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唐利群老師的講座《<平凡的世界>——路遙的“城鄉故事”及其敘述的困境》因為涉及對路遙的評價，在微信群引發了激烈的爭論，智廣俊老師專門撰文予以反駁。本站收到了唐利群老師對智文的回應，現將智廣俊老師和唐利群老師的討論一并刊發，供網友們參閱思考。
唐利群：回應智文及其他
1、 先謝謝老田、秋田等各位老師在群里的回應和繼續討論，使得基本問題已經十分清楚：)我寫不寫這個回應其實都沒有太大關系。不過，既然智廣俊同志整了那么一篇長文，自己不回兩句說不過去。寫講座文稿的時候是想著要給路遙一個清晰的定位和定性，同時也要呈現他的某種矛盾性和含混性，寫得雖然有一點繞，但還是很通俗易懂的，然而智同志沒看懂，所以下面我以更加簡單粗暴的方式來解釋。
2、我毫不隱瞞自己跟智廣俊同志的分歧，記得有一年在重慶的一次關于鄉村敘事的會議上，我就發現他自稱是社會主義者，贊同人民公社，但是反對農業學大寨。而我是贊同農業學大寨的。這次對《平凡的世界》的看法再次展現了這樣的分歧。倒是一點也不意外。
3、對有些事物的評價，其實我跟智廣俊同志是可以達成共識的，比如說，人民公社有成就，也有缺點;毛時代的農民政治地位高，但還很窮;官僚主義要不得;階級斗爭把控不好的話會有教訓等等。那么，文學作品可不可以寫這些?當然可以寫，路遙也可以寫。以上都沒問題。問題在后面：怎樣寫?寫的方式很重要啊，對于這一點，我和智廣俊同志的差別就顯現出來了，他認為路遙寫雙水村窮，農民苦，階級斗爭擴大化是忠于人民、忠于生活、忠于現實的表現，而我呢，則認為路遙寫這些是為了證明官方的結論：集體經濟搞出來的是貧窮的社會主義，分田單干才能發展生產力，讓農民致富。所以，他采寫的所有關于毛時代的負面材料都是為了證明這一點，而不是說在集體化的過程中我們也有問題和缺陷，問題和缺陷可以在繼續革命的條件下逐步地解決。路遙只有前者的寫法，沒有后者的寫法(可以想一想小說中的人物，只要是堅持集體化的就沒有一個是正面的，路遙的意圖夠清楚)，這就是我為什么不能認同他的原因。
4、官方結論(包括路遙及其小說的應和、以及整個新時期文學)很長時間以來說的就是這么一件事：農村集體經濟的道路走不通(看樣子智廣俊同志也是這么個看法)，必須改掉，所有才會舉出無窮無盡的例子印證這一點。我只不過指出這樣歸因是不科學、不客觀的，哪怕有的例子是你的經驗，基于你真實的感受，甚至你親身經歷過，可能也不過是表面現象而已。在實際生活中，這樣的情況太多了：我們親眼看見太陽從東邊升起，從西邊落下，這樣的現象并不能揭示其實是地球繞著太陽轉;你到了西歐北歐，親身體會了天空湛藍、河流清澈、環境美好，卻并不了解發達國家是如何把污染轉移到了第三世界的;工人在資本家的工廠里辛勤勞作，掙到一份維持生計的工錢，感謝資本家賜予自己工作，否則自己就會餓死，這種常識卻恰好是欺騙，因為它遮蔽了剩余價值如何產生、如何被榨取，是工人養活了資本家而非相反……同樣的，《平凡的世界》里描寫的毛時代的種種災難和錯誤，既沒有歷史的維度，也沒有透過現象看本質的維度(我覺得智廣俊同志也不見得有)。如果有歷史維度，會看到社會主義集體經濟改變和終止了1949年以前饑饉饑荒年年有、餓死病死稀松平常的漫長歷史和恥辱;如果有透過現象看本質的維度，就不會無視毛時代低民生背后完成的高積累、工業化，也無論如何得不出必須解散集體經濟的結論。
