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關于合村并居，作者認為，背后的動力來自置換鄉村土地資源，動機是滿足好大喜功的政績工程，而過激合村并居的背后，是對鄉村振興缺心，對農民缺情；同時，拆村并居凸顯的是許多官員心目中理想的美麗鄉村，是西方式農村。最后提出：鄉村振興迫切解決的主要問題不是產業，更不是合村并居，而是修復鄉土文化。

　　合村并居再思考：此風不可長，此樣不可學

　　——警惕鄉村振興成為變相的消滅鄉村運動

　　作者：張孝德，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

　　正文

　　最近山東合村并居引發一系列討論。令人欣慰的是最近山東省委做出了回應：依法依規嚴肅查處強行拆遷、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

　　但仍然感覺，這件事還需要討論。因為這件事，不僅僅是山東的事，是關系到中央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到底以什么指導思想，向什么方向走的問題，也是事關國家社會穩定和政治安全之大事。

　　一、合村并居背后的動力來自置換鄉村土地資源

　　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的戰略，是五位一體的系統工程。在中央提出的五個振興中，其中最重要、最難做的是修復鄉村組織，修復鄉村文化，壯大鄉村集體經濟，因為這些工作關系鄉村振興內生動力的激活問題。

　　但十九大以來，許多地方政府，對于鄉村需要花內功這些東西，不感興趣。反而對鄉村振興中，并不是最核心的問題，如鄉村整治這件事高度重視，熱情很高。

　　在中央五部委聯合《出臺關于統籌推進村莊規劃工作的意見》中，明確提出，屬于搬遷的村莊是“位于生存條件惡劣、生態環境脆弱、自然災害頻發等地區的村莊，因重大項目建設需要搬遷的村莊，以及人口流失特別嚴重的村莊，確定為搬遷撤并類村莊。”按照這個標準，在中國村莊中屬于很少的比例。

　　從總體上看，合村并居并不是鄉村振興中，具有覆蓋面大、迫在眉睫、放在鄉村振興第一位必須做的事。但是在一些地方政府，偏偏對這件事高度重視，在其頒發的文件中，甚至把這件事上升到是鄉村振興的攔路虎，迫在眉睫，必須做，馬上做的事。

　　為什么落實鄉村振興戰略，竟出現如此大的偏差?

　　對此，我們必須正視其背后的動機。首先，許多地方政府真正感興趣的不是合村并居本身，而合村并居帶來的土地資源。在大規模推進城鎮化的過程中，城市土地資源控制嚴格。

　　于是,地方政府就把解決城市土地資源的出口，寄希望于利用城鄉土地指標掛鉤政策，做農村宅基地的文章。特別是在城鄉土地指標置換帶來的巨大利益的驅動下，既是冒險，也要使用各種手段，強力推進合村并居。

　　表面上看，是為了落實中央政策，甚至是高調喊著為了讓農民過上更美好生活的口號，其實背后的真正動機是謀算鄉村的土地資源。

　　2006年，山東成為全國首批城鄉建設用地增減掛鉤試點，合村并居行動就此加速。只用四年，他們就改造了近3000個村莊，搬遷安置6萬多戶農民，騰出建設用地指標近6萬畝。

　　這次山東在拆村并居中的德州，曾計劃將全市8000多個自然村全部拆掉，通過讓農民“上樓”，騰退出100萬畝宅基地，從而產生100萬畝城市建設用地指標。

　　二、合村并居背后的動機是滿足好大喜功的政績工程

　　大力合村并居背后，滿足的是好大喜功面子工程，希望用搞工程和運用資本的力量，在短期出政績。中央之所以提出鄉村振興，是因為21世紀以來，出現了城鄉發展的嚴重失衡問題。

　　一端鄉村資源快速向城市集中，城市化快速推進，而另一端，鄉村發展嚴重滯后，傳統鄉土社會分崩離析，鄉土生態環境惡化，鄉村集體組織軟弱無力，鄉村土地撂荒嚴重，鄉村教育撤點并校，導致幾千萬留守兒童默默承受著沒有母親陪伴的童年痛苦。

　　在城市與鄉村發展兩級失衡的背景下，使鄉村成為被遺忘的角落，成為沒有希望的地方，成為老人、兒童、婦女弱勢群體留守的鄉村，由此出現了許多空心村。

　　然而，我們對于鄉村振興所面臨的這些問題，并不上心，而是盯住所謂空心村大作文章。以一種宏大思維和規劃，將本來是屬于極少數村莊的事，通過頂層規劃，變成了一個讓大部分鄉村在很短時間內，變成外表美麗的鄉村的大手筆、大工程。

　　最近十多年來，政府在城市建設中，運用搞工程的思維，以政府+市場+資本的力量，快速實現了城市規模的擴張，取得了令人看得見的業績，完成許多稱為“大手筆”的面子工程。

　　在實施鄉村振興的戰略中，許多地方政府把這種建設城市的方式，搬到了鄉村振興上。在中央提出五個方面鄉村振興中，最能夠使用這種手段的，能夠嵌入工程和資本運作方式的就是“合村并居”。

