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 副教授 夏柱智
新冠疫情是史無前例的一次公共衛生危機，給經濟社會發展帶來了深遠的沖擊。其對就業的沖擊尤其顯著。疫情沖擊下，城鎮人口登記失業率顯著提升，而相對城鎮人口，農村農民工的失業率更高，而且出現了返城農民工的二次返鄉潮。
有報道顯示，一季度農村外出務工人數同比負增長30.9%，外出農民工月均收入負增長7.9%，兩方面因素合計，一季度農民工群體可支配收入下降約4成。由于就業不景氣，部分農民工再次返鄉，占比從4月6日的3%左右持續上升至5月22日的超過7%，返鄉規模已經超過1000萬人。
這是可以預見的。事實上，2020年農民工失業潮、農民家庭收入大幅度下降已經是確定了，而且比例可能比預期的還要打。比如說，上述數據指出了外出農民工的失業狀況，實際上我國約2.9億農民工中，還有約1.2億本地農民工，他們同樣面臨非農就業機會缺乏、工資水平下降等問題。而且隨著全球疫情持續擴散，病毒感染人數已超1000萬例，全球貿易萎縮，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危及經濟增長的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加。
如何理性看待農民工失業潮，及農民工進城后因失業造成的二次返鄉?失業潮是否隱含著巨大的民生和社會風險?實際上并不必然如此。2008年金融危機造成大規模農民工失業，很多人擔心引發社會危機，實際上平穩度過了。2020年新冠疫情引發的經濟危機及大規模失業，同樣不會引發社會危機，這是因為中國社會的彈性結構仍然沒有改變，農村仍然是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農民工在城鄉之間流動是游刃有余的。
主要是以下三個原因：第一，農民工的就業是非正規就業，就業本身不穩定，他們的戶籍身份和身份認同是“農民”，失業對于他們是經常發生的，他們應對失業是有準備的、心態是平緩的。對于年輕人，失業就是在家里多等待一段時間，對于中老年人，無非是提前返鄉了。第二，農村是十分穩定的。農民工失業后返鄉是農民工化解危機的一種重要策略，本身不是危機。農民工一般采取“以代際分工為基礎的半工半耕”的生計模式，農村有承包地、有自建的住房、還有小塊種菜的自留地，他們返鄉后獲得穩定的生計，促成了中國特色的“漸進城鎮化”秩序。第三，農民家庭一般注重儲蓄，以應對建房、婚喪、教育等大額開支需求。過去十多年農民工收入不斷提高，然而消費依然保持農村標準，部分農民家庭儲蓄收入有數十萬。面對大規模的失業，農民的承受能力比城鎮人口強得多。這是農民應對危機的底氣。
因此，對于當前不可避免的農民工大規模失業潮和收入下降問題，政府要理性看待，不必過于焦慮。從底線思維出發，國家當務之急要通過穩定的“三農”政策穩住農業和農村，讓失業回鄉的農民工能夠維持基本生計。在鄉村振興戰略背景下，一個可行的建議是通過資源下鄉要加強基層組織建設和農村公共服務，為在村農民度過危機提供穩定的預期。對于一些因疫情、失業而返貧的家庭，建議強化扶貧兜底政策的救濟功能，保障他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從農村人口龐大的基數這一客觀現實出發，安排大規模財政資金以現金補貼低收入家庭的建議并不可行，農民家庭依靠農村資源及儲蓄是可以度過當前危機的。對于一些地區借鄉村振興，推進農民上樓、消滅村莊的激進政策，要及時制止，因為那無異于在疫情沖擊下拔掉農民的根，觸發大規模的社會危機。
（原文發于環球時報202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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