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各地正在遵循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推進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這是新農村建設的組成部分。不少農村因地制宜，從實際出發，做出顯著成績。如南街村、華西村、劉莊、大寨村等一批老典型，始終重視加強集體經濟的黨組織建設;集體經濟帶頭人薪火相傳，堅持走集體化道路不動搖;始終頂住輿論壓力，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統一經營不動搖;始終重視發展農村集體工商業，堅持集體經濟內部以工補農、以工促農不動搖;始終堅持農民集體走共同富裕之路，因而集體經濟不斷壯大，鄉村發展生機勃勃。這些先進典型，代表中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正確方向!
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在新農村建設中存在一些值得重視的傾向性問題。主要是：發展農村經濟，重招商引資，輕農業生產，尤其輕農田主業;發展農村工商業，重鄉鎮企業“私有化”和招商引資，輕發展鄉鎮集體工商業;經營集體非農資本，重借貸資本形態，輕產業資本形態;轉移農田剩余勞動力，重轉向大中城市，輕就地轉移;發展農地規模經營，重農田向種田大戶集中，輕集體統一經營;以工促農，重私營外資“龍頭企業”帶動，輕發展公有制“龍頭企業”;統籌城鄉規劃，重“城市化”，輕鄉村實際和農民意愿;發展農村經濟，重發展生產力，輕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等。這些傾向性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部門在解決城鄉差距拉大、農民增收困難、農村建設資金短缺的矛盾和改革農村經濟管理體制的過程中產生的;主觀上是為了加快建設新農村，然而，采取的措施往往治標不治本，還可能為農村未來的發展，乃至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留下這樣那樣的隱患。
這些傾向性問題10多年前已存在。筆者對這些問題形成的原因、產生的后果和糾正的辦法，曾進行理論思考，寫過調研報告，并通過有關部門，摘要向上級反映。但是，現在看來，不少問題仍然存在，有的還有所發展。為了引起人們對新農村建設和鄉村振興戰略的關注，現將當時沒有公開發表調研報告，做了必要的修改，提交給讀者。不當之處，敬希指正。
一、關于正確處理農業和農村工業、其他非農產業的關系問題
(一)問題的提出。我國新農村建設的迫切任務是發展經濟，增加農民收入。它不僅指發展農業生產，還包括發展農村工業和其他非農產業。由于歷史形成的人均耕地面積少、農業人均產值低、農業生產方式落后、工農業產品存在剪刀差等原因，要促進農村經濟快速增長，促進農民增收，就不能不促進社會分工，發展工業和非農產業。以蘇南農村為例，改革開放初期，當地針對過去單純搞農業而發展緩慢的教訓，當地干部群眾總結出“無工不富”、“無商不活”的經驗，發展起鄉鎮集體工業經濟，這后來被鄧小平同志稱贊為“異軍突起”、農民自己的“創造”。可見，發展農村工業和其他非農產業，是加快農村發展和致富農民的重要途徑。但是，由此卻出現了一種傾向，就是輕視農業生產，尤其是輕視糧食生產。從國家的大局來看，這種傾向顯然是片面的。農村必須發展集體工商業，但是這卻決不意味著可以放松農業生產，更不意味著可以用工業、其他非農產業來替代農業生產本身，因為“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一切社會的基礎”，這個客觀經濟規律是必須遵守的。新中國建立以來的經濟實踐充分證明，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糧食是基礎的基礎。實際上，不少頭腦清醒的領導干部也發現了這種傾向性問題，他們對“無工不富”、“無商不活”的經驗做了補充，加上了“無糧不穩”。這是很重要的補充，“無工不富”、“無商不活”、 “無糧不穩”這三句連在一起，大體表達了在農村經濟現有條件下，應當如何處理好農業和工業、其他非農產業的相互關系。
(二)輕視農業生產的新表現。輕農業生產的傾向由來已久，近些年，又以新的形式表現出來。
一種主要的表現形式是重招商引資，輕農業生產。目前，蘇南農村地區利用外資和工業經濟的發展，已形成較大規模，經濟發展與全國相比，處于領先地位，于是有的市縣干部產生了“按照市場經濟分工，我們搞工業，讓其他地區搞農業”的想法，甚至出現放棄農業生產的思想苗頭。而蘇中、蘇北等地區則因“農業難致富”、“招商引資可以使財政收入增長來得快”，“蘇南的經驗應當學習”， 也開始把招商引資、上工業項目作為農村經濟建設的“主攻方向”，甚至采取對農村鄉鎮干部壓“指標”的辦法。這樣，不少地方政府相當大部分的精力就投入到招商引資、辦工業上了，也就不再把主要力量化在如何促進農業生產上。產生這種狀況的直接原因是，引進外來投資有利于較快增加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因為來一個項目，就可以有一筆地方稅收。這也是所謂“不求所有、只求所在”，即不問所有制性質，只求在本地投資這種思想產生的原因。此外，一段時間以來，上級部門對地方干部政績的考核，往往看GDP的增長;由于農業產值在GDP中的比重很小，沒有設計體現重視農業生產增長、保護耕地的特殊指標，這也促成了基層干部重工輕農的傾向。
另一種表現是重非農產業和副業，輕農田主業。為了盡快致富農民，目前各地都比較重視發展特色漁業養殖(如螃蟹、鱉、珍珠等)、苗木、果樹、花卉等非農產業和副業(蔬菜、瓜果等)，這對一部分農民實現增收，確實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但是，地方干部對純農戶或者專職從事糧棉生產等農田主業的農民的增收，則普遍存在畏難情緒。甚至避而不談如何促進純農戶增收的問題。這在客觀上，是因為糧食生產成本高(糧價上漲趕不上化肥、農藥價格的上漲)、人均耕種面積少等因素，導致了純農戶人均收入難以提高。這種困難長期未能克服。雖然近年來，政府采取了多種補貼政策，但是純農戶的增收幅度，依然遠遠比不上從事非農產業的農村居民，由此基層干部反映，農村的“純農戶最苦”，也產生了“對純農戶增收無能為力”的心態。所以，我們在調研中與地方干部討論致富農民的措施，他們談的多半是如何設法發展非農產業，很少提到如何發展農田主業的。這就表現出一種傾向，即繞過如何發展農田主業致富純農戶這個最重要的問題，來談農民增收。這種傾向是不應忽視的。
(三)忽視農業生產和農田主業這種傾向的發展將帶來嚴重后果。把農村經濟的發展寄托在招商引資上，勢必造成農業耕地向工業用地的轉化。我們在某些鄉鎮新農村建設發展規劃的沙盤上看到，大片綠色“農田”上貼著等待招商引資的“工商廠房預留地”，足見農村耕地的縮減，存在潛在的旺盛勢頭。如果成千上萬的鄉鎮，都在設法使耕地“農轉工”，這對于總耕地面積已經接近警戒線的我國來說，這預示著怎樣的嚴重后果是可以想見的。而在農田生產上，如果各級政府部門對發展糧食等農田主業生產，長期缺乏積極有效的推進措施，發展下去，將有可能使重要的農田主業降低到無人問津的地位!
