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農村城鎮化的一點粗淺思考

　　關于中國農村城鎮化的一點粗淺思考

　　一個農村人的思考

　　最近，筆者學習了一些探討中國農村城鎮化或者城市化的文章，其中不少貼近國情、不乏創見，但也有的“言非不辯也”，但“所欲者土地也”、市場資本利潤也。后一類文章的作者生在中國，不理解中國文化、不理解中國歷史，只被資本利潤遮住望眼，用西方城鄉二元對立的思維、用市場邏輯的方法思考中國鄉村的城鎮化，沒有考慮在東西方歷史、現實、制度和文化差異之下，中國應該走不同于西方的由資本主宰、市場邏輯主導的城市化道路。理由如下：

　　一、“芳林新葉催陳葉”，中國農村的城鎮化（未必是城市化）是一個必然趨勢。

　　農村的城鎮化的動力直接來自于城鄉的二元對立產生的巨大張力。這種張力則來自于生產力從農業到工業、從個體生產到社會化生產演進的現實需求，來自于人們、特別是廣大農民群眾對美好生活企盼的現實要求，來自于生活方式要適應生產方式的必然要求。從系統科學的角度分析，目前的城鄉社會系統是一個農村和城市二元對立的非均衡熱力學系統，有對立就有差距，有差距就有張力和勢能，有張力就要傳遞，有勢能就要釋放，使系統達到動態的均衡狀態，實現城鄉社會系統的一體化融合發展。問題的關鍵是采取什么樣的路徑來順應這種趨勢、實現城鄉系統的一體化融合發展?

　　二、“他山之石，未必一定攻玉”，中國農村的城鎮化必須立足中國的實際。

　　第一，中國從農村的村落到現代化的大都市是一個連續性的過程(當然，單從村鎮和大中型城市兩端看，呈現的是涇渭分明的二元對立格局)。正如南京大學張玉林教授所言“鄉村和城市(城鎮)在概念表述上是截然分開的，但在實際形態上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這是因為，從自然村到集市、市鎮、小城市、大都會，其間的人口規模和密度、居住形態和空間特征、職業差異和社會異質性，以及基礎設施狀況等等，都是一個連續變化或累積的過程。位于這個過程的多種聚落形態被稱為 “城鄉連續譜”，各種聚落都處于這個連續譜系中的某個位置，而兼有城鄉二者特征的形態較為多見”(見《張玉林:當今中國的城市信仰與鄉村治理》)。這是中國城鄉格局的一個特點，這是我們這個農耕文明起源的國家歷史傳承的結果。農村的城市化仍然不能立馬脫離這個特點，搞涇渭分明的、迅速大量消除農村的城市化。第二，中國農村數量龐大，非西方國家、特別是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可比。這就意味著農村的城市化不可能無視其存在的自然的、地理的、歷史的根據或者叫合理性而大量的消滅它，搞出西方那樣對立的城市和鄉村。當然，這不等于要否定合村并點、壓縮一定數量“位于生存條件惡劣、生態環境脆弱、自然災害頻發等地區的村莊，因重大項目建設需要搬遷的村莊，以及人口流失特別嚴重的村莊”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見中央五部委聯合《出臺關于統籌推進村莊規劃工作的意見》)，關鍵的還是以什么樣的思維、用什么樣的方式來推進這項工作。第三，中國是以農業起源的國家，祖先們基于單個人無力抗衡惡劣生存環境的現實考量、基于農耕方式對自然(天)的依賴而對天(人格神)的畏懼、崇拜，他們相互之間必然在農耕的生產生活方式基礎上衍生出以最基本的家庭血緣為單元、以家庭集合而成的家族(在早期是氏族部落、后來是國家)為集體核心的社會關系。因著這種生產方式和生產關系而誕生的思維上天與人合一、信仰上神與祖同源，政治上國與家同構，倫理上忠與孝統一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塑造了炎黃子孫公大于私、忠高于孝的高度的倫理自覺;塑造了中華民族天下一家的強大民族凝聚力、向心力。這些都是中華文明的寶貴基因，幾千年來一直維系著中華文明生生不息，成為了世界上唯一沒有斷流的文明。而這些寶貴的文明基因就潛藏在中國農耕歷史傳承下來的生產生活方式中和城鄉生存格局中。這些寶貴的文明基因與社會主義集體主義意識形態具有天然的契合性，是維護社會主義制度、維護多民族國家統一的重要心理和感情紐帶所在。這就要求，中國的農村城鎮化，必然要保持和維護中華文化和民族風格，而不是東施效顰，照抄照搬西方的城市化道路，進而自然而然的接受潛藏在西方城市化道路中的西方文化，在中國人的頭腦里潛移默化地植入西方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

