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節選自《開放時代》2019年第3期】
【內容提要】本研究對農機作業服務的內在運作機制進行了考察，并進一步討論了農機作業服務對家庭農業的形塑，及其對農業轉型的影響。借鑒“占取主義”的分析框架，本研究認為，農機作業服務的本質是資本對農業活動的重塑和對農業剩余的占取。同時，農機作業市場的激烈競爭，又驅使農機手通過土地流轉來確保一定的作業面積。農機作業市場的發展使小規模家庭農業遭遇了內外兩方面的消解：農機作業市場的高度競爭所推動的土地流轉，是從外部對小生產者的排擠;在占取主義的邏輯下，農業生產中的不同環節不斷被資本占取，農業剩余被不斷切割，是資本從內部對小規模家庭農業的消解。
[關鍵詞]農業機械化 農機作業服務 占取主義 家庭農業 土地流轉
一、問題的提出
自2004年農業部和財政部頒布《農業機械購置補貼專項資金使用管理辦法(試行)》(農財發[2004]6號)開始，中央財政的農機補貼數量不斷加大，截至2015年，已累計安排資金1435.07億元(《中央財政下撥農機購置補貼資金236.54億元》，2015)。中國農業機械化近年來持續高速發展，根據2016年《中國農村統計年鑒》的統計，自2004年到2015年，我國農用機械總動力從6.4億千瓦增長到11.17億千瓦，增長了74.5%;增長最快的是大中型拖拉機臺數，增長了442.9%;聯合收獲機臺數也增長了323.6%(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司，2016)。大型機械購置量的迅速增長正對中國的農業版圖產生巨大影響。
農業機械化高歌猛進的發展，發生在中國工業化轉型的中后期，工業化、城市化既是其重要背景，也對農機服務市場的興起產生了實質性的影響。農機制造業產能的嚴重過剩(張保淑，2017;《王全富：農業機械也需要在供給側“發力”》，2017)使農機更新換代速度不斷加快，農機服務市場上的競爭也日益激烈。中國經歷了農業集體化到家庭承包責任制的轉型，并正朝向農業現代化方向邁進，關于農業機械化、規模化的討論，是理解中國農業轉型的一個重要切入點。
關于農業機械化的研究，不同學科視角下的討論路徑迥異，已有研究主要從農業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經濟學角度展開。
在農業經濟學領域，關于農業機械化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農機服務對農業生產效率、勞動力轉移等的影響。在這類研究中，農業機械化往往被當作農業現代化的技術手段。研究者主要強調其對農業生產效率的提高，對勞動力轉移的推動作用(楊敏麗等，2005;張寬、漆雁斌、沈倩嶺，2017)，以及對糧食增產的促進作用(伍駿騫等，2017)。同時，這類研究中也有針對小規模經營與農業機械化的關系爭論。一種觀點認為，土地規模化是農業機械化的前提(如Otsuka， 2013)。然而，反對者強調小規模農業并不排斥農業機械化，農業機械化的發展程度只受到勞動力的相對價格影響，而不受土地規模大小的制約;農業機械化服務可以解決土地細碎化帶來的問題(劉鳳芹，2006;曹陽、胡繼亮，2010;Yang， et al. 2013)。
社會學領域對農業機械化的研究主要關注其對農村社會的影響，相關研究主要集中在美國。這類研究指出，農業機械化的直接影響是農業從業人員數量的減少(Friedland and Nelkin， 1972;Schmitz and Seckler， 1970)，以及農場數量的下降，單個農場規模的擴大(Gardner and Pope， 1978;Taylor， 1938);間接影響則表現為農業從業人員年齡結構、性別結構的變化(女性增多)(Friedland and Barton， 1976)，農民比過去更依賴外部市場(Hamilton， 1939)。被排擠出去的農業勞動力并非都能進入城市保障體系中，只有那些受教育程度高的年輕成員才有更好的發展機會，他們流向城市也導致了農村社區功能的衰退，例如學校、教堂數量的減少(Hill， 1962;Brunn， 1968;Kolb， 1959)。
從政治經濟學角度對農業機械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政研究(agrarian studies)中，討論較多的是農業機械化與農業規模化、資本化之間的關系，及其對農業轉型的影響。農業機械的廣泛使用是否必然推動農業的大規模經營，資本對農業的改造是否會消解小農經濟，圍繞這些問題的爭論自19世紀以來持續至今。在《土地問題》(考茨基，1937)一書中，考茨基延續了馬克思關于農業問題的討論，強調農業機械化所推動的農業規模經營相較于小規模生產而言有諸多優勢，并強調農業資本主義的發展會如工業領域的轉型一樣，最終形成農業資本家和農業無產階級的兩極分化。此后，列寧(1984[1899])以俄國農業發展的狀況為基礎討論了農民的分化問題，對分化機制進行了更細致的論述，并預言了小農在農業資本主義轉型中被消解的命運。不過，列寧與同時期考察俄國農業問題的恰亞諾夫(1996[1925])，在俄國農村的分化問題上得出了完全不同的結論。后者尤其強調小農在自我剝削基礎上的堅韌性和存續性，由此留下經典的“列寧-恰亞諾夫之爭”(Bernstein， 2009)。在這些研究中，考察農業轉型的一個主要目標是討論農業如何為工業體系的建立提供原始積累。