　　而且，這種方式的好處是多方面，滿足城市化土地資源的同時，也能夠滿足在短期內，完成美麗鄉村建設的面子工程。

　　“農民是振興鄉村的主體”，所有的規劃與文件都在講，但是在具體實施時，我們發現主體變成了政府+資本+企業。農民成為被規劃和強制執行規劃的對象。

　　我們可以發現，凡是地方政府所搞的大規模的拆遷并村的背后，都有以招商引資方式的資本運作和企業參加。山東大手筆合村并居背后，就有魯商、土發、水發三大國企擬發行千億基金，準備搞出一個有響動的“齊魯樣板”。

　　我們并不簡單反對企業介入，令我們擔心的是，鄉村振興扭曲為一種政府和企業主導的建設工程。提出要成為鄉村振興的“齊魯樣板”，成為是一個鄉村振興可以通過資本+工程就能解決的事樣板。在這個宏大工程中，“農民為主體”的影子都看不到。如果這個運動式工程進行下去，不僅不能讓農民成為主體，反而會演化為政府與農民對立的政治事件。

　　山東是儒家文化故鄉，這是歷史留給山東的最大財富遺產。早在2013年11月26日，習近平到山東曲阜孔府考察時，就期望山東能夠在“活化傳承儒家文化”方面走在全國前列，給全國做出示范。

　　到目前為止，我們發現大量鄉村振興成功案例，都是以鄉土文化復興為抓手，激活了鄉村振興內生動力。目前鄉村振興，迫在眉睫，需要解決的空心村，不是物理形態的空心村，而是鄉土文化斷流的“文化空心村”。

　　鄉土文化傳承在鄉村斷流，這才是鄉村振興的最大危機。鄉土文化不僅是修復農民自信的重要動力，也是鄉村產業發展的重要資源。而且在山東的許多農村，甚至是整個縣，已經出現了從復興鄉村儒家文化著手，使鄉風轉變，形成吸引鄉賢回村的許多有效做法。

　　如山東壽光市高度重視傳統文化的傳承發展，鼓勵傳統文化進鄉村、進校園、進企業、進社區，在不到一年時間，使鄉村風氣扭轉，找到了鄉村振興的精氣神。

　　在壽光市關工委主任王茂興帶領下,一支以“五老”(老干部、老戰士、老專家、老教師、老模范)為主的400多人的講師團下鄉講傳統文化，400人帶動了975個行政村活起來，帶動了一支近2000人的活躍在鄉村傳統文化的輔導員隊伍。

　　然而，令我們困惑的是，一端是違背民意、方向走偏、潛在風險很大，以合村并居來打造“齊魯樣板”，被政府高度重視;另一端是符合民意、符合方向、成本低，以儒家文化興村來探索“齊魯樣板”的模式卻很冷清。

　　而且，山東偏偏要選擇這個違背民意、阻力大、風險大的做法。對此選擇，我們的解釋只能是，當今決策者，離農民的心已經很遠，與鄉村的情已經很薄。我們長期在城市，希望以“政府+資本+企業”的建設城市的方式，來建設鄉村。

　　而在這個慣性思維的背后是一個立場問題，是我們心離農民、離鄉村已經很遠，我們立場已經站在滿足私利的政績上去思考決策，我們態度是站在相信資本、企業的力量，而不相信農民的力量決策思考，我們的思路，是站在城市的看農村，要把農村變成城市。

　　正是這些私心、態度和立場出來的問題，由此障礙了我們的心，使我們的決策者陷入有眼不識泰山的困境中。

　　三、過激合村并居的背后，是對鄉村振興缺心，對農民缺情

　　各地頻繁出現過激的拆村并居，除背后的土地資源的利益沖動外，還有更深層的原因值得我們反思。這就是對鄉村價值的認識問題。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高度重視鄉村問題。從十八之后，提出“不要忘記鄉愁”，直到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需要懂農村，愛農民、愛鄉村的“一懂兩愛”的鄉村工作者。

　　十九大之后召開的鄉村工作會議上，提出了鄉村振興是五級書記一起抓的新時期重大的政治任務。從習近平總書記一系列下鄉調研考察和發表的一系列講話中，可以發現在鄉村振興和扶貧工作上，傾注了習近平總書記對鄉村與農民深深的鄉土情，是習近平總書記掛記在心的重大戰略。

　　但是我們發現，各地政府在落實中央鄉村振興戰略的過程中，總是不能積極主動地落實中央政策，甚至以走偏的思路來做出有悖于人民利益的事，究其背后原因，是對鄉村振興這件大事沒有入心，沒有動情。而未能入心和動情的原因，是對鄉村價值認識存在很大偏差。

