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支部領辦型合作社與中國農業農村發展道路——基于西溝經驗的討論

　　黨支部領辦型合作社與中國農業農村發展道路

　　——基于西溝經驗的討論

　　劉燕舞

　　(武漢大學 社會學院 湖北 武漢 430072)

　　摘 要：基于對一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調查分析，研究發現，黨支部領辦是農民專業合作社建設之所以成功的上層建筑保障，而實化的集體地權則是農民專業合作社建設之所以成功的經濟基礎保障。黨支部領辦的作用主要體現在規劃、分配、協調和監管環節，從而既可以讓合作社經營所產生的農業剩余不溢出村莊，又可以為合作社應對各種風險提供堅實支持。黨的領導和集體地權實化加上合作社與市場的具體對接，充分體現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特征。研究認為，新時代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功能定位應是服務于推動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將農民納入現代職業體系，重新組織農民和再造農村社會，為實現鄉村振興戰略提供有力支撐。

　　關鍵詞：農民專業合作社;黨支部領辦;集體地權實化;職業農民

　　注：修改稿刊于《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2期。

　　一、問題的提出

　　以對一個農民專業合作社的調查為例，本文力圖對農村社會治理現代化議題展開討論。本文的問題意識是，新時代農民專業合作社何以成功?其成功需要哪些約束條件的支撐?其功能應如何定位?這些問題與農村社會治理現代化能體現出理論上的哪些關系?進而，農村社會治理現代化與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中的“農業”、“農民”應如何定位?筆者試圖以山東省招遠市蠶莊鎮西溝村鵬泰農民專業合作社[0]的建設經驗調查為例對此展開敘述和討論。

　　關于合作社的研究文獻，真可謂汗牛充棟。以篇名“合作社”作為檢索關鍵詞，在中國知網能夠檢索到的CSSCI來源刊物共有1591篇(發表時間最早的一篇是1998年1月5日，發表時間最近的一篇是2019年9月26日)，其中主題為“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文獻最多，共有604篇，單篇論文被引頻次在200次及以上和100次及以上的分別共有21篇和67篇，發文量和被引量都比較多的學者有張曉山[1][2]、黃祖輝等 [3][4]、潘勁 [5]、苑鵬 [6][7]、趙曉峰等 [8][9]，而《中國農村經濟》、《中國農村觀察》、《農業經濟問題》則是發文較多的三大刊。[1]

　　由此可見，合作社研究是當前學術界比較熱門的學術議題，研究成果呈現出量多、面廣、質高的特點。應該說，這些研究無論是在推動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立法方面，還是在助力農民專業合作社建設方面，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總體而言，很少有討論到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系統研究，在中國知網檢索到的現有研究文獻中，潘勁是為數不多且極為敏銳地捕捉到合作社與村兩委關系的學者，她指出，在村干部領辦的合作社類型中，由于領辦者與村兩委融為一體，既可以發揮村兩委的政治影響力和行政動員力，又可以發揮合作社的經營效能[10]26-38。此外，則是少數文獻相對寬泛地涉及到了農村黨建引領、群眾路線與合作社經營互促互融的關系[11]83，但是對于黨建到底如何引領合作社建設、又如何與合作社發展互促互融則語焉不詳。

　　基于此，筆者試圖結合實地調查所獲得的經驗材料，對此深化展開一些討論。筆者田野調查點位于山東省招遠市蠶莊鎮西溝村，調查時間自2019年7月6日始，至7月25日結束。資料收集方式主要采用無結構式深度訪談法。

　　二、解決誰來種地和耕作方便問題：鵬泰農民專業合作社概況及成立緣由

　　鵬泰農民專業合作社，成立于2008年，主要從事現代化農業種植、生產、儲藏、運輸、加工和銷售等工作。注冊資金1300萬元。股權由兩部分構成，一部分是村集體投入(冷風庫和機械設施)加上農戶土地(500畝)，共占股51%;另一部分是由五位職業農民帶農業技術及每人10萬元現金作為股金投入，合計占股比例是49%。合作社成立后，與之相應配套的是成立了鵬泰農業有限公司，注冊資金3000萬元，主要負責合作社農產品的銷售。鵬泰農業有限公司主要是為了方便鵬泰農民專業合作社對接市場，在功能上類似于合作社借以進入市場的“殼”，實際成員特別是領導層的構成與合作社相同。

　　該農民專業合作社之所以成立，其緣由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因為村莊農地生產的地塊十分分散，農民耕作不便。全村約500畝耕地，粗分就可以被分成四類地：100畝優質一類地、100多畝土質、水肥條件都還不錯的二類地、200多畝各方面條件欠佳的三類地以及散落的細碎成無數塊插花地。這些過于細碎的土地，既不便于連片耕作，也不適合現代化的農業生產。