關于小規模家庭農業的未來發展問題，國內近年來也有類似的爭論。以黃宗智等學者為代表的一方強調小農家庭經營的堅韌性，尤其指出農民的務工收入構成農業投資——包括農機服務和農資等——的主要來源，強調小農是農業“資本化”的主要推動者，中國農業的特征是“沒有無產化的資本化”(黃宗智、高原，2013;黃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盡管這些學者并沒有直接對農業機械化進行論述，但從他們對半工半耕的討論中可以推斷出，在這些學者看來，小規模農業是具有社會保障性質的“糊口農業”，農戶對農業利潤、農業生產成本的增加并不十分敏感;小生產者購買農機服務的背后，有勞動力機會成本的考量。與之相對，另一種觀點則強調農民的分化，強調小農戶正在被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替代或吸納，小農所增加的農資投入是商品化下的無奈之舉，并非對資本化的選擇(嚴海蓉、陳義媛，2015)。如何理解農業機械化對小農戶的影響，是有待進一步討論的問題。
自20世紀60年代的“綠色革命”以來，以工業資本為后盾的技術革新如何形塑農業變遷，尤其是如何影響廣泛存在的小生產者，再次成為農業轉型研究的焦點，當下對于農業機械化的討論也是這些研究的一部分。從農業轉型角度對農業機械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農業活動外包(agricultural outsourcing)問題上。“外包”(outsourcing)是指農戶將農業生產環節的一部分發包給專門的服務公司，農機作業正是外包服務之一。此外，外包服務還包括噴灑農藥、灌溉、果實采摘、剪枝等。關于農業外包的一個常見看法是它保持了家庭農業的完整性(Igata， Hendriksen and Heijman， 2008)。然而也有研究發現，在使用農業外包服務的主體中，大農戶和小農戶存在明顯的差異。盡管外包服務能幫助小農戶克服經營面積小，難以實現規模經濟的困境，但小農戶在農業經營中獲得的收入也越來越少。這些小農戶的收入主要來自在工業、服務業或者農業領域做雇工的工資收入，這使得農業雇工和小農戶之間的區分越來越模糊(Picazo - Tadeo and Reig-Martínez， 2006)。另有研究表明，大農場主使用的是更專業化的服務，比如噴灑農藥、灌溉、建圍欄等;小農戶則主要購買收割、播種、犁地等農業機械服務，因為小農戶無法購買專門為大規模作業而設計的農機。此外，盡管不同規模的農戶都使用農業社會化服務，但小農戶使用的社會化服務多于大農場，因為大農場主往往有自己的農機，他們還用自己的農機給其他人提供服務(Igata， Hendriksen and Heijman， 2008)。這些研究傾向于認為農業外包對小農戶更不利。
從不同視角對農業機械化展開的討論，尤其是農業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研究，對于理解今天中國農業機械化的發展有重要意義。然而，已有研究也存在兩方面的問題。一是農業機械化往往被當作一個給定的變量，用于解釋對其他因素的影響;二是國內的相關研究甚少系統地將農業機械化放在農業轉型的背景下進行考察，尤其缺乏對農業機械化背后的動力機制的剖析，對農業機械化服務的微觀考察也有不足。基于此，本研究主要關注以下問題：第一，農機作業市場興起的內在機制是什么;第二，農機作業服務如何形塑今天的農業轉型，尤其是，如何影響和重塑今天的家庭農業。本文的經驗材料主要來自于2015年至2018年在湖南、山東、河南、上海等地農村的實地調研。
二、中國農業機械化的不同階段及特點
自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的農業機械化發展并非呈現線性趨勢，而是經歷了一段時期的回落，在其發展過程中出現過兩個重要轉折點。第一個是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在這一改革之前，中國的農業機械化從零起步，各類農機數量持續多年增長;但在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后的一段時期內，大型農機的擁有量曾出現過大幅下降，之后才緩慢增長，這與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后農業經營規模縮小有關。第二個轉折點出現在2004年，以《農業機械購置補貼資金使用管理辦法(試行)》的頒布為標志。中央財政自此開始設立農機購置的專項補貼，大力支持農業機械化的發展。國家對農業現代化的加速推進是農機購置補貼政策出臺的一個重要背景。自20世紀80年代初以來，國家就不斷鼓勵和推動農業規模經營，2000年以后，國家更加大了對規模化經營主體給予的政策扶持和補貼力度，農機購置補貼正是其中之一。上述兩個轉折點將農業機械化的發展過程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主要是在農業集體化時期。這一時期在國家的重視和投入下，中國在幾乎零基礎的起點上，自力更生地發展農機工業，農業機械數量增長迅速。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中國逐步以國產農機取代從蘇聯和東歐國家進口的農機;到了70年代，盡管中國仍然進口部分農機，但主要是從世界各國選取先進機型來配套國產農機(《當代中國的農業》編輯委員會，1992：458-465)。在農業集體化的背景下，農業規模化程度較高，因此這一時期農業機械化實現了高速發展。從1957年到1980年，中國農用機械總動力從12.1億瓦上升到1474.6億瓦，增加了120.9倍(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司，2016)。到1980年前后，中國的機耕面積已占到耕地面積的41.3%(《當代中國的農業》編輯委員會，1992：468);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達到21.6%(《推進創新 提高水平 促進農業機械化和農機工業又好又快發展——國家發展改革委有關負責人就〈國務院關于促進農業機械化和農機工業又好又快發展的意見〉答記者問》，2010)。集體化時期的農機工業為此后的農業機械化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