　　三、“執其兩端，用其中于民”，農村的城鎮化應該有一個合適的速度。

　　由以上兩點所決定，中國農村的城鎮化是一個自然演變的過程，慢不得，但也急不得。慢不得，是因為：第一，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人們的社會化生產生活已經處于全球化、信息化時代，城鄉之間不應該出現一極衰落、一極興盛的兩極嚴重對立的格局。太陽之下都有平等接受陽光沐浴的天賦，大地之上都有共同分享資源饋贈的權利，我們應該努力消除資本和市場的自然、自發性所造成的城鄉差距，盡力促進城鄉之間的融化與平衡。第二，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消除工農差別、城鄉差別和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的差別是寫在了我們黨的理想旗幟上的、是銘刻在堅定信仰里的，我們必須為之奮斗不已。快不得，是由上述文章的第二部分“中國農村的城鎮化必須立足中國的實際”決定的，在數量上不能大量消滅、在速度上不能狂飆突進、在預期上不能一蹴而就，而應穩扎穩打，確保行穩致遠。

　　四、“生產方式決定生活方式”，農村的城鎮化是以農業的工業化為前提的，也應該是同步的。

　　生產方式的提高決定生活方式的改善，這是政治經濟學的常識(盡管生活方式對生產方式有反作用、特別是大中型城市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同時也是一種生產方式，但對于農村而言，這種反作用是不明顯的)。沒有農村經濟、特別是集體經濟的強力發展，僅僅指望通過市場資本運作、通過一家一戶的生產積累來推行城鎮化，是不可能快速有效推進的，也是會產生不少弊端的。一家一戶的家庭經濟不可能有雄厚的積累支撐大型的建設，一家一戶的經營方式在實踐中也阻礙了生產力的提高，同時也阻礙了農村集體集中力量辦大事優勢的發揮。時下，農村城鎮化的改造過程中之所以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與這種一家一戶的生產經濟方式關系很大。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南街村、華西村、劉莊村、周家莊公社、代村，他們發揮集體經濟辦大事的優勢，其農村早已實現了城鎮化或城市化。

