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毛澤東思想破解鄉村振興十個問題
池艷慧
內容提要:運用毛澤東思想破解鄉村振興十個問題:1,用毛澤東“國情”思想破解《規劃》“接地氣”問題 ;2,用毛澤東 “人民當家做主”思想破解鄉村振興“體制”問題;3,用毛澤東“組織起來”思想破解鄉村振興“力量之源”問題;4,用毛澤東 “以糧為綱,全面發展” 思想破解鄉村振興“產業結構”問題;5,用毛澤東“農業現代化”思想破解鄉村振興“現代農業與傳統農業的結合與發展”問題;6,用毛澤東“八字憲法”思想破解鄉村振興“農業生產要素整合”問題;7,用毛澤東“工農并舉”思想破解鄉村振興“城鎮化”問題;8,用毛澤東“二為”思想破解鄉村振興鄉村“文化重塑”問題。9,用毛澤東“黨是領導核心”思想破解鄉村振興“領導核心”問題。10,用毛澤東“農業學大寨”思想破解鄉村振興“典型引路”問題。集體主義是上述十個問題的核心和主線,只有人民組織起來,做了鄉村振興的主人,鄉村才能真正意義上的振興。
關鍵詞:鄉村振興 毛澤東思想 基本國情 集體主義 大寨精神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12018年2月4日,中央出臺了《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同年9月份,公布了《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以下簡稱《規劃》)。黨中央對“三農問題”高度重視,明確指出:“鄉村興則國家興,鄉村衰則國家衰。”2然而要把《規劃》真正落到實處,讓它在鄉村廣闊天地里落地生根開花,《規劃》制定必須符合國情,同時必須從根本上解決制約《規劃》落實的十個問題。回顧歷史,在毛澤東思想中,這十個問題都有理論答案,并且在實踐過程中都取得都得了前無古人的業績,這些業績至今還在“三農”中發揮著中堅作用。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過程中是“農民運動之王”,對中國“三農問題”有著極為深刻的體會和極為透徹的了解。我們應該運用毛澤東思想破解鄉村振興面臨的十個問題。
第一,用毛澤東“國情”思想破解鄉村振興《規劃》“接地氣”問題 。
毛澤東講到:“認清中國的國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據。”3
在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今天,準確認識國情仍是我們制定和實施鄉村戰略規劃的基本依據和準確切入點。但國情又是分基本國情和派生國情的。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是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對這個原理進一步講到:“一切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的終極原因,不應當在人們的頭腦中,在人們對永恒的真理和正義的日益增進的認識中去尋找,而應當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更中去尋找;不應當在有關時代的哲學中去尋找,而應當在有關的時代的經濟學中去尋找。”4很顯然,從“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相統一的生產力經濟關系發展規律中所判斷的國情是基本國情,而從理性的“社會變遷”和正義的“政治變革”中判斷的國情都是派生國情,基本國情是派生國情的“終極原因”。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從原始經濟發展到自然經濟、再發展到商品經濟,這是生產力經濟關系發展的基本規律。基本國情就是一個國家在某一時期或某一時間的生產力經濟關系發展所處的基本狀態。從歷史縱向發展看,當前中國正處于 “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發展階段”,這是當前中國的基本國情。所謂自然經濟就是以農業為基礎產業、以自給自足規律為主導規律、以簡單再生產為主導方式的經濟形態。所謂商品經濟就是以現代工業為基礎產業、以剩余價值規律為主導規律、以擴大再生產為主導生產方式的經濟形態 。