第二階段是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到2004年前。這一階段農業機械化的發展速度減緩，大型農機擁有量在經歷了大幅下降后開始緩慢增加，小型農機的數量則逐步增長。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小規模經營與農業機械化之間發生錯位，集體化時期建立的農技站大量解體，農機的銷售量和作業量都曾一度大幅下降(《當代中國的農業》編輯委員會，1992：469)。從全國統計數據來看，大型農機的數量從新中國成立初期到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持續增長，此后開始下降，到1996年下降到1979年的水平，1996年以后才逐漸緩慢恢復;聯合收獲機的數量也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經歷了一段下行期，到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才逐漸恢復增長(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司，2016：表3-4)。不過，直到200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機械化促進法》頒布之前，我國大型農機擁有量的增長都較為緩慢。到2003年年底，中國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為32.5%(白人樸，2014)，相較于1980年，這一比例在二十多年間僅上升了10%左右，增幅較緩。
這一時期，中國農業機械化的發展主要依靠小型農機的普及。以拖拉機為例，小型拖拉機的擁有量從1980年的187.4萬臺增長到2003年的1377.7萬臺，增長了6.35倍。小型農機擁有量的增長也與這一時期小生產者主導的農業經營結構相一致。盡管自20世紀80年代初期以來，農村分化已經開始出現，專業戶、種植能手也已經在各地形成(嚴海蓉、陳義媛，2015)，但總體而言，土地流轉仍只在小范圍內發生，到1990年，土地流轉率僅為0.44%(郜亮亮、黃季焜，2011)，到2003年年底，這一比例也僅達到7%—10%(戴中亮，2004)。因此，這一時期的機械化主要表現為農戶自用的小型農機擁有量的增長。
第三階段為2004年至今。這一時期大中型農機具的擁有量大幅增長，小型農機具的擁有量增長緩慢;在農機服務從業者中，大中型農機購置者成為主力。200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機械化促進法》頒布，此后不斷增加對農機購置補貼的投入。農機行業在近十余年來經歷了快速發展，農用機械總動力增長了74.5%。其中，增幅最大的是大中型拖拉機及配套農具，其2015年年末的擁有量分別比2004年增長了442.9%和409.8%;其次是聯合收獲機的擁有量，同期增幅達到323.6%。然而，小型農機的擁有量在這十余年內幾乎維持著原狀，增幅僅為17%(詳見表1)。大型農機具的快速增長，也帶來了農業機械化水平的大幅提高。到2015年，機耕、機播、機收面積占耕地面積的比例已分別達到88.8%、64.2%和64.9%，農作物綜合機械化率達到63%(《2015年農作物耕種收綜合機械化率預計達63%》，2016)，比2003年增加了大約30%，農業機械化水平實現了較快增長。
大型農機擁有量的增長也與我國土地流轉和規模經營的發展同步。2004年，全國土地流轉率為10.5%，2014年達到30.4%，到2016年年底達到35.1%(《全國土地流轉比例超過35% 農村生產關系等待變革》，2017)。僅最近十余年間，我國土地流轉率就上漲了2倍多，流轉土地面積已經占到承包地的三分之一以上，規模經營的趨勢日益明顯。
需要指出的是，農機具的購置者往往不僅為自己作業，也對外提供農機作業服務。如表2所示，根據國家統計數據計算，從2008年到2015年，我國正式注冊成立農機服務公司或作業隊的服務組織人數增長了1.7倍。到2015年，在這些正式注冊的組織中，購置價值50萬元以上農機的人數已占到這類服務組織人數的42.8%，購置價值20萬元—50萬元農機的人數比例則為20.1%，二者共占到這類服務組織總人數的近63.9%。也就是說，如今提供農機服務的從業者中，有近2 / 3的人購置了價值20萬元以上的農機;而在2008年，這一比例僅為41.5%。表2還反映出，近十年來購置價值50萬元以上的大型農機的機構數和人數是增長最快的，2015年分別比2008年增長了3.5倍和6.2倍，而同期購置價值20萬元至50萬元農機的機構數和人數的增幅分別為37.7%和119.4%。除表2所顯示的數據外，未正式注冊的農機戶人數同期也有一定的增長，其中同樣以購置價值50萬元以上和20萬元—50萬元農機的人數增幅最快，從2008年到2015年，二者的增長比例分別為195.1%和68.2%(中國機械工業年鑒編輯委員會、中國農業機械工業協會，2009-2016)。
