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合作社：一種典型本土化社會企業

　　專題編者按：本期“本月專題”的主題為“社會企業”，圍繞近代中國社會企業的歷史脈絡，編選了三篇不同視角的文章，與讀者共同思考!今天推送的是何慧麗、楊光耀：《農民合作社：一種典型本土化社會企業》一文。

　　社會企業于中國而言并非舶來品，而是進入現代化進程之初即有的企業類型。西方國家在近代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危機中，逐步探索企業從追求經濟利益最大化向兼顧社會目標轉型。而早在一百五十年前，自洋務運動時期始，中國就逐漸出現諸多以救國濟民的社會目標為己任的社會企業。百年以降，實業救國企業、解放區的社會建設企業、新中國建立以后的部分國有企業、鄉鎮企業、當前農村的新型集體經濟等，長期以來都具有不同程度的“社會-經濟”雙目標的社會企業內涵。本專題試圖梳理，社會企業作為一種在中國已有百余年歷史的經濟實體類型，在中國本土的產生與演化，以及在當代鄉村振興中的作用與表現。

農民合作社：一種典型本土化社會企業

何慧麗 楊光耀

　　【摘要】農民合作社被公認為是一種實現農民互助的經濟組織，然而現實中卻出現了“空殼社”“大 農吃小農”“精英俘獲”等問題。社會企業被公認為具有三個特征———以商業經濟為手段、以科學治理為結構、以社會效益為目的。從社會企業的視角對農民合作社進行研究發現，相對務實的農民合作社，具有系統產業鏈的多元經濟特點; 相對團結的農民合作社，具有計劃性的內部治理特點; 相對有活力的農民合作社，具有社會企業追求的多重社會性功能特點。由此認為，當前的農民合作社不但是一種社會企業，而且是中國亟待發展的一種典型的本土化社會企業。以社會企業為視角來認識并指導培育農民合作社，具有理論與現實的雙重價值。

　　【關鍵詞】農民合作社; 本土化; 社會企業

　　本文基于社會企業視角，對農民合作社做正本清源的考察，旨在探尋中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可持續發展之道，同時也在社會企業的中國本土化研究方面進行有價值的探索。本文認為，當前的農民合作社不但是一種社會企業，而且是中國亟需發展的一種典型的本土化社會企業。在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背景下，以社會企業為視角來認識和培育農民合作社，具有理論與現實的雙重價值。

　　一、農民合作社的諸多問題，需要引入社會企業的概念來重新認識

　　2004 年，社會企業的概念和研究傳入中國，相關的研究十分豐富。潘小娟認為，它是介于傳統的以營利為目的的企業和民間非營利組織之間的，以社會責任感而非利潤驅動的，為實現既定的社會、環境目標和可持續發展而進行商業交易的組織; 張宇指出，社會企業是一種以社會效益為根本目標，采用商業創新的問題解決模式，對資源高效整合并加以利用，建立科學的治理結構，在保證基本商業目標的同時又不會損害社會使命的組織。杰弗里·羅賓遜( Jeffrey Robinson) 在“首屆中國國際社會企業研究會議”上提出，“社會企業是指以社會目標為首要目標、將盈余再投資于企業或社區發展、不追求股東或業主利潤最大化的企業”②。舒博總結前人研究，做出如下定義: 社會企業就是有社會責任感而非利潤驅動，由公民自愿組成的，以創新精神和商業行為整合資源，來解決社會問題或者提供公共服務和產品，旨在實現社會目標和公益理念的社會經濟組織。從這些界定中可以看出，社會企業是一種“運用商業贏利手段、建立科學的治理結構、實現社會效益”的新型組織形態，其有三個典型特征: 一是遵循市場經濟規則，保證企業在經濟產業和商業交易中獲取一定的經濟利潤; 二是在企業內部要有科學的治理結構，以實現社會資源有效整合; 三是客觀上也實現了作為根本目標的社會性功能。

　　2007 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民專業合作社法》( 以下簡稱《合作社法》) 正式頒布實施，農民專業合作社在中國具有了合法性地位，注冊數量從最初的 2 萬家發展到現在的 200 萬家左右，增長了近 100 倍。在政策實踐和學術共識上，合作社已經成為重要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和現代農業建設的中堅力量。然而，農民專業合作社在快速發展中也面臨著諸多問題。“扭曲”、“變異”、“名 實分離”等“異化”問題的判斷成為真假合作社討論的基調。有學者提出要理性看待預示合作社蓬勃發展的各種數據，不能放大合作社對農民的實際帶動能力。具體而言，農民合作社存在的問題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 “空殼”合作社大量存在