(四)應當正確處理農村經濟發展中的農業和工業、非農產業的關系。這是一個必須解決好的、關系全局的戰略性問題。如何解決?
其一，應當樹立“全國一盤棋”的社會主義經濟觀念，充分認識農業尤其是糧棉農田主業的重要經濟地位。糧食棉等農田主業的重要性，決不能單從它們的產值在本地區農村經濟GDP中的比重來衡量，而充分看到它們是人民必要生活資料的最基本來源，是工業原料的來源，是整個國民經濟的基礎。尤其是糧食，在中國這個人口大國，屬于不能依靠進口的重要的戰略物質;鑒于國際資本主義包圍中國的態勢，鑒于我國地域遼闊、自然災害的發生分布難以控制，從備戰、備荒考慮，糧食生產布局，靠在若干糧食生產基地上集中生產，而其他地區全部發展工業和非農產業這樣的想法是不全面、不慎重的。綜合多種因素，有必要采取集中與分散相結合的方式，把建立必要的大規模糧食生產基地，同各省市分散承擔一定的糧食生產面積，兩者結合起來，這才是穩妥的辦法。所以，每一個省市地區都應當從全局和戰略的高度重視農業尤其是農田主業的基礎地位。
其二，充分認識促進純農戶增收是致富農民、發展農業的關鍵，并采取治本的切實措施。農民問題是農村問題的關鍵，農民增收又是農民問題的核心。如果這是實事求是的判斷，那就只有把純農戶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中國的農業才有希望。那種因為本地區工業發展起來了，就以市場經濟需要發展社會分工為由，希望別的地區承擔糧食生產等農田主業，而本地區則專門從事工業和其他非農產業，這等于把“農業難致富”的困難推給別的地區，擴大地區之間的貧富差距。繞開促進純農戶致富的問題搞農村工業，這顯然是背離社會主義精神的地方本位主義，是一種盲目性的表現。因此，對于每個地區來說，致富純農戶都是回避不了的“關卡”。固然，現在一些地方對純農戶致富已經有所重視，采取了“扶貧工作日”、“機關部門幫扶責任制”等辦法，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幫扶對象的收入;但是，這些辦法畢竟具有局部性和臨時性，治標不治本，純農戶的收入依然低于當地農民的平均收入水平。因此，必須從大局出發，把農民增收的重心放在純農戶上，樹立起發展農田主業致富純農戶的信心和決心。應當采取包括加大財政補貼，縮小工農產品剪刀差，發展集體規模經濟，加大剩余勞動力轉移力度，加大以工補農的力度等綜合措施，早日使糧食生產等農田主業成為農民樂于從事的職業。當然，縮小工農業產品剪刀差的問題，需要國家宏觀經濟管理部門遵循價值規律和社會主義按比例發展規律，逐步統籌解決，這可能還會有一個過程。但是，不能等。在目前的條件下，有必要提出要求，即盡快采取多項措施，保證純農戶的收入水平不低于當地農村農民收入的平均水平，這樣才有可能穩定農業生產和農田主業生產。
其三，重視農業生產的關鍵是抓好對領導干部的科學考核。看來，要克服忽視農業和農田主業的傾向，必須糾正那種把增加地方稅收、GDP增長和引進外資數額增長，作為地方政府的經濟主要政績指標的考核方式，科學設計對干部的考核指標，應當有針對性地突出促進農業發展和致富純農戶的考核指標。為了防止進一步縮小耕地面積，在利用外資的考核指標上，有必要嚴格控制，乃至阻止與促進現代農業無關的外商在農村地區直接投資，何況我國外債總額已突破2萬億美元，這在總量上也提出了控制的要求。
二、關于積極發展農村集體工業經濟的問題
(一)農村集體所有制的工業經濟對于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戰略意義。在我國農村，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經濟，包括兩個基本部分，一是農田生產領域的家庭經營承包和集體統一經營的雙層經營土地集體所有制;一是工業經濟領域的鄉鎮集體所有制企業。蘇南地區的鄉鎮集體企業是在上世紀50年代后期興起并保留下來的，在改革開放后大量出現。鄉鎮集體企業的戰略意義表現在：
——促進農村的以工補農。在上世紀末以前，鄉鎮集體企業一直在蘇南地區被稱之為“十全大補丸”，這是因為：當時鄉鎮政府的財政，可以從鄉鎮集體企業中，提出一定規費(例如蘇州地區規定可從鄉鎮企業按銷售總額提取1%的管理費，并按職工人人數提取每人建農基金、公益金等270元)用于以工補農和農村公益事業，這解決了包括組織農民抗旱、排澇、修筑道路，支持農村辦學，安置復員軍人等不少問題。據資料，1986年——1993年，蘇州、無錫和常州三市累計從鄉鎮集體企業籌集發展基金27.6億元，相當于同期國家財政對農業投入的2，6倍。 這說明，農村鄉鎮集體企業在相當程度上緩解了國家對農村財政支出的不足，能主動地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促進農業生產。然而，在2000年之后，蘇南鄉鎮集體企業受新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干擾，被迫推行私有化“改制”，這種“十全大補丸”的作用就逐漸失去了。這是值得反思的。
——鄉鎮集體企業是農田剩余勞動力的“吸收器”。它創造了符合中國國情的農村勞動力的就地轉移方式，以及與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城市化”(勞動力涌向大城市)不同的“城鎮化”(在大中城市與農村之間發展起有助于工業化的小城鎮)新方式。集體鄉鎮企業培育了集體農民的工人階級意識，培養出一批具有公有制意識的社會化生產管理者。鄉鎮集體企業還主動地利用了城市國有企業的技術力量，接受了城市經濟的輻射。可以說，鄉鎮集體工業經濟對農村發展起到了重要的支柱性作用，并對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具有重大戰略意義。
然而，農村私營外資企業卻不可能起上述戰略作用。私有制企業的本性是追求無限增長的剩余價值或利潤，它們不可能把私人利潤用于“補農”，相反，它們只會從農民身上汲取利潤。從長期趨勢看，私營外資經濟也不可能真正吸引農村過剩勞動力，這是由私人資本積累的規律決定的。私人資本的積累將提高資本的有機構成，勢必排除相對過剩的勞動力。私有制經濟的發展是勞動者失業的原因，而不可能真正擴大就業。