需要強調的是，相當大一部分農機手是從普通農戶中分化出來的。從實地調查來看，農機手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近年來新進入農機作業行業的農機手，他們大多是依靠在外打工積累的資金購買農機，或通過農業種植積累的資金購買農機。后者往往通過無償或低價流轉親朋好友的土地形成一定的種植規模，他們的農業收入通常不低于外出務工村民的收入。這部分農戶也被稱為“中農”(賀雪峰，2011;楊華，2012;林輝煌，2012;陳柏峰，2012)。另一類則是較早進入農機作業行業的農機手，他們通過提供農機作業服務積累了資金，并不斷更新農機，擴大作業面積以實現進一步積累。這兩類農機手都不是普通農戶，其經營具有資本積累的性質。
梳理新中國成立以來的農業機械化發展歷程可知，中國農機工業從無到有，農業機械化也經歷了由快變緩再加速的過程。需要指出的是，農業機械化快速發展的背后，是農機制造行業利潤的快速增長。根據統計數據，從2008年到2015年，農機制造企業的主營業務收入從1888.74億元增長至4494.21億元，增長了137.95%;利潤總額從102.27億元增長至276.52億元，增長了170.4%(中國機械工業年鑒編輯委員會、中國農業機械工業協會，2009-2016)。曾有研究指出，在美國農業機械化發展早期，機械的引入使非農資本得以通過控制農機制造行業，從農業中占取豐厚的利潤;農機制造商和大型石油公司從中獲利頗豐，卻不用承擔農業生產者所面對的各種風險(Hamilton， 1939)。農機服務市場是連接農機制造業與農業生產者的橋梁，理解其內在運作機制及其對農業生產者的影響，是理解今天中國非農資本對農業的形塑作用的關鍵。
三、農機服務市場的內在機制：資本對農業生產環節的重塑
農機服務市場的興起，既與國家對農機購置補貼力度的加大有關，也與國家對土地流轉的鼓勵和對規模化經營主體的項目扶持有關。國家在農機服務市場的發育中是一股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本部分的討論也是在這一背景下展開的，不過，本部分主要聚焦于農機服務市場的內在機制。
本部分的核心概念“資本”，在不同研究中含義有較大差異，有必要首先澄清。黃宗智和高原(2013)指出，農業資本化的主要投資主體是農戶，而不是公司資本，農民的外出務工收入是其農業資本投入(包括農資、農機等)的主要來源。資本在這些學者的研究中被界定為“單位勞動力資本投入的增加”。對資本的這一界定問題在于，把所有用于農業生產的支出都看作“資本”，而忽視了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的差異，忽視了商品化和資本化的差異，也導致對農村生產者分化的忽略(嚴海蓉、陳義媛，2015)。本文所討論的“資本”，不是指“資金投入”——無論這些資金是來自農戶打工收入還是其他，而是指擴大再生產意義上的，具有增殖屬性的經營性資本。就農機服務而言，從業者購置農機的目的主要是提供農機服務以獲取利潤，對農機購置的投入具有很強的經營性。本部分討論的正是這種具有增殖屬性的資本。
（一）“占取主義”邏輯下的農業機械化
農業機械化的發展不應只被當作一種技術進步，事實上，農機自產生之初就代表了工業資本對農業生產的改造。關于工業資本如何重塑農業，古德曼等研究者(Goodman， Sorj and Wilkinson， 1987)曾進行過細致的討論，并將之概括為“占取主義”(appropriationism)。它是指由于農業的自然屬性，工業資本無法將農業生產體系整體改造成標準的工業化過程，但可以對農業生產的不同環節進行改造，將這些環節轉化成工業活動的一部分，然后將這些被改造過的環節重新納入農業生產中，成為“農業投入品”。該理論的核心是強調工業資本可以通過技術改進，從農業中占取剩余，在不進行土地大規模集中的前提下也能獲取資本積累，并以此解釋為什么農業的資本化并未像工業領域一樣，出現工廠大工業的經營方式。他們還指出，占取主義有兩種傾向，一種是以農業機械化的發展為代表，主要指資本對農業“勞動過程”(labor process)的改變;另一種是以農藥、化肥、雜交種子的使用為代表，主要指資本對“自然生物過程”(biological production process)的改變。資本對農業活動的占取導致了農業生產的資本化程度不斷提高。古德曼等人認為，農業資本化的過程就是工業資本競相重塑農業生產過程，使之成為資本積累的來源，是資本逐漸占取原來被認為是一個整體的“農業”的過程。
占取主義理論的啟發性在于，它闡釋了工業資本如何通過對農業不同環節的改造，占取農業剩余。資本每改造一個環節，就意味著可以多占取一部分農業剩余。不過，該理論的局限是過于注重農業對“自然”的依賴，強調資本對農業的改造動力不同于對工業：前者主要是克服自然和生物過程的阻礙，后者則是改變生產關系將家庭生產改造為工廠大工業式生產。因此，該理論認為家庭農業并不會在農業轉型過程中被消解。然而，對自然和生物過程的改造是否能概括資本對農業改造的全部，未消亡的“家庭農業”在農業轉型中又處于怎樣的位置，是他們的研究未能回答的問題。無論如何，“占取主義”理論提供了一個有意義的分析框架，在中國今天農機產能過剩的背景下，農業機械化如何實現對農業剩余的占取，農機作業市場的激烈競爭如何影響農機手的行為，是本部分需要重點探討的問題。
（二）農業剩余的再分配：農機作業服務對農業剩余的占取