　　其次是種地勞動力老齡化嚴重，這既不適應農業技術的發展進步，也不安全，并帶來過一些生產安全隱患。盡管有不少年輕人在村莊的工業企業輪胎廠工作或在村兩委工作，但總體來說，與全國趨勢相似的是，大量年輕人仍然選擇外出務工，當然，因為當地縣域經濟發展較好，務工地點主要仍在本地?？陀^后果是，從事農業生產的年輕勞動力嚴重不足，而主要以老年農民為主。老年農民因為身體機能衰退、知識積累陳舊等各種原因，越來越難以符合現代農業生產經營的需要，而使得農村的農業生產面臨越來越多的困局。例如，開電機、用水泵、接電、精準的肥水管理和田間管理以及越來越現代化的銷售工作等，高齡的老年農民都很難勝任。

　　在農民專業合作社成立之前，有幾個案例的發生加速了前述考慮到了必須加以解決的階段。一個案例是，西溝村當時有一農戶秋收玉米，因為年齡大了，在體力上無法完成而需要在村外務工的兒子回來幫忙，恰好當時碰到下雨天，兒子在趕回來幫忙的途中發生了車禍，最后導致的結果是，不僅該農戶玉米無法秋收，他還需要去照顧受傷的兒子。另一戶案例則是因為年齡大了在開拖拉機到玉米地收割玉米時，不小心出車禍了，并不幸將他自己倒扣在車廂底下而死亡。該村還有一戶老年農民則因接電線到田間時觸電死亡。還有一戶老年農民則是因為從果樹上摘果摔下而斷腿殘疾。所有這些案例都表明，各種結構的變化對農業生產提出了新的要求。固守在原有模式下，已經越來越無法適應發展的需要。

　　再次是相關政策的刺激。2006年10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的頒布，為鵬泰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成立從政策上拋下了定心錨。而2007年完善農地二輪延包政策則為合作社通過土地流轉解決用地問題提供了政策保障。

　　三、實化的集體地權結構與合作社的經濟基礎

　　(一)集體地權結構的歷史脈絡

　　1985年8月1日，作為蠶莊村的一個自然村的西溝村從中分立出來，成為獨立的行政村。當時的情況是，西溝村共67戶150人，分立出來時共370畝耕地，人均2.47畝。此后，西溝村黨政班子持續地帶領群眾開墾荒地，分立出來時人地匹配的情況因此而固定而不再進行調整，每年新開墾荒地則按人口變動總數均分到新增人口，而對于去世的老人則不需要將其土地調整出來，從而摸索出西溝村的增人增地減人卻不減地的模式。開墾荒地一直持續到1993年，總開荒面積120多畝地，加上之前分立出來時的約370畝，共構成今天西溝村500畝耕地的基本格局。西溝村的這一模式，其訣竅就是通過做加法來實現利益的再均衡。它深刻地暗含了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理論邏輯。其特色特在兩個方面：一是做加法的領導者是黨;二是承認適度的利益差別存在，因而沒有動存量土地。其社會主義的理論邏輯則在于通過增量利益部分的均分而實現了利益分配的基本均衡。

　　(二)集體地權結構的當下坐標

　　成立農民專業合作社，最重要的就是土地問題。如何將土地有效地流轉集中起來并高效利用事關合作社能否辦得成以及能否持續的問題。

　　一般來說，我們常見的合作社用地邏輯是，將農地流轉集中給合作社，再由合作社流轉給大戶或公司經營，農民從大戶或公司經營中獲得土地租金收益或相當于土地租金收益的剩余分配。從地權結構看，土地是一步步從農戶到村集體經濟組織中剝離出來的，為了讓大戶或公司能“放心”經營，就有必要保持地權的穩定，因而也就需要剝離得越徹底，最終結果是，土地離村集體越來越遠，村集體僅僅只在名義享有“所有權”。附著于土地上的“剩余”是隨著地權的轉移而轉移的，當地權結構分離后，離村集體越遠，村集體自然就越無法獲得土地上的剩余，集體經濟也就更加無從談起。這就好比將巧婦手中的米分離出去后，巧婦不僅無法下鍋做飯，也跟飯沒有多大關系了。而這幾十年中，我們在地權改革方面所探索的主要思路都是如何服務于這一點的。從所有權和使用權的分置，到承包權和使用權的分置，再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的分置，本質上都是設計讓土地離集體遠點，再到離一般意義上的農戶遠點，離大戶和農業公司近一點。

　　西溝村的探索思路剛好與上述一般情況或當下通常情況是相反的。其一切出發點都是為了如何讓土地離集體更近一點，從而在生產資料方面為西溝的集體化道路提供堅實的經濟基礎。因為，事實上，并沒有任何法律條款或政策宣示明確過，農地不能向村集體流轉集中。而西溝村正是發揮了該村黨政班子和村民的智慧，積極探索了在地權分置的前提下如何讓農地向村集體流轉集中的模式。村集體本來就擁有農地的所有權，分離出來的使用權或物權化的承包權屬于農戶所有，而從承包權基礎上進一步分離出來的經營權則可以流轉到農戶以外的主體，這個主體并沒有將村集體排斥出來。西溝村極其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一點，因而他們在流轉土地集中時所思所想都是如何流轉集中到“村集體”中來，從而讓“集體”在“所有權”和“使用權”或“經營權”的基礎上統一起來，將原本被“虛化”的集體“實化”，，這為村集體經濟的發展特別是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成功奠定了極其堅實的經濟基礎。