“中國已經有大約百分之十左右的現代性的工業經濟,這是進步的,這是和古代不同的。”接著,毛澤東又說到,“中國還有大約百分之九十左右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這是落后的,這是和古代沒有多大區別的,我們還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經濟生活停留在古代。”5這兩句話雖然沒有明確的“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概念,卻包含了這兩個概念的基本含義。毛澤東早就指出:“中國人民的任務,是要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帝國主義被打倒以后,在政治上、經濟上、文化上完成新民主主義的改革,實現國家的統一和獨立,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6這段話里雖然沒有明確的 “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發展” 用語,但“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 還是表達了 “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發展”的含義。在毛澤東著作里多次提到“由農業國變成工業國。” 由此可見,毛澤東對“農業國”和“工業國”是非常重視的。
基本國情決定派生國情。“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發展” 的基本國情決定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幾億人口,幾億農民”“ 三農問題”“ 城鄉二元結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主義制度”等都是派生國情。
黨的十三大以來,無論是學術界還是執政界,都把“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看成中國的基本國情。其實“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是“社會變遷和政治變革” 的范疇,不是中國基本國情,而是由基本國情產生的派生國情。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決定 “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發展”, 而是“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發展” 決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發展” 才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 的“終極原因”。“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發展” 的這個基本國情從明朝末期就開始存在了,新中國成立之后的七十年社會主義歷程中依然存在,在今后一段時期仍將存在,這是一個不以人們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
“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發展” 的基本國情還產生了“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并存”的國情,也就是我國大部分鄉村正處于“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并存” 的狀態。老百姓進行的農業經濟基本上還處于由自給自足規律主導的簡單再生產狀態,有的已淪為萎縮再生產。鄉村農業資源被商品經濟強勢吸收,農業勞動力嚴重不足,大量土地撂荒,土壤肥力嚴重流失,被商品經濟沖擊的七零八落,就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并存” 的外在反映。鄉村振興如果不面對“自然經濟” 與“ 商品經濟” 并存的問題, 不研究“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發展”規律的問題, 不研究“ 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運動機理的問題,《規劃》很難接地氣。
第二,用毛澤東“人民當家做主” 思想破解鄉村振興“體制”問題
無論什么樣的國家,無論什么樣的社會制度,都有經濟體制問題,其本質都是“利益規律駕馭生產力經濟規律”。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建立的社會主義本質就是人民利益,就是讓勞動人民當家做主。現在,中國“當家做主”的勞動人民所面臨的基本國情是“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發展”,那么,中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本質就是“人民利益規律駕馭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發展的規律”。 具體地說,就是“人民利益規律駕馭農業國向工業化發展的規律”。毛澤東領導中國人民建立的合作社、人民公社、計劃經濟體制、國有企業、公有制經濟等等,都是人民利益駕馭經濟發展規律的力量 ,既要駕馭自然經濟,也要商品經濟,更要駕馭 “從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發展的” 規律。特別是在商品經濟范疇內,要著力駕馭剩余價值規律,讓剩余價值規律馴服地為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服務,讓商品經濟經濟成為“經世濟民”的人民經濟。否則,沒有社會主義公有制和經濟管理體制形成的強大駕馭力量,剩余價值規律就要變成人民的血淚規律,社會主義時代的商品經濟就要變成資本化“拜金主義”的經濟。