在農機作業出現以前，農業活動主要依靠人力和畜力完成，對現金成本的需求較低。隨著機械化的推廣，農機對勞動力的替代在減輕了農業勞動強度的同時，也使農業生產的成本攀升。如表3所示，三大主糧作物(水稻、玉米和小麥)的農機作業成本逐年攀升，從2004年到2015年的十余年間，每畝農機作業費用上漲了3.42倍;同期農業生產的總現金成本只增加了1.26倍，每畝現金收益的增長則只有64.90%。同時，農機作業費在農業生產現金成本中的比例也在不斷上升，從2004年的14.49%上漲到2015年的28.32%，增長了近一倍。
從農機手的角度來說，他們從提供農機作業服務中獲得的利潤本質上就是生產者的農業剩余的一部分。山東省一位從1991年就開始從事農機作業服務的黃師傅清晰地計算了他的成本收益概況，他的案例可以展現農機作業的微觀景象。
黃師傅在2010年以3.1萬元的價格購置了一臺二手“東方紅80”拖拉機，2014年以2.6萬元的價格賣出，使用時間為4年，折舊費共5000元左右。這臺機器一年的作業時間有近二十天，一年的作業面積大約是200畝。每畝的作業費是80元，他自己操作機器，人工成本不計;燃油費等成本是30元;折舊費平均為5元—6元;作業純利潤是50元左右。也就是說，這臺拖拉機在使用的4年間，每年的作業純利潤大約為1萬元。
2009年，他花8.6萬元購置了一臺小麥收割機，目前還在使用。黃師傅估計，這臺機器可以使用十年，十年后賣出，最少能賣1.5萬元。也就是說，這臺收割機每年的折舊費大約是7000元。這臺機器每年的作業面積大約為600畝。小麥機收作業的服務費是60元/畝，每畝的燃油費和維修成本大約為25元;折舊費平均約為12元;純收益約為23元。這臺收割機每年的作業純利潤大約為1.4萬元。2015年，黃師傅花8.4萬元購置了一臺玉米收割機，目前仍在使用。以同樣的方式計算，這臺收割機每年的作業純利潤大約是2.7萬元。(黃師傅，山東省J市W縣農機手，2017年4月20日)
在山東、河南等地區對不同農機手的訪談中，農機作業成本收益的計算結果都大致相似。農業生產者通過將耕、種、收等環節“外包”給農機手，在減少了家庭勞動投入的同時，也以支付服務費用的方式，將農業剩余中的一部分讓渡給農機手，這部分剩余正是農機手的利潤來源。在這個意義上，農業機械化的推廣也是對農業剩余的一次再分配，使農機手得以通過提供服務占取一部分農業剩余。
誠然，農業生產者可以通過購買農機服務來降低勞動強度，或將勞動力從農業中解放出來，去獲取務工收入，短期來看其家庭收益并不一定降低。不過，小生產者仍面臨著兩方面的威脅。其一，當現金投入不斷取代家庭勞動力的投入，農業生產的現金成本會逐漸上升，一旦遭遇風險，農業收益就會直接下降。小生產者的家庭勞動投入原本是靈活的、彈性的，這也是其“自我剝削”的基礎;但在農業生產各個環節不斷專業化、勞動力商品化程度不斷提高的背景下，家庭勞動力的投入越來越不劃算，小生產者的“自我剝削”空間也被擠壓，其生存變得更不穩定。在這個意義上，黃宗智等學者提出的小農戶通過將打工收入轉化為農業中的“資本”投入，從而適應并推動“農業資本化”的發展這一觀點，就值得商榷。隨著資本對勞動的不斷替代，小生產者對農業剩余的控制權會逐步弱化。另一方面，正是因為農業活動的各環節不斷專業化，農業剩余被一塊一塊分割出去，農業收益不斷下降，農戶才需要靠打工來補充家庭收入，生產資料的商品化擠壓了小生產者簡單再生產的空間。在農業剩余不斷減少的大勢之下，農戶表面上是“自由地”選擇了收益更高的務工活動，實質上是逐漸從農業中被排擠出去。
（三）農機作業市場高度競爭，推動土地流轉
如前文所述，農機制造工業經歷了十余年的高速增長，如今已開始出現產能過剩的局面。在農機不斷推陳出新的情況下，農機擁有量、農機作業服務的從業人員數量也不斷增長，農機作業市場的競爭日趨激烈。在此背景下，盡管占取主義的邏輯仍然是農機作業市場的內核，但農機作業市場的高度競爭已經驅使農機手在尋找作業業務之外，還卷入土地流轉中，通過流轉一部分土地的經營權來確保作業面積。農機手卷入土地流轉的動力來自以下三個層面：
第一，農機的高速更新換代，迫使農機手不得不在最短時間內收回成本，否則機器就可能被淘汰，無法賺取利潤。這意味著農機手必須盡力保持基本的作業面積。河南一位農機手提到，自己2009年購買了一臺當時最流行的90馬力的收割機，但到2013年，這臺機器就已經過時，那時市場上流行的是120馬力的收割機;到2017年，市場上流行的收割機已經是150馬力的了。機器過時，意味著農機手的生意受損。這位農機手提到，在最初使用的4年，他還可以將這臺收割機運到山東進行跨區作業，但之后就只能在家附近作業了。原因之一就是他的機器已經過時，作業速度不如市場上的其他農機了：同樣的一塊地，大馬力的收割機已經收完三分之二了，他的收割機才完成不到三分之一，在搶收的季節，農戶往往不愿意租用他的收割機。(Z，河南省Z市S縣農機手，2017年7月12日)市場上的農機不斷推陳出新，盡管意味著農機作業效率不斷提高，但同時也迫使農機手在最短的時間內收回成本，以便在機器被淘汰之前賺取利潤，因此農機作業市場的競爭也日益激烈。
在南方水稻種植區，農機手尋找作業業務的壓力更大，因為他們還要面臨水田區農機的自然老化問題。由于水稻收割機易老化，一臺收割機的平均使用時間大約是3年，也就是說，在3年內，農機手收回機器成本的時間越短，才越有可能獲得利潤。2013年，湘南丘陵地區一個水稻種植大縣的農機手劉師傅(有1臺收割機、2臺拖拉機)談道，在當地，一臺收割機每年的最佳作業面積為800畝—1000畝，如果一臺收割機一年的作業面積少于500畝，機器的閑置率就過高了。以劉師傅為例，2012年，他購置了一臺原價8.5萬元的國產收割機，在國家補貼和地方補貼之外，他自付的費用是4萬元左右。2013年，當地收割一畝地的作業費是100元，成本包括：人工費20元—25元，燃油費15元—18元，折舊、磨損及維修費用約20元，收割一畝地的利潤大約是40元。如果這臺收割機每年作業面積為500畝，則兩年可以收回成本，到第三年時，劉師傅可以獲得2萬元純利潤。也就是說，這臺收割機在3年內每年的作業純利潤為7000元左右。但是，如果這臺收割機每年的作業面積只有300畝，即便劉師傅完全靠投入家庭勞動力作業，不計勞動力成本，3年也只能勉強收回成本。(劉師傅，湖南省H市H縣某農機合作社理事長，2013年5月21日)這意味著，一旦購買了農機，農機手就必須保證每年最低限度的作業面積，否則投資購置農機就會虧損。