(二)鄉鎮集體企業因私有化“改制”而嚴重削弱的過程及其主要原因。蘇南農村鄉鎮集體企業的體制改革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到1996年左右，不少地區已經普遍形成一種企業內部由集體持股(占主要股份)、經營層持股和本企業職工持股三部分構成的股份合作制，取得一定效果。到這時，可以說鄉鎮企業的經濟性質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是集體所有制性質的，集體工業經濟仍然是農村基層人民政權的重要依靠。但是，股份合作制的這種狀況僅維持一年左右時間，尚未來得及穩定和進一步總結實踐經驗，就被“改革還不到位”為由，被自上而下地強制推行“經理層購買”(所謂MBO)方式，“改制”為私營經濟或私人合伙制經濟(少數持股者合作，雇傭多數職工)了。發生這種“一到切”似的私有化，盡管與糾正鄉鎮集體工業資本縱向管理體制上(鄉鎮政府與集體企業存在某種政企不分)的弊病不無關系，但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地方政府受到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對集體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有效結合喪失了信心。
(三)私有化“改制”造成的嚴重后果值得關注。歷史唯物主義科學地揭示了，生產資料所有制關系決定分配關系是客觀經濟規律。因此，私有制經濟的急劇擴大，必然引發了居民收入差距明顯拉大等社會問題。私有化“改制”之后，農村鄉鎮基層政權特別是村級集體經濟組織失去了集體工業經濟的支撐，這就迫使地方政府不得不依靠增加財政支出，來解決這類問題。但是，由于后來鄉鎮政府財政只能從企業利潤中提取0.07%(千分之零點七，這種開支還不能從外資企業中提取)的規費;又由于農業稅的取消在使農民得到一定實惠的同時，也使鄉鎮政府失去了這方面的財政收入來源，這就使鄉鎮政府財政支出預算不能不主要依賴于上級財政的調撥和轉移支付。然而，靠這種渠道，鄉鎮財政收入只能捉襟見肘。于是出現了順口溜：
【“國家省級財政喜氣洋洋，市級財政勉勉強強，縣級財政撤東墻補西墻，鄉鎮財政哭爹又叫娘”。】
有的地方干部甚至說，
【“取消農業稅，好人中央做，難人我們當”。】
可見，把鄉鎮集體企業私有化，已經產生了危及基層政權鞏固的后果。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國民收入再分配只能起調節、改善初次分配的作用，它歸根到底是服從于決定初次分配關系的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私有制加公共財政再分配”這是民主社會主義的主張，也是現代資本主義國家為緩和對抗性階級矛盾實施的所謂“公平與效率相互替代”的經濟措施，本質上是資本主義改良主義性質的;在中國的國情條件下是根本行不通的。私有化“改制”給地方基層政府帶來的財政困難等“麻煩”，證明了這一點。
(四)在科學社會主義旗幟下重新振興農村集體工業經濟。這具有可能性，經過努力也是可以做到的。
首先，現在許多黨員、干部已經開始認識到，私有化“改制”的確造成了不良后果。在調研的座談中，一些市縣級領導干部反映，
【“前一段時間要求鄉鎮集體企業‘徹底改、改徹底’，看來是有問題的”。】
事實擺在地方政府面前：凡是抵制了私有化“改制”，保留了集體企業或部分保留了集體資本的鄉村，如江陰市的華西村、常熟市的蔣巷村等，在新農村建設中都呈現良好勢頭，當地農民群眾的生活都成向上趨勢，這些鄉村的業績證實，集體工業經濟是能夠同市場經濟有效結合，并得到發展的。不過，仍有一些干部認為當時搞私有化，是為了糾正體制弊病，出于不得已，所以，對于是否需要重新振興集體經濟仍然猶豫不決;也有的干部背上了“改革是不會有錯的”這種思想包袱，在概念上又弄不清“所有制”與“體制”的區別，于是產生糊涂觀念，認為如果重新振興集體經濟，是否又要“走老路”了。這些認識誤區，應當在“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聯系實際，加以解決，要讓各級干部明白，樹立起要“消滅私有制”的科學社會主義觀念，才能真正不忘共產黨人的“初心”。
其次，有必要選擇適當時機，通過反思改革的“回頭看”， 依法把已經“改制”的企業轉化為新型集體所有制企業。要看到，私有化“改制”的推行，缺乏合法依據。不少“改制”企業的負責人當時并不樂意改，是上面行政壓下來，才接受“改制”的;有的在當時就懷疑這種“改制”的合理性，盡管上級要求“徹底改，改徹底”，但是他們(例如蘇州地區的不少企業負責人)仍然要求在“改制”后的企業保留10%的公有資本股份，以便與公有制經濟保持聯系。要看到，“改制”企業中的多數管理層骨干，是懷念公有制企業文化氛圍的，并不滿意“改制”之后由一把手“老板”說了算。還要看到，“改制”企業的負責人許多都是中共黨員，是具有公有制意識的，這也是目前有的企業主在贏利之后，愿意拿出資金支持農村建設的重要原因，因為他們知道，這個企業并不是靠他個人創辦的，原來是屬于集體的。不過，他們的子孫接班后，這些意識就會淡化、消失，到那時，再要改回集體所有制，就困難了。
再次，解放思想，重新振興農村集體工業經濟。有人認為，現在要在農村振興與市場經濟有效結合的新型集體企業，是脫離實際的理想主義。這是一種糊涂觀念。實際上，正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實際，要求在鞏固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同時，重新振興農村集體工業經濟。唯有如此，集體農民才能實現共同富裕。而根據馬克思經濟學基本原理，一定歷史時期的生產方式是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 發展新的集體鄉鎮企業是完全有可能的。可以從勞動者的組織和籌措啟動資金(一般情況下，集體產業資本的運動首先需要貨幣資本來推動)這兩方面入手：
一是積極培育為公有制經濟服務的企業家或共同致富的帶頭人。組織農民群眾走集體化道路，實現公有制經濟與市場經濟的有效結合，需要大批具有社會主義信念、有管理能力和懂得某種專門業務的經濟組織帶頭人;這可以在黨和政府領導下，利用大專院校、各級黨校來組織專門培訓。可以像培養“村官”那樣，分批為每個村培養一兩個這樣的帶頭人。