鄉村振興的本質就是通過集體體制的強大力量改造鄉村“自然經濟”, 使之與商品經濟形成有效融合機理。駕馭剩余價值規律,讓剩余價值規律馴服地為農業經濟發展服務,使農民聚生更大的自力更生力量,自我解決“三農” 問題。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雖然也包含著“人民利益規律駕馭經濟發展規律” 的含義,盡管我們每天一出家門就踏進了“市場經濟”,但市場經濟不是經濟體制,既不是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也不是資本主義經濟體制,而是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到商品經濟時代,在剩余價值規律主導下,商品交換對商品生產產生反作用的經濟關系,是經濟發展的自然過程,是商品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價值規律、供求規律、竟爭規律等都是剩余價值規律的派生規律。市場經濟被國際資本主義勢力用“私有化、自由化、全球化” 進行一番捆綁、在中國變成“市場經濟體制”后,就變成否定人民利益、撕裂人民利益體制、撕裂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屠刀了。特別是在市場經濟中的剩余價值規律引誘下,處于自然經濟結構中的鄉村蕓蕓眾生一頭扎進了“錢眼里”,農業資源被商品經濟強盜般地吸收,給農業帶來了許多問題。 “市場經濟體制”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唯心主義的偽概念,是帝國主義對中國進行“和平演變”的利器,與毛澤東思想“人民利益規律駕馭經濟規律” 的經濟體制是水火不容的。
毛澤東時代是計劃經濟。計劃經濟是國家管理的范疇,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的范疇,兩者之間就是駕馭被駕馭、管理被管理的關系,也就是“人民利益規律駕馭經濟規律”,經世濟民、管理社會是國家的天然職責。在社會主義時代,在商品經濟范疇內,計劃經濟要緊緊牽制住剩余價值規律的“牛鼻子”,使其馴服地為勞動階級全面發展服務。沒有國家的有效管理,就沒有發展成熟的市場經濟發展。說白了,主導市場經濟的剩余價值規律猶如“遠古蠻荒之水”,計劃經濟就是“大禹治水”。所以,在鄉村振興戰略中,我們應該根據毛澤東“人民當家做主”的思想,完善“人民利益規律駕馭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發展規律” 的經濟體制。
第三,用毛澤東“組織起來” 思想破解鄉村振興“力量之源”問題
落實《規劃》最關鍵的問題是“靠誰干”和“如何干”。農民是鄉村振興的主力軍,又是鄉村振興的直接受益者。毛澤東早在《論持久戰》中他就指出:“戰爭的偉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眾之中。日本之所以敢欺負我們,就在于我們的民眾處于無政府狀態。” 7同樣道理,鄉村振興最深厚的力量之源也存在于全國農民之中。建國初期,重工業幾近為零,農業幾乎在“窮山惡水”中掙扎著,人民“吃飯穿衣”問題一直是幾千年來困擾中國社會發展的根本問題,無政府主義的民眾如果不形成強大的合力是無法改變“窮山惡水”自然條件的。毛澤東通過土地改革、合作社、集體化,將“一盤散砂” 的農民組織起來,擰成了“繩子”, 爆發出了驚天動地的內生力量。 改天換地,興修水利、大干農業,有力地改變了窮山惡水的自然條件。大力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使農村發生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是真正意義上的鄉村振興。上世紀八十年代,實行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解散了農村集體組織,農民又成了一盤散砂,中斷了鄉村振興的道路。
實踐證明,“包產到戶”只能取得暫時短期的效益,絲毫不能解決農業抵御自然災害脆弱性的根本問題。特別是小農經濟生長出來的“小農文化”直接導致個人私欲膨脹。“一盤散沙” 和“無政府主義”的民眾是解決不了中國農業生產長期面臨的“窮山惡水”問題的,現在已成為鄉村振興的主要障礙。
集體主義是組織起來的核心內容,只有高舉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將農民組織起來,走集體主義道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依靠集體力量,解決經濟、文化、道德等多方難點問題,才能將《規劃》通過農民的勞動真正落到實處。