　　我們今天對鄉村認識的立場，基本上站在城市看鄉村，希望把鄉村改造成城市。其次是以單純的物質和經濟思維看鄉村，發現除了鄉村土地之外，沒有什么有價值的東西。

　　在這樣一種認知邏輯下，對鄉村認識停留在“鄉村是愚昧落后的代名詞”。可以說，這么多年來按捺不住，過激冒險進行拆村并居背后的認知不足的原因。

　　1．鄉村價值不僅僅是土地，而是其承載的文化與精神

　　如果從五千年中華文明史、從蘊含著中國智慧的文化看鄉村，鄉村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應該具有神圣地位。這些都是我們花多少錢都無法購買的東西。因為鄉村是中華文明之根，攜帶著中華文明的基因。

　　從這個角度看，鄉村是中華民族共同的精神故鄉，是中國人共同的母親。我們今天從單純的物質和經濟主義，看到的是許多空心村;其實，從中華民族的歷史、文化和信仰看，所謂的空心村，并不空，因為在鄉村陪伴、看護我們的還有我們的祖先，這是我們的文化和精神之根。

　　為了能夠傳承這種文化和精神，我們祖先設計出一整套的禮儀制度來約束、警示和教育我們。比如被現代化理念認為，祖墳、祖位、祖產、祖譜、祖訓等沒有價值。

　　祖墳的作用就是要告誡后代，我們的農耕文明是源于土的文明，我們生命來自土地，最后也要回到土地，入土為安，這是中國千年來與土地之間鏈接的一種傳統方式。

　　但是，祖墳在現代人心目中，竟被認為是占用土地資源的一種陋習。由此河南某地曾掀起“平墳運動”。我們引入城市和西方的東西，硬性在農村進行葬禮改革，造成許多引起民憤和痛心的事件。我們自己大量浪費土地，反而追究到老祖宗所占的那一席之地。

　　其實，在鄉村的墳地，根本不是白占，至少按照我山西老家的風俗，所有墳頭都要栽樹。這種葬禮傳統，要求我們對去世的祖先不僅要定期上墳，如清明節、七月十五的中元節、十月初一送寒衣等要去墳頭祭奠，這還不夠，還要在我們日常生活的家中，給祖宗立牌位，以此來警示我們：祖先每天24小時都在注視我們，我們必須按照祖訓、祖德的要求去做事、去做人。

　　除此之外，我們接受祖先留下的祖產，如祖田、祖房，按照祖訓的規定，不能隨便變賣。祖產不能輕易變賣的約束，就是要告誡我們：我們對祖先留下的財富，只能增值;一旦變賣，就意味著我們已經成為敗家子，做了對不起祖宗的事。

　　所以，祖產是我們守護家族財富的底線。除了以祖墳、祖位、祖產這些有形的載體和禮儀制度約束外，還有非常重要的文化傳承——祖訓。

　　這種祖訓就是在中國流傳千年的家訓。也許不同家族有不同的家訓，但有一條是所有的中國人都應該恪守的家訓，這就是在古代鄉村使用頻率最高的兩條楹聯：“耕讀傳家遠，詩書繼世長。”

　　2．厚德載物：土地不是單純的物質，是耕讀傳家之根

　　對接受了來自西方現代化洗禮的現代人而言，這條祖訓已經過時。這是古代社會的家訓，現代化中國不需要了。

　　因為，我們認為創造財富所依靠的科技，我們后代是否有出息，就是看后代能否考上北大清華，最好是出國。不需要回到農村搞什么耕讀了。其實，這恰恰是今天我們的悲哀，這恰恰是我們今天遇到的富二代、官二代、農二代危機的原因所在。

　　我們祖先恪守的“耕讀傳家”本意，不是現代人所理解的“單純恪守這種傳統的生產方式”，我們必須放下傲慢之心，要明白祖先的智慧比我們高。耕讀傳家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鄉土文明傳承中的文化和精神，而這種傳承，源自皇天后土的中華文明。

　　我們祖圣先賢發現，物質與精神的關系，是一種厚德載物的關系。我們今天是到了需要反思的時候了，而現代化理念是認為“技術是創造財富之源，資本是創造財富之母”。

　　這是走向現代化的當代中國，需要反思的重大問題，“技術可以創造財富，但不能保證財富可持續傳承”。我們祖先發現，家業傳承的底線是德行，是良知，不是技術。

　　所以，“耕讀”具有傳家的作用，是因為，“耕”不僅能生產自養的糧食，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修德”。

　　土地在今天現代化人的眼中，就是一個物質，而在中國古圣先賢的眼中，土地不是單純的物質，中國古人比現代化的人更高明和智慧的地方，恰恰是認為土地是有生命、有精神的大地。天地不僅僅是滋養萬物的物質要素的提供者，同時也是滋養我們身心健康的精神文化的提供者。

　　《易經》的易辭講：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水在常人的眼中是解渴的水，水在科學家的眼中是氫二氧，但在中國古人眼中，水中有道，水中有德。所以，在《道德經》中，老子所觀的水是：“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

　　中國古人告知我們，最高善行是要向水學習，最厚的德行要向大地學習，最強的精神，是要向天學習，最好的老師是不要忘了古圣賢和老祖宗。所以老子講：“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我們不要小看“耕讀傳家”這幾個字，這四個字包含著中國人特有的世界觀，蘊含著中國古人的智慧。中國古人從天地運行中，不僅看到了科技，這就是已獲得聯合國文化遺產的中國24節氣的理論，獨具慧眼地看到天地中的“道”和“德”。