　　有學者提出，大約 80% 以上的合作社徒有虛名，或出于政績需要，或為從中牟利而設①。全國 逾 200 萬個農民專業合作社真正能夠實際運作的，據調查在 10% 左右; 而且這些運作的農民專業合作社，實際上大部分還是個體私人企業，跟公司加農戶模式中的公司沒有什么本質的區別。甚至有學者懷疑中國到底有沒有真正的農民合作社。2019 年初，中央農辦、農業農村部等 11 部門聯合下發了《開展農民專業合作社“空殼社”專項清理工作方案》，被列為清理行列的合作社包括六類: ( 1) 無農民成員實際參與; ( 2) 無實質性生產經營活動; ( 3) 因經營不善停止運行; ( 4) 涉嫌以合作社名義騙取套取國家財政獎補和項目扶持資金; ( 5) 群眾舉報的違法違規線索; ( 6) 從事非法金融活動，如變相高息攬儲、高利放貸和冒用銀行名義運營。這六類空殼合作社基本屬于注冊后便不再運行、借合作社之名享受補貼和免稅等優惠政策、經營不善陷入困境的情況。

　　（二） 剩余分配上的“大農吃小農”

　　小農戶農業生產者，作為同質性弱勢小農，因資源匱乏而欠缺組織起來的物質基礎。所以，大戶和龍頭企業領辦小農戶組建合作社便成為當前合作社發展的現實選擇。在現實中登記注冊的相當一部分合作社是由公司領辦或大戶領辦，這樣的合作社大都沒有建立起成員賬戶制度。 一般而言，外來資本或大戶領辦的合作社，其經濟利潤的分配本質上是“大農吃小農”: 外來資本與大戶退出生產環節，追逐更高產業環節進而控制農業種植，他們一般選擇產前的農資和產后的銷售環節，或者選擇將土地資源做二產化和三產化經營，比如發展特色農產品深加工和賞花經濟、采摘經濟等農耕體驗等; 其內部生產者與服務者的環節分工較為明顯，最不贏利的生產環節留給普通社員，使普通社員能獲得的收益僅僅相當于勞務收入。“大農吃小農”會導致鄉村的經濟分化連帶其他嚴重后果，這有悖于“服務于成員為宗旨，謀求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的合作原則。

　　( 三) 鄉村政治能人的“精英俘獲”現象

　　鄉村政治能人領辦合作社是實踐中最廣泛的一種形式，也是政府在做大做強集體經濟中鼓勵和引導的重要組織方式。政府在合作社政策實踐中也因交易成本過高而樂于選擇與少數政治精英合作。張曉山認為，“精英俘獲”表現為少數精英對合作社發展資金和項目信息的獲取、發言權的控制以及對政府扶持資金及項目具有較強的可接近性、可獲得性。筆者在四川、河南等省份調研中發現，村兩委主要負責人在村集體、合作社等多個組織中交叉擔任不同的角色。在多重身份擔當下，鄉村政治能人這一本質特征是其從事經濟活動的主要底色，合作社的日常治理中也常常以村干部的“行為規范”為原則，“成員地位平等，實行民主管理”的原則很難得到落實，有的合作社甚至都沒召開過全體社員大會。

　　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就會有不同的結論，也會有不同的解決問題的辦法與成效。為了重新分析農民合作社面臨的問題，需要從經驗出發，從國情和中國特色出發，以新的視角、新的方法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在中國的本土發展規律和特色。假如認為農民合作社就是一個中國式的涉農社會企業，那么，這種社會企業的本土化特色會是什么呢? 假如從社會企業的視角來理解農民合作社，以社會企業的運作方式來運作合作社，會是怎么樣呢? 比如，空殼合作社大量存在，“大農吃小農”現象叢生，那么，是否可以從其經濟屬性未明、治理結構缺失、社會功效乏力等方面來認識? 此外，精英俘獲問題似乎很常見，也不只是現在的問題，小農社會歷史上就有“精英俘獲”的傳統，但另一方面也有“精英庇護”的傳統，也即傳統中國的精英俘獲與精英庇護是一體兩面，是權利與責任的對立統一，當前合作社出現的這個現象是否從某種程度上而言也是個本土化現象，需辯證來看待。

