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經濟作物排擠糧食作物怎么破?集體經濟難點在哪?且看代表建言與干部學者熱議。
代表建言
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這是一個高舉旗幟、真抓實干、催人奮進的好報告;也是一個利民、惠民、富民、接地氣的好報告。報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集中精力抓好“六穩”“六保”，謀劃發展有高度，部署任務有力度，情系群眾有溫度。特別是總理在報告中提到“財政赤字規模比去年增加1萬億元、發行1萬億元抗疫特別國債、全年預計新增減負超2.5萬億、非急需非剛性支出壓減50%、繼續推進脫貧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確保剩余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全力讓脫貧群眾邁向富裕”等具體目標，舉措很實，力度很大，說到了老百姓的心坎里，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國務院帶領全體人民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共享發展成果的決心和信心。我結合工作實際，提幾點建議：
1、加大強農惠農政策支持力度，保糧食安全。
政府工作報告第15頁指出，14億中國人的飯碗，我們有能力也務必牢牢端在自己手中。當前，全國各地牢牢守住18億畝紅線指標，保障了耕地安全，但從調研情況來看，在糧食安全方面還存在以下問題：
一是種糧效益不高，農民種糧積極性下降。近年來，農業成本不斷上升，我這里有沿海某縣的一組數據——水稻的人工費2020年已經漲到200元/天，不管是早稻、中稻還是晚稻，去除成本，算上補貼，2019年只能得到200-300元每畝的凈利潤，非常少。而瓜果蔬菜類收益，紅茄1.5萬元/畝，番茄1萬元/畝，西瓜0.8萬元/畝不等。受經濟利益驅動，農民種植瓜果蔬菜等經濟作物的意愿顯著高于種糧。
二是部分地區糧食自給率較低，抗風險能力有待加強。以浙江為例，2017年，全省糧食自給率36.6%;2018年自給率只有26.4%，糧食產需缺口較大，對外購糧食依賴性強，一旦出現突發情況，容易引發群眾恐慌——比如今年出現了新冠疫情，據沿海某縣種糧大戶反映，一方面，出于地方保護考慮，在外地種植產出的糧食不被允許運回；另一方面，在本地儲備的糧食遭到兩次搶購。
三是散戶缺乏規模種糧補貼，種糧連續性難以保障。單季稻基本以散戶種植為主——以臺州2019年為例，全市單季晚稻面積49.87萬畝，其中散戶種植面積占81%。近三年單季晚稻種植面積連續減少，散戶由于沒有規模種糧補貼，以自種自吃為主，可能今年種了明年就不種了，種植連續性難以保障。
為此，建議：
一是落實糧食安全責任制。強化糧食安全負責制，健全工作機制，加強工作協調，全力保障糧食安全的各項政策和措施落到實處。
二是加大強農惠農補貼政策力度。從我所在地區的補貼情況來看，2020年補貼有所上升，但據種糧大戶估計，受疫情影響，今年的凈利潤仍然不到400元/畝。建議進一步加大種糧補貼和獎勵力度，提高最低糧食收購價格，增強種糧農民的底氣。
三是推進土地整村制流轉。引導土地經營權整村制有序流轉，將散戶的土地集中，轉承包給規模種糧大戶，發展規?；图s化的適度經營模式，實現糧食作物連片規模種植，提高種植效益。
2、推進村級集體經濟發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之年。農村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要求相比，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服務發展仍然存在不少差距，城鄉教育醫療衛生發展差距還較大，農村社保養老標準不高、覆蓋面不足等問題都不容忽視，成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突出短板，亟需加快補上。補齊農村發展短板，發展村集體經濟是關鍵中的關鍵。
為此建議：
一是國家要將發展村級集體經濟作為國家重大戰略來部署推動，督促地方以抓經濟、抓產業、抓基層執政基礎的高度和力度抓村集體經濟發展。
