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幾乎沒有人在說“少數人先富”了，但理直氣壯講共同富裕的領導干部還不多，實實在在支持合作經濟和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的政府部門還很少。解決三農問題或是鄉村振興，關鍵要發展合作經濟和集體經濟，對這個觀點，從上至下是有共識的，但政策法規上還沒有取得共識，為什么會這樣?
筆者想，是有如下四種“活”思想在作祟。
一、在有些人看來，過去搞過合作經濟和集體經濟，失敗了。現在回頭來再搞，怕扣上走回頭路的帽子。
二、現在發展合作經濟和集體經濟，缺人才，搞不了。
三、有人擔心發展合作經濟和集體經濟，會導致民營經濟和私營經濟不高興。
四、現在正在推進對集體經濟實行股份制改造的改革，很多人認為股份制改造就是私有化。一邊要對集體經濟實施私有化改造，一邊又要發展壯大集體經濟，很多人被搞糊涂了，不知所措。
上述4點“活”思想是客觀存在的，要解決。
▲歸村民集體所有的農村土地
正確理解并實施集體經濟股份制改造，至關重要
一、近40年改革實踐證明，在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背景條件下，只要堅持合作經濟和集體經濟主導下的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的村莊，合作經濟、集體經濟和家庭經濟都發展很好，是相互促進關系。溫州鹿城區將軍村就是最好的例證。
二、全國合作經濟和集體經濟發展得好的3萬個村，都是人才濟濟。實踐證明，只要合作經濟和集體經濟有錢賺，就有人才，發展的越好，人才就越多。
三、溫州將軍村、濰坊屯西村、甚至是晉州周家莊公社，數以萬計的村社的實踐證明，集體經濟越發展，本村村民的民營和私營經濟發展的也越好。
▲濰坊屯西村
四、現在全國各地都在實行集體經濟股份制改造，很多地方確實沒有搞懂或者搞錯了。原中農辦主任陳錫文比筆者權威，在此處引用他的原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有兩大基本特征：一是集體的資產不可分割到個人；二是集體組織成員享有平等權利。
首先，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并不是共有制經濟組織。因為法律規定，共有資產可以分割到人，也可以轉讓共有人持有的資產份額，因此共有制經濟的實質是私有經濟。有些同志說，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使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資產從“共同共有”變成了“按份共有”。這不正確，因為無論“共同共有”還是“按份共有”，都屬于共有制經濟，而不是我國農村的集體經濟。
其次，農村集體經濟組織也不是公司、企業性質的經濟組織。法律關于公司、企業發起、設立的規定完全不同于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在現實生活中，公司、企業破產、兼并、重組等情形不可避免，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顯然不可能發生此類情形。因此，有條件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可以依法設立公司、企業，并依法從事經營活動和承擔市場風險。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本身不能改制為公司企業。
此外，在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中，由于提倡實行“股份合作制”，于是就頻頻使用“股份”這個概念。但黨和國家從來沒有講過要把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改制為股份制經濟組織。因此關于“股”的概念就要討論清楚。一般意義上的“股”，代表的是資產，持有者有權依法對自己持有的“股”進行處置。但集體產權制度改革中出現的所謂“股”，其實只是指每個成員在集體資產收益中的具體分配份額，因為集體的資產是不可分割給個人的。對于“股”，農村基層作為約定俗成的口頭表達，問題不大。但在制定政策和法律時應當對此有清晰、規范的表述，否則容易混淆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性質。
筆者翻譯一下陳錫文主任的話。首先集體經濟組織的不動產或動產，是不可以量化到個人處置的，其收益或福利按成員權平等享有，生有死滅，不能繼承和買賣。成員權對應集體所有制，股權對應私有制。其次集體經濟組織參股或控股或獨資的公司，可以按公司法股改，但集體經濟組織的股權轉讓收益或每年的權股紅利，均應歸屬集體經濟組織后再按成員權分享。總之陳錫文主任說：中央的意思很清楚，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或是集體經濟(企業)股份制改革，是為了鞏固集體所有制和壯大集體經濟，不是量化私分到個人處置。
當今的中國，有54萬個村社，其中有3萬個“明星村社”的集體經濟、合作經濟發展越來越好，不是一般好，是特別好。還有10多萬個村社在向這些“明星村社”追趕，更多村社是想向這些“明星村社”學習，但信心嚴重不足。無論是正在努力追趕，還是信心不足，都困難重重。
合作經濟和集體經濟發展空間受限的最大苦難是什么？
筆者在此舉個例子：一個湖里只有一千斤小魚小蝦，現在決策機構給50多萬個村社發錢配置裝備，動員大家一起去這個小湖里捕魚撈蝦，發展壯大合作經濟和集體經濟。結果是50多萬村社撈到的魚蝦付買裝備的錢都不夠。在岸上觀看的專家學者、企業家說話了：怎么樣，走回頭路不行吧。怎么樣，集體經濟和合作經濟沒人才吧。怎么樣，走不通吧。這公平么?
土地是財富之母。土地上可以“種”什么？土地上可種莊稼、種廠子、種房子、種園區、種社區、種超市、種學校、種醫院、種銀行等等。種莊稼是最不賺錢的、甚至是虧本的，讓農民及合作經濟、集體經濟組織只種莊稼，讓別的市場主體去“種”廠子、房子、銀行什么的，農民怎么富?合作經濟和和集體經濟怎么發展壯大呢?
土地是農民及集體經濟組織的。為什么農民集體的土地5萬元一畝被征用轉讓給別人，別人就可用這一畝地在銀行抵押貸款500萬元，房子還沒蓋起來賣樓花就收回上千萬，為什么這樣的發展權不能優先給農民合作經濟和集體經濟組織干呢?2007年以前，農民辦合作社的權利都沒有。合作社法出臺了十三年了，農民在自己的合作社內部搞個資金互助都不讓搞。放眼全世界的農民合作組織，不能“種”廠子、房子、市場，不能搞合作金融、合作保險，只有我國的農民及集體經濟組織才有這么多限制。
▲《擺脫貧困》
改革不是號稱給農民自主權，難道只是給種莊稼的自主權?《擺脫貧困》一書中說：如果不發展壯大集體經濟，農村改革所取得的成果也會消失殆盡……既有扶貧成果也無法鞏固。“信用、生產、消費”三位一體合作二十多年，某些政府部門就是不愿放棄既得利益，一直阻礙農民三位一體合作事業發展。包括近期在吉林，又充分肯定了農村合作事業，又提出了殷切期望。
如果一方面高度強調發展合作經濟和集體經濟的重要性，文件發了一個又一個，全國農民也迫切期待發展壯大合作經濟和集體經濟，而卻不跟進政策法規等，為農民合作經濟和集體經濟發展壯大打開空間，出實招和真招，這是不是典型的“低級紅高級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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