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本文轉載自中國臺灣地區的雜志《青芽兒》，介紹了日本、韓國和泰國的社區建設運動實踐。本文是一篇總述，接下來我們會分別轉載另外3篇文章，介紹這3個國家的實踐經驗，以饗讀者。
本文作者賴青松是來自中國臺灣的一名歸農青年。他出生于臺北，曾赴日修得環境法碩學位。2004年，賴青松舉家遷回宜蘭，開始以生態農法種植水稻。同時，他還發起邀請都市消費者集資預約訂購稻米谷份的谷東俱樂部。在這篇文章中，賴青松向我們介紹了日本、韓國與泰國社會在最近幾十年以來是如何以食品安全、平民教育或社區學校重建城市與鄉村之間的聯系。放眼其他社會民間力量如何抱團取暖的經驗，能為我們帶來許多啟發。
作 者|賴青松，臺灣谷東俱樂部發起人
寫在前面
盡管自己身為臺灣人，立足于東亞社會，但是對于鄰近國家的社會發展與歷史脈絡，往往不如對于遠方的大國來得清楚。或許，在大國崛起的時代，理解鄰國對我們自身的影響，確實有其必要性。然而，增加對鄰近國家與社會的理解，更能從其中看見自身的困境與可能!
這次特別舉出日本、韓國與泰國的三個不同運動案例來梳理。其中，日本的“生活俱樂部”——“生協”，應該是自己最熟悉的部分。而韓國的“成美山社區共同體運動”，則與臺灣九零年代學生運動的社會波及效應，有不少相似之處。至于泰國四十年的另類教育運動，則完全是過去未知的領域。但在了解泰國近代社會發展與教育制度之后，會發現與臺灣民主化運動的經過，亦有異曲同工之妙。
立足于自身的社會時空下，以鄰近社會的經驗為鏡，確實能提供更多不同的觀點，避免自我理解上的盲點。這正是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的道理吧!
生活是運動的現場
消費是運動的手段
日本的“生活俱樂部”發起于1965年，正值戰后高度經濟成長的時代。當時的日本，已從戰后的廢墟中站起，風風火火的東京奧運剛剛結束，敗戰屈辱與民不聊生的日子已經遠去!然后，為了在短時間內恢復社會與經濟秩序，人民也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價。惡劣不堪的勞動條件，官商勾結的社會現況，還有源源不絕來自各地農村、涌進東京大都會尋求立足之地，追求新生活的人民大眾!
當人民生活與社會制度逐漸步上軌道，初嘗富裕果實的日本人民，逐漸將關心的焦點轉移到政治上。然而身處國際冷戰局勢下的日本政府，只能毫無選擇地跟隨美國老大哥的腳步。而兩國建立二戰后軍事同盟關系的“安保條約”，也引爆了戰后民主教育下成長的日本新世代的憤怒!然而，累計數百萬人民包圍國會的強烈行動，卻絲毫無法改變政府的意志;這也戳破了日本民主憲政的假面具。無數曾經走上街頭的年輕人，在失意之余，轉而尋找已然萌芽生命力量的出路。而發起“生活俱樂部”的巖根邦雄，便是其中之一。
巖根曾經投入基層議員選舉，卻因看透政黨政治游戲化與淺薄化的真相，開始意識到：唯有另辟戰場，才有可能實踐自己心中真正的民主生活!于是乎，串連社區家庭主婦的共同購買行動，為年輕運動家們拉開了經濟與組織、事業與運動的新戰線。而1968年成立的“生活俱樂部”、“生活協同組合”(生活消費合作社)，從此踏上合作社運動的道路，更標志了“生活俱樂部”運動今后不變的坐標!
在這場超過半世紀的生活者運動過程中，盡管日本社會歷經各種轉變，從家庭主婦的時代進入職業婦女的世界，從手工作業的階段進入計算機網絡的時代，“生活俱樂部”卻始終堅持回到生活的現場，以滿足生活者的真實需求，作為運動的參考指標!盡管事業模式從上個世紀六零年代的班配送，轉型到以Depot(社區實體店鋪)及個別配送的新時代，以及后續成為“生協”前進動力來源的勞動合作社大量出現……然而如何使參與“生協”的社員們，能夠在日常生活的人脈網絡中，學習最基礎的民主組織行動原則，卻是歷代“生活俱樂部”運動家們終極的關懷!
