鞏固集體經濟、發展集體經濟、壯大集體經濟，不能使其成為一句空話或成為一個詞語，保護集體經濟成果與保護掌門人更應成為共識，本期李昌平院長在《誰來保護集體經濟和集體經濟掌門人》最終篇提出個人主張與建議，希望可以警醒夢中人，讓農民實實在在富起來。
昌平不掩飾自己信仰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也不掩飾認為我國農村正在偏離社會主義軌道，更不掩飾個人對我國農村社會矛盾日趨激化及黨支部在三農工作中的領導日趨邊緣化的憂心重重。
土地集體所有制是農村經濟、政治、社會的定海神針;集體經濟是中國農村農業“二次飛躍”、農民走向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不忘初心以“為人民服務”為使命的集體經濟掌門人，是我們社會主義事業最寶貴的人才。土地集體所有制、集體經濟、集體經濟掌門人，是發展我國農村社會主義事業的基本要素。然而，這三大要素都不是在全面“鞏固、發展、增強”之中，而是在相反的趨勢之中，怎能不憂心重重。
千千萬萬的小農戶，如果沒有村集體經濟及合作經濟發展壯大的支持，市場就是他們的“墳墓”，振興鄉村也會演化成一場資本碾壓小農戶的劫難。
應該說，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與集體經濟更廣更深的合作經濟，是鄉村振興的核心任務。完不成這個核心任務，鄉村振興戰略也會演化成一場資本狂歡、小農戶的災難。
如果沒有村集體經濟及更廣更深的合作經濟的發展壯大，費九牛二虎之力扶持千千萬萬小農戶所取得的脫貧、小康成果，將可能是曇花一現的命運，這個道理《擺脫貧困》一書講得很清楚與透徹。
“聯產承包”只是農民在走向共同富裕征程中采用小道超車的臨時性小策略，有人卻把它有意異化為“分田單干”，并上升為長久不變的基本制度，最終讓九億農民走上了回頭路，并說這是九億農民的自主選擇。這既不是18個蓋手印農民的最初本意，也不是千千萬萬農民跟隨共產黨走的本意，更不是共產黨人的初心。
擁有十幾億人口的國家加入全球化，因農村集體經濟與合作經濟的不斷衰落 —— 致小農互害式發展、一方水土養不活一方人的策略，從農村擠出龐大而廉價的“剩余勞動力”參與全球一般性制造業競爭，必然只能為世界生產越來越廉價的一般性工業品，只能維持一時的富財稅、強資本，不能根本達到民富強國與工業化同步完成城市化，不民富又何以強國?“世界工廠”這本是臨時階段性策略，如果真當成國家長期發展戰略，絕大多數人和這個國家最終還是哪里來回哪里去，而獲取巨大發展成果的極少數人必然會拍屁股遠走高飛。
中國真的需要一場思想上、戰略上、道路上的大討論了。幾十年形成的主流話語體系禁錮了我們的頭腦，一系列的制度設計捆住我們的手腳。必須再次解放思想，沖破束縛，回歸初心，繼續前進，才能完成使命。
在新時代，必須理直氣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對一些偏離了社會主義方向的所謂改革創新進行嚴肅認真的糾正。
第一，必須鞏固土地集體所有制這個最根本性的制度。僅強調改革“不能把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是不夠的，僅強調“不搞土地私有化”是不夠的。必須堅定不移、理直氣壯的鞏固和完善土地集體所有制這一根本性制度 —— 須把集體所有的土地處置權及收益權歸還給村集體和村民，把集體建設用地平等入市及“種廠子”、“種房子”的權利和收益處置權歸還給村集體和村民，把各村集體之間換地及合作集約利用土地的權利還給村集體和村民。
第二，要在鞏固和完善土地集體所有制（基本產權制度）的基礎上，完善集體成員權制度（包括成員權有償退出)，建立“四權統一”（即產權、財權、事權、治權），村民村社共同體制度（基本組織制度），黨支部建在共同體之上。完善以土地集體所有制為基礎支撐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包括內置合作金融)和以集體經濟為基礎支撐的基本治理制度。而不是另搞一套“黨政分家、政企政社分家、黨企黨社分家”，更不應該搞“公司+農戶” —— 這種把千千萬萬小農戶委托給資本家(托管)的改革創新。這不是什么創新，如果千千萬萬的小農戶依附于資本家了，或把生產資料都交給資本家了，改革的失敗率將增大。
第三，堅定支持和維護集體經濟、合作經濟在農村經濟發展中的主導地位，堅定扶持村集體經濟發展與聯合，堅定支持黨對集體經濟的絕對領導和絕對保護，必須把集體經濟“掌門人”當“特種兵”一樣培養，樹立楷模進行宣傳和保護。而不是相反，沒有集體經濟的發展壯大和主導地位，沒有一支忠誠于黨和人民群眾的優秀的集體經濟掌門人隊伍，如何領導農村的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和人民民主政治發展。如果不這樣，難道要靠以七八年來一次掃黑除惡的常態化來定期奪回領導權嗎?