二是多渠道籌集振興農村集體經濟的啟動資金。可以發動村級土地集體所有制的農民，自己籌措資金興辦集體企業;各類銀行尤其是中國農業銀行，可以對新辦集體企業采取政策性的金融信貸支持;地方政府有必要把支持農村發展集體經濟，納入“城鄉統籌”“以城帶鄉”“以工補農”的規劃之中，可以在財政上設立支持農村振興集體經濟的發展基金等。只要各級領導發揮主觀能動性，依靠群眾，勇于克服困難，敢于實踐，振興新集體企業是具有現實可能性的。
三、關于搞好農村現有非農集體資本的投向和管理問題
(一)目前農村集體非農資本投向存在重借貸資本形態，輕產業資本形態的傾向。還是以蘇南農村地區為例。蘇南許多地區在集體鄉鎮企業私有化“改制”之后，剩余的集體資本仍有不小的數目。當地干部反映，2006年無錫全市村級集體經營性資產在1000萬元以上或村級年可支配收入在150萬元以上的，占全市總村數的三分之一以上;全市農村311家村級股份合作社，集體經營性凈資產合計達48.89億元。但是，調研發現，這些資產的大部分投向，并不是采取產業資本(企業資本)的形態來增值，而是采取實物形態的借貸資本形式來保值增值，即以修建廠房向私營、外資企業出租的方式，取得利息。顯然，這是把集體資本的保值建立在發展私營、外資上，這從全局看，是不利于振興農村集體經濟的。因為，根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原理，生息資本是一種寄生性的資本。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是，不少干部認為，出租廠房可以“旱澇保收”地向承租者收取利息，而“重新搞集體企業，難度大，又等于回到過去，保不住集體資金”。在這種認識下，用現存集體資本建立“股金量化到個人”的社區股份合作社，蓋廠房出租，就成為許多村鎮對集體資本保值增值的主觀選擇。這也就是說，由于一些地方干部在理論上對產業形態(企業形態)的集體資本是否能夠與市場經濟結合缺乏理解，缺乏信心，同時又把搞集體所有制的企業等同于過去政企不分體制下的集體鄉鎮企業，在引導和組織集體資本保值增值的經營方式上，就勢必出現重借貸資本形態，輕產業資本形態的做法。
(二)重借貸資本形態，輕產業資本形態的資本投向對于鞏固和發展集體經濟來說，是一種保守的、消極的辦法。用借貸或租賃方式作為農村集體資本的主要增值方式，客觀上是因為借貸或租賃形式在產權關系和管理操作上，比經營企業這種產業資本形態簡單得多。但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在資本的經營形態中，產業資本是起決定性作用的資本形態，商業資本和借貸資本的發展是依賴于產業資本的。因此，集體資本采取實物(廠房)借貸資本形態雖然能夠保值增值，但是它畢竟是一種依附于產業資本的借貸資本形態。把產業資本經營形態讓位于私營經濟，而把借貸資本形態(實物的或者貨幣的)作為集體資本保值增值的惟一可行的經營形態，這無異于讓集體工業經濟寄生于資本主義性質的私營經濟，這顯然是不利于促進集體經濟在農村工業經濟中占主體地位，不利于鞏固和壯大農村集體經濟的，因而是消極的、保守的資本投向。
(三)忽視集體資本投向產業資本形態，在以工促農上，就使農村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受到削弱。這主要表現在造成農村社會化生產的“龍頭企業”，將被私營工商業所控制。農村集體企業私有化“改制”之后，公有制企業處在被壓縮、退出狀態;大批集體所有制或股份合作制企業，轉變為私營企業或私人合伙企業;新發展起來的企業一般也是私營企業。這樣，農村出現的“‘龍頭企業’加農戶”這種以工促農的形式，在生產關系內容上，就形成主要由私營企業“帶動”農戶了。為了發展現代農業，一些地方積極引進外商投資，又產生了外商控制的私人龍頭企業(如某地鄉村引進荷蘭外商，發展現代花卉產業)控制農戶。有的地方領導干部為了取得更多的財政收入，還提出了促進私營企業與跨國公司合資的“以民引外、民外合璧”的戰略思路， 在許多地方干部中發生了影響。在這種重中外私營工商業、輕公有制企業的傾向下，鼓勵工商業進駐鄉村，私有制性質的企業控制農戶的范圍，勢必越來越擴大。初看起來，私營企業進駐鄉村，把農戶組織到規模產業中，讓農民拿工資，比農民從事農田承包經營，收入暫時會有增加;但是，這是以農民向私人企業主提供剩余價值為前提的，讓農民作為雇傭勞動者，并不會從根本上改變低收入的經濟地位，這種方式更不會消除農村收入的貧富兩極分化。還必須看到，中外私營企業愿意進軍農村，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占用農村的土地，獲取極差地租收益。更嚴重的潛在問題還在于，如果放任私營工商業進軍農村，這勢必會導致原先比較穩固的工農之間的經濟聯盟，被私人資本對農民的經濟控制所取代，這將會動搖我國憲法闡明的國家的經濟和政治基礎;在所謂“民外資本合璧”不斷擴展的情況下，還會威脅到公有制經濟乃至整個民族經濟的安全。
(四)促進集體資本投向產業資本形態(投向企業或創辦新企業)，可以通過集體資本管理體制上的科學改革來實現。將現存集體資本的投向逐步轉為產業資本形態，重新振興農村集體企業，積極的辦法是，科學地深化集體資本管理體制的改革：
(1)把集體資本的所有權機構與鄉鎮政府行政機構區分開來。建立適應市場經濟的集體資本產權關系的新層級結構，在集體資產具有一定規模的條件下，實行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層管理。
(2)促進農民集體產業資本產權關系的人格化和集體所有制利益關系的實現。其實現途徑可以簡述為：A.農戶—→農民代表大會—→授權形成集體資本所有權機構(與鄉鎮政府機構相區分)—→ B.集體資本所有權機構授權建立經營權機構—→有經營權機構對集體資本采取投入企業控股、參股(產業資本形態)以及租賃、資金貸放(實物租賃或資金借貸)等多種形式運行，實現保值增值—→獲得的利潤、租金、利息和地租，歸口于集體資產經營權機構統一管理，接受所有權機構監督、支配—→ C.集體經濟所有權機構根據由農民代表大會通過的集體收益分配原則，確定積累與消費比例，主持對農民的收益分配—→ D.農民取得集體資產經營的個人收益(這里的收益不包括農民家庭經營承包土地的收益和在企業取得的工資)，使自己對集體資產和資本的所有權得以實現。這種途徑也就是集體產業資本的總體運行機制。