　　而且，中國古人認為，道德是天地之魂，道德比科技更重要，精神比物質長久。由此可以解釋，“耕讀傳家遠”是中國民族成為世界上最長壽民族的秘密所在。

　　3．鄉村房子有生命，過激的拆遷無異于喪財害命

　　從文化、智慧與歷史看中國鄉村，我們發現鄉村是我們與祖先共同居住的地方，耕讀傳家的祖訓，蘊含著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密碼。鄉村是中華民族永遠的故鄉，鄉村永遠是我們的共同父母。

　　我們一定要記住，今天城市化無論如何繁榮、創造了如何的財富，但那里不是我們文明的故鄉，不是我們精神的故鄉。因為承載我們精神與文化的祖墳、祖位、祖業、祖訓、族譜、祠堂、寺廟、書院等等在鄉村。

　　而我們今天的不孝子孫們，已經忘記了這一切。目前主導過激的拆村并居背后，是我們自覺不自覺地接受了來自西方現代化的世界觀和價值觀。

　　在這種世界觀的作用下，將對科技的尊重變成了對科技的崇拜，對物質財富的過度追求變成物質至上主義，將對以經濟為中心的發展，變成了為GDP 的經濟主義。

　　以這種價值觀看古老的鄉村，鄉村成為除城市化擴展所需要的土地外，沒有什么有價值的東西。所以，21世紀以來，在這種思想的作用下，從“撤點并校”到“拆村并居”，通過各種方式讓鄉村的資源向城市流動。城市化運動成為一種有史以來最殘酷的人為消滅鄉村的運動。

　　我們必須反思，今天面臨的鄉村凋零、發展滯后、空心村等問題，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我們欠鄉村和農民的很多。今天陷入蕭條、凋零的鄉村，就像一個躺在病床上孤苦伶仃的老人一樣，他最需要的孝敬他的兒女來來陪護他，讓他修復健康。最需要我們以懺悔和感恩的心來回報鄉村。

　　然而，我們被現代化思維洗腦、被資本利益迷心，面對陷入病重的老人，不僅沒有生起良心和孝心，反而開始謀算老人死后的遺產，甚至最惡毒的辦法是，把那些還沒有死去的鄉村，也按照死來對待，要拆掉。有的地方，為了得到更多土地，拆遷更多鄉村，甚至把消滅鄉村作為指標，硬性按比例攤派到每個鄉鎮。

　　我們一定要切記：“鄉村有生命”。筆者一直講的一句話是：“人造的城市，神造的鄉村”。中國鄉村不是只屬于活著的人，是我們與天地、祖先共同居住的地方。這不是迷信，這就是鄉村文化，這就是鄉村的魂。

　　這種文化在現代化的城市中是沒有的。農民自家蓋的房子，是用他的幾十年積累的血汗錢，他親自設計，親自找匠人，親自向鄰居親戚借錢，親自監工，親自找風水先生看，就像自家養的孩子一樣，一輩子蓋一次房子，是他們人生的一件大事，耗費的是他們一生的積蓄和期盼。這樣的房子是有生命的，房子成了他們生命和情感的一部分。

　　在房子蓋的過程中，從動土的祭奠儀式開始，從上梁、到合龍口、再到最后收工的謝土儀式，每一道程序都要與土地神協商。這就是鄉村的天人合一的文化。

　　房子蓋好了，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先把祖先請到新房子來。這個過程中，只有承擔蓋房的父母才能感受，被現代化的兒女們都沒有這樣強烈的感受。

　　我發現許多拆遷村，稱為所謂“釘子戶”的恰恰都是老人，而不是年輕人。并不是老人愛錢，不講道理，而是他們內心的痛苦，無法講，無法被人理解，只能以抵抗來表達，表達出來也沒有人相信。“拆房子”這對于主人而言，無疑于傷害他們的生命。

　　城市人住的房子，是用錢買的，他和房子沒有這種情感聯系。他們從一個城市到另一個城市，把房子賣掉，有合適價錢，沒有任何牽掛。按照貨幣標準來衡量，鄉村房子根本不值錢，但是在農民的心中根本不是這樣。

　　我們的拆遷費，只是物質的補償，大規模的拆遷給貧困的家庭造成經濟負擔的同時，也給家中老人造成了無形的精神和生命的創傷。

　　況且，許多拆遷的房子，還是農民花費一輩子的心血，剛蓋好的新房子。一些專家學者，對拆遷村、移民村長期跟蹤研究發現，這些拆遷、移民村老人的死亡率，比其他村要快一倍以上。

　　我經常收到，因拆遷訴苦的農民反映的情況，他們誤認為我能夠幫助他們，其實我一介書生也愛莫能助。

　　在此，我真心懇求那些過激的拆村并居的官員們，要高抬貴手，不要再進行如此殘酷無情的拆遷了，說的重一點，這種拆遷無異于謀財害命。這樣的拆遷為什么會引發激烈的群眾與政府的沖突?因為觸動了他們的底線，他們的命!