　　下面將以社會企業為視角，也即從經濟性、內部治理和社會功能三方面對當前中國的農民合作社特征進行闡述

　　二、相對務實的農民合作社，具有系統而非單一產業鏈的經濟特點

　　從日常農業經營活動做起、踏實發展的農民合作社，就是相對務實的農民合作社。其務實之處體現在與社會企業的第一個特點一致，運用商業經濟手段進行市場性運作以獲得可持續經濟發展，這是合作社作為互助型經濟組織的經濟屬性決定的。以相對務實的農民合作社的本土經驗為例，其之所以具有可持續的經濟活動收益，在于具有作為市場主體的商業身份，而且具備系統多元而非單一產業鏈的經濟特點。

　　( 一) 從政策法規上來看，農民合作社具有極強的產業經濟屬性

　　合作社作為“互助性經濟組織”，首先表現在它有一般企業所具有的市場特征，這也是合作社的中心任務。2018 年 7 月新修改的《合作社法》規定: “國家保障農民專業合作社享有與其他市場主體平等的法律地位”，“農民專業合作社可以依法向公司等企業投資”。這從法律層面強調合作社是一個重要的市場主體，體現了合作社與一般企業的基本共性。其次，明確指出成員可以用土地經營權等財產作價出資。“農民專業合作社成員可以用土地經營權、林權等可以用貨幣估價并可以依法轉讓的非貨幣財產出資”。再者，農民專業合作社以其成員為主要服務對象，可以開展多種經濟業務，包括“農業生產資料的購買、使用，農產品的生產、銷售、加工、運輸、貯藏及其他相關服務，農村民間工藝及制品、休閑農業和鄉村旅游資源的開發經營等，與農業生產經營有關的技術、信 息、設施建設運營等服務”。

　　中國農民合作社，從法規上、政策引導上以及于注冊管理上都聚焦于合作社的經濟職能，而且是具備高專業性的經濟職能，體現了合作社以專業產品面向商業市場的經濟特點，這值得肯定。同時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合作社概念肇始于西方，其在引進吸收時相對忽略了合作的國情土壤———多 樣化小農現實，單純的經濟理性取向認知必然在政策實踐中誘致諸多空殼合作社現象。依據多樣化的合作社發展現實，對合作社概念的本土化理論創新也是新版《合作社法》進行修訂補充的一個重要指向。

　　（二）從實踐經驗上來看，系統多元的合作社相較于專業合作社更能在市場交易和競爭中可持續發展

　　作為小農產業組織的合作社，若只具有單一專業的經濟性，比如只經營主糧種植、養豬業、養雞業、蔬菜業、果業、手工業等某一個產業，而不是遵循農村多樣性產業的特點發展有主有副的多元有機結合的產業，那么，這只是用專業性、規模化、標準化的工業思維來運作合作社。在涉農產業大都產能過剩且單一產品盈利空間狹窄的惡性競爭境況下，其后果只能是專業合作社的小農戶成員被資本大農所整合，所“吞吃”，因為其產前、產中及產后所需要的服務強烈依附于資本大農，而大農則籍此依賴關系大量汲取小農生產剩余，因為二者的經濟地位極不對等。處在激烈競爭的市場環境中，只經營單一種類業務的專業合作社因沒有形成系統性的業務生態網，在市場中難以應對嚴酷的外部環境而缺乏可持續性。資本大農所整合，所“吞吃”，因為其產前、產中及產后所需要的服務強烈依附于資本大農，而大農則籍此依賴關系大量汲取小農生產剩余，因為二者的經濟地位極不對等。處在激烈競爭的市場環境中，只經營單一種類業務的專業合作社因沒有形成系統性的業務生態網，在市場中難以應對嚴酷的外部環境而缺乏可持續性。