5、對于改開以后的時代，路遙們看到的也不過是一堆現象而已，路遙把孫少安的個人奮斗寫成一朵花，智廣俊同志津津樂道于包產到戶以后他身邊有多少農民激發了發家致富的積極性，擺脫了農民身份，甚至從農民做到全國首富——說實話，看到這一段我嚴重懷疑智廣俊同志說自己是堅定的社會主義者，擁護人民公社，這個意識還趕不上路遙呢，說明主流意識形態真的是深入人心而又令人渾然不覺啊——這姑且不論，單說這改開以后怎么有那么些農民發了家致了富單靠做點小生意也能掙不少錢呢?那放到1949年以前怎么就沒這好事呢?普通農民、包括小生意人發家致富怎么就那么難呢?(要注意改開三四十年以后同樣的難又出現了)如果沒有毛時代實現的各方面的相對平等，哪里有改開以后普通人也能從起跑線跑上幾步呢?如果沒有毛時代積累下來的大量公有財產，想私有化給分分都找不到家底兒……要改革開放，也得有可以改革開放的資本吧?否則就得像1949年以前，一改革開放就得喪權辱國來上一輪。所以，那些包產到戶挽救了集體經濟之下活不下去的農民，改革開放挽救了經濟到了崩潰邊緣的中國……的敘述，即便不說它是顛倒黑白吧，至少也是拘囿于現象而看不到本質。
6、基于此，我把路遙的《平凡的世界》視為很low的現實主義，既稱不上社會主義現實主義、也沒達到批判現實主義，因為揭示本質乃是現實主義追求的最高目標，《平凡的世界》離這個境界還差得很遠。而之所以不能揭示本質，是因為丟掉了政治經濟學的視野，這也是新時期文學的一大特點，個人，自我，情感，想象，文化……都不缺，唯獨缺少或者說放棄了從政治經濟學出發看問題的眼光。從最基本的來說，改掉了集體經濟，就改變了經濟基礎乃至于所有制，社會主義方向也就隨之發生變化，社會發生的是倒退而非進步。這里有一個對比非常鮮明的例子，寫過《翻身》的韓丁得知中國農村發生的經濟改革后，一開始的反應是改改也好，因為之前搞得太急、太快，但當他坐飛機到達中國，在中國的上空俯瞰下面的農田，看到以前適合機械耕種的大片大片的田野現在卻被田埂分割成了一小塊一小塊，他一下子就明白：這是從機械化回到了小生產，這是倒退。而路遙在他的《平凡的世界》里寫到的剛好相反：孫少平從城里回家，遠眺包產到戶后的田地：“莊稼再不象往年一樣大片大片都是同一種類。現在，各種作物一塊塊互相連接而又各自獨成一家。每一塊地都淋漓盡致地表現出了主人的個性。” 獨成一家的小塊土地因為“個性”變得詩意。不得不說，中國農民，包括中國知識分子這種小農意識和自發性真是深厚啊!可見政治經濟學視野的有無，決定了看到的是現象還是本質，決定了寫作中國農村變動的作品的深廣度。
7、智廣俊同志肯定會認為路遙是文學家，不能要求他有政治家的素質，相信還有孟登迎老師也會認為不能用當下的政治觀念評價路遙，得把他放回到1980年代的語境中，怎么能夠苛責那時候的路遙沒看出這一點呢?這其實是把路遙過于看成政治“小白”了，也是把1980年代的意識想得過于單一了。路遙是“文革”造反派出身，政治敏感性很強，《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是他最喜愛的書之一，經濟基礎、上層建筑的關系之類哪有不明白的道理;而1980年代全國上下喜迎包產到戶、沒受什么質疑和抵抗那也是后來的想象，《平凡的世界》里面就寫到有不少干部抵制這一改革。因此，并不見得是意識不到，而是面對時代轉折自己要怎么選擇的問題。1980年代很多知識分子是自覺投身到改革所需要的輿論和意識形態工程中去的。我的判斷是路遙即使沒有完全的自覺，也是有相當的自覺。包括孟登迎老師很懷疑1980年代路遙會想著用集體主義認同感去彌合市場化過程中的苦痛，孟老師讀不出來，也不相信，這是因為知識分子一般會認為1992年以后才是市場化，但是，市場化其實早在1980年代初就已經開始了，只不過告訴你的詞兒叫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這么一搞，肯定是幾家歡樂幾家愁，需要意識形態發揮安撫功能；而孟老師也太低估意識形態的國家機器開動起來強大的力量了（孟老師是研究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怎么一到路遙就只看到里面的真情而看不到里面的意識形態？），當時最權威的《文藝報》連續五期專設“怎樣表現變革中的農村”批評專欄，討論先富起來的人如果為富不仁怎么辦，得出的指導性思想是不能說商品經濟必然帶來兩極分化和剝削關系，要“建設以共產主義精神為核心的精神文明”，來解決人與人的關系問題。