(3)規范和健全鄉鎮政府的財政制度。在多種經濟成分并存的新經濟格局下，作為基層一級政府的鄉鎮財政收入的來源，應當依靠上級財政撥付和依法征稅，而不能再像過去那樣主要依靠集體經濟的收益來填補，應當將集體經營性資產的收支與鄉鎮政府的財政收支嚴格區分開來。集體經營性資產的收益，由集體經濟所有權代表機構按規定行使支配權;而不是由鄉鎮政府機構來支配。鄉鎮政府應當按法定的財政來源，依法行使自己的財政收支權利。而只要集體資本振興起來，集體農民增收有了可靠的來源，鄉鎮財政用于解決農村社會矛盾的支出必然可以顯著減輕。通過這樣的體制創新，才能從維護國家、民族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從鞏固工農聯盟的高度，建立振興農村集體經濟的長效機制，促成公有制企業成為“龍頭”，對農業產業化和農民致富起帶動作用。
四、關于科學發展農田土地規模經營問題
(一)在土地規模經營上出現的一種值得注意的傾向性問題。農業是農村經濟的基本產業，發展現代農業必須高度重視糧棉種植等農田主業，而提高農田主業的生產率又必須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地發展適度規模經濟。但是，一些地方干部在土地規模經營上，卻存在一種認識誤區，他們往往重視有些“西化”學者宣傳的，以及他們自己在出國訪問中看到的“美國的家庭農場經營”經驗，對此卻缺乏結合中國國情進行鑒別和分析，因而比較重視“耕地向大戶集中”、“發展家庭農場”，卻不去積極引導農民發展集體經濟性質的土地統一規模經營。有的干部甚至指望土地向私有化突破，只是“不好說出口”;他們公開說的是，集體土地“家庭承包經營制要突破才行，否則阻礙土地的流轉”;而有的學者在學術討論會上則公開提出“必須實行土地私有化”。這種情況表明，“私有制有效”這種新自由主義思潮，除了在工業領域發生了嚴重影響，在農業領域也有不小的影響。不言而喻，土地私有化是與中國特色的科學社會主義道路背道而馳的。
(二)高度重視農村發展集體經濟的新趨勢。應當看到，盡管一些地方政府近些年在工業領域推行了私有化“改制”;但是在農業領域，卻出現了勢頭越來越大的農民建立新型合作組織的熱潮。從蘇南農村的情況看，最早是農民自發組織的合作社。農民合作組織比家庭分散生產有利于農業生產規模化、標準化和集約化，有利于農民群眾維護自身合法經濟權益，有利于促進農民增收，有利于培育村級集體經濟，有利于鞏固基層政權等優越性很快顯現出來，于是得到了地方各級政府的積極支持;大批農民專業合作社、社區股份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以及各種類型的種養殖業的專業協會迅速興起。這種好勢頭說明發展集體經濟是新農村建設的客觀要求，是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新趨勢，反映了廣大農民群眾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性。
(三)要十分珍惜農村合作組織孕育的社會主義經濟因素，重視引導它們向集體經濟方向發展。盡管目前多數農民合作組織經營的主要是非農產業，但是，有的地方在農田主業上已經出現具有集體經濟性質的糧食生產規模經營，這是令人鼓舞的。蘇州常熟市的干部反映，當地古里鎮塢坵村糧食生產基地，是以土地股份合作制的形式建立起來的。這個合作社230名社員，在董事會、監事會的組織領導下，共同耕種自己和從周圍農民流轉來的10800畝土地，采取標準化的統一經營(體現在統一使用良種、統一供秧、施肥、統一植保、用統一的“白禾”品牌銷售等)、分戶管理的生產方式;年終統一經營的收入，扣除土地租金支出，實行農戶按當年各戶提供的產量分配，把按土地要素分配和按勞分配結合起來，年人均收入達到10000元左右，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這個實例說明，通過集體經濟性質的統一經營，促進土地的規模經營，是完全可能的，這比起“土地向大戶集中”，更有利于經營規模的擴大，有助于促進生產力的發展，也有助于純農戶的共同致富。實際上，“土地向大戶集中”，本質上屬于依靠雇傭勞動來經營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它可以提高種田大戶的收入，卻助長了農村雇傭勞動關系，讓其他農民當受剝削的雇傭勞動者，收入仍然很低，這是不利于鞏固和發展農村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因此，在發展農田規模經營上，有必要從經濟后果上，把“土地向大戶集中”與“實施集體經濟性質的土地統一規模經營”兩者區分開來，堅決糾正重前者、輕后者的傾向。
(四)重要的是勇于引導農民走中國特色的科學社會主義道路。地方各級黨政干部承擔著教育、引導農民走科學社會主義道路的責任，在今天中國的歷史條件下，這種引導是完全代表農民自身利益和長遠利益的，更是有利于工農聯盟的。這里之所以要加“勇于”，是因為這意味著需要敢于抵制諸如新自由主義、民主社會主義等錯誤思潮，需要克服農村中的自發資本主義勢力。應當看到，目前的農村合作組織還是一種過渡性的經濟形式，即公有制因素和私有制因素融合在一起的經濟形式。這種過渡性組織形式既有組織成員的私人投資聯合，又有組織成員的勞動聯合，其經濟組織的性質就存在兩種可能的發展趨勢：如果經濟民主管理制度不健全，私人資本及其合作成分的比重上升，它有可能通過企業內部的股權轉讓，轉變為為少數人謀利的“私人合伙制”(幾個私人投資合股，雇傭多數勞動者)，乃至資本主義私有制;如果企業內部經濟民主管理制度走向健全，勞動聯合的比重逐步上升，它就會走向適應市場經濟的新型集體經濟。筆者曾聽過一個股份合作制企業介紹了他們的收入分配方法。該企業的經營收入，在扣除應交稅費、擴大再生產留成、集體福利基金等，形成全廠個人收入可分配基金之后，他們將基金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作為“按勞分配”基金，另一部分作為“按投資入股分紅”基金;規定首先保證或提高“按勞分配”基金，保證發放工人工資或有所提高，然后再將可分配基金的剩余部分，用于“按投資入股分紅”;這就保證了股份合作制在“勞動聯合”與“資本聯合”的關系上，以“勞動聯合”為主，調動了全廠工人的勞動積極性，促進了企業朝社會主義經濟組織的方向發展。可見，各級政府在新農村建設中，引導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向社會主義方向的引導，這是可以辦得到的。
五、關于農田剩余勞動力的轉移問題