　　(三)地權結構的具體安排

　　有了歷史脈絡和當下坐標后，剩下的就是如何具體安排土地的流轉集中，從而讓農民專業合作社有土地可以經營耕種。

　　第一，所有土地在“數字”上都重新“收回”并會“打亂”重分。這一點主要是依據第二輪延包政策而實施的具體方案。“數字”主要是“人”和“地”的匹配而非“地塊”的“物理”上的匹配調整。這種做法，其實是尊重了農戶對農地“承包權”物權權利，也就是說，“地”在物理空間上與原有的“人”的匹配都沒有動，這種實踐實質上是“地權”的“數字化”探索。它的好處就是在“數字”上調整了現有人口變動即村莊成員權與利益相匹配的辦法，核心邏輯仍然是“利益均衡”的思考。

　　第一步能解決80%農戶的土地流轉的“憂慮”，但仍有“少數”農戶根據自己的實際情況而言仍是不愿意的。所以，這就涉及到第二步，在“數字”上“利益”均衡后，“物理”上主要針對的難題就是，如何來解決這些“少數”農戶不愿意他們的土地被流轉集中的情況。“少數”農戶的情況，并非其故意要刁難村里的決策，而是與他們實際的家庭結構和農業經營安排有關。通常來講，20%的農戶就是在前述合作社緣起中之外的情況，這些農戶有合適的年齡結構或合適的相匹配的知識結構能從事現代化的農業生產，或者綜合條件不適合外出務工而在務農中仍可以充分發揮作用的農民。西溝村的思考是，結合80%的農戶的意見和村兩委班子對方向的精準把握，在實際操作過程中采取了兩種辦法：一種是，需要維系原有的農業生產經營模式從而不愿意土地被流轉集中的情況，村集體不反對，但所選之地村集體有權決定，于是，村集體將那些水源條件不好、道路交通設施不好等各種綜合條件都很差的“地”統籌拿出來供那些20%的農戶選擇;另一種就是，熟悉現代農業生產技術和銷售等各種現代農業知識體系的農戶，可以作為“職業農民”納入到“合作社”中作為具體的“農業工人”而聘用，從而讓他們的“農業知識”資本可以在現有條件下得到具體體現。

　　經過這些運作，剩下的那20%的人最終也愿意他們的農地被流轉集中到村集體。最后，西溝村幾乎將全村500畝土地全部流轉集中到了村集體手中。從而，在當下的地權結構的實踐中，實際上實現了村集體在土地上的所有權和使用權或經營權的統一，而“承包權”仍然被“數字化”地被農戶所占有，農戶則依據“數字化”的承包權來分享被流轉土地所能獲得的利益。

　　四、黨支部領辦與合作社的組織結構特點

　　從形式上看，鵬泰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組織結構由理事會和監事會構成。

　　理事會是合作社的具體負責的機構，設有理事長，由村黨支部書記劉汝明擔任。村兩委其他班子成員(一位村主任同時也是村黨支部委員，另一位黨支部委員)和農業有限公司的總經理王玉政(最早入股加入合作社的職業農民之一，實際上也是合作社里具體經營操作層面的總負責人)、會計(村集體財務總監，事實上不僅負責合作社的會計工作，還負責村兩委、鵬泰輪胎廠和鵬泰商貿服務有限公司的會計工作)和出納一起為理事會成員。監事會則由三位村民代表擔任。監事會的設立，從形式上來說，主要是為了符合法律需要或按照法律設定需要而設置的，在實際運轉中，雖然能起到一定的作用，但相較于理事會來說，其作用大致可以忽略。

　　合作社組織結構的特點之一是，其成員基本上都統屬于西溝村集體，屬于村集體總體里的一員，充分體現了“社會主義”的性質。也正是這樣，所有合作社的成員，包括職業農民，以及在監事會和理事會負責的人，因為大部分同時是村兩委班子成員和村辦工業鵬泰輪胎廠職員，他們都只拿一份工資收入，這份工資收入對應的都是村集體，而非具體的科層化的組織結構。因為，按照單一的科層制體系里對應的職員來看的話，理論上，所有這些成員都可以同時獲得幾份收入，例如：農業有限公司總經理和合作社具體負責人的職業農民，至少就可以從理論上獲得兩份收入(合作社經營的職員收入和農業公司總經理的收入)，但他實際上每年就是包干獲得一份工資收入;在合作社理事會擔任職務的村兩委班子成員因為同時又是輪胎廠管理層的主要干部，他們實際上也只獲得輪胎廠一份工資收入，從理論上來說，就合作社而言，他們的工作性質其實相當于是“義務”勞動。但是，所有這些人都沒有這樣去區分，而是都將他們自己定位為集體里的一員，所承擔的任務只有輕、重、多、少之分，而沒有所謂工資一份、兩份或多份之分。所以，在西溝村，人員的打通使用和工資的打通使用，與生產資料的打通使用和分配的打通使用，全部都是“打通”的，這顯然是“社會主義”的最大特質，而其中糅合的個人魅力、傳統道德等各方面的約束，恰恰是“中國化”的特點。這些也是合作社可以取得成功的組織結構原因之一。