這都發生在《平凡的世界》寫作的前夕。如果把路遙放回1980年代進行語境化的研究，依然能夠看到他熬的是一鍋雞湯。他本來是打算寫一部現實主義力作的，最后卻搞成了一部勵志讀物。非常好地彌合了社會中的痛苦和沖突。
8、所以，有時候我會想，1980年代以后的各種喪失，集體主義認同感的喪失、階級意識的喪失、工農權益的喪失、對于剝削的感覺的喪失……知識分子不應該負點責任么?知識分子有那么無辜嗎?有必要一天到晚覺得自己是被迫的嗎?他們從事的意識形態工作不正是推動了這一進程嗎?都40年過去了還不反思自身嗎?
9、即便如此我也沒有全盤否定路遙，因為1980年代以后的作家是可以比爛的，就像上面所舉的報刊系列討論，居然有作家認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殘酷剝削的原始積累時期，也是我們現在搞創業可資借鑒的。路遙跟這種人比起來，要好一些。
10、但即便如此我也不能說路遙的勞動觀就是對的，群里關于勞動的討論已經蠻充分，谷雨老師說得已經很清楚，我都認同。路遙們的根本問題是對于毛時代和改開以后的時代，完全不追問性質和方向(因為姓資姓社不談，兩條路線的斗爭不談了嘛)，抽象出來一個不變的勞動大加贊美，其實在不同的社會條件下，勞動的含義是非常不一樣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把勞動和勞動者看得非常低賤，不承認其價值，一直到近代資本主義的興起，才肯定了通過勞動追求財富，一直到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才反思了勞動的被異化，才尋求勞動條件的改善、勞動者權益的保障。所以，為什么不談是在什么條件下的勞動、為了什么的勞動呢?為什么要忍受那么痛苦的勞動?大明老師在做社會調查的時候不知道該怎么評判勞動者的勞動，其實，把這些告訴勞動者就很好，權當啟蒙。
11、 我是想了很久才確信可以給路遙一個改良主義、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定位，智廣俊同志最不喜歡這種極左的做法。之所以要定性、定位，看起來是批判別人，其實也是自我批判，因為我自己就是小資，但又不怎么喜歡資本主義，但人又很難擺脫自己物質存在的規定性，所以往往就滑向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我得不時提醒我自己，包括在看《平凡的世界》的時候。
《共產黨宣言》里面批判過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可以重溫。引述兩段：“這種社會主義非常透徹地分析了現代生產關系中的矛盾。它揭穿了經濟學家的虛偽的粉飾。它確鑿地證明了機器和分工的破壞作用、資本和地產的積聚、生產過剩、危機、小資產者和小農的必然沒落、無產階級的貧困、生產的無政府狀態、財富分配的極不平均、各民族之間的毀滅性的工業戰爭，以及舊風尚、舊家庭關系和舊民族性的解體。”(我覺得路遙們哪里能達到這個高度，他們頂多叨叨兩句改革也有犧牲，但是孟老師可以達到這個高度)不過，下一段放在路遙身上很合適：“但是，這種社會主義按其實際內容來說，或者是企圖恢復舊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從而恢復舊的所有制關系和舊的社會，或者是企圖重新把現代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硬塞到已被它們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舊的所有制關系的框子里去。它在這兩種場合都是反動的，同時又是空想的。 ”