　　新《合作社法》汲取了現實中的大量教訓，也越來越向多元的綜合的方向改進，表現為對成員出資與開展業務多元的規定，以及對農民專業合作社聯合社在更廣泛的業務空間和更大的地域范圍內發展的規定。筆者將之稱為強調合作社系統多元的產業鏈特點，所謂的系統多元，是針對專業合作社的結構性缺失的補救和充實。因農戶的需求是多元的，而多數小農戶經濟仍然是兼業化形態，合作社與社員需求存在多種經濟服務關系，合作社若在日常運作中踏實生長，就一定是多元化業態有機并存。實踐中呈現出種養加傳統業務與農資農機、土地托管業務的一體化合作社，文創旅新型合作社，畜糧果產業與資金互助業務的綜合性合作社和產消城鄉互助生態型合作社等多種綜合性樣態，這些多元業務并存的合作社呈現延長產業鏈、系統產業鏈、產業內部自平衡的總體發展特點。而且，綜合性合作社、聯合社多呈現了合作社之間互補性、系統性產業聯合的特點。下面以發展了 15 年的河南省蘭考縣谷雨農民專業合作社聯合社( 簡稱谷雨農民合作聯社) 為例。

　　河南省蘭考縣谷雨農民合作聯社，聯合了蘭考縣 20 余家專業合作社，輔射到 9 個鄉鎮，94 個村，總資產 2 600 萬，服務社員 5 000 余戶，每年為社員增收 300 余萬元。谷雨農民聯合社的發展經歷了這樣的一個長期復雜發展的過程。2004 年由知識分子參與指導成立了南馬莊村村級經濟發展綜合合作社; 2008 年，進行了“開枝散葉”般的跨鄉跨村合作探索，當時成立了南馬莊農民合作聯社、儀封鄉鄉級農民合作聯社; 2015 年，縣級農業專業合作社聯合社———谷雨農民合作聯社成立，在全縣范圍內進行綜合發展實踐; 2017年以來，多種社會力量參與城鄉消費合作實踐，開創消費扶貧的脫貧攻堅新模式。因其現實環境的復雜艱難而長期曲折發展，又因其堅持農民主體性的培育而有著扎根的生命力。聯社開展的經濟業務有聯購分銷、農機服務、農資服務、資金互助、城鄉消費合作等業務，總結的經驗有: ( 1) 農資供應、生活用品統購統銷最好開展、風險最低; ( 2) 資金互助形成合作社“公共財”，使合作提檔升級; ( 3) “農業進城，市民下鄉”，三產化農業最為長久。早期的南馬莊合作社只有大米生產及其加工為單一產品對接農超和企業，當時面臨市場門檻高、劃不來而受挫的問題，后來聯社發展到服務社員的 8 種業務，形成內部經濟良性循環的支持機制，從而以全產業鏈合作社內部化方式解決了“大農吃小農”問題。實力逐漸壯大后，正道思達等超市、京東商城等電商和開封頓漢集團等大企業紛紛以優惠條件與谷雨聯社進行談判合作。( 對谷雨農業專業合作社聯合社創始人張硯斌的訪談資料整理)

　　（三） 就學界研究而言，學者對已有 10 余年發展史的農民合作社的綜合變化表現出積極的回應

　　農業經營的有效組織形式就是合作社，日韓臺都是先孵化小農的合作社———綜合農協，從 里面再生長出企業; 中國的集體化時期都是先推動“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村社合作，再從里面長出鄉鎮企業; 而現在是推動大農來整合小農，鼓勵大資本下鄉與合作社爭利，在當前大部分合作社社員都是以“半工半耕”的經濟業態來維持生計性收入的狀況下，這是有問題的。隨著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特別是田園綜合體的發展、一二三產業的融合發展機遇，一些農民合作社通過系統產業鏈的延伸，已經開始由最初的空殼合作社、“大農吃小農”式的不辨真假合作社的數量型，向逐漸能夠與大農良性合作、雙贏合作的真合作社越來越多的質量型轉變。這個經濟主體的全產業鏈發展，成為以“扶正怯邪”方式解決合作社異化問題的內生型動力，使合作社發展成為市場競爭中重要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同時具有服務小農情懷和商業經營能力的合作社企業家，是保證合作社贏利并發揮多功能社會效益的重要條件，沒有合作社企業家就沒有成功的合作社。發展具有系統性經濟特點的合作社需要培育綜合素質強的社會企業家。

　　三、相對團結的農民合作社，具有內部治理的計劃性特點

　　前述表明，社會企業的內部需要科學的治理結構，以保證對整合資源有效，進而高效率地達成社會目標。比如，與大多數所有權由股東來決定的傳統企業不同，社會企業可能歸它的用戶或客戶、員工、托管人或公共機構所有[25]，在生產關系上遵循社會所有制原則。這一原則的科學性，決定了與其既定的社會、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目標追求的一致性。一般而言，相對具有凝聚力的、團結力的農民合作社，為追求“以服務成員為宗旨，謀求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的基本目標，會在股權所有結構、社員組成上、二次返利的原則規定上具有突出的計劃性而非市場性的本質規定，即具有與其基本目標相符的內部治理科學性。