劉師傅2013年已經流轉了150畝地種植水稻，但他希望能流轉300畝—500畝地，其中60%的土地種植雙季稻，40%的土地種植單季稻。他解釋道，如果種植300畝水稻，其中雙季稻的面積為200畝，那么他的收割機即便僅為自己作業，一年的作業面積也能達到500畝(雙季稻的作業面積為400畝，單季稻的作業面積為100畝)這個底線。如果種植500畝，其中雙季稻的作業面積為300畝，那么他的收割機即便只服務于自己的流轉地，也能達到每年800畝的作業面積。在流轉時間上，他也計算得非常清楚：如果流轉期限只有1年，他就會虧本;如果流轉期限為3年，他可以保本;如果流轉期限為5年，他就可以賺錢，流轉時間越長越好。事實上，地方政府當時鼓勵的“適度規模”是100畝—200畝，但從劉師傅的計算中可以看出，對于農機手而言，最佳規模已經遠遠超出了地方政府期待的“適度規模”。不僅如此，農機手還對長期的土地流轉有很高的期望。
不僅個體農機手有動力流轉土地，農機合作社也積極通過土地流轉來盈利。在鄂東一個水稻種植縣，種植大戶楚老板2015年牽頭注冊了一家農機合作社，共有20名社員，其中7名社員是自帶農機入社，其余社員使用楚老板自購的12臺農機。楚老板在2014年至2017年間先后在當地流轉了1.2萬多畝土地，他將這些土地轉包給了當地的一些種植戶，但要求這些土地上所有的農機作業服務都由他的農機合作社提供。該農機合作社每年的作業面積為5萬畝左右，其中有穩定合作關系的有4萬畝左右(包括他自己流轉的1.2萬畝)。盡管他也在農機作業市場上聯系業務，但他流轉的土地是確保其作業面積的基礎。楚老板說，他流轉土地的主要目的是滿足農機作業的需求，農機作業的收入也是他的主要收入來源。每畝土地每年的農機作業純收入為150元左右，這部分收益穩定，無風險;但即便在最好的情況下，從事大規模水稻種植的純收入也只有100元/畝，且通常不穩定。(楚老板，湖北省H市X縣種植大戶、農機合作社理事長，2018年6月4日)這一案例表明，對于農機服務的提供主體而言，其流轉土地的主要目的是服務于農機作業的需要。在行業內部高度的競爭壓力下，農機作業服務的提供主體也與其他上、下游農業企業一樣，通過土地流轉延伸產業鏈(陳義媛，2018)，以確保其市場份額。
第二，農機手內部的分化已經出現，較早進入農機作業市場的農機手，因掌握著市場信息和人脈資源，維持著相對穩定的農機作業面積;后來者由于難以與之競爭，往往通過流轉土地的方式來確保自己的作業面積。盡管我國農機占有量的大幅增長是從2004年開始的，但農機作業服務從20世紀90年代就已經開始發展。在山東一個鄉鎮，多年從事農機作業服務的幾個農機手在1998年前后就購置了全套農機設備，對外提供農機作業服務，他們最早購置農機的時間都在90年代初。(劉師傅、黃師傅，以及其他3人，山東省J市W縣農機手，2017年4月24日至5月3日)他們比一般農機手進入農機作業市場的時間早了十年左右，在占領市場上更有優勢。
這批“老”農機手有兩個特征。一是他們進入農機作業市場的時間較早，因此也較早地與所服務的農戶建立了業務聯系，形成了長期穩定的業務關系。這種業務聯系不僅發生在當地，而且發生在跨區作業中。跨區作業業務并非隨到隨得，在外地農機手和本地農戶之間還有一個重要的連接橋梁——“領車人”(在山東、河南等省，當地人稱農機為“車”)。按照農機手的說法，領車人一般是“在社會上有臉的”，他們負責給外地農機手安排食宿，聯系業務，協調與當地人的矛盾等;農機手或按作業面積，或按雙方事先的協定給領車人支付酬勞。在20世紀90年代，市場上提供農機作業的農機數量還較少，能為本村人找來農機手是領車人有能耐、有面子的體現。領車人在農機跨區作業中的重要地位也是從那時開始奠定的。此后，隨著農機作業市場競爭的加劇，這些領車人逐漸發展成為村莊社會的“守門人”：外地農機手想要進入村莊進行農機作業，必須通過領車人的帶領。山東一位農機手提到，他們最早進行跨區作業，因為偶然的機會結識了領車人，但當他們與領車人建立了相對穩定的關系后，領車人就不會再領其他農機手到村里。(劉師傅，山東省J市W縣農機手，2017年4月28日)這意味著，早期進入當地的農機手穩定地占領了這片作業市場，新農機手想要進行跨區作業就困難得多，他們在外地缺乏社會資源，尋找業務的時間會更長，而在農忙時節，農機手通常是連續作業幾十個小時，消耗在尋找業務上的每一個小時對農機手來說都是經濟損失。
“老”農機手的第二個特征是他們多年與農機打交道，大多懂得農機的修理與維護。他們多使用二手農機，而較少買新農機，其作業成本——主要是農機折舊成本——遠低于新農機手。在對不同地區的調研中，多年從事農機作業的農機手都提到，有經驗的農機手基本都使用二手農機。盡管二手農機更容易出故障，但他們懂得基本的修理技術，更重要的是，二手農機的折舊率比新機器低得多。山東省一位多年從事農機作業的農機手提到，一臺3萬元的舊拖拉機使用一年后賣出，能賣2.6萬元，折舊費是4千元。但是，同樣馬力的新拖拉機，購置價格通常是5萬元;使用一年后賣出，最多能賣4萬元，一年的折舊費為1萬元;使用兩年后賣出，最多能賣3.4萬元，每年的折舊費為8千元;使用三年后賣出，最多能賣3.2萬元，每年的折舊費是6千元。盡管機器使用時間越長，每年的折舊費越低，但一臺新農機即便用到第三年，每年的折舊成本依然高于二手農機使用一年的折舊費用。(劉師傅，山東省J市W縣農機手，2017年4月28日)這一點也得到了另一位農機手的確認，他說：“如果農機手不會修機器，機械壞了只能干瞪眼，那就沒法掙錢。‘老’農機手一般都會修機器。開新農機的一般是新手，不會修理，往往使用三年以后就賣掉了。‘老’農機手買回這些二手農機，修理后還能再用上三年。這三年內二手農機的折舊率比新機器的折舊率低得多，但也不太影響作業。”(黃師傅，山東省J市W縣農機手，2017年5月2日)