12、最后回應一下毒雞湯，我第一次看到那個題目的時候也是吃驚的，因為我有小資產階級的溫良恭儉讓，尤其是小編在發的時候沒有給我看預覽，把我的題目去掉，換了新的題目，后面加了編者按直接就發了。這個在程序上不對。所以我一開始是不太高興的，但是我并沒讓他們哪怕是刪除全文也不要用毒雞湯的標題，這就說明我覺得毒雞湯雖然激烈一點，但也不是不可以用。那我的一位朋友就認為毒雞湯比我的原標題好多了。為了表現一下多元化，我把他的評價放這兒作參考：“路遙的作品客觀上主要起了解構集體主義意識形態的作用，在這個意義上他是反對社會主義的急先鋒，當然是一碗毒雞湯。而智廣俊呢，在思維上所贊同的政治路線正是他在情感上所反對的資本主義。這種思維表現了意識形態的再生產的力量，而路遙是自覺地參加了這種意識形態的再生產的。”存此一說。
13、最最后又想起來微信文章后面的讀者評論，有一條是“《平凡的世界》是昭示資本主義如何復辟，《白鹿原》是封建主義如何抬頭挺胸”。雖然簡單粗暴，但是一針見血。新時期文學太需要清理了，《白鹿原》可比《平凡的世界》反動多了，但我寫東西慢得要死，這么一篇回應就寫了一天。雖然特想繼續解構《白》，也只能空留念想。而如果還有對我這篇回應的回應，我也不回應了。開學以后千頭萬緒，得“擼起袖子加油干”，當然我心里是明白的，這個口號是要讓大家為資本主義大廈增磚添瓦，但因為我看明白了這一點，所以我不上它的當，我得干有利于社會主義的事兒去。
附文：
我看唐利群評路遙
智廣俊·著作
《智家人》第9期
2019年9月刊
我在網上掃了一眼唐利群寫的《〈平凡的世界〉是路遙給我熬的一碗毒雞湯》一文，不由地反胃，不想多關注。隨后幾天，又看到這篇文章在幾家網站轉載，心里更加不舒服，出于對《平凡的世界》這本書的喜愛，我硬著頭皮，把唐利群的文章又讀了一遍，搞清了唐利群文章錯在那里，寫成此文，一吐為快。
唐利群評路遙寫的《平凡的世界》一書的基本立場觀點是：路遙寫作基調與體制內官方主流基本一致，否定了人民公社，否定了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因而創作思想基調出了問題。唐文提到“這其實折射出社會政治的變遷已經使毛時代青年扎根農村的趨向難以為繼，城鄉差別、城鄉矛盾變得日益突出。這也成為路遙在新時期以后最集中表現的對象，《平凡的世界》可謂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我甚至認為《平凡的世界》描寫的改革大時代的故事，從來沒有溢出過官方意識形態的任何界限，它是亦步亦趨地呼應了改革意識形態的要求，并且為改革過程當中出現的種種問題提供了比較好的、但僅僅是想象的解決方式。”