第四,用毛澤東 “以糧為綱,全面發展” 思想破解鄉村振興“產業結構”問題。
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確保國家糧食安全,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已手中。” 還指出,“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支持和鼓勵農民就業創業。”8 很顯然,“糧食安全”是鄉村振興的核心問題,農民增收是重要問題。
我國作為十四億人口的大國,只有十八億畝耕地,既便所有的耕地滿負荷種糧,糧食安全仍然在危險的邊緣線上掙扎。但糧食及重要農產品的需求仍呈剛性增長,卻是不可逆轉的態勢,糧食安全始終都是國家不敢掉以輕心的頭等大事。然而,處于“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發展” 中的鄉村百姓,“錢”是核心問題,“糧”不是問題的問題,因為有“錢”可以買糧。國家的“糧”與農民的“錢”的矛盾始終是鄉村振興的難點問題和矛盾問題。早在1958年6月18日毛澤東就提出了“以糧為綱,全面發展”9 的論斷,言簡意賅地說明了“糧”與“錢”的關系。毛澤東是從舊社會過來的人,親眼目睹過由于糧食匱乏而導致民不聊生的悲慘景象,熟知歷史上每一次農民起義、每一次改朝換代的根源雖然大都是朝廷腐敗,但直接起因卻是糧食。“以糧為綱”是毛澤東經歷了切膚之痛而得出的結論。如果籠統地講“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在《規劃》落實過程中,到最后恐怕只剩下“錢”了。
第五,用毛澤東“農業現代化”思想破解鄉村振興“傳統農業與現代農業結合發展”問題
“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發展” 是基本國情,由此也決定了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發展是中國農業發展的必然趨勢。傳統農業的基本標志就是金屬農具和木制農具代替了原始的石器農具。鐵犁、鐵鋤、鐵耙、耬車、風車、水車、石磨等得到廣泛使用;畜力成為生產的主要動力;一整套農業技術措施逐步形成,如選育良種、積肥施肥、興修水利、防治病蟲害、改良土壤、改革農具、利用能源、實行輪作制等,使勞動人民對土地經營逐步走上精耕細作之路。“精耕細作”是我國農耕文明的精華,曾對世界農業的發展產生過巨大影響。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對“農業現代化”是這樣定義的:“就是通過發展農用工業,增加現代物質技術裝備,應用先進科學技術,不斷提高農業生產率,創造農業可持續發展的環境條件,使農業成為專業化、集約化、市場化和社會化產業。”10這是當時用最時髦的“市場化”來定義中國農業現代化的,其內在要義就是不論是 “現代物質技術裝備”還是“先進科學技術”的資源,都應由市場配置,“農業生產率”也是以市場上 “掙錢”為標準的。
掙錢多就多種地,掙錢少就少種地,不掙錢就不種地,啥掙錢就種啥。國內外的“市場經濟學派” 們就是用這樣的“價值規律”來設計中國農業現代化的,這是本末倒置的設計。發達國家的農業現代化標準是“機械化、化學化、水利化、良種化和科學管理化”11,沒有“市場化”這一項。可這農業現代化理論到了中國就有 “市場化”了。在發達國家里,糧食和住房是不容許在市場上炒作牟利的,在市場上炒作糧食和住房是要被判刑的。“市場經濟”本來屬于“經濟再生產”的范疇,但我國在經濟體制改革中,在從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引進“市場經濟”理論過程中,同“私有化”、“全球化”、“資本化”、“利潤化”綁在一塊了,成為 “萬能經濟”。實行“大包干”,把農業推給市場,期望通過市場經濟刺激農民的私利性來解決農業糧食生產問題,結果卻使農業基礎更加脆弱。特別是欠發達地區,土地撂荒日益嚴重,土地沙化面積不斷擴大,水利設施嚴重損壞,莊稼秸桿和農家肥不能還田,強壯勞動力都“奔錢”而去了,農田里只剩下“老弱病殘” 了。實踐證明:靠“利潤化”、“市場化”、“私有化”、“資本化”是解決不了我國農業現代化問題的。在中國的土地上,一旦糧食出現問題,無論蓋起多少高樓大廈,無論栽了多少金貴的果樹,無論農村城鎮化水平有多高,無論鋪了多少高鐵,無論搞了多少“掙錢”產業,都將化為烏有,都得回過頭來重新搞農業。
中國“農業現代化”不能用“市場化” 來定義,必須以農業“自然再生產”規律進行定義。其實,毛澤東早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就明確指出:“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個體的農業經濟和手工業經濟,是可能和必須謹慎地、逐步地而又積極地引導它們向著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的,任其自流的觀點是錯誤的。”121959年12月到1960年2月,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說:“建設社會主義,原來要求是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科學文化現代化,現在要加上國防現代化。”13這是毛澤東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四個現代