　　合作社組織結構的特點之二，就是黨的領導作用。村黨支部成員幾乎是“平移”的方式悉數進入合作社理事會，黨支部書記同時是合作社理事會的理事長，這有助于將黨支部的決策意圖貫徹到合作社中。但是，黨的領導作用在合作社中僅僅是統攬一切和協調各方，而非具體參與生產、銷售等直接的專業性的農業生產經營環節。實際負責生產、經營、管理和銷售的是職業農民王玉政。

　　黨支部的領導過程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規劃方面;二是分配方面;三是中間各環節的協調和監管方面。從規劃方面來說，其實就是合作社每年經營的開頭部分，由合作社具體負責的職業農民王玉政報出書面的具體方案，方案主要包括該年度的投入、種植品種、市場行情的預估、收入的預估以及人財物的大致匹配安排及其管理等等。方案提出來后，送交黨支部和村委會討論審議，參與者不僅限于支部委員和村委委員，還包括能正常參會的其他黨員。大家就方案中諸項特別是種植規劃、市場行情把握和市場預期展開充分的討論，針對其中可能存在的問題和預期的風險進行建言。例如，哪些作物類別和品種最近幾年市場行情都很好，是不是當年減少一些種植面積，而哪些作物品種最近幾年都在虧損，當年是否需要調增種植面積。在充分討論醞釀并審議通過后，合作社的職業農民則按照方案具體實施。從分配方面來說，由村黨支部和村委會開會討論方案定好分配原則以及分配的具體條塊去向，最終再由村黨支部書記拍板決定，這一環節主要體現的是對合作社經營的結果管理。

　　規劃和分配兩個環節，實質都是“搭臺子”的環節，而中間的生產銷售等具體過程環節屬于“唱戲”部分，村黨支部不具體參與，也即他們所定位的“只搭臺，不唱戲”，但是“不唱戲”不等于“不看戲”，并非對中間環節完全撒手不管。當中間環節遇到困難時，合作社負責的職業農民可以向村黨支部反映并尋求幫助，村黨支部則盡力協調。例如，2012年種植大姜，豐收之后卻遇到市場價格斷崖式下跌的情況，當時投入成本每斤約1.5元，總收成有80萬斤，而市場價只有0.5元每斤，意味著至少要虧損80萬元以上。如果僅靠職業農民去應對市場突來的風險，當年僅大姜一項種植即可將合作社虧損至垮。最后，村黨支部主動協調市場銷售，通過各種渠道找路子，終于找到一家深加工姜汁養生酒的企業收購大姜，才克服風險度過難關。

　　職業農民的角色非常重要，除了懂技術、會生產、能銷售等基本能力外，他們還需要承擔很多細碎化和精細化的專業管理工作，這些專業的管理工作恰恰是最有“彈性”的，也是“模糊空間”最大的，而這些往往不可能由村黨支部的干部或黨員來完成。例如摘蘋果，一天一個勞動力能干多少活且能干好，職業農民最清楚，他在田間地頭一線盯著就會充分配置好資源。比方說工資結算，是按一天結算還是按一棵樹或一畝地包干結算就有講究。一般而言，從市場角度看，包干效果最好，因為按天算就會容易有磨洋工的情況。但是，實際情況是，包干的效果會最差。一旦包干，因為工資已經固定了，零工就會圖快而非像按天算那樣圖慢，一旦圖塊，放蘋果時就不會輕拿輕放，摘的時候動作也會粗暴一些，這樣的后果就是蘋果的殘果會很多。在活干了但沒干好和活干了但干得太慢之間的“彈性”和“模糊”，其實就是“專業”，這種情況下，職業農民的作用就能充分發揮出來。

　　五、合作社的生產、銷售與收益

　　鵬泰農民專業合作社不僅在當地，即使放在全國語境中來說，其運行都是相當成功的范例。因此，詳細考察該合作社的生產安排，以及具體的銷售收入，有助于我們把握當下和未來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功能定位。

　　土豆的成本投入主要包括：人工工資畝均1100-1200元;種子畝均330元，每畝需下種約220斤，每斤種子價格約1.5元;肥料主要是有機肥，畝均360元;深翻殺菌畝均60元;地膜畝均100元，每畝約需2塊地膜，每塊地膜價格50元;機械油耗(柴油)畝均110元。此外，作為福利分配，全村按人口分，每人每年發放20斤，收時發放5斤，下半年中間一次發放5斤，春節發放10斤，全村約需6000斤。冷風庫用電因為將剩余不需要用到的庫眼(總共有20個庫眼)出租給外村村民從而可以獲得租金收入(每年15.0萬元)，因而基本上沒有將用電成本計入(每年冷風庫總用電成本約2.0萬元，冷風庫的租金還能節余出13.0萬元)。如此比較詳細地核算后，土豆畝均利潤約3480元，總利潤在41.76萬元。因為有冷風庫的儲藏調節，可以靈活調整出庫時間以獲得較好的市場價格，所以，土豆的年收入基本能夠保持相對穩定。