首先亮明我的觀點，我是一個堅定的社會主義者，認為人民公社首先亮明我的觀點，我是一個堅定的社 會主義者，認為人民公社是中國共產黨帶領廣大農民群眾創造出的一個偉大的社會制度，黨通過人民公社把一盤散沙的農民組織了起來，搞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取得了歷史性的偉大成就，成就我就不羅列了。但是，我不諱言，雖然人民公社制度是黨和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踐的產物，具有強大的生命力，也顯示出制度的優越性，但在實施過程中出現了重大的失誤，走過不少彎路，主要體現在管理僵化，官僚主義嚴重，政府自己嚴重地違反了有人民公社憲法之稱的人民公社六十條的原則，嚴重地侵犯了生產隊的生產經營自主權，侵犯了農民群眾在生產隊當家作主的民主權利，造成的后果突出表現在：農業產量多年徘徊不前，學大寨運動的形式主義，搞了好多勞民傷財不起作用的水利工程，把生產隊家底子都折騰光了，農民口糧分配標準和收入二十幾年沒有增加多少，農民口糧幾十年里一直執行(北方地區)豐收年每人360斤，災年280斤的標準，還沒有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農民對人民公社不太滿意。這就是歷史的真實。
唐文提到“書中田福軍說，一九五三年全縣人均生產糧九百斤，唐文提到“書中田福軍說，一九五三年全縣人均生產糧九百斤，而去年下降到六百斤，少了近三分之一。從五八年到七七年的二十年間，有十六個年頭社員平均口糧都不足三百五十斤;去年僅有三百一十五斤……”他用這些數據來說明“我們是解放四十多年的老革命根據地，建國已經快三十年了，人民公社化也已經二十年了，我們不僅沒有使農民富起來，反而連吃飯都成了問題……”“苦難敘事和饑餓敘事是有很強的感染力的：比方說，孫家的貧窮、雙水村的貧窮以及陜北農村普遍的貧窮，路遙寫得還是有點觸目驚心的，像孫少平在縣中上學吃不飽飯，為一天兩個黑饃饃含羞忍辱;老祖母渾身是病也舍不得吃孫子買回來的止痛藥，每次摸出藥數一遍再放回去，多年以后這藥片都被摸得黑黑的還沒吃……” “拿口糧在黑市上換點錢就被懲罰或勞教……類似這樣的描寫也的確讓人心生那個年代太可怕了的感覺。”
唐利群認為，路遙書中貶低了人民公社農民的實際生活水平，路遙“資料搜集、認真的選擇剪裁、有意的忽略遺漏卻使得對現實的反映流于表面現象，而遮蔽了其本質的真實。這可能是更需要認真對待的一件事。”路遙是那個時代的過來人，他的書反映那個時代農村的真實情況，獲得了從那個時代過來的人普遍贊譽。唐利群是80后，唐利群對人民公社認識還是從自己的想象出發的。
唐利群說：“再比如說‘以階級斗爭為綱’、強調‘兩條路線斗爭’給農村帶來的無謂的紛擾和破壞，像雙水村找不出一個階級敵人來批判，只好抓腦子有毛病的田二充數;少平的姐夫王滿銀因販賣幾包老鼠藥被勞教，給整個家庭帶來巨大的惶恐和災難;”“像《平凡的世界》這種現實主義小說，會給人一種寫的就是真實事件的感覺，而從事物的表面現象上看，這種呈現也似乎吻合那個年代的一般情形，比方說當時物質比較匱乏，人們基本生活水平不高，也存在階級斗爭擴大化的情況等等。但是小說是否表現了本質的真實卻是大可存疑的，因為同樣的現象，因什么造成，與什么有關，其構成、指向、意味等等可能都是不一樣的。”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整個國家意識形態領域，奉行階級斗爭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整個國家意識形態領域，奉行階級斗爭為綱，綱舉目張的方針。從那個年代農村過的人都知道，當時村里的地主、富農早就是死老虎了，他們已經在生產隊沒有發言權，對隊里的事務沒有多少影響力了，破壞性很有限，階級斗爭是有點擴大化、庸俗化了。《平凡的世界》沒有找出一個階級敵人來描寫，只是把王滿銀因販賣老鼠藥被批斗勞教，這種描寫符合當時大多數農村的真實情況。我覺得唐利群是用浩然的《艷陽天》敘事模式來衡量《平凡的世界》，《艷陽天》也是一部描寫農村題材的名著，有其歷史文學價值，但描寫人民公社的文學不能只有《艷陽天》一種模式，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才是春嘛。