二是進一步加強頂層設計，制定一套發展村級集體經濟的政策制度，創新涉農項目扶持方式和財稅金融支持方式，指導、督促各地出臺個性化激勵機制，以“造血”為主的幫扶方式推動村莊發展。從此次疫情衍生的網絡經濟、宅配業務新需求、新趨勢看，農村經濟大有可為。
三是進一步整合農村資源，發揮好村集體在配置農業農村經濟資源的天然優勢，給予政策、資金、人才等配套傾斜支持，支持和鼓勵區域性網商和區間配送行業緊密依托村集體打通最后一公里，推動基礎農業與社區宅配的融合發展，運用新經濟模式推進村集體經濟轉型發展。
3、加強立法跟進、推動農村垃圾分類。
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提高生態環境治理成效，加強垃圾處置設施建設。新時代推動農村垃圾分類，是滿足人民對良好生活環境美好追求的必然選擇，是生產、生活、生態協調融合和鄉村振興的必然選擇，是不把污泥濁水帶入全面小康，建設“兩個高水平”的必然選擇，從調研情況看，各地農村生活垃圾處理邁出了有力的步伐，有了一個良好的開頭，但還存在一些工作短板，面臨著不少困難和問題。比如：一是部分干部和群眾的思想認識還不夠到位;二是垃圾分類處理站點布局規劃建設和設備選型工作有待完善;三是產出肥料利用、廢舊物品回收、有害垃圾處置體系建設明顯滯后;四是資金保障薄弱等問題。按照黨的十九大報告和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推行垃圾分類、開展垃圾革命的要求。
建議：深化農村生活垃圾分類，要著力增進全社會的認識和行動自覺、要不斷加強終端處理能力建設、要進一步加強資金保障、立法跟進和督查考核等等。
干部學者熱議
周春光：
方中華代表提出的三個問題，是當前“三農”面臨的突出問題，必須深入研究認真加以解決。
關于糧食生產與糧食安全面臨的問題與提出的建議比較完整，針對性較強，非常贊同他的意見和建議。
關于發展集體經濟是解決農村面臨諸多現實問題的關鍵這句提得好，充分說明集體經濟在“三農”工作中的重要地位。同時他提出發展壯大集體經濟相關建議也都不錯。我認為還應指出，集體經濟“空殼村”和薄弱村比例太大，許多地方黨委政府對發展農村集體經濟重視不夠，村級干部可操作的空間不大這些實際問題，促使各級黨委政府領導更加重視和深研究發展農村集體經濟問題。
關于立法跟進推動農村垃圾分類。我認為農村垃圾分類應把立足點放在變垃圾為肥料上，以便解決在農地上大量使用化肥農藥問題。過去農村是消耗城市和集鎮垃圾的地方, 現在農村也成了產生垃圾的地方, 在城區周邊建一個又一個規模也越來越大的垃圾填埋場不是好現象。
實際上，方代表提出的三個方面相互關聯，可以統籌推進，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是關鍵，直面糧食生產與糧食安全是根本，化生活垃圾為有機肥料是保證農地肥力的基本要求。
何平：
十分認同方中華代表有關“三農”問題的建議。同時，圍繞集體經濟及糧食問題補充兩點意見。
首先，發展集體經濟必須根治兩大難題，一個是農民各自為政的問題，一個是官僚主義問題。否則，農民很難組織起來。實踐證明，政府管治下的集體所有制不利于體現農民的自主權，不免出現官僚主義問題。家庭自治下的集體所有制雖然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但這一積極性僅僅體現在承包的土地上，卻未能體現在集體的事業上，勢必導致集體經濟不斷瓦解，出現各自為政的現象。只有鄉村自治下的集體所有制，才能避免以上兩種模式的不足，從而進一步調動農民的積極性和創造性。
因此，習總書記不僅強調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而且把自治擺在鄉村治理體系的首位。顯然，新型集體化村的成功經驗，最明顯的共同點就是一靠集體所有制，二靠鄉村自治。只有集體所有制，才能體現農民群眾當家做主的地位。只有鄉村自治，才能體現鄉村的自主權。鄉村自治與家庭自治不同，前者突出集體的自主權，出發點站在鄉村整體利益的角度，因而有利于體現黨的領導，有利于培養農民的集體主義;后者突出家庭的自主權，出發點站在家庭個體利益的角度，因而不利于體現黨的領導，勢必強化農民的個人主義。
家庭承包制雖然體現了農民的自主權，卻局限于家庭自治的范圍，最終因喪失集體經濟導致農民失去更多的權利。只有鄉村自治下的集體所有制，才能充分體現農民群眾當家做主的權利，確保黨的集體所有制和民主集中制發揮作用，實現民主大眾化，集中組織化，從而有效地克服官僚主義和個人主義。