　　地瓜有5個品種，包括煙薯25和濟薯26共40畝，紫羅蘭少量耕種，西瓜紅屬于試種，蘇薯8號50多畝。煙薯25和濟薯26的投入成本，包括種子每畝約1100-1200元，有機肥每畝170元，柴油在100-120元每畝不等，人工工資1600元每畝，殺菌70元每畝，膜每畝100元。

　　大姜投入成本高，每畝姜種就需要約850斤，每斤種子價格2.5元，一畝的種子成本約2100元。因為無法使用機械播種，需要人工精細地一顆一顆得插在土里，導致人工工資每畝在6200元左右，此外，高鉀肥的投入每畝約需5200元，殺菌在600-700元左右，遮陰網每畝投入約600元，柴油約330元每畝。總成本投入下來每畝約1.5萬元。也正是因此，大姜作物的風險也很高。銷售價格最高的時候也有達到過7元每斤，最低的時候有跌破1元每斤的情況(即前述例子中后來通過加工姜汁酒而避開了風險的那次)，當然，一般情況而言，大姜價格約在2元每斤。早期因為價格好，沒有遭遇滅頂之災式的風險的時候，大姜多的時候種植面積達到100多畝，經歷一次滅頂之災式的風險后，村黨支部和合作社商議規劃不再盲目擴大面積，從而盡量分散風險。

　　因為蘋果在煙臺種植面積總體較大，因此，鵬泰農民專業合作社規劃蘋果種植面積就相對較小，僅有20畝煙富10。蘋果的投入成本也很高，與大姜相似，也是勞動密集型的農產品，特別是套袋一類工作需要大量勞力投入，畝均成本所有的加起來在1.0萬元左右。小麥和玉米幾乎不賺錢，但也不會虧本，價格波動不大，投入、產出、收益都比較穩定。苗木和雪松則是剛開始投入，需要五年才能進入市場銷售并預期有相對較好的價格，但目前幾乎是純投入。

　　所以，上述所有農業種植的純收入在90-100萬元之間。進一步地，我們還需要明白的是，上述人工成本僅僅只是指支付的零工的工資，而不包括在合作社專職生產、銷售、管理的職業農民的工資和會計、出納的工資，其中，合作社具體負總責的職業農民王玉政的年薪是8萬元，另外兩位職業農民(包括一位與王玉政工作性質類似但不負總責的職業農民和一位專職的拖拉機等機械師)的工資年薪分別為7.5萬元、5.0萬元，合作社出納的工資年薪4.0萬元，會計的工資7.2萬元每年。這些人的工資每年總共需要支出26.7萬元。如果從合作社中支出的話，那么，合作社每年的利潤盈余大致只能維持在60—75萬元之間。如果再進一步扣除設備折舊等各種費用，實際利潤數字比這還要低一些。比較保守的估計是，鉚足勁，在市場行情不出現特別大的風險的情況下，合作社每年的利潤當在60萬元上下。如果平攤稀釋到每畝土地上，這意味著每畝利潤約在1500元。這個數字，實際上也符合農民在不流轉土地的情況下自己耕種所得利潤的大致情況。鵬泰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特殊之處在于，其專職人員的工資支付實際上是由西溝村集體工業企業鵬泰輪胎廠的收入支付的。因此，從賬面上看，合作社的利潤也就仍然比較可觀。

　　當然，政府部門以及當地農業科研機構也有一些補貼支持合作社的發展，例如水肥一體化項目試驗獲得10萬元補貼，地瓜高效栽培項目獲得了6.5萬元補貼，土壤有機質提升獲得了10萬元補貼，大姜項目作為高效農作物項目獲得了100萬元的大額資助，但實際財務到賬只有51.6萬元。這些是截止到筆者調查時，合作社所獲得的所有村集體以外的補貼支持。其他諸如道路、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則基本都是近十幾年來國家持續的對農村公共基礎設施的不斷投入，合作社僅需支出維護成本。

　　通過這些細致的核算工作，筆者想說明的一個基本道理是，所有農民專業合作社，其功能定位的重點不應該是為農民增收方面。也就是說，不管人們如何花樣翻新，農業剩余始終是相對固定的。鵬泰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種植種類主要還是經濟作物類，如果以全國的情況來看，糧食作物的耕種當然是最主要的，而其剩余比起經濟作物而言還要更少一些。那么，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功能定位在當下和未來到底應該如何定位?我們后文將會延此思路做進一步討論。

　　六、合作社的剩余分配與確保農業剩余不溢出村莊

　　合作社自成立之初至今，除了初始一兩年沒有多少盈利和2012年遭遇大姜市場風險而安穩度過危機后，其余各年份基本都屬于“盈利”狀態。如何分配合作社經營農業所積累的剩余，就非常關鍵。它不僅關系著合作社能否繼續運轉，也關系著村民將土地流轉給合作社后的具體期待能否落地。