(一)應當重視農田剩余勞動力轉移過程中存在的無序性傾向。中國農村人口眾多，人均土地少，要提高農田勞動生產率，實現農業規模經營和發展現代農業，必須把農田剩余勞動力大批地轉移出來，這也是促進純農戶致富的必經之路。應當說，目前地方各級政府對轉移農田剩余勞動力都比較重視，這表現在，加大了財政投入力度，注重努力改善農民工進城就業的權益保障法制環境，積極抓好促進農民進程務工的職業技能培訓，設法提高外出就業農民工的組織程度等，這些措施對增強農田剩余勞動力轉移的有序性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也出現了一個值得關注的傾向性問題，就是重農田剩余勞動力轉向大中城市，輕就地轉移和留住農村人才。不少地方有文化的青壯年農民都流向城市了，鄉村只剩下所謂“留守兒童”和老年人;流行說法是，先是剩下“38、61、99部隊”，現在變成“61、99部隊”了，因為青壯年婦女也到城市打工了。這種無序性狀況如果持續下去，必然會使農村經濟的發展失去重要的人力資源支撐，將對新農村的建設和長期發展造成嚴重不利后果。
(二)有序地轉移農田剩余勞動力需要端正思想認識。本文使用“農田剩余勞動力”概念，而沒有使用“農村剩余勞動力”概念，這是因為，在農田勞動生產力提高的條件下，農村從農田會產生出剩余勞動力，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整個農村也產生剩余勞動力;因為農田剩余勞動力轉移出來，可以留在農村搞非農田生產的多項事業，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促進農村向縮小城鄉差別方向的可持續發展。因此，有必要確立科學認識：
其一，不應片面地把農田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理解為農村勞動力必然流向城市。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的所謂“城市化”觀點認為，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這是經濟發展的必然;這與科學社會主義關于人類社會的發展將趨向消滅城鄉差別的觀點是對立的。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出，資本主義發展初期有過“原始積累”的歷史過程，其實質是資本主義所有制消滅小生產所有制的過程，也是剝奪農民的土地、把他們變成資本的雇傭勞動者的過程。這種過程使資本主義社會產生了城鄉分裂、城市中形成“平民窟”、農地肥力遭到破壞、城市人糞尿難以還田等后果，并延續至今。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所謂“城市化”理論，直觀地描述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中，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歷史現象。然而，新中國不應當走資本主義發展的老路。事實上，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后，新中國走的是一條嶄新的向科學社會主義發展的道路，即把“土改”之后成為小生產者的廣大農民群眾，組織起來，走上了合作化、集體化的道路。這是使廣大農民共同致富的惟一光明大道。不難發現，南街村、華西村等堅持把土地集體所有制與集體經濟統一經營結合起來的先進的鄉村，實現了農民的共同富裕，不僅本地沒有農民去城市打工，反而收留了許多外地的農民工。這說明，大量農民背井離鄉到城市打工，這在中國并沒有必然性。一段時間以來，有人照搬西方“城市化”概念，把我國農村勞動力大量轉向城市視為正常，而放任自流，這可能是導致農田剩余勞動力無序性轉移的一個重要原因。
其二，農田剩余勞動力留在農村，有助于遵循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規律。馬克思指出，人類“以衣食等形式從土地取走并消費掉的土地的各種肥力和化學成分”，是必須補償土地的;他把這種“取走”和“補償”，稱為“人與土地之間的物質變換”或“物質循環”，并深刻指出，這是“調節社會生產的規律”，即社會再生產理應遵循的人與土地之間的“物質循環規律”。 這個規律實質上是今天所說的可持續發展的基本規律。這個規律的一個最基本的具體要求就是，為了保持土壤的有機質成分，應當實現人糞尿還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造成了城鄉分離，所以不得不用工業制造化肥，來維持土地的肥力，但是，其后果是土地“板結”，農作物的果實缺乏在有機肥料條件下生長的那種口感和營養。可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違背人與土地之間的“物質循環規律”要求的。我們要走科學社會主義道路，就應當設法消除城鄉分離，解決好人糞尿送回農田的問題，如果放任農村人口大量轉向城市，勢必增加解決這個問題的難度。從這個角度看，“城鎮化”概念與“城市化”概念有本質區別。“城鎮化”包含大力發展縣域經濟和農村小城鎮，使農田的過剩勞動力基本上留在離農田不遠的農村居民區，這對于遵循人與土地之間的“物質循環規律”，保持人糞尿還田，發展生態農業是有利的。當然，這還不夠，還應當力求把大中城市的人糞尿通過發酵處理，變成有機肥都送還農田。
其三，保證農田和農村有足夠的青壯年勞動力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客觀要求。應當認識到，目前不少鄉村剩下“61、99部隊”，青壯年去城市打工，這種狀況主要是與當地農民“收入太低”相聯系的，而這又是與當地集體經濟受到嚴重削弱相聯系的。關于如何提高農民和純農戶收入問題，本文第一部分已經提出建議。這里要論述的是，不能認為農民只有到城市打工，才是最快的致富出路。從全局看，解決農民增收的根本出路，還是要堅持土地集體所有制，把農民群眾組織起來，艱苦創業。而要發展集體經濟的多種經營，發展集體工商業經濟，要提高農田主業的生產效率，都需要有留住足夠的、文化素質高的中青年農民。這就需要各級干部深入農村第一線，做好組織工作，同農民群眾一起研究可行性措施。那種對農村勞動力流向城市放任自流，“卸包袱”，是不負責任的態度。