化”的內容。從后來的農業發展實踐來看,那個時候的“農業現代化”是指“集體化、機械化、電力化、水利化、良種化、化學化、有機肥化” ,由于這“幾化”都是緊緊圍繞“自然再生產”的核心要素進行的農業現代化實踐,從掀起“農業學大寨”高潮到毛澤東主席逝世 ,基本上解決了過去幾千年沒有解決的中國人民 “吃飯問題” 。
“民以食為天”,這是人類社會的最基本規律。其它一切規律,無論是經濟規律,還是政治規律,還是文化規律,或是戰爭規律,或是今天的商品經濟規律,等等,都是它的派生規律。解決“民以食為天” 的問題關鍵在于農業。農業是以“自然再生產、經濟再生產和社會再生產” 為規律的產業。其中,自然再生產是農業第一規律,經濟再生產是農業第二規律,社會再生產是第三規律。本文認為:中國“農業現代化”就是以“自然再生產”規律為核心,運用現代的科學技術和生產管理方法,優化勞動力、機械、生態、水利、良種和土地營養等基礎要素配置,實現“精耕細作化、集約經營化和可持續發展”的統一。
第六,用毛澤東“農業八字憲法”思想破解鄉村振興“農業要素整合”問題
農業就是利用動植物的生長發育規律,通過人工培育來獲得產品的產業,包括種植業、林業、畜牧業、水產業等產業形式。農業的勞動對象是有生命的動植物,獲得的產品是動植物本身。但無論什么樣的農業,無論處于何種發展階段的農業,其核心問題都是在太陽能的光合作用下,將土地營養、空氣營養和水質營養通過種子生長轉換成直接的植物產品和相關聯的動物產品,為人類生存和發展提供所需的能量。農業,離開了 “光合作用、氣象變化、土地營養、空氣營養、水利營養和優良品種”這些基本要素,一切都無從談起。
所謂農業“精耕細作”就是以提高土地利用率和糧食產量為目標、以提高耕作技術為基礎、以實現‘動物和植物’之間營養的良性循環為保障的農業耕耘方式。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糧食生產仍然是中國農業生產的重中之重。由于我國
人多地少,要保障糧食供應,提高糧食單產是主要辦法,而提高糧食單產主要途徑就是“精耕細作,實行連耕”。“精耕細作”是傳統農業的核心。
毛澤東在1958年就針對農業現代化就提出了“農業八字憲法”,即“土、肥、水、種、密、保、管、工”14。八個字的具體含義是:土是深耕、改良土壤、土壤普查和土地規劃,肥是合理施肥,水是興修水利和合理用水,種培育和推廣良種,密是合理密植,保是植物保護、防治病蟲害,管是田間管理,工是工具改革。“農業八字憲法”是農業綜合技術的高度總結,準確的指明了我國發展農業生產力的著力點。大辦農業水利,加強農田建設,搞好有機肥料還田,保證
足夠的勞動力,形成農業“自然再生產”的良性循環,這才是現代農業科學理論和傳統農業實踐經驗的完美結合。改革開放四十年來,由于農業著力點偏離了農業生產要素整合的要點,土地掠奪經營,土壤肥力下降,許多土地被撂荒,農業生產力的要素遭到了災難性的破壞,在短時間內很難恢復的,糧食生產必將出現長時間的、大面積的、塌方式的減產。一些學者和官員用“市場化的現代農業” 否定“精耕細作的傳統農業”;用掙錢的水果、花卉、蔬菜、生態、休閑、旅游、觀光、房地產等否定不掙錢的糧食生產,使中國農業現代化走入誤區。中國的農業現代化之路應該是:以“精耕細作”為根本,以集體化發展為規模,運用現代科學技術裝備和運用現代管理手段裝備農業,不斷滿足中國人民日益提高的糧食需要,根據中國的基本國情走社會化和可持續化的農業發展之路。如果農業現代化解決不了中國人民“吃飯”問題,解決不了“中國人民的飯碗必須端在自己手里” 的問題,再“高明”的“現代化”都等于零。糧食安全是做好社會主義各項事業的“定海神針”。在鄉村振興中,糧食安全是搞好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的“根基”。 在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中, 即使糧食價值只占社會總價值的百分之零點幾,但糧食的使用價值永遠都是第一位的,糧食永遠都是“寶中寶”。
第七,用毛澤東“工農并舉”思想破解鄉村振興“城鎮化”問題
《規劃》中多處提到城鎮化的問題。城鎮化就是指農村人口不斷向城鎮轉移,第二、三產業不斷向城鎮聚集,從而使城鎮數量增加,城鎮規模擴大的一種歷史過程。核心問題就是人口就業結構、經濟產業結構的轉化過程與城鄉空間社區結構的變遷過程,也是國家在實現工業化、現代化過程中所經歷社會變遷的一種反映。實際上,新中國開始的工業化,農業也就開始城鎮化了。農業人口也不斷向城市轉移,不僅城市擴大,城市與鄉村相銜接的城鎮也得以擴大。由于這一過程堅持了毛澤東“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 15 的方針,到毛澤東逝世的1976年,中國農業不僅支撐了中國成為世界上六大之一的工業國,還支撐了在工業化引領下的有序又快又好的城鎮化發展,而且農業自身還得以發展壯大。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大包干”,農民也開始了自由而無序的流動,大城市急速擴張,小城鎮也開始膨脹,從事農業第一線的優秀勞動力急劇減少,責任田里只剩下老弱病殘了。由于勞動力減少,許多農戶不在進行養殖,種植與養殖形不成良性循環。同時,大量人口向城市轉移,也把寶貴的人糞尿帶到了城市,在下水道里變成了污穢濁水;在掠奪性經營中,土壤有機質含量下降,土地沙化嚴重;過度依賴化肥,造成土壤板結,農產品嚴重污染。鄉村振興需要人,穩定鄉村勞動力是關鍵問題。沒有足夠的勞動力,鄉村就難以振興。應該按照毛