　　在分配的原則上，村黨支部的考慮是，農村人口不像城市居民或行政事業單位職工有較為完備的社保，農民唯一的保障就是土地。所以，合作社剩余分配的第一原則就是要體現其社會保障的功能。應該說，西溝村抓住了分配原則的第一關鍵。因為，在當下，只要農地不能非農使用，只要其仍然維持農業生產功能，其增殖收益就是相對有限和穩定的。在這一背景下，土地在農村更多充當的就是社會保障功能。

　　合作社剩余分配的第二原則就是要處理積累與消費的關系。是按股每年將剩余全部分光從而讓農民短期內更有明顯的獲得感還是要留足積累用于后續發展?對此，村黨支部的原則是，必須要留夠足夠的積累從而逐步讓合作社自身具備造血功能。他們秉持穩中求進的總基調：首先是求穩，寧可少賺也要爭取不虧損尤其是不能出現虧損至垮的情況;其次才是追求穩的基礎上發展，發展不設上限，而求穩必須有下限。

　　合作社分配的第三原則是，不僅分配收益，理論上也需明白無誤地告訴村民，還需分配風險。實踐過程中，合作社力求穩中有發展，但是不能百分之百的保證不出任何風險，一旦出現類似2012年那樣的大姜種植的巨大市場風險的時候，如果沒有任何辦法可想的情況下，也需要共同分擔風險。事實上，之所以需要農民專業合作社，也與此高度相關。一般而言，農業產業和農產品特性本身就具有高風險性、季節性、時效性、空間分散性、規模局限性、分散經營的弱勢性等特征[12]80。因此，盡管合作社成立至今十多年里，從未出現過分配風險的情況，但是，在村黨支部領導和確立的這條原則下，村民都十分清楚，如果出現不可逆的風險的時候，他們可以一起承擔。

　　為了確保第三條原則里的風險盡可能不出現，就必須要堅持前述第二條原則，而要堅持好前述第二條原則，事實上就必須要對第一條原則的清楚定位有充分清醒的認知和把握。三條原則同時要堅持好，就必須要在具體操作層面做到量入為出并有剩余積累用于可持續發展。事實上，一方面，積累可以用于穩定的投資。例如，冷風庫的升級改造，總共投入花費38萬元，改造之后，節余的庫眼就可以租給更多有需要的農戶或企業主，從而獲得穩定的租金收入，而這38萬元并沒有從輪胎廠里拿錢，這表明合作社已經具備造血功能了。苗木和雪松的投入合計33.6萬，也是來自于合作社的積累。另一方面，反過來說，積累剩余又可以用于調節風險。因此，分配方案除了分配所得，也要分配潛在的所失，既分配收益，也分配風險。如果分光殆盡，一次風險就是滅頂之災，合作社就垮掉了?？此品e累是積累，風險是風險，但轉換思路看，當將積累剩余也當做是風險來分配的時候，仍然是在分配。這其實是一種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分配哲學在西溝村的智慧體現。合作社后來剛開始的幾年的資金實際上全部都留作了合作社的積累，有了積累就有了造血功能，反過來也能輸血。

　　有了對前述三條原則的確定堅持以及對三條原則辯證關系的精準把握，最終在操作層面的具體分配方案上，在村黨支部領導下，各方都能比較容易達成一個互相都能接受的實施方案。這一方案就是：60歲以下的不參與分配，60歲及以上的參與分配。隨著年齡上升而身體機能逐漸衰退的作為弱勢者的老年人，就成了合作社剩余分配的杠桿，當然也是村集體剩余分配的杠桿。而具有勞動力的年輕人實際上就成了合作社積累的杠桿，實質上也是村集體積累的杠桿。

　　在具體分配方式上，合作社規定，凡西溝村民年齡在60歲及以上的老人，每年發放2400元，即每月200元，按季度一年共發放四次。目前全村共有符合條件的老人54人。每次發放均為現金，且需要老人親自到村部財務室領取，對于行動不便的老人，村干部負責親自接送，目的就是讓村民通過這種儀式感來增強分配的獲得感，從而讓老人有盼頭，也能借此教育年輕人。從2019年開始，合作社新增了一項分配福利，即凡是年滿65歲及以上的西溝村老人，每天均可到村辦夕陽食堂免費吃中餐。事實上，分配方式定好后，在合作社成立當年就開始了分配，當年因為合作社還沒有盈利，所分配的錢就從村輪胎廠的積累剩余里支出。后來有一年輪胎廠因為當時銷售終端地的環保督察問題，導致某銷售終端地的鐵礦生產關停，使得輪胎銷售受到很大影響，輪胎廠亦面臨暫時困境時，就從合作社的剩余里面拿出一筆錢支持輪胎廠度過難關。

　　七、討論：西溝經驗的一般意義

　　行文至此，筆者將繼續從兩個層面對合作社建設的西溝經驗的一般意義做進一步討論。(一)走中國特色的集體化農民專業合作社建設道路

　　在農民專業合作社建設方面，西溝村的最重要的成功經驗就是走中國特色的集體化道路，“集體”是體現西溝農民專業合作社建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重要特征的核心因素。它表現在經濟基礎、上層建筑與具體環節的良好配合過程中。