以上兩個特征使“老”農機手的作業面積相對固定且穩定。據多年從事農機作業服務的“老”農機手估計，這樣的“老”農機手在所有農機手中大約占30%。在農機作業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剩下70%較晚進入農機作業市場的農機手往往不得不進行土地流轉，以盡可能減少農機閑置率。
第三，跨區作業市場正在壓縮，迫使“老”農機手也不得不流轉土地以確保作業面積。統計數據顯示，自2008年至2015年，跨區作業面積占機械化作業面積的比例從12.19%下降到8.76%，其中，跨區機耕和跨區機播面積占機耕和機播總面積的比例在這幾年內變化并不明顯，分別維持在4%和3%左右，但跨區機收面積占全部機收面積的比例從2008年的38.24%下降到18.85%，下降了一半多。這與筆者在不同地區的調研發現是一致的。長期進行跨區作業的農機手表示，跨區作業越來越不容易聯系到業務，因為當地購置農機的人越來越多。一旦本村有人購買了農機，當地農戶通常會優先租用本地人的農機，領車人也不會再把外地農機手帶進村里。因此跨區作業的市場就被大幅壓縮了。這意味著，即便是進入農機服務市場多年的“老”農機手，要保持原有的穩定作業面積也不再容易，一些“老”農機手也開始通過流轉土地來確保自己的作業面積。
上述三個因素共同推動了農機手的土地流轉實踐。本質上，農機作業作為一種農業社會化服務的重要組成部分，早已是農業產業鏈上游的一部分。無論是在種植還是養殖領域，農業上游和下游企業將產業鏈延伸到種植/養殖環節，都是近年來常見的農業產業化實踐，且產業鏈的延伸幾乎都發生在行業內部產能過剩和高度競爭的壓力下。事實上，農機手或農機合作社流轉土地的案例在全國各地并不鮮見，國家也鼓勵農機合作社進行土地流轉。2015年，《農民日報》上曾有一篇文章明確提到，“農機專業合作社應當成為土地流轉的首要選擇”(李純，2015)。在農業部辦公廳發布的《關于開展2017年農機合作社示范創建活動的通知》(農辦機[2017]8號)中，全國農機合作社示范社的申報條件之一就是“流轉、托管土地面積1000畝以上”。盡管目前尚無有關農機手、農機合作社流轉土地面積的統計數據，但關于農機合作社流轉土地的報道已不少見。這與在農資市場高度競爭下，農資流通企業、農資零售商通過大規模流轉土地來確保農資銷量(陳義媛，2016;張高科、宋安勇、汪洋，2014)的實踐一樣，遵循著相同的邏輯。
綜上，國家對農機購置補貼和規模經營的扶持，是農機作業市場興起的重要背景，而農機作業市場的興起也有其內在的運作機制，其實質是資本對農業生產環節的重塑。農業機械化的發展，使機械作業取代了過去由人力、畜力完成的耕、種、收等環節。這一轉變在減輕生產者勞動強度的同時，也將一部分農業剩余讓渡給農機手，生產者在農業剩余分配中的權力不斷弱化，勞動對資本的從屬程度不斷加深。然而，在農機制造業產能過剩的背景下，農機服務從業者數量不斷增長，農機作業市場的競爭日益激烈，農機手不得不在最短時間內收回成本，這一壓力推動著農機手卷入土地流轉中。從提供農機作業服務到卷入土地流轉，就農機作業市場的演進而言，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資本對農業活動的改造不僅是一個技術問題，更是一個勞資關系重塑的問題。
四、農機作業市場的興起與農業轉型：家庭農業被解構
在對農機作業市場的考察基礎上，本部分進一步討論，小規模家庭農業如何被農業機械化的發展所形塑。正如本文文獻梳理中提到的，農業經濟學視角和政治經濟學視角下的解釋存在張力，前者認為農業機械化可以與小規模經營并存，后者則強調農業機械化的發展對小規模經營的不利。本研究對農機作業市場的考察可以重新評估這一矛盾。事實上，在農機作業市場的不斷演進下，小規模家庭農業正在遭到內外兩方面的消解。
一方面，農機作業市場的高度競爭所推動的土地流轉，是從外部對小生產者的排擠。如本文第三部分中農機手劉師傅的案例所示，農機手在競爭壓力下轉向土地流轉，有一定的必然性。農機的高速升級換代使得每臺農機每年必須達到的最低作業面積不斷增加，這也將進一步推動農機手去流轉土地。
值得注意的是，農業機械化的發展也在不斷突破“適度規模”的界限。近年來中央不斷強調發展“適度規模經營”，本意是防止盲目追求大規模經營，但在實踐中，“適度”的界限在不斷擴展。以最早發展“適度規模”家庭農場的上海市松江區為例，2007年，當地政府鼓勵發展經營規模在80畝左右的家庭農場。此后，政府不斷上調家庭農場的面積。2016年，松江區某鄉鎮的一份關于家庭農場發展規劃的文件提到，到“十三五”期末，計劃全鎮家庭農場戶均面積達到200畝—250畝。松江區一位種植大戶提到，松江區政府在2015年已經開始鼓勵經營規模為300畝以上的家庭農場。(程老板，上海市松江區種植大戶，2016年6月8日)“適度規模經營”面積的不斷擴大并不是政府的行政命令所致，而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上海市的特殊之處在于，在國家提供的農機購置補貼之外，上海市政府還額外提供了大量的農機補貼。當地種植規模最大的家庭農場主在2013年—2015年期間以36.5萬元的價格購置了原價為87.5萬元的農機(包括一臺進口拖拉機、一臺國產拖拉機、一臺小麥收割機和一臺水稻收割機)。以這個大戶現有的農機作業能力，他一家就可以管理全村的1100多畝土地，只是因為地方政府對土地經營規模有所限制，他才將自己的家庭農場規模限定在300畝以內。(程老板，上海市S區家庭農場主，2016年6月8日)農機的更新升級還在繼續，這也意味著農機手可能會進一步擴大土地流轉的面積，以適應農機作業的需要，“適度規模”的“度”也很可能進一步擴大。由農機作業市場推動的土地流轉，是一種從外部排擠小生產者的力量。