因此總的來說，“生活俱樂部”可以說是一所學習民主自治的生活學校。這一點也從機關刊物的名稱——《生活與自治》如實呈現!而這群當初選擇走出廚房，走進社區的日本婦女，最終也走進了政治的殿堂，促成了“代理人運動”的誕生。讓政治素人和專業生活者，走出一條生活政治的道路。這場始于上世紀八零年代的政治運動，也正面回應了運動發起人巖根最初的困惑與追尋!
這場源自日本的生活運動，后來也跨海影響了臺灣與韓國。筆者在日本一年的實習過程中，見識到生活者運動的無限可能，以及堅強的韌性。盡管回臺后，筆者后來也離開了臺灣共同購買運動的現場，卻在面對個人返鄉歸農的困境中，從城鄉生活者的聯系與合作中，找到歸農生活的立足點。而“谷東俱樂部”發起時的三大原則——“預約訂購”、“計劃生產”、“風險分攤”的前兩項，明顯受到“生活俱樂部”的影響。因此命名的緣由，也有標示起源與感謝之意。
所以從某個角度來說，“生活俱樂部”對臺灣社會的影響，除了在城市端促成“主婦聯盟生活消費合作社”的成立，孕育出多達七萬名社員的龐大消費者組織，同時也在鄉村端醞釀出“谷東俱樂部”與后來出現的“倆佰甲”(新農育成平臺、半農社群)。這點與“生活俱樂部”大多選擇與在地農協(臺灣稱為農會)合作，并且由“生協”端投注資源成立親生會，促成各地農民——生產者之間合作與串連的走向有所不同!
但“倆佰甲”在“開放社群”脈絡下所提出的“自己提案自己做”的松散組織原則，卻又與“生活俱樂部”的封閉型韌性組織下，所摸索出來的“自主營運，自主管理”有著莫名的神似。這或許是人性中最核心的部分。試圖在個人與群體間，摸索出一個充分自由、卻又彼此尊重的“做自己”的方式。這也提示了每個時代的運動，如何回應行動者需求的重要方向!
教育是運動的起點
生活是運動的目的地
韓國的“成美山社區共同體運動”，則發生于上個世紀九零年代末期。當時的韓國已是亞洲經濟發展的模范生，六、七零年代的威權統治早已遠離，八零年代震撼世界的學生運動也沉寂許久，而首次政黨輪替已然到來……從1980年光州事件以來，韓國人民前仆后繼爭取民主所付出的代價，表面上已經獲得相當令人滿意的成果。
然而，這段與臺灣非常類似的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的過程，卻同樣面臨社會發展的困境!當人民費盡千辛萬苦、付出血汗乃至生命的代價，換來的卻是：原本站在統治階層一方的財團與資本家，快速地在新興的民主游戲中，找到藉由資本杠桿影響社會發展的有利位置!一如在新聞管制與媒體噤聲的年代中，捍衛威權統治者的資本家，在人民力量撐開新聞自由空間之后，一轉眼即藉由財力影響立法機構，成為寡占媒體資源與發聲管道的要角!
在面臨政治運動的果實被迅速瓜分的結果，有一群離開學校的年輕運動家，并未對社會改革徹底失望，反而是回到了生活的現場，繼續思索種種延續運動戰線的可能性!而在日常生活的基礎上，邀集伙伴們共同面對都市新住民最困擾的育兒問題，就成為總統直選時代之后，九零年代初期運動青年們的新選項。1994年，韓國第一所共同育兒協同組合(合作社)在延南洞成立。此后類似的育兒組織，如雨后春筍般出現。這同時也揭開了“成美山社區共同體運動”的序幕。
在這個運動路線轉化的背后，事實上也呈現出韓國市民運動的重大轉型!當時韓國社會風起云涌的草根市民運動，為了與國家機器與資本霸權對抗，某種程度在組織上也走向保守與集權的方向，亦即選擇了實力對抗與正面沖突的路線。這也引發了“沒有市民參與的市民運動”的批判聲浪。而在日本神奈川生活俱樂部(由勞工運動者橫田克巳發起)的生活政治啟發下，敏感的先行者開始由專業組織者與運動團體帶頭的舊路線，漸次轉向關注日常生活的、以市民及市民團體為主的新方向;而營造“生活政治”的口號，也開始贏得市民的焦點。
最早為了一起養育孩子、給孩子一個健全成長環境與教育的年輕父母們，陸續來到首爾市麻浦區的一處低矮山丘——成美山(海拔65m)腳下，試圖打造一處理想的生活環境與共學社區。隨著時間的推移，原本只有二十多個小家庭的成美山新移民社群，陸續吸引更多人的加入，后來甚至創設了互助生活協同組合——有機農產小鋪與汽車醫院!