　　（一）在合作社成員數量比例要求上，保證農民成員占絕大多數

　　保證農民成員在合作社中占絕大多數，是國家以法律形式做出的一大重要規定。《合作社法》規定，合作社作為農產品的生產經營者或者農業生產經營服務的提供者、利用者，“農民至少應當占成員總數的百分之八十。成員總數二十人以下的，可以有一個企業、事業單位或者社會組織成員; 成員總數超過二十人的，企業、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成員不得超過成員總數的百分之五”。法律規定需 5 人以上成員才能注冊，實際上當前注冊的 200 萬家合作社中，除了空殼合作社之外，每個合作社成員應該更多。由于合作社登記注冊時需要提供每個成員的身份證復印件、全體出資成員簽名或蓋章的出資清單等相對復雜的實際操作程序，出于方便起見，一般登記注冊的合作社成員，應只是主要成員而并非全部成員，實際上的全部成員是在合作社交入社費、開展業務過程中、與合作社的多項交易活動中逐漸卷入的，所以，雖然全國平均每個合作社登記的成員僅有 13 人( 2008年底) ，但是更有大量的注冊隱性而事實上存在的合作社社員。筆者根據 2018 年 2 月底全國農民專業合作社等級數量和入社農戶計算可得，農民合作社平均農戶組織規模為 58 戶①。

　　( 二) 在合作社股權構成上，具有多元性和普惠性

　　合作社股權上的多元性和普惠性，是國家以法律形式做出的另一重要規定。《合作社法》規 定，“農民專業合作社成員可以用貨幣出資，也可以用實物、知識產權、土地經營權、林權等可以用貨幣估價并可以依法轉讓的非貨幣財產，以及章程規定的其他方式作價出資農民合作社”。這項規定作為小農戶以多元化方式作價出資入社的法律依據，提高了廣大小農入社的積極性和可行性，因而具有普惠性股權特點。合作社股本金還可以來自“成員出資、公積金、國家財政直接補助、他人捐贈以及合法取得的其他資產所形成的財產”，而且應把“本社接受國家財政直接補助和他人捐贈形成的財產平均量化到成員”，這些規定實際上是對少數人或資本操控合作社的限制性條款，實際上是避免合作社“精英俘獲”問題從而形成普惠性保證普通社員主體權益的法律依據。現實中股權的多元性和普惠性得以實現的合作社典型之一，是近些年來由村兩委主導領辦的合作社。以山東煙臺自 2017 年以來的探索為例: 由村黨支部代表村集體注冊成立農民合作社，村集體以集體資金、資產、資源入股，村民以勞動力、土地、資金等入股，建立起村集體與群眾利益共享、風險共擔的集體與群眾經濟利益共同體。這種做法的特點是: 黨建能夠引領把握合作社的政治方向。村黨支部有權責、有能力杜絕合作社的“精英俘獲”現象，有責任承擔雙層經營制度中村社層面的“統”的功能，以村兩委的政治資源優勢和集體資產所有者優勢發展社區綜合合作社。這種村兩委主導的村社綜合合作社，屬于農民為主的多元股權及其相應的指向村社新集體經濟的多元利益共同體實踐，具有中國本土化的特征。

　　（三）在合作社治理上，體現了社員的社內民主與交易的責權統一

　　合作社社員在社內的民主權與交易權相統一，是合作社內部治理最具計劃性的重大特點。《合作社法》規定: 大會選舉和表決，實行一人一票制，成員各享有一票的基本表決權; 然而，社員在享有基本表決權的同時，必須按照章程規定向本社出資，與本社進行統購統銷等流通交易、資金互助、土地托管或流轉等經濟交易; 技術服務、加工服務等多元業務交易; 且承擔虧損責任; 作為責權相統一的具體體現，“出資額或交易額較大的成員還可以享有附加表決權，但不可超過百分之二十”。此外，合作社在彌補虧損、提取公積金后的當年盈余，主要按照成員與農民專業合作社的交易量( 額) 比例返還，規定“可分配盈余按成員與本社的交易量( 額) 比例返還的返還總額不得低于可分配盈余的百分之六十”，還規定農民專業合作社應當為每個成員設立記載其出資額、量化的公積金份額以及其與本社交易量的成員賬戶。由此可見，合作社成員的社內民主和交易的權責是互為因果和相輔相成的，不交易者無民主，有民主權利則要求實施者必有相關聯的經濟交易為物質條件。