可見，村民自治可分為家庭自治和鄉村自治兩種形式。鄉村自治不僅可以避免政府管治固有的官僚主義，而且可以避免家庭自治各自為政的困擾。發展新型集體經濟的根本出路不在于政府包辦，也不在于家庭自治，而在于村民自治的具體形式由家庭自治下的集體所有制走向鄉村自治下的集體所有制。
為此，建議如下：
一是賦予農村黨組織應有的權利。鄉村自治最終所有工作的落實，都離不開農村黨組織的領導。不能只賦予農村黨組織責任，不賦予農村黨組織權利，不能只賦予農戶自由，不賦予農戶義務，不能因為個別農戶的無理要求或個別村干部不稱職而放棄或剝奪農村黨組織應有的權利。這既是黨的領導地位決定的，也是鄉村自治的必然要求。實事求是地講，從農村改革以來的政策走向看，賦予農村黨組織的責任越來越多，賦予農村黨組織的權利越來越少，賦予農戶的自由越來越多，賦予農戶的義務越來越少。這一走向注定農村黨組織的領導地位不斷虛化，鄉村自治的能力不斷弱化。為此，習總書記早在28年前就明確指出：
“一些農村在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時，沒有很好的理解統一經營和‘歸大堆’的區別，放松了‘統’這一方面，需要統的沒有統起來，不該分的卻分了，其結果是原有的‘大一統’變成了‘分光吃凈’，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在有些地方，合作化以來積累起來的集體經濟實力的絕大部分化為烏有，幸存下來的集體經濟實力也失去了發展的基礎與動力。同時，政府部門缺乏強有力的行政引導和正確的政策導向。例如，在稅收政策的制定與執行上，對個體寬對集體嚴，沒有保證集體經濟實力發展的后勁;在資金、貸款以及原材料供應等方面，缺乏政策扶持和一定的計劃保證。這樣，鄉村集體經濟的經營機制逐步萎縮，企業發展的路子越走越窄”(習近平《擺脫貧困》第192頁)。
這段話雖然是習總書記早年在寧德工作期間針對閩東地區講的，但是卻道出了當時全國多數農村的實際情況。由于這一情況沒有引起上面決策部門的重視，導致問題繼續蔓延。直到2000年李昌平向中央提出三農問題后，以上問題才逐漸引起各級黨委政府的關注，但最初解決問題的辦法主要是減輕農民負擔，并沒有提出壯大集體經濟。然后不僅取消了國家的農業稅，而且取消了集體的承包費。而當時多數農村的集體收入只有承包費，取消承包費，集體經濟便出現了零的現象，進而導致農村黨組織的權利進一步虛化。因此，加強和改善黨對農村工作的領導，必須強化農村黨組織的領導地位。煙臺市推行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做法，分明是賦予農村黨組織應有的領導權，應給予充分肯定。
二是制定農村政策一定要從實際情況出發。農村政策一旦脫離實際，就會事與愿違。因此，上級機關出臺政策一定慎之又慎，要給鄉村自治留有余地。農村發展從第一個互助組到天下第一村，都來自農村實踐，來自農民首創，而不是機關作為。機關對基層要多一些服務，少一些指令;多一些調查研究，少一些會議貫徹。
三是盡量減少強制性政策。現有政策不一定適合所有農村，甚至有些政策只適合個別農村，應該允許各地農民有選擇的權利。因此，除涉及底線問題的政策外，一般都列為引導性政策。引導性政策只能引導不能強制。正如習總書記2016年4月25日在安徽小崗村視察時指出;“要尊重農民意愿和維護農民權益，把選擇權交給農民，由農民選擇而不是代替農民選擇，可以示范和引導，但不能搞強迫命令、不刮風、不一刀切。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不能把耕地改少了，不能把糧食生產能力改弱了，不能把農民利益損害了。”只有這樣，才能做到上級領導不包辦，鄉村自治不越軌，從而實現農民群眾理想的簡政放權。
四是發揮典型帶動的作用。政策確定之后，干部就是決定的因素。就村莊內部的覺悟看，越來越多的農村干部意識到發展集體經濟的必要性和緊迫性，只是苦于找不到突破口，即便有想法，由于家庭自治和政府管治的干擾和限制，也很難行得通。為此，建議農村干部學代村，機關干部學煙臺。
農村干部學代村，不僅因為中宣部2018年授予代村黨委書記王傳喜同志“時代楷模”稱號，而且代村的發展打破了機關干部長期流傳“南街村現象不可再造”的說法，為家庭自治走向鄉村自治提供了實踐依據。
機關干部學煙臺，不僅因為煙臺市委組織部推行村黨支部領辦合作社的做法在短時間內創辦了1470個具有村級集體經濟性質的合作組織，更可貴的是煙臺市領導敢于揭示官僚問題的同時，能夠實事求是地處置問題，為機關干部克服官僚主義樹立了榜樣，為家庭自治走向鄉村自治創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倘若我們的機關干部尤其市縣領導都能像煙臺市那樣重視農村調查，尊重農村實踐，支持農村創新，千方百計為農村干部排憂解難，鄉村自治的能力定會在短期內明顯提升。