(三)科學組織農田剩余勞動力的有序轉移。要糾正農村勞動力大量向城市轉移的無序現象，必須把安置剩余勞動力的工作重心放在農村。
首先，要穩定農業生產。當務之急，要下決心通過落實“城鄉統籌”“以城帶鄉”“以工補農”，制定行之有效的措施，幫助農民群眾解決實際困難，保證農民從事農田主業生產可以得到合理收入，消除農民放棄種田、拋荒的主要因素。
其次，要制定農村勞動力使用布局規劃。盡快把農田剩余勞動力的轉移納入到縣域經濟發展、小城鎮和農村工業園區建設、職業技術教育發展、勞動市場的培育和管理等多方面的布局規劃之中。
其三，要根據規劃有組織地使用農田的剩余勞動力。這需要因地制宜，多種方式結合。從縣域經濟發展看，可以把各鄉村農田剩余勞動力集中起來，組織專業隊伍，分別投入需要建設的交通項目、水利項目、生態(植樹造林)項目等。我們在調研中了解到，農村一家一戶經營之后，許多河溝多年沒有開挖、清理淤泥，這為水澇留下隱患;把過剩勞動力組織起來，完全可以解決這種問題。
其四，落實“城鄉統籌”“以城帶鄉”“以工補農”的指導方針籌集資金。采取必要的經濟政策，提高純農戶和從事農田主業的農民收入;把農田過剩勞動力組織到新農村本身的建設中，都需要一定的啟動資金或必要的專門開支。可行的辦法是，政府可以在大中城市和工業企業開辟“支農專項稅”，將收入按照一定方式轉到鄉鎮、縣級政府，作為財政轉向支出的來源。用這樣的方式，把“城鄉統籌”、“以城帶鄉”、“以工補農”等指導方針，落實到支持鄉村鞏固和發展集體經濟，并落實到具體措施上。
六、關于抓好鄉村建設科學規劃的問題
(一)在鄉村建設規劃上輕鄉村實際的傾向值得關注。鄉村社區建設是新農村建設的重要方面。在這方面，黨中央提出“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這個要求是多方面的。但是，近些年來，有些地方出現了一些主要抓農民集中居住的傾向性問題：
一是在農村建設規劃上自上而下推行“村民向社區集中”。為了治理農村環境，實現“鄉風文明，村容整潔”，改善農民居住條件出發，對村民居住地做適當調整，乃至必要的集中，無可非議。問題的是，一些地方地方政府自上而下地提出了“村民向社區集中”或合并鄉村的要求。有些地方在鄉村建設規劃設計時，提出了“讓農民過上城市人生活”，“讓農民變市民”這樣的“城市化”理念，這就給當地帶來了負面影響。例如，蘇北某縣領導反映，當地的地理位置臨海，近百年，來按過去民族企業家張謇先生請荷蘭專家設計的人居布局，村民是按人工建造的海堤條塊，有序分組居住的;實踐證明，這種人居布局適應當地多臺風的自然條件，有利于維護海堤，體現了沿海農村的特色，但是，近年上級制定的“城鄉統籌”發展規劃，卻搞主觀性的“造村”設計，要求當地村民“組團”集中居住，“一村不能有兩處居住地”;這樣一來，“要1500村民組團集中，居住的地方都難找”;而且，在農村深處，硬要農民集中居住，農民下田干活就要走很遠的路。當地干部反映，按城市人的理念設計“新農村”，脫離實際。這種意見很值得重視。
二是鄉村規劃上輕視農民的意愿。目前，籌建“中心村”正在成為許多地區鄉村建設的“新模式”，也就是按照規劃，選擇好地盤，蓋規格統一的新房，組織農民集中居住，形成鄉村的中心社區。從一些已經建立的“中心村”來看，外貌確實比較漂亮，可是，農村基層干部卻反映，實事求是地說，現在的“中心村”其實是“地面工程”，地面下并沒有像開發區和城市那樣的“幾通一平”、埋有各種管道，“真那樣搞，1平方公里要投入上億的人民幣，鄉村哪來那么多錢?即使這樣搞地面建設，鄉鎮財政也要貼上不少錢”。蘇北某地區號稱建筑“鐵軍”之鄉，多年來，村民在外搞建筑，賺錢回鄉蓋了不少設施一流的私人樓房，但是按照現行鄉村建設規劃，都應當撤除現房而移住中心村，這就產生了村民對中心村建設的很大抵觸。農民這輩子是十分關心蓋房子的，現在，有的地方要求新房必須建到規劃的中心村，否則就不能建，但是中心村規劃的用地又要經過國土局審批，導致農民建房的時間一拖再拖，一些農民結婚急于蓋房、翻新房，等了兩年仍然建不成，于是只好到市政府告狀。問當地干部：可否暫時不搞中心村呢?答曰：這是上級統一規劃的，不能不搞。也有的地方，農民集中居住地，蓋的是成片的5、6層的樓房，農民倒是像城市人一樣住樓房了，可是也給他們從事農業生產帶來極大的不方便，除非他們離開農田生產，否則，農具放在哪里?農民想搞點家庭副業(如養雞鴨之類)也不可能了。看來，在中心村建設上，地方一些干部存在輕視農民意愿和不切實際的傾向。
(二)鄉村建設規劃必須講求科學。在統籌城鄉發展的新農村建設中，規劃涉及一定區域的戰略發展方向，十分重要。現在各地普遍重視制定規劃，這比起缺乏長遠規劃，是很大的進步。關鍵是規劃要科學。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深入農村實地調查研究，從國情、省(市)情、市情、縣請情、鄉鎮情以及鄉村實際情況出發，因地制宜，遵循客觀規律。在設計思想上：其一，決不能用城市發展理念規劃農村發展，而必須重視農村和農業生產的特殊要求。其二，必須尊重農民的意愿，量力而行。多數農民群眾的意愿往往是農民經濟利益的一種表達。尊重農民的意愿，才能尊重農民的利益訴求。其三，要樹立保護農村耕地的觀念。如果一些地方考慮當地農村居民適當脊椎所居中，有利于節約耕地，有利于形成大田、發展規模農業，這有一定合理性;但是，那種為了違背農民意愿，用集體經濟的土地置換建設用地指標，或用以招商引資，這將造成農村耕地減少，必須堅決制止。要做到這些，就必須克服農村規劃工作中的主觀主義、形式主義和教條主義。
(三)鄉村建設應當從實際出發，分清輕重緩急。應當充分認識，現在不少地區是在財力非常有限的條件下開展新農村建設的。從這種實際出發，有必要從發展生產這個首要任務出發，精心規劃現有財力的使用方向，把有限的財力，分清輕重緩急，有選擇地投入到搞好對農業生產的科技服務、促進農民增收、抓好鄉村醫療衛生服務設施建設、清理河道、清潔現有環境、改善交通道路、促進精神文明建設等實事上去。如果“一刀切”似地普遍搞“中心村”建設，只是形式上好看，對于發展農村經濟并無積極作用。尤其是有的地方合并鄉村，無異于強行變更原先的鄉村集體經濟組織，對原先相互獨立的土地集體所有制經濟組織的財產如何核算，在合并之后如何處理，缺乏考慮，這就導致不同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民之間在經濟利益上產生矛盾。有的農村基層干部對自上而下地搞鄉村合并頗有微詞，他們說，“這樣搞耗費了我們太多的精力，也不一定符合農民的意愿”。