第四，必須把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及其聯合發展，作為“三農”工作的核心任務。要以壯大集體經濟總攬扶貧攻堅、鄉村振興、城鄉融合發展、擴大內需的大局。第一書記的配備、財政稅務土地金融等政策配套，都要以壯大集體經濟為核心目標，偏離核心，不是糊涂就是胡鬧。
第五，建議創立周家莊干部學院、大寨村干部學院、李連成干部學院，紅旗渠干部學院，通過這些村級學院培養集體經濟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掌門人。我們的社會主義事業，需要千千萬萬類似李連成、郭鳳蓮式的干部，刻不容緩。
第六，通過立法修規保護集體經濟及集體經濟掌門人。很長時間以來，發展村集體經濟得不到法律支持，破壞和侵占村集體經濟得不到有效打擊。這種現象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長期存在是極不正常的!與此同時，集體經濟掌門人和民營經濟掌門人相比，既不能享受同等經濟待遇，又不能享受同等政治待遇，更不能享受同等法律待遇。同樣的經營行為，民營經濟掌門人做就是正常的，集體經濟掌門人就不正常 —— 有一大堆的黨紀法規和民粹監督很容易讓集體經濟掌門人“失去自由”或交出管理權，導致成果崩潰一窺。
第七，保護集體經濟及掌門人，組織部門和紀律監察部門先行。中央深改組要求壯大集體經濟，部門出來的政策和財政資源配置往往缺乏回應或陽奉陰違，組織部門要起作用，應該讓干部們去大寨村干部學院學習。發展集體經濟如此重要，有些黨政部門干部見到村集體經濟有錢了，只要有人舉報集體經濟掌門人，往往不分青紅皂白，爭先恐后一擁而上，先把集體經濟掌門人拘了再查，沒有貪污挪用犯罪總有吃喝超標吧，送不進牢房總可以給個處分吧，集體經濟就此垮掉也在所不惜。這類問題，紀委監委要起作用，紀委監委要帶頭保護集體經濟及其掌門人。若集體經濟掌門人不依法經營、或把集體企業占為己有，必須依法依規嚴肅查處，但奇怪的是，往往這類的害群之馬卻有“傘”可打。
我國正在進入一個新時代，這個新時代是個什么樣的時代?不再是與誰接軌的時代，是不得不獨立自主的時代，是不得不回歸初心的時代，是需要共同富裕的時代……這個新時代，就農村而言，必須讓土地等生產資料以集體所有制為基石，以壯大集體經濟并鞏固其主導地位為基礎，以先鋒模范引領人民群眾廣泛參與為動力。
新時代需與機會主義、修正主義、投降主義決裂。擼起袖子加油干，“干”的才是社會主義，“干”的才是偉大中國夢。如何對待村集體經濟及掌門人，是個試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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