澤東“發展工業必須和發展農業同時并舉”、“農輕重的協調發展”的思想,農村城鎮化速度應該與農業綜合生產力提高速度相適應,城鎮化不應該為城鎮化而城鎮化,人口非農化轉移應該在集體化的基礎上有步驟進行轉移。“任其自流”的城鎮化,農業肯定要出事。另外,為了保證農業一線有足夠的勞動力,應該 “送城鎮化基礎設施”下鄉,對鄉村應進行就地城鎮化改造,穩定農村勞動力,停止農業勞動力向非農業流動,按照中國的基本國情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
第八,用毛澤東“二為方針” 和“兩個標準” 文藝思想破解鄉村振興“文化重塑”問題。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以來,鄉村文化的發展經歷了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建國到改革開放階段。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無論是影視還是文學作品,以紅色文化為主旋律,歌唱毛澤東,歌唱共產黨,謳歌中國共產黨人英勇戰斗歷史,謳歌中國社會主義建設英雄史詩。特別是特別是毛澤東倡導的“向雷鋒同志學習” 、《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就象五根擎天柱,撐起了中國社會主義時代思想、文化和道德建設的大廈,影響至今。
第二階段,改革開放的階段。“大包干”之后,中小學課本中陸續取消了英雄課文和偉人文章,有的紅色作品被扣上極“左”路線的帽子,港澳臺大量低俗、糟粕的糜爛之音和各種封建迷信、牛鬼蛇神文化盛行于鄉村;“文化搭臺,經濟唱戲” ,文化淪為經濟的奴仆,傳統文化衰落,“拜金主義”成為主流思潮;部分村民集體意識淡漠,責任意識淡化,價值取向、道德觀念錯位;比富擺闊、婚喪大辦、薄養厚葬、黃賭毒之風在農村還大行其道。社會主義鄉村文化走進了前所未有的低潮。
鄉村振興,文化先行。應該運用毛澤東“二為方針”和“兩個標準” 文藝思想重塑鄉村文化。
毛澤東在1942年5月的《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我們的問題基本上是一個為群眾的問題和一個如何為群眾的問題。”16而后又把這句話概括為:“為工農兵和怎樣為工農兵的基本方針” 17,這就是毛澤東文藝思想的“二為方針”。 “群眾”、“工農兵”和“人民大眾”在《講話》里是同義詞。
重塑鄉村文化應立足于農民群眾,立足于優秀傳統文化傳承,立足于鄉村振興。中國擁有63萬多個鄉村,每一個鄉村、每一座山脈、每一條河川、每一條道路、每一個家庭都有故事。在中國,無論是老子、孔子、墨子,還是道派、儒派、陰陽派。他們的思想文化無論多么博大精深,都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其源淵
都來自于浩如煙海的老百姓故事,都是對浩如煙海的百姓故事的提煉和總結。在這個過程中,“仁者見仁,智者見智” ,形成了許多流派。取其精華,去其粕糟,就形成了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正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優秀性,培育了中國社會的一致性,增強了民族的認同感,強化了民族精神,塑造了民族品格。
2013年12月,習總書記在《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強調:“讓居民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愁。” 本文認為:“望得見的山、看得見的水”屬于鄉村文化外在的“形”,應包含于“鄉土”概念之中;而“記得住的鄉愁”則屬于鄉村文化內在的“韻”,集中表現為農耕文明、非物遺產、民風民俗。我們既要保護好青山綠水、傳統村落、文物古跡,民間藝術、民風民俗等文化資源的傳承發展,以保留“鄉愁”味道,讓農民更加看重“鄉土美”而留在農村。百姓生活是創作的源頭活水,離開百姓的文藝就會變成無根的浮萍、無病的呻吟、無魂的軀殼。只有順民意、謀民利、得民心的文藝,才能得到百姓的喜愛和贊賞,才能具有長久的生命力。
