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在農村的詳細調查，才可以觀察細致；也只有在農村持續大量的調查，才可以把中國農村說得清晰；《新鄉土中國》以大量的調查手記為我們展現了農村的真實變化。比如在農村的婚姻問題上，90年代年輕婦女的高自殺率到2000年以后被高離婚率替代，這是農村婦女家庭地位上升的表現，也是農村婦女經濟社會能力提升的體現；農村計劃生育也在悄然間扭轉了形勢，因為農村人的生育觀已經發生重大變化，為個人而活替代了為祖先和子孫而活，農民傳統的安身立命基礎瓦解（第72頁），于是“只生一個好”的計劃生育政策就必須進行調整，否則有可能會迅速面臨“多生”轉向“少生”或“不生”的新社會問題;農民的上訪也由原來主要反映負擔過重轉向了利益分配不均，而且南北差異較大，北方農民主要以個體上訪為主，而南方平常不太上訪，卻很容易發生群體性上訪事件。
作者通過大量的調查提醒研究者尤其要注意，中國的農村并非鐵板一塊，僅就村莊來說，從區域上就可以劃分為三種類型：“南方多團結型村莊，北方地區多分裂型村莊，中部地區多分散的原子化村莊”;并指出，“可以說，不理解中國農村村莊結構的這種南、中、北的區域差異，就沒有辦法理解真實的中國農村（第48頁）”。但現實卻是讓人擔憂的，所謂的“公共知識分子”，“將復雜的問題簡單化，將具體的問題普世化”，“完全不理解中國事情的復雜性，即無力回應今天復雜的社會現實，又不能為正處在偉大復興艱難進程中的中華民族貢獻任何有用的知識”;“大詞太多，而研究太少”（第159頁）。
許多問題在調查中才會更加清楚原委。比如，我們始終在為尋找一個好的農村帶頭人而孜孜不倦，但為什么這個帶頭人這么難找呢?作者通過調查進行了解釋：“當村莊傳統文化已經解體，面子和聲譽對于村民并不重要的時候，村民代表為什么要做一個道德模范和村民利益的維護者？反過來，這樣的村民代表，村民又如何可以信任他們？”（第111頁）特別是在一些經濟條件比較差的村，“村中很少有人愿意為集體公益來耗費自己的時間、精力與智慧”（第112頁）。所以，在一些農村現實中就會出現，不給實惠就不當農民代表，農村人在普通經濟基礎沒有“自由”的情況下，也不太可能到達為實現人生價值而為村民服務的境界，老的共產黨員沒有了，新的大公無私者不見蹤影，整個農村都處于傳統秩序解體而新秩序沒有建立的轉型期，需要在新舊交融中重建，但注定也是傳統和創新的統一，而非另起爐灶，因為傳統是割裂不了的，只是這種轉型讓人不由得焦慮。
作者還基于大量的調查提出一個重要觀點，村小組干部是重要的，而且不能取消，因為鄉土的熟人社會是在以村小組為單元的自然村落中存在的，而到了行政村一層已經是半熟人社會。稅費改革以來，只供養少量的村干部，以致村小組的干部往往沒有人愿意擔任，讓村莊治理少了重要的一環，難以有效從最基層組織農民、凝聚農民、服務農民。現在農村民事訴訟大量增加，如果有好的村組干部進行調解，好多問題基本可以消化在萌芽狀態，但過去進行村莊內部秩序維持的宗族力量和“三老”群體影響力迅速消退，村組干部人數少而精力有限，于是大量初始矛盾便直接出村進鄉上城，形成大量的信訪和法律訴訟問題，這是值得反思的。
作者對一些甚囂塵上的土地私有化觀點是嗤之以鼻的，因為實際的調查直指其最大的荒謬之處——用5%的城郊農村大量土地增值情形來推論95%的遠郊農村不可能大幅增值的土地，全世界的農用土地都是便宜的，指望著這些地方的農民賣地賣房去進城，簡直是天方夜譚。更有一些所謂的經濟學家，連一些地方推行的“地票”制度給部分農民帶來土地收益在邏輯上都沒有搞清楚，就在盲目測算一畝農村土地可以增值幾十萬甚至幾百萬，那是荒唐可笑的。所謂的“地票”等農村土地大幅增值制度設計，只是因為土地供應有限的城市經營過程中，進行了城鄉土地指標的置換，把農村的非農用地復墾成耕地，置換成城市新的建設用地指標，自然是身價倍增了，城市當然也愿意多給一些錢補給農民，但并不是農民的土地本身值錢。
作者很樂意接受學界對他們的稱謂——華中鄉土派，也一直堅持自己的口號“田野的靈感，野性的思維，直白的文風”。對于一些人批評他的“樸素經驗主義”“一村一理論”，也坦然面對，認為沒有“呼嘯著走向田野”的階段，沒有厚重的經驗積累，就難以消化西方引進的理論，形成中國的學術理解。甚至如作所說，“當下中國不缺理論，不缺方法，也不缺思考，而是缺乏常識，缺乏關于中國經驗和中國實踐的常識。理論先行，掩蓋了事物邏輯，‘思潮泛濫’造成了知識分子泛情緒化”。（第422頁）
尤其是引進的西方理論，那些掌握著“先進理論”的西方人，“他們根本不清楚中國農村的實際，因為他們壓根就瞧不起中國農村的實際，認為不必要去了解那些實際。他們不僅認為自己真理在握，而且認為只有他們才能夠將真理掌握。”（第400頁）而我們一些學習西方理論的人，正如吳毅所言，“首先接觸的不是現實的農村，而是理論的農村，然而，我以為那就是現實農村在理論上的反映”;結果是，“知識分子的所思所想與農村基層干部和農民的所思所想實在存在著很大的距離”（第419頁）。所以，“要真正做好農村研究以及其他關于中國的研究，就必須回到常識，回到個案，回到農村和中國經驗中來。”（第420頁）
作者強調說，“農村調查是閱讀農村，認識中國，發展有中國主體性社會科學的必由之路”，這是關于農村研究的鮮明觀點。我們也可以順著作者的觀點這樣說，對于整個農村工作而言，更需要把“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一重要原則落到實處，只有這樣，農村的政策才不會偏，農村的各項工作才不會偏。
（二〇一九年十月六日國慶長假第六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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