　　四、拆村并居凸顯許多官員心目中理想的美麗鄉村，是西方式農村

　　從文化、文明、歷史的視角看鄉村，主張拆遷者又會反駁，拆村并居也是為了讓農民，過上更現代化的生活，享受更好的現代化服務和現代化文化。這個邏輯非常強大，有市場，甚至對鄉村年輕人有很大吸引力。

　　其實，對這個辯解，我們只要把許多地方政府規劃中所謂的理想鄉村的模式分析一下，可以發現，他們所要建設的“理想鄉村”，不是中國特色的鄉村，而是西方化的理想鄉村。

　　因為構成這個理想鄉村的要素和景觀，不是修復中國式要素的鄉村，如田園風光、江南水鄉、漁舟晚唱，晴耕雨讀、小橋流水、曲徑通幽、雞鳴狗吠等要素的鄉村，而是再造的西歐式大花園，把承載悠悠千年歷史的古村拆掉后，把他們出國看到的歐洲古羅馬、中世紀莊園式的鄉村搬到中國來;

　　對于鄉村產業的規劃，不是支持與保護成為鄉土文明之根的精耕細作的智慧農業、與現代化市場對接的合作經濟，“一二三產融合”的家庭農業，而是要引入大資本，像美國學習，讓農民成為工人，讓鄉村變成農場的大規模現代化農業;不是修復活化傳承中國千年的耕讀鄉村、書香鄉村、手工鄉村，而是以城市化的房地產思維，大搞田園綜合體。

　　1．我們不僅對中國鄉村無知、缺情，對盲目模仿的西方農村也無知

最近，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張玉林教授在《誰的大花園，為何要騰空？關于浙江龍游鄉村振興實踐的疑惑》一篇文章中，向我們描述了，比山東的合村并居還要思想解放的“龍游要造大花園鄉村”的事。龍游的口號是：“奮力打造超級版美麗鄉村大花園”。

今年3月，龍游吹響超級版“美麗大花園”士元實驗區集結號，士元實驗區將“牽手”正大集團，在總面積2.1萬畝的土地上，開發經營智慧農業、數字農業和體驗農業，建設國家級產業融合發展示范園，構筑“千億量級、萬畝空間”幸福產業大平臺。

為了打造超級版的美麗鄉村大花園，提出要做到五項大任務：土地大流轉、人口大流動、產業大提升，環境大整合、資源大整合。以下是龍游縣委書記2019年在縣委十一屆七次全體（擴大）會議上的報告中講的話：

“讓我們感到欣慰的是，龍游鐵軍越戰越勇。士元實驗區政策處理是今年全縣第一場大仗，涉及33個自然村、1662戶和2萬多畝土地需要搬遷、流轉。75個部門、鄉鎮1000多名干部開拔上陣、進村入戶，正式簽約后7天內簽約率97.23%。士元之戰后，兵團轉戰小南海片區，45天內拆違1200戶、面積4.5萬平方米。經此兩仗，龍游鐵軍名聲在外、所向披靡”。

　　從超級版大花園到五大任務，從龍游鐵軍到吹響士元實驗區集結號，從千億量級的幸福產業平臺到2.1萬畝的國家級產業示范園。

　　從這些話語中，我們發現鄉村振興在這里是一場場面宏大的“淮海戰役”，仿佛回到了當年大躍進的場面。這場戰爭目標就是建“超級大花園”，而建這個超級大花園需要跨越的障礙和付出的代價，是33個自然村、1662戶和2萬多畝土地需要搬遷和流轉。

　　可以想象到最后，留在這個大花園的主人是誰，那一定是這個大花園的建設者——政府和正大集團。最后，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承載著龍游歷史與鄉土文化的自然村消失了，這些村民將會成為這個大花園的雇工。

　　而經營千億量級的企業集團將會成為這個大花園的莊主。一個類似歐洲中世紀的“大莊園+大花園+大集團(莊主)”的“美麗鄉村”將會出現在龍游。

　　這個被譽為要成為“浙西明珠”的工程，為浙西的鄉村振興開辟了全新的一條陽光大道。從縣領導的講話看，他們的做法受到上級各級領導的評價越來越高。這意味著，龍游將會成為引領和示范的樣板，以后的浙江將會出現更多這樣的龍游。

　　就像當年大躍進正在進行時，誰要批判不對，誰就是不識時務者。問題是，當年大躍進我們付出的代價是生產和生活的困難，而目前的這種大躍進，是以“消滅鄉村，中斷歷史”為代價，這個付出不可逆。

　　退一步講，也許發達精明的浙江，不會重蹈已經大量倒閉的打造田園綜合體的覆轍，也不會像目前網上正在熱論的，黔東南州獨山縣留下400億債務的困境(見下圖)。也許會獲得商業上的成功。但無論龍游獲得怎樣的商業成功，也無法彌補文化的代價。