2001年，為了反抗政府強制征收與開發公共住宅及蓄水池工程，新移民與原居民之間的藩籬轉眼消失，共同組成守護隊抵抗外來的壓力!在這個新舊社群快速融合的契機之后，加入生協的家庭甚至成長到1,700個家庭的規模。后來還成立了社區學習學校——“我們社區追夢空間”!
這種政治社會運動回歸生活現場的現象，同時也出現在臺灣民主化運動的過程中。九零年代初期，甚囂塵上的教育改革運動，吸引了大批理想青年的投入。體制外學校，吸引了許多年輕父母的關注。乃至于后來的實驗教育法立法，以及廣為人知的華德福學校風潮，與強調終身學習的社區大學的出現，甚至于由上而下的社區營造政策的推動，都具體地回應了當時臺灣社會渴求自主學習，以及掙脫傳統強記教育對孩子心靈的禁錮!
因此，在遠離農村故鄉之后，如何面對都市生活的疏離與孤立——教育，成為新社群與舊社區極佳的對話界面。這點在筆者經營“谷東俱樂部”的經驗中，有著極深刻的體驗。不過，在臺灣的華德福學校與各類實驗學校推行的過程中，也發現：如果缺乏適當的溝通，甚至于對于在地風土民俗有失認同與尊重，激烈對立與沖突的出現，也在所難免。如何在一個都市文明失速擴張的時代，重新建立人與土地的聯結，無疑是許多人們的夢想。但如果不愿意下定決心回歸土地，以第一人稱的角度投入新故鄉的營造，如候鳥般來去的教育移民社群，反而惹人爭議。
另外，從教育出發的成美山移民社群，與筆者身處的臺灣宜蘭深溝新農社群，似乎也有著高度的相似性。兩者都不是一個秩序井然、核心穩固的剛性組織，而是由許多次組織與臨時計劃，盤根錯節交織而成的一個共同體網絡。至于如何藉由各種解決生活問題的目的型組織，建立起相對穩固的人際信任關系，以及可運作的共同體運作規則，則是成美山與深溝必須同時面對的課題。但令人振奮的是，至少透過這兩個案例的對話，讓人相信：無論身處擁擠的都會或衰頹的鄉村，追求理想生活基地的營造，都是可能的。
社區是教育的實踐基地
土地是生活的最終依靠
對臺灣人而言，泰國是一個既親近又陌生的國家。我們經常會聽到親人、好友到泰國旅行，對于曼谷、清邁或普吉島的名勝如數家珍，但卻往往看不懂不斷上演的政變戲碼，以及幾乎癱瘓國家機能的黃衫軍和紅衫軍的長期對峙。直到翻開泰國的近代史才發現，這個幸運避開西方列強殖民厄運的亞洲古國，同樣也在封建王權與民主人權之間不斷擺蕩……
從暹羅古國轉型到現代泰國的過程之中，教育體制無疑是為統治階級起造一個強固認同的基礎而創設。而全國統一的泰語教育，也確實奏效，在強鄰緬甸壓境時，發揮了同仇敵愾的一體感。但原來各地流傳的在地語言與傳統文化，則在團結一致、共御外侮的大旗之下，逐漸邁向衰微消逝的命運。
這套起源于十八世紀的主流學校教育，內容系由中央機關所設計。除了強化保守的尊王思想之外，隨著時代的演進，也開始為企業與資本家培育大量廉價的勞動人才。即使有幸擠入少數得以升上大學的勝利組，這些接受主流教育的孩子們，幾乎都不愿意返回鄉村。在他們的心中對家鄉的生活只有自卑，而操持方言或穿著傳統服飾，都是丟臉的事!