　　五、“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鄉村的衰落、空心村的產生是有原因的。

　　目前之所以出現鄉村的相對衰落和大量的普遍的村莊“空心”現象，根子的原因是什么?從政策措施層面看，根子的原因是沒有堅持當初進廠不進城、離土不離鄉的就地工業化、城鎮化路線;而是推行了以市場邏輯為主導的、發揮城市特別是大中小城市天然的吸附效應、使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等資源向大中小城市集中的城市化路線(不是城鎮化)。盡管我們要求，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看不見的手)的同時，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看得見的手)，兩手都要硬。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看不見的手過硬，看得見的手過軟的現象仍然沒有明顯改觀。于是乎，在市場經濟天然的馬太效應作用之下，農村人去樓空的空心、鄉村衰落、小城鎮發展乏力等問題便成了必然。面對時下不少地方想盡千方百計、走遍千山萬水、說盡千言萬語、歷盡千辛萬苦招商引資和游說外出人才返鄉創業卻收效甚微的困境，我們是不是應該對沒有堅持當初的就地工業化、城鎮化路線有所反思?市場邏輯之下，嫌貧愛富、趨利避害的資本是我們發揮“精誠所至、金石為開”的主觀能動性能感動得了、能招引得來的嗎?如果我們把這種導致農村空心、鄉村衰落、小城鎮發展乏力的致病原因當成解決農村空心、鄉村振興和小城鎮發展乏力的良藥，是不是南轅北轍、會不會事與愿違?可以預見的是，如果這種思路不改變，即使合村并點建好的新社區乃至小城鎮，仍然會因為大中小城市的天然吸附效應而衰落，進而造成新的空心和資源浪費問題。這個問題在有的地方已經出現，并非空穴來風。這里，我還要說前面提到的南街村、華西村、劉莊村、周家莊公社、代村例子，他們利用發展集體經濟辦大事的優勢，實行了“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就地工業化城鎮化路線，其農村不但沒有空心，反而人氣旺盛、并對周邊有了強大的吸附效應。這不很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嗎?其實，深諳中國國情、一生都在關心關注關愛中國農業農村農民的毛澤東主席，早在上世紀50年代末就深刻指出：“農村人口不要引入城市，就在農村大辦工業，使農民就地成為工人，這樣有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問題，就是要農村生活不低于城市，或者大體相同，或者略高于城市，每個公社都要有自己的經濟中心，有自己的高等學校，培養自己的知識分子，這樣才能真正解決農村人口過剩問題”。見(1959年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和批注)

　　從經濟哲學理念層面看，根子的原因是違背了馬克思的“人與自然之間存在物質循環規律”(見何干強《論馬克思資本論中的唯物史觀---經濟研究和實踐應當確立的科學指導思想》)。如果按照資本和市場邏輯主導下的城鄉二元對立理念推行農村城市化，“資本主義生產使它匯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來越占優勢，這樣一來，它一方面聚集著社會的歷史動力，另一方面又破壞著人和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費掉的土地的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從而破壞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條件。這樣，它同時就破壞城市工人的身體健康和農村工人的精神生活。”(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 P552)。長遠來看，這種城鄉之間物質循環的破壞，一方面帶來了城鄉自然環境生態的失衡、現在已經擴展到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失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生態環境失衡。另一方面不僅帶來了城鄉經濟的失衡、城鄉社會的失衡，也潛藏了深刻的社會性危機。

　　六、“天工人巧日爭新”，中國農村的城鎮化要有自己的方法論。

　　自1840年西方資本主義打開中國古老塵封的大門以來，我們在西方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等全方位的沖擊下，數經跌宕、歷盡劫難，但終未被西方同化，而是立足中國國情走出了一條有自己特色的革命道路。同樣的，作為中國的國家建設和作為國家建設重要組成部分的中國農村城鎮化也要立足國情、同樣應該而且也必須有自己獨特的方法論。中國的城鎮化主要針對的是中國的農村，不應按農村本就稀少的西方國家資本主導下的市場邏輯來推進。這種市場邏輯的方式是：立足于城鄉本就對立的所謂先驗邏輯，刺激或逼迫農民往大中小城市狂奔，人為地搞城鄉二元對立，這種方法對西方國家有效果、也有好處，但對村落數量龐大的中國而言，顯然是不符合中國國情的，即使按此邏輯和方式推進也會是遇到并產生許多問題的。“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歐美城市化邏輯指引的拉美農村城市化的惡果仍然在阻礙著他們這些國家的騰飛(這方面的材料網絡上很多，在此不再贅述)。孔子說“不貳過”，就是希望人們不要在同一個地方絆倒兩次。先行者的教訓應該引起我們后來者的思考和借鑒。

　　總之，中國農村的城鎮化要堅決消除“凡是市場的就是對的、凡是西方的就是好的”新的“兩個凡是”錯誤理念，堅定理論、道路、制度和文化四個自信，堅定不移地走以城鄉集體經濟為主體的、以“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為主導的、有中國特色的就地農業工業化、現代化和農村城鎮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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