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原視頻，視頻中一男子無緣無故的踹朱之文家的門，朱之文出來以后也是一臉的無奈，微博上，朱之文回應說
說一下：今天出門了在臨沂，一個村的人喝了酒喊門，睡覺了沒聽見，就踹門了，都是老朱家的人，都是鄉里鄉親的，低頭不見抬頭見，不跟他們一般見識!
這已經不是朱之文在自己的家鄉第一次受欺凌了，他上過星光大道，也上過春晚，捐款了157萬修橋修路，村民幾乎沒有任何感恩，反而罵他捐的少，借錢不還，隨便進出他家屬于常事，看到東西順便拿走。
網上說什么的都有，有罵村民忘恩負義的，有疑惑為什么朱之文不報警的，有的建議朱之文搬走。
其實朱之文現在面臨的問題屬于農村的常態性，只是官方在宣傳農村的時候，一般是盡量往“淳樸善良”“老實巴交”，當然宣傳口不能代替事實，人有千奇百怪，農村也是，在中國有一些志向很高的大學生，立志改變農村，大學畢業考公務員，分配到鄉鎮，還沒到兩年，就被抹平了脾氣，黯然重回城市。
還有一些人因為發生了類似的事情，走向另外一個極端，開始對農民搞群體性攻擊，地圖炮之類的。
像欺負老實人這種，其實在農村里面很多，舉個例子
90年代的時候，一個在鄰村的居住的羅某想遷回本村，他剛好與村長屬于同一個族，村民組長就答應了，村民中也沒有人極力反對，但遷回來就需要宅基地蓋房子，剛好村民組長的弟弟有一個宅基地，已經打好地基了，因為掙了些錢，想搬到街上居住，就把這個宅基地賣給這位遷回的羅姓村民。
事情接下來順利成章，羅姓村民運到一堆建筑材料，包括石子和沙，準備建房了。而在這之前，剛好發生了一些事，村委會給各村民組裝了部電話，電話安裝在村民組長家，安裝費由村委會承擔，每月的月租費由村小組村民分擔，
那個時候剛開始有村民外出打工，偶爾會用到電話，那么就需要到村小組長家接電話，就在這個過程產生了些矛盾，因為有時候電話打過來較晚，村組長就不愿意喊村民來接，另外村組長老婆的臉色也不太好，這些引起了另一個族的部分村民不滿。
剛好這一天晚上在吃飯聊天時，另一個族的村民話語上與村長老婆產生了些矛盾，當時就吵了起來，于是就不歡而散”，
事情原本到這里就結束了。但這戶村民心有不甘，于是跑到同族的一戶有威望的村民家講起這件事，于是第二天，在一個陰雨的上午，這個門頭的年輕婦女全部拿著鐵鍬到這戶宅基地旁，把沙和石子撒得周圍全是，伴隨著陰雨，這些沙和石子就剛好相當于修路了。由于準備遷回的羅姓人家目前還沒有住回村，對這件事毫不知情。
宅基地隔壁的村民看到后告訴了村長老婆，她也到場了，看了一眼，就走了。下午，這戶帶頭婦女的男人到村長家了，表示不同意這戶羅姓村民遷回，他擅自在我們村運石子，所以就把它都撒了，希望他把東西運走,不然，其他村民有意見。
村長一句話也沒有說，知道這件事黃了。過幾天，那戶準備遷回的羅姓人家把剩下的沙和石子變賣了，把宅基地也退給村組長的弟弟了。這戶村民知道近期是不可能遷回去了，也知道這起事件并不是針對他，但他就是倒霉碰上了，好在損失不大。他依然與村子的村民熱情打招呼，每年都親自來拜年，就當這件事什么也沒發生，直到過了好幾年，才終于遷回來。
上面這種事情其實在中國農村屢見不鮮，羅某并沒有得罪任何人，而且也沒有和任何村民產生矛盾，純粹是因為安裝電話后，因為接電話的問題導致種種問題，是村民不滿村長太晚了懶得叫人，借題發揮，把宅基地的問題放大。
這類型的東西很多，比如說前段時間沸沸揚揚的劉正軒被搶事件。劉正軒大學畢業后，回老家湖南邵陽創業養蝦。兩年來，他的蝦塘遭村民哄搶十多次，損失數萬元，他說：“去年 9 月開始賣蝦，就有村民稱要去撿點小魚，人多后不再撿小魚，開始直接撿蝦。”去年也曾報了幾次警，但警方也阻止不了村民。最多時竟有三四百人搶蝦，工作人員都不敢去蝦塘，幾千斤蝦就活活凍死在蝦塘。
10 月 21 日，兩位女村民為強制下塘搶蝦，和勸阻者扭打在一起。警方前往后，她們就躺在蝦塘邊，稱被打成重傷起不來，被救護車抬走。她們的十幾個家人前往蝦塘，其中三位女村民罵了工作人員三四個小時，還大鬧警局，攔警車打警察。針對此次沖突，鎮黨委書記回應稱：老百姓不完全是哄搶，是養蝦者把蝦取上來后，老百姓去撿一些剩下的小蝦。
當時這個事情在知乎也引發了很大的討論，于是那種“槍斃幾個”，“槍斃幾個示威就好了。”之類的論調又出來了。
中國人口眾多，所以比較復雜，“對于不食人間煙火的學者們，律師們來說，在紙面上慷慨地喊三權分立，基層民主之類的，比什么都簡單，但是無論如何這些學者們律師們都是不愿意下基層的。
原因很簡單，基層的治理的復雜度，是不可能靠說教來完成的，“報個警”說起來簡單，“去法院打官司”更是說起來簡單，實施起來幾乎不可能。