另一方面，在占取主義的邏輯下，農業生產中的不同環節被不斷替代和占取，勞動剩余被一塊一塊地切割出去，致使小生產者的農業剩余越來越少，這是資本從農業內部對小規模經營的消解。盡管在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和各種補貼政策的保護下，小生產者在農業中還能獲得一定的剩余，但資本對部分農業活動的替代，使他們在農業剩余分配中的權力不斷弱化。從國家統計數據來看，農業收入在農村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中的比例在逐年下降，工資性收入比例逐年上升。到2016年，工資性收入已經占到農村家庭可支配收入的40.6%，第一產業凈收入占26.4%，其中農業凈收入僅占19.7%(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司，2017)。盡管農業收入占比的下降有多方面原因，但農業生產成本的不斷上升，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在對農業外包的研究中，也有研究者發現，小農戶在農業經營中獲得的收入越來越少，工資收入成為其收入的主要來源，這使得小農戶與農業雇工之間的區分越來越模糊(Picazo - Tadeo and Reig-Martínez， 2006)。如果這一趨勢進一步持續，小規模家庭農業最終會從內部消解，小生產者實質上會更接近于雇傭勞動。
如文章第一部分所述，一些研究者認為，農業對于小生產者而言具有社會保障的性質，小農經濟是一種“糊口農業”，因此小生產者對成本收益并不敏感。這一判斷值得商榷之處在于，小農經濟被看成一個封閉循環的系統，外在環境對小農經濟的影響，生產資料商品化對小農生計的擠壓都被忽視了。本文認為，小規模家庭農業維系的是簡單再生產，但隨著農資、農機服務的商品化，這種簡單再生產也越來越難以維系，需要依靠打工收入來補貼。在“半工半農”的結構中，從“工”的層面來看，農戶對于務工收入的依賴正不斷加深;從“農”的層面來看，生產者在農業剩余分配中的權力正不斷弱化，勞動對資本的依附不斷加深。因此，我們不應該靜態地看待小農農業的社會保障性質，而應該從長遠的角度看到上述趨勢對小生產者家計的影響。
五、結論與討論
在農機制造業產能過剩的背景下，本文通過對農機作業市場內在運作機制的分析，討論了中國農業機械化服務的興起對農業轉型的影響，尤其是對數量仍然龐大的小生產者的影響。
從農業機械化發展的歷史來看，自新中國成立以來，農業機械化經歷了三個不同的發展階段。由于國家的重視和資源的投入，新中國幾乎從零起步，發展起了自己的農機工業。在整個集體化時期，大中小型農機數量都在持續增加。不過，在家庭承包責任制實施后的一段時期內，大型農機擁有量經歷了大幅下降，之后才緩慢增長;從20世紀80年代初到2004年前，農業機械化的發展主要表現為小型農機數量的增長。200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農業機械化促進法》頒布，開啟了一個新的階段。這一階段國家投入了大量財政資金對農機購置者進行補貼，大中型農機具的擁有量大幅增長，小型農機具擁有量的增幅則明顯放緩。此外，農機作業服務組織也在不斷增長。大部分農機手是從普通農戶中分化出來的，他們通過打工，或通過一定程度的農業規模經營積累了資金，用于購置農機，并提供農機服務。這些農機手的經營與普通小生產者的簡單再生產邏輯已經截然不同，前者具有擴大再生產的性質。在這個意義上，農機作業市場的發展進一步加劇了農村內部的分化。
本文重點討論的是自2004年以來，農機作業市場的發展和對小生產者的影響。借鑒“占取主義”的框架，本文認為農機作業市場有其內在的運作機制，其本質是資本對農業活動的重塑。農機作業市場的發展，使原本由人力和畜力完成的農作環節被農機作業替代。盡管這一過程將勞動力從農業中解放出來，但農業生產者也不得不將一部分農業剩余讓渡給農機手。同時，隨著農機擁有量的持續增加，農機作業市場的競爭日益激烈，農機手被迫通過土地流轉來確保作業面積，減少機械的閑置率。
農機作業市場的發展，使小規模家庭農業遭遇了內外兩方面的消解，勞動對資本的隸屬程度不斷加深。農機作業市場的高度競爭所推動的土地流轉，將部分小生產者從農業生產中排擠出去，這是資本從外部對小生產的消解。從農業經營內部而言，隨著農業生產中的不同環節被資本替代和占取，小生產者在農業剩余分配中的權力也越來越弱，這是資本從農業內部對家庭農業的消解。資本通過對農業不同環節的改造和重組推動了農業轉型，使農業活動的資本化程度不斷提高，也使農業生產者日益深入地卷入全球資本體系中。
陳義媛：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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