七、關于鞏固和完善農村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問題
(一)目前存在輕視維護農村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傾向。多年來，“發展是硬道理”已經深入人心。經過多年的實踐，廣大干部進一步認識到，只有科學的發展才是扎扎實實的硬道理。從理論上說，真正做到自覺地堅持科學發展，就必須遵循可持續發展基本規律，維護生產力“源泉”，處理好生產力與生產關系兩者之間的辯證關系。從調研中了解的實際情況看，目前地方干部普遍比較重視發展社會生產力，也越來越重視保護生態環境了;但是，對維護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卻不那么主動，甚至很少談到如何維護和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問題。應當說，這與新自由主義的影響有關。一些基層干部反映，過去省市黨委機構設有農工部，專門抓維護工農業經濟領域的公有制生產關系，抓弄村干部思想政治工作，但是，后來不知什么原因，上面已經沒有什么職能部門抓這項工作了;在經濟體制改革中，“改來改去，集體經濟改掉了，過去為集體經濟服務的農技站、科技站、農機站也都改得沒有了!”這反映出，一段時間以來，地方政府領導機關的精力，重在抓生產力，而對鞏固和維護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則存在輕視的傾向。
(二)新農村建設必須把發展生產力和鞏固和完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結合起來。根據唯物史觀的科學原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生產力總是屬于一定所有制關系下的生產力，沒有脫離生產關系孤立存在的生產力。雖然在理論分析時，我們可以暫時撇開生產關系單獨分析生產力，但是，實際的生產力總是與一定的生產關系結合在一起的。可以說，現有的生產力，不是集體經濟組織掌握，就是變成小生產者掌握，或者變成由私人企業主掌握。講發展生產力，其實，講的就是發展誰的生產力。而要發展社會主義生產關系所掌握的生產力，發展勞動人民掌握的生產力，就必須適應生產力發展的要求，鞏固、維護和完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但是，不少地方推行私有化的“改制”，卻是把本來屬于公有制控制的生產力，讓位給資本主義性質的私有制來控制。既然在新自由主義思潮侵襲下，公有制意識被淡化，維護公有制生產關系的職能管理部門被撤除或者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那么公有制生產關系受到嚴重損害，也就不足為奇了。像農工部這樣的主管維護和完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的職能部門，在社會主義國家的領導機構中，是極其重要的部門，應當盡快恢復起職能;在現有公有制主體地位受到嚴重削弱的態勢下，更應得到充實和加強。建議各級黨委在抓干部思想政治教育的過程中，強調在經濟工作中，要提高自覺性，把維護社會主義生產關系和發展生產力結合起來。
結語
以上提出了新農村建設中的一些不良的傾向性問題及其表現;形成的基本認識是，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必須堅持應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科學理論來指導，而決不能照搬資產階級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在農村搞“私有化”，并簡單地追求眼前“政績”。由此提出了解決這些問題的一些對策建議，主要是，要通過落實“城鄉統籌”、“以城帶鄉”、“以工補農”等指導方針，籌集啟動資金，鞏固和發展農村集體經濟，采取措施保證農村純農戶的收入水平不低于當地農民收入的平均水平;在發展農村工商業經濟方面，要著重振興農村集體性質的工商業經濟;對集體經濟組織擁有的非農資本，要引導投向產業資本形態;在發展土地規模經營上，要引導農民發展集體經濟性質的土地統一規模經營;在農田剩余勞動力的安排上，要科學規劃，主要投入到農村本身的全面、可持續發展，要保證農田留下足夠的青壯年勞動力;鄉村建設應當以保護耕地為前提，從實際出發，尊重農民意愿;在新農村建設的全局上，必須把發展社會生產力和鞏固、完善社會主義生產關系結合起來。這些對策建議是否科學，是可以進一步研討的。班門弄斧，是希望有更多的人們來關心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最后，有必要強調，搞好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需要各級領導堅定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信念，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這就必須與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尤其是新自由主義經濟思潮劃清界限，一定要反對在農村改革中搞集體經濟的“私有化”和變相的土地所有制“私有化”。我們相信，只要各級領導確立了正確的思想政治路線，堅定不移帶頭鞏固和發展農村集體所有制經濟，引導廣大農民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一定會展現出勃勃生機。
2007年8月13日初稿;
2020年6月20日再次修改。
何干強，南京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特聘研究員，研究方向：《資本論》與當代中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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