我對人民公社懷有深厚的感情，不贊成解散人民公社，一刀切推行包產到戶的。但是我老實承認，當初實行包產到戶，估計起碼得到一半以上農民的擁護，要不，包產到戶也不可能在全國一下子就實行了。包產到戶后農民獲得了生產經營自主權，一下子激發了發家致富的積極性，書中孫少安創業致富的經歷，就寫得十分形象典型。
唐利群說，人民公社時期，農民政治地位很高，“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因為自己是農民，或因為自己貧窮而感到那么深的屈辱，這樣的描寫放在后來有了物質才能被人尊重的時代沒有問題，但放在毛時代卻是有點奇怪的。只能說作者為了告別那個時代而進行了夸大敘述，或者把告別那個時代以后農民再度成為一個貶義詞的屈辱硬是生搬硬套地挪移到了那個時代。”
這就是唐利群的想當然了，我不否認，在人民公社時代，主流意這就是唐利群的想當然了，我不否認，在人民公社時代，主流意識是不容許看不起勞動人民的，但城鄉差別、工農差別的存在還是巨大的，村里漂亮姑娘夢寐以求想嫁到城里去。而且個人極難突破這種差別障礙。反倒是包產到戶，農民比較容易解脫農民的身份，就像黃光裕，從一個農家子弟經過個人打拼，一度成為全國的首富。這在人民公社時期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路遙的偉大就在于他是從現實出發寫作的，他始終忠于生活，忠路遙的偉大就在于他是從現實出發寫作的，他始終忠于生活，忠于現實，忠于人民，他寫作不是唐利群所說，按照官方意識形態的要求來寫作，路遙是對人民公社評價不高，他贊賞包產到戶的改革，但路遙不是一個一味歌功頌德派，《平凡的世界》后來的描寫，正像唐利群所說“農村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兩級分化，隊干部中的積極分子也都埋頭發家致富去了;我們在農村搞了幾十年社會主義，結果不費吹灰之力就蕩然無存……”“在《平凡的世界》歡呼了集體經濟的末路以后，馬上面臨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困境，要怎樣把這春天的故事講述下去呢?” “路遙形成了很堅定的改良主義的思路。小說借田福軍之口說明這些改革的陣痛都是難免的，重要的是看利和弊孰大孰小;然后賦予了孫少安鄉村賢人的職責，讓他擴大再生產，把田四、田五以及雙水村生存艱難的人都放在自己的磚瓦廠里做工，以使面臨分崩離析的鄉村共同體得以重新聚合。這十分吻合‘先富帶后富’的倡導，然而卻不過是個想像性的解決方式。一則在現實中我們更多看到的是先富們把財富放到某個島上以避稅，沒怎么帶后富;二則是小說自身相不相信這一點都成問題” “如果說毛時代的高積累是種桃子，那么改革開放以后就是摘桃子。只不過由于社會政治的變遷，這一點完全不被承認。路遙在小說中也不承認，但因為他無法回避集體經濟解體之后出現的問題，所以《平凡的世界》比別的小說更多地綻露了發家致富神話的難以為繼。”“《平凡的世界》為走出困境采取的敘事策略就是：用類似社會主義的價值去彌合市場化的現實所綻開的各種裂隙和漏洞。”
這就是唐利群苛求路遙了，路遙只是一個文學家，不是政治家，不是政府高官。路遙只能在作品中描寫出真實的社會矛盾，他在書中不可能給出一套治世良方。路遙去世27年了，“三農”問題越來越嚴重，扶貧已經成為全黨全社會在農村的一項重點工作了。并且，怎樣解決“三農”問題，社會各方至今沒有拿出一個成熟的解決方案，你能責怪路遙在《平凡的世界》一書中沒有提供解決良方嗎?