有兩種非常流行的觀點，一種是覺得現有的管理體系沒有直接下到村，應該一竿子插到底，直接到村，這種想法顯然是無視了中國的現實情況：養活龐大的公務員體系是要錢的，難不成在農村也要養一個派出所?國家財政能不能負擔的起?這是需要打一個大問號的。
另外一種觀點認為，應該在基層實現普遍的民主制，村民自治，這也是現行的規定，但是為什么到今天基層還出那么多事，很顯然不接地氣，一旦完全自治，實際上在村里面，誰家男丁多，誰家的親戚多，誰的家族更大就占據上風，村民自治最后淪為某個家族的工具，靠鄉賢來管理家鄉其實在舊中國時期，其弊端已經充分顯現過。
實際上這種互相對立的矛盾的存在，不是因為治理模式的問題，垂直管理和分散式民主之所以都出問題，是因為鄉村的這個存在，本身就是不符合現代社會的，尤其是在中國這種資源緊缺的社會。
目前我們可以找到更好的治理模式，新城鎮建設，把分散在農村的個別戶集中在鄉鎮上來，這也是唯一可行之道。
新城鎮建設，把農村人集中到鄉鎮上來，有這么幾個優勢：
第一，有利于矛盾的處理，中國最低的行政機構就是鄉鎮，鄉鎮是有各式各樣的派出機關的，不管是派出所，派出法庭，或者其他派出機構，如果真出現踹門之類的事情，也有利于調解。
第二，基礎建設的問題可以得到相當的改善，很多農村為什么用不了自來水?是因為農村太過于分散。很多類似的公共資源都是如此，公共資源使用的人越多，反而越廉價，中國在農村實行村村通，實現村村都有電，有電信設施，這自然很好，但是無法解決的問題是：農村能村村通煤氣啊?能村村通自來水嗎?為了幾個人值得嗎?如果說平原地區的農村尚且如此，山地更不要說了。
有時候甚至出錢把這些人遷出來的成本，都比給他們建設基礎設施的低，成本問題是切實存在的問題。
第三，環保問題。可能大家沒想過的是，污染最嚴重的地方，不是在城市，恰好是在農村，城市是有單位管的，農村又有誰管?知道農村垃圾怎么處理的么?就真的是隨意拋掉，甚至現在很多鄉鎮的垃圾處理都不盡如人意。如果鄉鎮有一條河，所有的人都會把垃圾直接拋到河中，這不是我臆想，是我親眼所見。
第四，村霸問題。可能很多人聽說過所謂的“村霸”之類的，由于現階段在農村有許多成年男性外出打工，相當多的農村在農閑的時候都是老弱病殘，幾個村霸就敢在農村胡作非為，2018年，就在我所居住的武漢市，就發生這種事情，新聞說:
胡某今年56歲,家住洪山區,本是武漢一所重點高校后勤職工,兩年前離職來到新洲區承包魚塘養起魚 來,過起"世外桃源”的生活。沒想到,從此給當地村民張斌(化名)-家人帶來噩夢。胡某竟公然霸占張斌的 妻子白薇(化名)。
張斌得知胡某與其妻白薇發生不正當關系后,也曾苦勸白薇與胡某斷絕關系,但白薇直掉眼淚地說"胡某 說了,我要是不同意就要殺我們全家。張斌、白薇的軟弱，助長了胡某的囂張氣焰，胡某竟公然跑到張家要白薇陪他睡覺。
2016年4月25日凌晨3時,胡某竄至張斌家門口敲打玻璃大聲呼喊白薇,讓白薇陪他過夜。張斌夫婦讓他 離開,但胡某不同意,態度蠻橫。此時張斌的父親實在看不下去,與胡某發生了沖突,胡某離開時稱要給張 家人一點教訓。由于怕被報復,張斌也向周圍親友求助過,但很多人都怕得罪胡某。
今年2月8日,張斌再次受到胡某的威脅,他忍無可忍撥打了報警電話。公安機關認為胡某的行為已涉嫌尋釁滋事,遂對其立案偵查。6月4日,胡某在洪山區被抓獲歸案。
據新洲區檢察院辦案檢察官韓冰介紹,在提審時,胡某對自己到張家滋事的行為予以否認,還辯稱"我這是和張斌公平競爭他老婆。
”“胡某無事生非、欺男霸女,在當地橫行鄉里,稱霸一方,群眾不敢惹，已經干擾破壞了村民的正常生產生活秩序,在當地影響很壞。對村霸和黑惡勢力，司法機關必須依法嚴厲打擊。"韓冰指出,檢察機關在受案2天后即對胡某做出逮捕決定。9月28日，又依法對胡某提起了公訴。
這個新聞在媒體上已經有所披露，請注意的是，這是發生在武漢市新洲區的事件，新洲區本身已經劃歸到武漢市，已經不能算所謂的“典型農村”，對于那種典型農村發生的事情，可能性質更加惡劣。
農村的這個單位實際上是已經不符合現代中國的發展模式，人口的遷移已經成為必然，朱之文遇到的事情實際上是很多農村的固有現象，當然朱之文是老實人，能忍，但是忍不能解決問題，今天有人踹朱之文的門，明天就有人砸朱之文的窗。
總不能讓社會治理的成本，都讓朱之文這類的老實人承擔。
在權衡到成本以及正義的平衡性問題，恐怕全面城鎮化，是唯一正確且可行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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