　　作為系統經濟性的農民合作社，其本質功能是解決組織治理的計劃性問題。前面三點從合作社的主體是農民群體、股權具有多元普惠性、管理制度與分配規則具有責權統一性等方面，闡述了作為小農產業經濟組織的合作社的計劃性治理結構特點。對外靠市場規則行事，對內靠計劃好的所有權、交易權責和分配權責行事，也就是所謂的“外圓內方”，也就是社會企業所強調的整合內部資源的社會性、科學性治理結構。沒有這樣的計劃性規定以及對規定的嚴格執行，就難以成為事實上的合作社，就必然會形成“小農傍大農”“大農吃小農”的負外部性機制，以及形成對外部資源的“精英俘獲”亂象。這里的對內計劃、對外市場是一體辯證關系，二者均是保障合作社在一定條件下不變質、不異化、不分化因而可持續發展的設計手段，是形成合作社資源資產的整合凝聚力，從而成為有效的市場主體并最終達到社會性公共目標的核心制度所在。以已發展了 20 年的山西省永濟市蒲韓種植專業合作聯合社的內部治理經驗為例說明。

　　合作社目前給社員提供的服務范圍包含蒲州鎮、韓陽鎮的 43 個自然村 3 865 戶( 其 中 24 個行政村，韓陽鎮與蒲州鎮各 12 個行政村) 。合作社的宗旨就是服務服務再服務，構建為社員協調對接合作社生產、加工、流通、金融、保險等所有涉農業務的服務體系。具體做法有如下這些方面: 讓合作社內具有一定鄉村威望的中年婦女作為輔導員，每人負責一個地域范圍，要對社員家戶的情況極其了解，并通過婦女文藝、老人服務、兒童服務等各種公共服務取信于社員。社員們在資金互助上，生產資料、生活用品等必需品的消費上，在農產品的統一品牌、統一技術服務、統一銷售上緊密依靠合作社，這是 3 筆最大的內部業務。比如，以某小組的 20 余戶人家為例，共有成員有 85 人，其所有成員、所有家戶平均1 年在生活生產方面的社內交易總額就會達到 200 多萬元，其純利潤就有 10 余萬元。關鍵是合作社法規定 60% 的利潤返還規定，我們承諾給社員要嚴格遵守; 此外，我們還會把農民的需求體現在提升生活的品質上，比如說家里需要餐具，那我們就以定制方式購買高級一點的景德鎮瓷器。比如家里有孩子需要教育的，那不需要一個書桌書柜嗎? 那我們會返還這些實物。我們要返還就一定是用最好品質的服務來滿足社員需求。農資統購不只在于聯合社賺錢多少，還在于打擊農村的農資假貨市場，讓社員切實感受到貼心的成員服務。( 對蒲韓種植專業合作社聯合社創始人鄭冰的訪談資料整理)

　　這里的關鍵是以農村的半熟人社會為基礎，以德高望重的合作社帶頭人或骨干力量為治理干事，使社員與合作社在日常的生活、生產資料等方面長期進行交易，包括社會的、經濟的、文化的多重交易，從而形成建立長期信任關系的經濟交易機制。

　　四、充滿活力的農民合作社，具備社會企業追求的系統性社會重建功能

　　根據一般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制度發展經驗，在快速城市化、工業化的過程中，農村會出現凋敝、衰落和快速資本化的過程。廣大中西部農村地域的“三留守”( 留守老人、婦女、兒童問題以及與之相關聯的老人的社會保障、婦女的權利問題、兒童的成長問題等“總體性衰敗”現 象，是中國這一發展過程中主要問題的具體呈現。合作社最初作為“弱者的聯合”試圖主要在經濟領域為留守人員謀取福利。但是，那些充滿活力的農民合作社，其發展成效不僅是增收、節支、資金互助等經濟事項，而確實具備多重的系統性的社會重建功能。