　　(1)農地集體所有權實化是農民專業合作社成功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

　　合作社重在“合作”，而“合作”就是一種“集體”聯結的過程，所聯結的過程的結果的具體狀態或組織形態就是“合作社”。一定的組織形態必須有相應的經濟基礎作為支撐，否則，就會在實際運營過程中產生種種張力。就農民專業合作社而言，作為最重要的生產資料的農地及其制度配置，就是合作社最重要的經濟基礎。

　　既然合作社是“集體”聯結的過程，那么，其建設就必須有相應的體現“集體”的經濟基礎來支撐。在農村，對于農民專業合作社來說，這個“集體”最重要的一環就是農地的集體所有。農民專業合作社要能正常經營運轉，農地的集體所有權就必須實化，也即村集體這一大集體或合作社這一小集體(如果是以全村和全體村民為單位，大小集體就是合一的)要能夠對農地具有實質性的支配權、處置權、使用權或經營權。

　　在這一點上，西溝經驗的一般意義就在于，村民仍然保留了農地的承包權，且村民依據承包權參與了村集體剩余的分配，本質上對村民并沒有什么影響，但集體卻實現了所有權和經營權的統一，從而為農民專業合作社提供了堅實的社會主義經濟基礎。

　　(2)黨支部領辦是農民專業合作社建設成功的社會主義上層建筑

　　東南西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上層建筑的最根本的特征就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而村黨支部的領導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上層建筑在農村的最根本特征的具體體現。農村基層黨的建設不是空泛的說辭，要取得指導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具體實效，它必須要落地并需要有具體抓手。因此，黨支部領辦合作社本就應是農民專業合作社的題中應有之義。所謂領辦，是指黨支部領導合作社辦，不是黨支部親自操辦。這就好比一艘航船，領導的呈現方式是定盤子(掌舵)和定航向(校準方向)，而不是劃槳(親自操辦)。

　　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在領導的過程中，主要體現在規劃、分配、協調和監管方面。

　　規劃使得合作社的經營帶有一定的計劃性，從源頭上集思廣益，而非完全放任市場自發或無序經營。同時，規劃的前提是在職業農民的具體謀劃下所制定的方案，這些方案本身不僅沒有排斥市場，恰恰又是與市場相銜接的。有了職業農民對接市場環節的把關，村黨支部在規劃環節中就只需要核準大致方向而無需干預到微觀具體環節。

　　同樣，在分配方面，村黨支部的領導主要體現了村集體對集體剩余分配和調節的作用。其最高原則是確保所有剩余的分配不溢出村莊，而留在村集體內部。這與其他公司+農戶或公司+合作社的模式完全不同。特別是，在村黨支部領導下，農民專業合作社經營所積累的剩余也只是村集體所有剩余的構成部分之一，而并非全部，它與集體剩余其他構成部分可以在“集體”的名義下根據村黨支部領導的原則，來安排“打通”使用。這種機制的好處是，不僅充分增加了合作社運營時的靈活性，最重要的是增強了合作社應對市場風險的能力。簡言之，合作社所面對的市場風險也不僅僅是合作社自己所要面對的風險，同時也是村集體需要面對的風險，村集體在黨的領導下，就既可以集中力量辦大事，也可以集中力量分配剩余的同時分配風險，從而更能應對風險。

　　當然，重點抓好規劃和分配后，村黨支部領導在不介入具體生產、銷售、田間管理環節的前提下，并不是對生產、銷售、田間管理環節完全“睜眼瞎”即徹底放任。事實上，僅靠職業農民，絕大多數時候，他們可以解決農業生產、銷售和田間管理中的95%的事情，且只有他們的專業水平能管理好和經營好這95%。問題在于，合作社總會在一定的時候遇到有5%的事情是依靠他們的力量解決不了的。例如前述大姜種植2012年所遭遇的那種巨大風險。又比如合作社灌溉所需要的水庫建設，所投入資金可以依靠合作社解決，但涉及土地、利益調配等需要與千家萬戶小農對接的事情，就必須要村黨支部來領導解決。因此，村黨支部的領導就還體現在這5%的事情的協調和監管上?？偠灾?，農民專業合作社不能脫離農村具體的社會結構，而村莊雖小，亦有如治國，同樣是五臟俱全地涉及到東南西北中的方方面面，能夠協調各方、管好一切的只有中國共產黨，這是確保農民專業合作社能夠成功建設的最重要的上層建筑。

　　(二)合作社的功能定位是服務于推動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社會現代化

　　有了前述討論和把握，就有助于我們討論新時代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功能到底應該如何定位。從我們前文敘述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生產和銷售詳情來看，增收如果不是一個偽命題，至少也不是一個重要議題。事實上，只要我們將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經營范圍以及土地使用等仍然限定在“農業”上而不是“非農使用”上，土地里面所生產出的畢竟都只是農產品而不是什么“金娃娃”，所以，附著于其上的利潤總體而言仍是有限的。適當增收也許是可能的，但那種想大規模增收甚至期待依靠合作社這種經營方式轉變就可以帶領農民致富的想法，顯然是不現實的。在這一點上，此前已有許多學者論證過，如朋文歡、黃祖輝認為，合作社并不必然提高社員收入[13]57。在筆者看來，在新時代，農民專業合作社的功能定位，應與黨和國家的鄉村振興戰略高度契合，即主要服務于農業現代化和農村現代化。