　　目前，盲目模仿與崇拜西方農村之風，暴露出，我們不僅對中國鄉村無知、缺情，也表現出對西方農村的無知。當我們熱衷于要建莊園式鄉村、花園式鄉村、農場式鄉村時，我們是否知道“中國鄉村與西方農村的區別是什么?”。

　　當我們拆掉鄉村時，我們是否想到，中華文明文化的根是在鄉村，不在城市。“鄉村”是我們守護中華五千年文化傳承的最后防線。而從古希臘、古羅馬到中世紀，可以發現，現代西方文明的根和基因的攜帶者在城市不在農村。

　　2．中國夏商周是奴隸社會：從源頭被抹黑的中國歷史

　　從古希臘到古羅馬時代的農村，不叫鄉村，叫“莊園”。住在莊園的是大農場主，負責管理數百到數千畝的土地。而在土地上耕種的不是農民，而是沒有人身自由的奴隸。古希臘、古羅馬的民主只在城市。在今天，最需要糾正的是，我們把與古希臘同時期的中國古代社會，也看成是奴隸制社會。

　　這樣一種界定，從源頭上，就抹黑了中國歷史。因為，古希臘、古羅馬雖然在莊園中實現的是奴隸制度，但在城邦卻創造了直到如今，仍被贊美的民主制。而在古代中國只要被認定為是奴隸制度，那就意味著，中華文明是從一片黑暗奴隸制開始的。

　　與此對應的西方，是從創造了城邦民主制開始的。這種從源頭被抹黑的中國歷史，給近代以來的中國人，留下了一個巨大的民族自卑陰影，這就是“西方天生就代表著世界進步，而中國因鄉村天生就代表著落后”。

　　邁向新時代的今天，是需要正本清源的時候了。按照西方文明演化的標準，把中國夏商周社會看成是與古希臘、古羅馬一樣的奴隸制社會，這是對中國文明最大的誤讀。

　　大量文獻和歷史資料可以證明，早在中國夏商周時期的中國鄉村，從事勞作者不是奴隸，而是自由農民。

　　在鄉村勞作的農民是奴隸還是自由民，且不需要以大量史料來證明，單從西周初年至春秋中葉大約五百多年中留下的《詩經》就是最好的例證。

　　特別是在《詩經》風雅頌中“風”的部分，所展現的三千年前中國農民的生活樣態，無論從任何一個方面講，都無法看到像古羅馬那樣的沒有人身自由，成為單純勞動工具的奴隸農民。

　　單純就中國古代農民能夠以吟唱的詩歌來表達他們的愛情生活、表達他們農耕生活中的喜怒悲哀情感的本身，我們就可以斷定，中國古代農民，不僅過著自由的生活，而且是程度很高的自由生活。

　　最能反映一個社會文明程度高低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婚姻生活。大家熟知的“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這些優美詩句，所描述的就是三千年前中國古人的愛情生活。從《詩經》所描述的那個時候的鄉村平民的愛情，是一種自由度很高的自由戀愛的生活。

　　而且，這種愛情生活質量已經發展到很高的程度。孔子講《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詩經》中所表達的情，已經脫離動物的本能，上升到“思無邪”的高度。

　　而同時期的古希臘、古羅馬莊園中的奴隸，連起碼的人生自由都沒有，又何談愛情?

　　其次，從《詩經》中的《風》所表達的內容看，當時農民不僅已經生活在一個言論自由具有很高程度的社會，而且出自各地的民歌，既有對愛情、勞動、生活等美好事物的吟唱，也有對遠離他鄉親人的思念，還有對家庭、社會不滿的怨嘆與憤怒。

　　這充分說明，那個時代的古代統治者，不僅沒有像古羅馬那樣把農民當做奴隸，通過酷刑和限制人身自由的方式來管理，而是以仁愛、禮樂來教化、體恤農民。

　　相傳周代設有采詩之官，每年春天，搖著木鐸深入民間，收集民間歌謠，把能夠反映人民歡樂疾苦的作品，整理后交給太師(負責音樂之官)譜曲，演唱給周天子聽，作為施政的參考。《詩經》的大部分作品是沒有記錄姓名的民間作品。

　　這些民間詩經應該是由民間詩人吟唱和創造。詩歌與文章不同，文章可以以第三者的身份描述一個客觀對象，而“詩歌”是一定來自自己內心有感而發的東西，這是詩歌的生命和特性所在。這說明那個時代的農民，已經過著具有豐富文化和豐富精神世界的生活，而且已經到了以美來抒發自己精神和情感的程度。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從《詩經》所表達的那個時代農民所享有的這種自由的愛情生活、自由抒發情感的精神生活，說明那個時代的農耕經濟已經達到了，可以超越物質來思考和創造精神層面的東西了。

　　如果說古希臘創造的城邦民主制，像一盞明燈照亮了西方世界遠古人類文明的夜空;而中國先民創造的禮樂教化、天下大同的鄉村文明，像懸掛在東方世界的另一盞明燈，照亮遠古人類文明的長夜。