重塑鄉村文化要堅持社會主義政治方向。毛澤東在《講話》里指出:“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18并明確指出:“在現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學藝術都是屬于一定的階級,屬于一定的政治路線的。為藝術的藝術,超階級的藝術,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獨立的藝術,實際上是不存在的。” 19文化是鑄造靈魂的工程,必須講政治,必須堅持正確的政治方向。文化要通過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自覺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特別要運用毛澤東倡導的“向雷鋒同志學習” 、《為人民服務》、《紀念白求恩》、《愚公移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 “二為方針” 和“兩個標準”重塑鄉村文化。
第九,用毛澤東“黨的核心領導”思想破解鄉村振興“領導核心”問題。
毛澤東早在1954年就明確指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20
改革開放以來,在一片“黨政分開,政企分開” 的喧囂聲中,廣大鄉村實施了《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相當一部分村匪鄉霸和黑社會勢力通過“賄選,恐選,搶選”當上了村干部,這些人“個人利益第一” ,自立山頭,公然與黨組織對抗,削弱了黨對農村的領導,黨的建設出現了弱化、淡化、虛化、邊緣化等問題,許多鄉村被他們折騰的烏煙瘴氣,農村各項事業凋零,廣大農民極為不滿。
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提出的了“堅持以人民為中
心” 、“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政治建黨” 等觀點。特別是提出的“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是最高的政治領導力量。”21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規劃提供了組織保障。堅持黨對鄉村振興的核心領導作用,是黨、國家、人民、老百姓的根本利益所在,幸福生活所在。
黨對鄉村振興的核心領導作用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1, 黨對鄉村振興方向的領導。鄉村振興就是農村各項事業的振興,也是廣大農民的夢想。黨支部就是各個鄉村的戰斗堡壘,對鄉村振興過程中堅持社會主義、集體主義、自力更生、共同富裕的方向至關重要。特別要用毛主席提倡的“集體主義、自力更生”解決鄉村振興過程中“等靠要”的思想。
2,黨對鄉村振興規劃的領導。黨對鄉村振興的領導重要工作就是做好規劃,瞄準優勢,安排好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全局利益與局部利益的關系,萬眾一心,步調一致,實現目標。
3,黨對鄉村振興中共產黨員發揮先鋒模范作用的領導。“村看村,戶看戶,群眾看黨員,黨員看干部” 。這句順口溜在毛主席時代就在廣大鄉村流行了。黨員上接黨支部,下接農民群眾。一名黨員就是一面旗幟。黨要把鄉村振興的方向和規劃落到實處,就必須領導廣大黨員群眾把規劃變成一步一個腳印的實際行動,才能推動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
第十,用毛澤東“農業學大寨”思想破解鄉村振興“典型引路”問題。
用什么樣的典型引路,基本上就能判斷出“鄉村振興”要走什么樣的路,也就能基本上判斷出“鄉村振興”的成敗。
大寨,地處太行山腹地的一個小山村,依虎頭山而建,窮山惡水。經過祖祖輩輩的辛勤開墾,到解放前,大寨共有700畝耕地。這些耕地又分成4700多塊,散布在“七溝八梁一面坡上”,畝產不到200斤。1953年,大寨開始實行農業集體化,在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陳永貴、郭鳳蓮等大隊干部團結大寨人,發揮“社會主義,集體主義”優勢,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愚公移山,治山治水,在七溝八梁一面坡上建設了層層梯田,引水澆地,改變了“靠天吃飯”的狀況。十年后,糧食畝產猛增到700多斤。大寨,這個解決了幾千來中國老百姓吃飯問題的典范的出現,使毛澤東找到了解決“中國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的途徑。1963年,毛澤東發出了“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學人民解放軍”22的號召。后來,周恩來總理對“大寨精神”作了如下概括:“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23。在全國掀起 “農業學大寨” 運動中,中國農民依靠自己的力量,修建了8萬多座水庫,開挖了大量人工河渠,治理了黃河、海河、淮河等,舉世聞名的“紅旗渠”就是1969年建成的。這些工程基本上解決了舊中國幾千年未解決的老百姓吃飯問題,這些水利工程至今都在農業中發揮著中堅作用。 “農業學大寨”是毛澤東留給“鄉村振興”的一把“金鑰匙”。