這一段歷史過程，與臺灣現代社會的發展極為類似。歷經日本殖民教育與國府黨國教育的臺灣戰后新生代，往往很快學會鄙夷自己的出身與家族，以努力打進統治圈的上流階級為人生的最高目的。這樣的趨勢一直到戒嚴令解除后，1996年臺灣選出第一任民選總統之后，才漸有改善。當時體制內學校《認識臺灣》教材的出版，可說是臺灣教育正式進入解嚴時代的象征!
然而與臺灣不同的是，在日本殖民教育實施之前，臺灣只有傳統科舉教育的私塾與學堂。上學讀書的唯一目的，在于謀取仕途，亦即選擇加入統治階級的手段。而泰國在現代教育實施之前，便曾經普遍存在生活教育的系統。這種經驗性的教育，以信仰、習俗、自然資源、生活技能與地方語言為主要內容，目的不在于為國家培育杰出的臣民，而在于為地方社區培育有能力擔當的在地領袖。這些教育實施的場所，可能在家庭和社區，甚至于寺廟。而通過這套生活教育而學習成長的孩子們，最終將學會如何在社區生活與謀生;并學會以社區成員的身份，共同去照顧土地、水源、森林以及寺廟，解決社群自身的日常生活問題。
因此，在列強環伺下僥幸維持獨立的泰國，統治者始終面臨一種恐怖平衡。王室，一方面要極力避免英國勢力的過度干預，另一方面又必須在權貴家族與新興階級之間努力周旋。歷經1932年的人民黨起義，主張主權在民，以及1947年的民主黨政變，推翻首屆民選政府，之后的泰國政局幾乎永無平息之日。
另一方面，飽受曼谷當局以及中央平原居民歧視的東北農村，也逐漸成為反政府勢力滲入與發展的基地。繼之而來的1980年代，泰國經濟也進入高速成長期。然而經濟成長的果實，依舊為少數集團所瓜分。即使進入21世紀，開始有資本家出身的統治者，學會以懷柔農村民眾的手法，轉身進化成為選票所選出的政治勢力，繼續為自身的特權利益而纏斗不懈。曾有一位歷史學者Kobkua如此評論：“泰國境內根本從未出現過真正的民主。在泰國建立、并經過苦心耕耘的，其實是一種反民主，一種寡頭政治……一種親信好友共享的絕對權力體制。事實證明，這體制完全無法滿足現代泰國的渴望。”
或許正是在這種“富裕難以期待，民主遙遙無期”的時代困境下，一群以社區為本的教育運動者開始出現。這場生活教育的運動，試圖讓學習者回歸源頭、回歸歷史、回歸文化與自身族群的生活方式。學習的面向，包括所有在地的自然資源;從食物、醫療、穿著和居住等四個基本面向進行學習，進而實現自給自足的理想。而在精神層面上，則強調人與世間萬物之間所有關系的完整與和諧。以Joh Maloluahla的克倫族社區學校為例，極為重視孩子們對自給自足經濟的學習，從家庭生計到社區經濟，進一步延伸至世界大環境。
由此似乎也可窺見，平民學校或社區教育，被視為一種扎根在地的運動方式。無論未來國家體制如何發展，但至少鄉村社區得以發展出相對穩固的生活系統。另一方面，經過二、三十年的發展歷程，各地的生活教育運動者之間也出現許多交錯的橫向網絡，也讓人對其以后的交互激蕩與活化抱持更多的期待。
寫在最后
立足臺灣，放眼日本、韓國與泰國的近代史，同樣作為亞洲的一部分，面對極為類似的世界環境，有著幾分相似、卻又回異的歷史進程。這幾篇文章，試圖從民眾史的觀點，整理出人民在面對生活困境時，如何藉由各種手段，努力爭取自身最大的自由與權益。而“爭民主，做主人”，似乎是每個國家與人民最終的渴望。無論目前的成果如何，同樣身處東亞水稻文明的生活圈，筆者覺得彼此之間應該增進更多的交流，以彼此的經驗為鑒，促進整體更為豐富而圓滿的生命。而這也將會是東亞子民世世代代的福氣。
注：本文在編輯時根據大陸讀者的習慣，將繁體字改為了簡體字，同時將部分用詞進行了修改。
—END—
文章來源：《青芽兒》第90期，2019年9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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