　　( 一) 鄉土文化重建功能

　　新時代需要以“孝親為根、生態為本、合作為綱”的鄉土文化重建，這樣的重建工作能夠增加鄉村對于現代社會而言發揮其綜合價值的鄉土文化自信。有活力的合作社一定是有著合作的文化根基、文化理念以及豐富的文藝表現形式的合作社，現實中的合作社并不必然在一開始就具有明顯的經濟增效功能，反而在發展初期必然具有在一起交流溝通、學習共享的功能，以及在集體會議活動中以喜聞樂見的鄉土文化先凝聚人氣、內化合作理念的功能。所以，實踐中運作的合作社，若不想淪為空殼型合作社的下場，一般其起始就屬于學習型和文藝型合作社。“文化搭臺、經濟唱戲”對于合作社發展而言很實用。在全國稍有所成的農民合作社發展中，“合作組織為綱、多元文化為根”，合作的文藝形式與合作社經濟實體大都是相輔相成、如影隨形的。諸如秧歌、腰鼓、盤鼓、地方戲、傳統太極等鄉土文藝的復興現象，許多都是在合作社事業發展中涌現出來并具有新時代的文化使命。大凡真干實干的合作社帶頭人，均會有這樣的共識: 文藝隊建設是合作社“以文化人”的軟實力，合作社經濟建設是硬實力，硬實力的發展會“物質變精神”，軟實力的保障會“精神變物質”。

　　( 二) 留守老人的養老實現功能

　　如何為留守老人提供不離土、低成本、適宜性的養老服務? 這是一個重要問題。有發展能力的合作社，都多少會有公益金的科學提留與合理使用。鄉村最大的一件公益事就是為老年社員和社員家屬老人服務。以河南靈寶弘元農業專業合作社聯合社在此方面的探索為例。

　　河南省靈寶市弘元農業專業合作社聯合社，自 2017 年成立以來，組合了 5 個專業合作社，在小秦嶺山腳下多個村莊里發揮了其養老動員和服務功能，探索出了村兩委指導下“合作社 + 養老”的多元模式: 羅家村分社的上善堂是村莊提供基礎設施建設、合作社提供公益金支持、老年人自家少許資金繳納的三結合模式，側重于對村社成員家屬中行動不便的高齡老人提供日間照料關愛; 貝子原村分社的孝善堂，側重以“老有所得”的方式，有勞動能力的村莊老人發揮其農作優勢在合作社的生態農場里從事簡單勞動，獲取貨幣收入以改善生計; 巴婁村分社的兼善堂，則以組建合作社文藝隊定期在一起吹拉彈唱等娛樂形式，以滿足老年人的文化精神需求。( 對弘元農業專業合作社聯合社總干事劉巧珍的訪談資料整理)

　　( 三) 針對留守兒童所發揮的社區三親教育功能

　　農民合作社，尤其是村兩委主導的綜合型社區合作社，若是以“服務服務再服務”為宗旨，便遲早在其發展過程中具有教育功能。許多村莊的優秀傳統文化、自然生態文化、農業文化亟待鄉村青少年甚或幼兒來學習傳承，但鄉村教育上的“撤點并校”導致在大多數村莊里并沒有發揮這種功能的組織場所，合作社作為為社員提供服務的經濟平臺，做大做強了便能發揮社員在村莊里生活生產的優勢，低成本地從事以“親情、親鄉土、親自然”為核心理念的鄉土教育。這主要是因為合作社是一個非私人的個體戶、非純粹贏利公司的社會企業平臺，能有效并樂意承接外部資源，整合內部的各種非經濟的文化教育資源，從而促進鄉村的全面建設。以河南蘭考胡寨哥哥農牧專業合作社的經驗為例。

　　河南省蘭考縣胡寨哥哥農牧專業合作社，是一個村兩委主導的綜合合作社。合作社在以中共中央黨校社會與生態文明部張孝德教授為代表的高校知識分子指導下，在施永青基金( 香港) 北京代理處資助的華夏三親啟蒙教育項目支持下，每年配套提取 13 萬元的合作社公益金用于聘任教師以及其他基本建設開支，對社員家的孩子持續開展了迄今已有 7 年的“三親”( 親情、親鄉土、親自然) 幼兒學前教育服務工作，讓孩子從小扎好“孝 道、厚德、開慧”的根基，從而在鄉村兒童教育經驗的開發探索方面取得了顯著成績。( 對胡寨哥哥農牧業專業合作社理事長王紀偉的訪談資料整理)