好的文學作品，要具有史詩性，是時代的風俗風情畫卷，當然作品中也可以有對未來的理想展望，但你不能要求一部文學作品具有政治、哲學書籍一樣的功能。《紅樓夢》并沒有給出未來社會發展的藍圖想象，但無人否認《紅樓夢》是一部文學巨著，這與評價《平凡的世界》是一樣的道理。文學的主要功能體現在紀實性上面，前瞻性不是現實主義小說的長項。
我最不贊成唐利群的是，她的極端左傾思維意識。唐利群認為“社我最不贊成唐利群的是，她的極端左傾思維意識。唐利群認為“社會主義的價值觀被用作增加資本主義的利潤，而勞動者本身還要為自己實現了對苦難的超越而獲得精神上的滿足。”發表該文網站加的編者按提法更是鮮明“《平凡的世界》只告訴了我世界的一面，那是一種和窮人追求真善美有關的價值觀;但它沒有告訴我抑或有意抹去了世界的另一面，那是一種類似于窮人越是追求真善美反而越窮的現實的慘淡。”唐利群認為，一個人只有給自己干，在國營企業里干，才能實現個人追求真善美的價值觀。她說“比方說孫少平最初是在打零工、被雇傭的勞動中看不到任何前途的情況下，想方設法進了煤礦，那按照受壓迫就要反抗的價值標準，他卻一點兒也沒有反抗自己被雇傭的現實，也沒有對千千萬萬跟他一樣的攬工漢做點什么，當然算妥協。”
按照唐利群的邏輯，一個有覺悟有思想的勞動者就要團結起工友，與資本家作斗爭才有意義。因此，孫少平的打工是沒有什么意義、沒有價值的。是的，只要存在階級，就會有階級斗爭，但階級斗爭并非全是你死我活激烈對抗的唯一形式，更多地時候是雙方妥協容忍。勞動成果被剝削階級部分占有了，勞動人民就不要勞動了，勞動就不具備追求真善美的價值了嗎?在如今現實生活中，有半數職員在私企、外企里上班工作，他們勞動成果中的一部分是要交給資本家的，但是，自己也能得到其中的一部分呀，你的勞動成果越大，你相應分享的果實也越大，不是這樣的嗎?同樣在工廠里工作，有的員工技術水平高，工資可以上萬，而在車間里打掃衛生的也可能只掙二千來元。打工漢的勞動就沒意義啦?我們村里進城打工的人，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半數以上在城里買上了樓房，有的購買了自己的門臉房，成了小生意人，還有成為了大款老板的人。書中孫少安就是一個很好地事例嗎?消滅剝削，那是人類最終理想，要實現這個目標，要經過幾百年、幾千年的奮斗，不能光從自己的理想來想象生活，要從現實社會出發來考慮問題。人本身就是勞動的產物，猿人就靠勞動才從動物界分離了出來，
人本身就是勞動的產物，猿人就靠勞動才從動物界分離了出來，所以勞動偉大、勞動光榮的是人類固有的理念。文學作品歌頌勞動，歌頌勞動人民是永恒不變的主體。黃道婆發明改進了織布機，織布機的推廣，也許會一時造成布料市場供銷過剩，影響了一部分傳統織布女人的收入，但你不能讓黃道婆為此承擔失業女工的責任。諾貝爾發明了烈性炸藥，被應用到戰場上，造成了更大的人員的傷亡，但你不能罵諾貝爾是戰犯呀。人的勞動成果是一種物質，物質本身是一種中性的東西，不能過多地賦予政治意義。文革時，有的地方階級斗爭擴大化，把長工頭也當作地主的幫兇來批判，有的人被日本鬼子拉伕，干過幾天喂馬的事，也被當作此人的歷史污點，這都是一種極左行為。唐利群把農民打工視為是一種無意義的勞動，也是這種極左思維的表現。