　　(1)推動農業現代化

　　首要解決的是地有人種且耕作方便。當前和未來很長一段時期內，改革開放以后出生的農民，絕大部分更愿意留在城市。即使在城市無法安居，但只要能夠暫時樂業，不到萬不得已的時候，他們都不愿意返鄉。這一客觀情況所導致的后果是，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越來越老齡化，加上土地細碎化帶來的耕作不便，使得老齡人口種地更加艱難，從而造成新的拋荒情況。從西溝的經驗來看，其一般意義在于，關鍵一點就是可以依靠農民專業合作社的運作來解決誰來種地以及耕作方便的問題，而這正是農業現代化的人力基礎，舍此，都是空談。

　　其次是對接現代農業科技和現代農村品市場。農業要現代化，其關鍵標志就是農業科技現代化和農產品市場現代化。單家獨戶的農民無法成規模地對接現代農業科技，也無法有效接受各種農業科技培訓。同樣，單一農戶也無法有效對接現代市場。特別是互聯網+等農村新業態出現后，涉及網絡技術、市場信息捕捉、移動支付、乃至農業金融等系列新技術的運用，單一農戶尤其是知識體系相對陳舊的老齡農民是無法應對的。農民專業合作社通過聘請和培訓現代職業農民，可以更好地做好這些方面的工作。

　　其三是對接國家財政支農資金對現代農業的扶持。新時代，國家扶持農業不可能繼續沿用原來撒胡椒面的方式，將財政資源普惠性地稀釋到千萬個單個農戶家庭，從而沒有更大限度地發揮國家財政資金的支農作用。農民專業合作社就可以成為國家扶持現代農業的對接組織，且通過合作社這一杠桿，可以激活農村集體，從而讓農村集體經濟真正發展起來，進而為新時代的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提供堅實的集體經濟基礎。

　　(2)推動農村社會現代化

　　農村社會現代化的標志，最終關鍵還是在于農民是否現代化，也即人的現代化問題，這是農村現代化的本質特征。就農民而言，首要一點就是如何將他們納入現代職業體系。也即是說，農村和城市只是物理上的空間分布不同，而不再是制度或文化上的鴻溝差異，而農民和市民也只是職業上的不同，都屬于現代職業體系中的一種“職業身份”，而非原來附著于戶籍制度上的“制度身份”和“文化身份”。

　　將農民納入現代職業體系，農民成為職業農民，其含義是指具有農村戶口的人口，既可以從事現代農業，也可以進入城市從事現代工業和服務業。他們不僅可以在原籍地從事現代農業的職業化工作，也可以在其他地方從事現代農業的職業化工作，即一些學者所說的“農民農”[14]52-53。所以，農村現代化的最終標志應該是，一切在戶籍原籍地從事農業的“傳統農民”、在戶籍以外地方從事農業的“農民農”以及在戶籍原籍和外籍地從事工業或服務業的“農民工”都統屬于現代化意義上的“職業農民”。

　　如此一來，是否取消戶籍制度將變得無關緊要。只要城鄉公共服務體系融合發展了，城鄉職業體系打通了，農民本身現代化了，鄉村振興也就有望取得巨大成功了。而要完成所有這些工作，僅依靠原有的組織體系,不管是從現實來看,還是從歷史來看,都難具有成功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因此，農民專業合作社某種程度上就充當了孕育“現代農民”或“職業農民”的孵化器作用。合作社一方面是將職業農民直接納入了現代職業體系，另一方面是要將既沒進城務工，又沒在村從事農業生產，而是因為各方面原因而留村的人口，組織起來重新集體化。前者相當于再造“農民”，后者主要是在黨的領導下，依靠分配合作社剩余和風險的過程而重新組織農民、再造社會。

　　從這個角度看，以西溝而論，其經驗的一般意義還在于，村莊中的強者進入城市或農村的工業和服務業以及農村農業或城市市郊地區農業系統就業，他們成為現代化農村中的經濟剩余積累的貢獻者。而在強者之外的一切弱勢群體，特別是以老年人為主要特征的弱者，則通過農民專業合作社這個杠桿分享了經濟剩余的分配。弱者分享了社會的再分配，強者充分進入現代職業體系就業，就可以避免養懶漢的不良后果。而對于老年人而言，他們接受村莊剩余再分配的過程，既有經濟意義，也有社會意義，更有文化意義，反過來又促進了村莊秩序的善治，并進一步又可以為農民專業合作社的經營最大程度地減少麻煩，極大地降低各種交易成本，從而保證合作社的正常運營和應對各類風險的能力。由此而形成的這種良好的自循環體系，是西溝農民專業合作社取得成功并極而言之西溝其他各項事業取得成功的重要法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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