　　如果說古希臘遵循人本思想，創造了西方的城邦民主文明，而夏商周作為中華文明的童年和少年，他們遵循天道則建構了禮樂和合、天下為公的禮儀文明。

　　這種文明得到了孔子的高度贊揚和肯定，成為孔子一生追求的理想社會。由此形成的儒家思想，成為中華文明治國的思想和智慧。

　　3．秦之后的中國是封建社會：被誤讀的中華文明

　　進入中世紀之后，隨著古羅馬文明的滅亡，照亮西方世界的這盞明燈也就熄滅了，從此，歐洲進入漫長的千年之久的黑暗的中世紀。古羅馬滅亡后，在西歐只留下了從事農耕的分封制的莊園。在這里勞作的奴隸變成了農奴。

　　在此，我們再度以西方為參照，再度抹黑了我們的文明。將從秦朝統一中國到明清歷史，看成是與西方一樣的充滿黑暗專制的封建社會。

　　其實，單純從分封制度看，這種國家治理制度，只存在于中國周朝。周武王共分封建立過七十多個國家。但這種分封制度，并沒把中國帶入黑暗專制的時代。在遵循“天道”下的周代，恰恰樹立了被后世贊美的禮儀治國的典范。開創了“百姓昭明，協和萬邦(尚書)”的盛世。

　　從秦統一中國之后，我們創立了世界最早的保證國家安全與穩定的古代國家制度。這個制度就是避免分封諸侯、演化國家的中央集權的郡縣制。

　　在此之后，漢朝開始的獨尊儒術的治國之道，又為中國遵循天道治國提供了另一種統一的文化與精神的傳承保障。一直到隋唐開始的科舉文官制度，則從管理上為國家治理提供了優質的人才資源。

　　中央集權的郡縣制、儒家思想治國、高質量的文官制度，可以說，當時的中國構建了世界最現代化的國家制度，當西方滯留在黑暗的中世紀時，中國卻走向了漢唐鼎盛、宋元繁榮、絲路興起的千年鼎盛時代。而近代以來的教科書，卻把中華民族的這段歷史界定為與西歐中世紀一樣黑暗的封建社會。

　　源自古希臘的城邦民主制的這種明燈熄滅，但源自夏商周的古代社會禮儀文明、天下大同文明的這盞燈，不僅沒有熄滅，在秦漢、唐宋的千年時光中，成為普照世界的太陽。而我們的教科書，卻把這段歷史貶稱為與中世紀歐洲一樣黑暗的封建社會。

　　我們更不能忘記，構成這個天道文明大國的國家治理的基石，真是中國的鄉村。與中央集權的郡縣制相匹配的，是具有高度自主權的鄉村自治。在皇權不下鄉充分授權的前提下，國家賦予鄉村和村民的自主權，由此形成了延續幾千年之久的鄉村自治制度。

　　正是這種世界鄉村獨有的制度，充分激活了中國農民的智慧和創造力。只有在這樣的制度中，農民才成為中國歷史的創造者。在鄉村自治下，形成的一整套的鄉賢治理、耕讀傳家、禮樂教化、孝悌治家等集合形成的禮樂教化的自治制度，奠定了中華文明生生不息的文明根基。

　　由此同時，遍布中世紀西歐的莊園制中的農奴，則住在破舊的茅草屋中，無人身自由，沒有接受教育的權利，終生及自己的后代都屬于封建主。這就是從古羅馬到西歐中世紀的農村。

　　我們今天到歐洲，看到中世紀留下的農村，只有像宮殿一樣的豪華莊園，以及與莊園配套的大花園。而成為創造了中國歷史的中國農民，為我們留下的是承載著中華文明、標志著中國文明曾經高度的幾十萬個古村落。與已經死去的西歐莊園不一樣，中國千年古村還活著，而且與時代同步邁在新時代的道路上。

　　而我們被西方現代化洗腦的后代子孫們，卻對創造了中華文明與歷史的鄉村不肖不顧，恰恰對黑暗中世紀歐洲留下的“莊園+花園”的鄉村情有獨鐘，而且是借鄉村振興為名，把這種農村搬到中國來。

　　西方真正的“自由民”，是在十八世紀的資產階級革命之后才開始出現。而中國農村從生下來就是自由的。但是在資產階級改革中，獲得自由的農民，并沒有獲得與資產階級一樣，參與創造歷史、創造自己生活的權利。因為資產階級領導的民主文明的門檻是資本。

　　而作為農民能夠獲得參與權的資本就是土地。而土地所有權則被大農業資本家所壟斷。所以，在工業文明之后的生活在西方農村的農民與中國農民根本不同。

　　在西方工業革命之后，出現的農村，與古代自治的治國鄉村，與新時代集體化的鄉村有著根本的區別。中國鄉村就是一個國家的濃縮，是一個政治、經濟、文化與歷史的集合文明體，是一個具有自我繁殖能力的生命體。但在資本力量作用下的西方農村，逐步變成了一個只有單一生產功能的農場化的農村。農民成為農場的農業工人。