《紅與黑》小說主人公于連本人品質不值得的推崇，但于連的勵《紅與黑》小說主人公于連本人品質不值得的推崇，但于連的勵《紅與黑》小說主人公于連本人品質不值得的推崇，但于連的勵志故事，揭示了社會的黑暗，就具有了名著的價值。《牛虻》里面的主人公追求的是資產階級革命的目標，也不具有社會主義的價值，但同樣感動了一代又一代讀者。在人類長河中，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思想還只是剛出現的一點曙光，就用社會主義的價值觀衡量評價任何文學作品，顯然是可笑的事。《平凡的世界》里的孫少平孫少安只是平凡的人，并沒有干出多少輝煌的業績來，但他們的勵志故事感動了好多讀者。孫少平孫少安是路遙為我國文學寶庫創造出的熠熠生輝的人物典型形象。其實唐利群也說“知識分子的逐漸精英化也帶來他們跟普通民眾，尤其是跟工人、農民、農民工的生活距離越來越遠，他們對八、九十年代中國底層社會的形成基本無感，對城市化過程中農村的問題非常有隔膜。現實中工農階級的困境得不到表現，即使有寫農村的，可能也是寫寫里面的儒道釋文化，或者寫一些神神叨叨的主觀化的東西，鄉村仿佛是作為異常的、荒誕的景觀而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說，《平凡的世界》表現出來的站在‘平凡的普通人’的立場上寫作的姿態就顯得十分難得，它至少觸及了被忽視的農村知識青年和農民的出路問題，引發了現實中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情感上的共鳴，并為他們提供了一絲心靈的慰藉。”“ 打動普通讀者的往往是小說主人公面對的種種苦難和對苦難的超越精神，所以小說帶有強烈的‘勵志’色彩。”她也認為路遙“跟很多當代作家如莫言、閻連科、劉震云、余華、畢飛宇等在否定批判毛時代時任由想象馳騁、想怎么虛構就怎么虛構還是有一些區別的。”“《平凡的世界》跟一般的傷痕文學不大一樣的地方是，它不是那種哭哭啼啼、訴苦的方式，而是帶有一種英雄主義的、悲壯的色彩。”唐利群也高看了路遙一眼，特別是她也指出，“在孫少平身上，‘個人主義’份額減少，利他主義色彩增多，互助、平等意識再現，自我抉擇與社會共同體的聯系加強，‘走向大世界’的個人奮斗變成平凡的人在勞動中實現價值。”唐利群也說孫少平“他卻堅信普通勞動者也有尊嚴，而且還有精神追求，這簡直是逆時代潮流而動，不但不是對現實的妥協，簡直是對現實的超越嘛。你看他本來有可資利用的資源，如他的戀人，還有他妹妹的戀人，家里都是高官，如果要依靠這樣的一些關系的話，是很容易實現階層躍升的，但他能夠拒絕那些誘惑，拒絕那些幫助，而要成為一個自主的人，一個獨立的人;同時他又能突破自身的狹隘，有更大的關懷，比方說他希望繼續深造，能夠對中國煤礦開采技術有所貢獻;他拒絕了年輕美麗的姑娘的求愛，而回到煤礦與孤兒寡母待在一起等等，這些都不能視為是妥協吧。”就以唐利群對孫少平的點評，至少也認可孫少平是一個具有社會主義思想覺悟的新人吧，但我難以容忍的是她為了博人眼球，起了一個《〈平凡的世界〉是路遙給我熬的一碗毒雞湯》的標題，真是語不驚人死不休，一碗毒雞湯的說法太偏頗了。另外我不得不說一句，唐利群頭腦有點混亂，文章寫得啰里啰嗦。
(歡迎閱讀我寫的長篇小說《麥頌》，與《平凡的世界》屬于一個時代背景，但對人民公社有著不同敘事和解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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