此外，為確保糧食安全，建議政府每年產前高價向農民定購糧食，然后將收購的糧食以市場價供給市民，二者之間的差額從“三農”扶持資金中撥付。這樣既能避免“三農”資金層層打折的問題，又能充分體現糧食部門的作用，既能調動農民種糧的積極性，又能滿足市民的糧食供應。
黃又光：
我資助過一個四川朋友種水果。原來他在村的盡頭(要走10分鐘小路，上上下下連拖行李箱都不行)種了3畝左右水果，有梨、枇杷、桃等，生活非常困苦，靠他妻子去珠海打工才有點錢修房子買個冰箱。我2015年資助他流轉了24畝地，離國道幾百米，小車勉強可到(泥石路，下雨就水窪)。2017年試收入，2018年果樹開始有正式收成，到去年果季，共三年的收入勉強有10萬元。2019年果季因2018年暖冬導致梨子幾乎失收，幸有其他果品收成還可以，但果價又低，加上女方打工收入，估計需10年左右才能還清欠我的本金。我不收利息，也沒限定還款期。另外還按同樣條件資助了一個廣東梅州的朋友。也估計10年也不可能還清本金。如果從這兩例看，從資金上助農恐怕也前路維艱。
如果從價格分析，說農產品的收購價影響農業農民的興衰，倒不如說是農產品從產出者到消費者之間的利益分配是否合理更關鍵。計劃經濟時代，糧食的收購價與我們買到的價格，頂多是一倍。但市場經濟下便是五到十幾倍。
這分配除了不合理，更造成農產品賣不出(或價格壓得很低)，但到了城市要么變得很貴，要么遭遇買不到的情況。即使現時網購，直接由農民到消費者手中，中間的成本仍高(包裝、快遞)。這種分配不合理除了直接影響農民收入外，更會增加他們的生產成本。所以，提高農產品收購價，只能起到一至兩年的刺激作用，長遠還得從全社會考慮才行。
老田：
其實，農民依靠農業能夠過活，很富裕是不可能的，比較好的結局是：把相對貧困化消除，提升人均資源和產出水平，消除絕對貧困。在建國初期的幾十年里，前一個方面成績較大，后一個方面正接近完成，故農民依靠從事農業能夠解決生老病死衣食住行所需。如今的主要問題是，相對貧困化到處蔓延，且依靠農業幾乎不可能掙脫，農民因此需要逃離農業。所謂的扶貧或者支農，都只有“非典型”意義，不會有大的作用。
農民或者農業的問題，從來都不是人均收入低造成的，哪怕是就全社會平均收入水平作為水平線，這樣提出問題在農業中也是無解的，僅有的出路是提升產出水平，同時在解決相對貧困化方面著手，這樣，才會出現農業能夠留住農民的可能性。
媒體曾宣傳各種增加產出或者產值的資本密集型的農業方案，但今天我們看到的是，例如蔬菜水果種植、大規模養殖等，無不出現過剩和市場價格補償水平下降，結局都是大多經營者虧損和近乎全部經營者都陷入巨大的不可控風險之中。這個方面的成功，僅僅依靠宣傳的選擇性來維持：進入市場早期具有接近于壟斷地位的那些“非典型”案例只是少數的成功案例，而大多數失敗者被遮蔽。
宋麗丹：
幾千年的農業歷史表明，從事純農業脫貧致富是很困難的，除非是在集體規模化經營基礎上、而且是在全社會共同富裕的前提下的農業規?；?，才能解決農業問題。私有化下的規模越大越是貧富懸殊，社會失敗。我們說的規?；瘧摱际窃诠谢蚣w的基礎上。我想這樣的規?；洜I之后就可以進行“三產”聯動了。把農產品工業化之后的收益留在農業，沒有中間商，也沒有大資本攫取利潤。
胡靖：
糧食的市場價格的確太低，廣東的稻谷價格1.5元/斤左右，還不如一瓶礦泉水。同時流通領域的利潤基本上被經銷商攫取了，所謂的“接二連三”主要是外部工商資本在搞，利潤也是他們在拿，農民沒有分享多少利益。廣東稻農主要是自給自足，多余的稻谷才在市場出售。因此糧食生產的確利益機制有問題，而且生產資料的成本在不斷飆升。但是為什么國家的糧食產量還在緩慢增長?尤其是黑龍江、河南等主產區。這是一個謎。我想可能是政府的各種補貼在起作用，在刺激糧農，包括家庭農場。這些補貼力度很大，沒有算在價格里面，基本上是綠箱【“綠箱”政策是用來描述在回合農業協議下不需要作出減讓承諾的國內支持政策的術語，是指政府通過服務計劃，提供沒有或僅有最微小的貿易扭曲作用的農業支持補貼。綠箱政策是WTO成員國對農業實施支持與保護的重要措施?！浚@是中國政府的策略。如果采取提價政策或關稅壁壘政策，可能會遭來WTO投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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