　　( 四) 其他合作效果的多功能化，諸如助益鄉村善治、改善鄉村生態等

　　筆者發現，能夠多年存活下來的合作社大都多少具有解決鄉村矛盾、助益鄉村善治、改善鄉村生態的特點。以發展了 10 多年的安徽阜陽穎州南塘村興農合作社為例。

　　安徽省阜陽市穎州區南塘村興農合作社的領頭人楊云標早年是個維權人物，當他意識到“如其哭著維權，不如笑著鄉建”的道理后，就在家鄉搞起了以合作組織為綱的全面鄉建工作，多年來，他帶領以前的維權人物和廣大村民發起合作社，建設合作社，業務領域涉及到生產服務、生態種植、釀酒、資金互助、文化合作、鄉村文化旅游等。他們堅持為社員二次返還利潤，為社區提供公共產品，以文化建設豐富精神生活，克服“私利”意識，培育社員為主體的自組織的物質和文化自信力。近 20 年了，老鄉們不再以上訪告狀為營生了，南塘村還成了整個阜陽市穎州區多年來無信訪的穩定村，拿了市級治理穩定村的獎!此外，合作社還推動了農業的生態發展，帶動社員養起了生態發酵床豬，種植了有機小黃姜，生態黑豆、小麥; 而且，合作社還通過藝術民宿( 南塘藝術家部落) ，將土壤改良后生產的安全產品直接對接周圍城市的消費群體，這既可以滿足城市消費者對綠色健康農產品的需求，又可以實現農戶的增收與農村環境的改善。( 對南塘村興農合作社理事長楊云標的訪談資料整理)

　　總之，從社會企業的視角來總結發展較好的綜合性合作社的這些社會功能，完全符合社會企業對實現社會、環境、可持續發展以及改善社會弱勢、邊緣群體生活質量與社會地位的理想目標。隨著社會對這些公共產品和服務需求的增加，合作社的綜合化發展趨勢更明顯，其身上的社會企業特質將更加完備。

　　五、結論與進一步的討論

　　波蘭尼( Polanyi) 的經濟史研究提倡實在主義的社會經濟學分析框架，指出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關鍵在于經濟與社會關系、文化傳統以及資源環境之間保持內在關聯和有機協調。簡單來說，他提倡一種嵌入社會關系中的經濟發展。農民合作社的中國實踐雖展現出蓬勃的民間活力，如若想取得高質量的發展，便不得不采取積極主動的行動策略，發展成為“為社會的經濟”或者是社會經濟。社會經濟組織的運行突出強調生產不僅是為了消費而是為了解決民生問題，在社會生產中促進社會財富分配均衡化，使那些處于社會邊緣的弱勢群體更加平等地參與到市場活動之中，共同享受社會發展的成果，搭建社會公平的制度基礎。

　　2019 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要賦予雙層經營體制新的內涵。突出抓好家庭農場和農民合作社兩類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啟動家庭農場培育計劃，開展農民合作社規范提升行動，深入推進示范合作社建設，建立健全支持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發展的政策體系和管理制度。這一條意味著對農民合作社作為農民未來新型經營主體的肯定和重視。農民合作社要得到規范提升，要建立健全支持其發展的政策體系和管理制度，其關鍵就在于要發揮合作社的體系經濟性、治理結構的計劃性及其外溢的正外部效益。而相關的支持性政策體系和管理制度要圍繞目前一些農民合作社在這三方面存在的問題。比如，是否可以多出臺增強合作社內部三產融合、多產并舉的政策舉措? 多多監管和主導合作社內部的治理的計劃性實施，也即真正的對合作社內部治理法規的實踐遵從? 還有，結合中國本土實際大力推廣村兩委主導的綜合性社區合作社，使其成為加強基層治理和新集體經濟發展的有力抓手? 以黨政主導為保證，推動合作社的外部資源獲取由“精英俘獲”到“精英庇護”轉 化，促使普遍意義上的村兩委領辦社區合作社發展并助推“三權促三變”的集體股份經濟合作社進程?

　　如上問題解決的著眼點，恐怕得從把農民合作社不只是看作社會主義國家眾多經濟形態的一個補充或綴品，而是一個大有作為的、亟待發展的典型的基礎性社會企業，進而采取更積極的應對策略。面對這樣的普惠性的社會企業，明晰其手段之經濟性、治理之計劃性、目標之社會性的本質屬性，或許會為合作社打開新的發展天地。農民合作社，作為一種典型的本土化社會企業，循道而行，必有大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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