內省時刻提醒自己保持“無知”狀態，將一切熟悉的現象當作不熟悉的東西加以觀察、提問與思考，往往會收獲意外的驚喜。最后，調查者需要在調查研究中不斷汲取“思的動力”，肩負“思者的責任”，探求學問中自有的清凈和樂趣，不好高騖遠，也不妄自菲薄。立志為天下家國而思考者，“安身立命之地，絕不在他處、遠處，就在你腳下”。
兼具使命感和主體性的調查研究者進入鄉村社會獲取一定的社會事實之后，面臨的另一大挑戰是怎樣從眾多紛繁復雜的經驗材料中選取助于推進研究的關鍵素材?又如何將所取材料串聯整合起來加以分析?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面對這樣的拷問，以往多用“實事求是”之說來破題，但顯然，以此來回答這兩個問題未免過于單薄和抽象。我們需要意識到，在調查過程中收集信息資料本身就是一個從理論假設到調查提綱，再到經驗材料，以及經驗材料到調查提綱，再到理論假設的雙向運動過程。這個過程貫穿調查研究始末，不斷循環往復，相互修正，以達到認識現實的目的。簡單來說，關鍵素材的選取需要回歸到調查研究過程最本真的中心當中去，弄清楚調查前預設的理論框架、調查提綱，將實地調查中獲取的經驗資料和理論框架、調查提綱整合起來，剝離出我們需要的材料，忽視那些不必要的材料。
作為新時代的研究者，應當積極關注我們民族的現代化歷史進程，要理解我們民族的過去，當前所處的位置及所愿、所能達到的目標。不過，要想準確、全面地理解中國社會急劇變革的過程與方向，掌握科學的社會調查研究方法是至關重要的。以切身的調查研究發現為支撐，或許能為我們直接身處于其內并攪得我們心神不寧的社會文化急劇變動過程提供真切的感受與深刻的理解。
熊怡，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峨山縣委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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