“大包干”后,“農業學大寨”被扣上了極“左”路線的帽子。然而,大寨人并未被這頂帽子所嚇倒,他們憑著在“愚公移山、改天換地”年代鑄就的“大寨精神”,在郭鳳蓮帶領下,走南創北,勵精圖治,辦起了羊毛衫廠、酒廠、飲料廠、紅色旅游等等,闖出了一條集體與個人相統一,第一二三產業協調發展的新路子。大寨第二次復興就是鄉村振興的典型,是完全依靠農民內生力量完成的。
再看看全國的“百強村”。網絡相關資料顯示:這些鄉村完全是集體所有制,走的是完全的社會主義道路,完全是依靠“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干出來的,現在雖然為數不多,但他們是毛主席撒下的鄉村振興的“火種”,終有一天會“星火燎原”。鄉村振興不是花錢買來的,而是腳踏實地干出來的。鄉村振興,仍然需要“大寨精神”。
集體主義是上述十個問題的核心和主線。只有人民組織起來,做了鄉村振興的主人,才能掌握鄉村振興的命運,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鄉村振興。
作者簡介:池艷慧(1960-),男,中共黨員,大專學歷,河北省張家口市懷來縣存瑞鎮公務員,現為中國民俗學會會員。主要進行歷史唯物主義、《資本論》與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毛澤東思想的融合性研究,兼民俗文化研究。先后到福建師范大學、北京航天航空大學、國防大學、首都師范大學、河南科技大學、東北大學等地多次參加歷史唯物主義哲學全國研討會。
參考文獻:
1 《黨的十九大報告學習輔導百問》,黨建讀物出版社,2017年,第25頁
2 網絡文獻: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中共中央國務院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新華社,2018-09-26。
3《毛澤東著作選讀》上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4頁。
4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07頁。
5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58頁。
6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26頁。
7 《毛澤東著作選讀》上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6頁。
8 《黨的十九大報告學習輔導百問》,黨建讀物出版社,2017年,第25頁。
9 網絡文獻:《一九五八年大煉鋼鐵》,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2014-07-31。
10 姜春云主編:《中國農業實踐概論》,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3頁。
11 姜春云主編:《中國農業實踐概論》,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07頁。
12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60頁。
13 網絡文獻:《四個現代化》,人民網,2013-06-19。
14 網絡文獻:《農業八字憲法》,360百科。
15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96頁。
16 《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30頁。
17《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42頁。
18《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46頁。
19《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43頁。
20《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715頁。
21《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學習綱要》,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68頁。
22 《農村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學習文件》,河北省革命委員會政治部印,1969年12月,第46頁。
23 網絡文獻:《大寨精神》,共產黨員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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