　　特別是我們到美國去，所看到的鄉村只是一個具有經濟功能的農場而已，無論其外表如何美麗，但不是一個有自己歷史、有自己生活方式、有自己文化的農村，而只是一個隸屬于農業大資本的一個生產基地而已。

　　然而，另我們痛心的是，我們對創造我們歷史和文明的鄉村，根本不看好。認為這樣的鄉村拖了中國邁向現代化的后腿，甚至要按照西方的農場化的農村，來改造中國鄉村。

　　我們可以發現，在所有大規模拆遷并居背后，都跟隨著一個土地大集中、打造現代化大規模農業的動作。失去土地的農民，無論是對于國家政治安全，還是對于農民的主體性，都是釜底抽薪。土地是處在弱勢地位的農民生存的最后底線，失去土地的農民，也就意味著他們失去天地的護佑。

　　有了土地的農民，他們恪守的不僅僅是他們的生計資本，也是他們為中華民族守護文化傳承的資本。因為中華文明之根在土地之中，我們一定要切記，中華文明的根在鄉村，“鄉村興，則中國興”。“城市興，則文明興”，那是西方文明演化的規律。如果我們期望以消滅鄉村，以城市化實現中國的現代化，那么這將是一個無根的現代化。

　　在過激的合村并居的背后，我們給農民承諾的未來的鄉村，是一個讓農民集中住在樓上，讓他們接受與城市一樣的公共管理，按照城市化去生活的鄉村，那么，這樣的鄉村，已經不是原來的自治鄉村，這將是一個失去自我文化、失去文明自我繁殖能力的依附鄉村。這將是一個依附于資本的農業工人，依附于城市生活的客居者。

　　也許有人會認為，沒關系，雖然爸爸媽媽不適應城市生活，到了他們的孫子就適應。如果未來中國真的是這個樣子，那么那個時候的中國也不是中國人的中國，而是西方化的中國。

　　這正符合尼克松《在1999不戰而勝》一書中語言的那樣，到了中國的后一代人，開始忘記他們的歷史，接受西方文化時，那個時候就是美國對中國不戰而勝的時候，那個時候的中國就是“美國的中國”。

　　我們城市已經失去中國文化的特色，千城一面的背后，基本上是西方式城市，特別是美國城市在中國的翻版。為此付出的代價，在我們尚未有足夠反思的情況下，我們正在以這種思維要改造我們的鄉村。著名作家馮驥才先生無不擔憂的講，“我們已經禍害了城市，請你們別再禍害農村了!”。

　　總之，鄉村振興迫切解決的主要問題不是產業，更不是合村并居，而是修復鄉土文化。

　　鄉村振興的總體目標，是修復陷入危機的鄉村文明。這個目標不能走偏。中央提出鄉村振興五個方面是一個有機體，就像中央提出的生態文明是五位一體的系統建設，鄉村振興也是如此。落實中央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必須回到“鄉村文明整體復興，鄉村振興系統建設”的思路上來。不然，鄉村振興會嚴重走偏。

　　鄉村整體振興的邏輯關系是：鄉土傳統文化的復興是靈魂，文化是鄉村的靈魂，也是鄉村復興的自信之根，也是鄉村產業發展的稀缺資源。傳承幾千年的鄉村文化面臨著斷流的危機。失去傳統文化的鄉村，不是中國鄉村。

　　鄉村治理是前提，修復鄉村自治組織、集體組織和合作組織是鄉村振興的大前提。缺乏組織化的鄉村，是缺乏主體性和內生動力的鄉村。中央明確提出鄉村振興，是基于鄉村集體經濟發展的全面振興，不是單純的鄉村GDP振興。鄉土生態環境建設是基礎。這是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青山綠水就是金山銀山”的重要舉措。

　　在修復文化、修復組織、修復環境的基礎上，發展鄉村產業，鄉村產業興旺是一個自然而然的結果。在做好這三件事背景下的鄉村產業的發展，這是一種“以鄉土文化為根的產業，實現鄉土文化與鄉村經濟同步發展。

　　鄉村集體自治組織修復基礎上的鄉村產業發展，這自然是一個以農民為主體、共同富裕的鄉村經濟發展。鄉村生態環境修復的鄉村產業發展，就能實現習近平總書記所講的，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符合“兩山理論”的綠色產業。

　　目前，各地忙于單一產業振興的思路，如果不調整將會導致鄉村振興嚴重走偏。面臨著如下危機：

　　一是目前以急功近利的“政府+資本+招商引資”的思路，搞鄉村產業，嚴重違背了鄉村產業發展規律，未來將會出現一大批僵死產業;

　　二是借發展產業為名，搞過激的拆村并居，不僅不能達到產業發展預期，反而會形成農民與政府的對立隱患，形成社會不安定的因素;

　　三是以搞工業思路搞農業產業，導致大量土地集中，用于追求高收益產業，會導致一端是糧食安全，另一端是缺乏市場的鄉村經濟類的產業過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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