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聞翔 開放時代雜志 昨天
【本文節選自《開放時代》2013年第1期。圖片來源：百度圖片。】
【內容提要】《昆廠勞工》是魁閣時期費孝通指導史國衡完成的一部工廠民族志。本文試圖以費孝通對《昆廠勞工》的討論為入手點，考察費孝通在20世紀40年代對于勞工問題的理解和認識，尤其是勞工問題在其關于中國現代轉型與結構變遷的整體思考脈絡中的位置。本文認為，“鄉土中國”遭遇“機器時代”，構成了費孝通理解勞工問題的核心線索：在費孝通那里，勞工問題的重要性，是在“鄉土中國”中舊有的農工互補的經濟和倫理格局瓦解的背景下凸顯出來的，而勞工問題所帶來的最重要的理論挑戰，則在于如何在“機器時代”的工廠組織中重建社會團結的微觀基礎。
【關鍵詞】費孝通 《昆廠勞工》 鄉土中國 機器時代 勞工問題
1944年費孝通第一次訪美期間，曾經同美國朋友一起將他所主持的“魁閣”同仁的部分研究成果翻譯成兩本英文著作出版：一本是他自己與張之毅合作的云南三村研究，英文書名為“鄉土中國”(Earthbound China)，由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另一本則是史國衡的《昆廠勞工》，是一部關于戰時云南工廠中勞工問題的民族志作品，英文書名為“中國進入機器時代”(China Enters the Machine Age)，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Fei & Chang， 1945;Shih， 1944)。這兩個研究中，《云南三村》已于2005年再版，在潘乃谷、王銘銘主持的重歸魁閣研究中對其進行了非常深入的討論(潘乃谷、王銘銘，2005)，“三村”之一的祿村還作為田野點被重訪(張宏明，2005)。然而，史國衡的《昆廠勞工》卻至今仍然埋沒在故紙堆中，成為魁閣學術遺產中被忽視的一環。
事實上，費孝通本人當時對于史國衡的勞工研究是非常看重的。在史國衡從事昆廠調查的過程中，費孝通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從研究問題的確立、研究方案的設計到具體田野中的問題解決，直至最終成書，費孝通都給予了充分“在場”的指導。讀過史國衡的書稿后，他在意猶未盡之余，寫下了兩萬多字的后記，即《〈昆廠勞工〉書后》(以下簡稱《書后》)，對這一研究的背景、方法和問題意識做了充分的討論和發揮(費孝通，1946：200-235)。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篇《書后》的分量并不亞于正文。
費孝通之所以如此重視《昆廠勞工》，其實是同他自己對勞工問題的關心和思考分不開的。早在1940年，他就曾發表文章討論大后方西南工業的人力基礎，后來又陸續撰文討論過勞工的社會地位、新工業中的學徒訓練等問題(費孝通，[1940]1999，[1941]1999，[1942]1999)，除了國內當時面臨的勞工問題之外，他甚至將視角伸向國外，對美國的勞資矛盾和工會運動、英國的工黨政治他也都曾撰文做過介紹或評論(費孝通，[1943a]1999，[1943b]1999，[1944]1999)。而在魁閣的學術布局中，他也將工業化和勞工問題放在一個重要位置，除了指導史國衡的昆廠研究之外，他還指導了另一位魁閣的研究人員田汝康進行了內地女工的研究(田汝康，1946)。可見，在20世紀40年代，勞工問題成為費孝通一個重要的關注面向。費孝通在《書后》一文中對《昆廠勞工》的討論實際上較為全面地反映了他在勞工問題上的總體看法。因此，本文試圖以費孝通關于《昆廠勞工》的討論為核心，結合費孝通在其他著作中的相關論述，考察費孝通在20世紀40年代對勞工問題的理解和認識，尤其是勞工問題在費孝通關于中國現代轉型與結構變遷的整體思考脈絡中的位置。借用篇首提到的兩個英文書名，本文將揭示，“鄉土中國”遭遇“機器時代”，構成了費孝通理解勞工問題的核心線索：在費孝通那里，勞工問題的重要性，恰恰是在“鄉土中國”中舊有的農工互補的經濟和倫理格局瓦解的背景下凸顯出來的，而勞工問題所帶來的最重要的理論挑戰，則在于如何在“機器時代”的企業組織中重建社會團結的微觀基礎。
一
昆廠是抗日戰爭時期工業內遷背景下，在昆明郊區新創立的一個國營兵工廠。1940年8月25日到11月10日，云南大學社會學研究室(即“魁閣”)的研究人員史國衡在該廠待了兩個半月，先后住過技工宿舍和藝徒宿舍，在食堂包飯，與工人共同生活。全廠五百多工人，他對其中1/3做了訪談和記錄。1942年，史國衡在費孝通指導下對昆廠調查的資料進行整理，寫成《昆廠勞工》一書，后作為“社會學叢刊”之一種出版(史國衡，1946)。此書問世后頗受好評，孫本文就曾將《昆廠勞工》列為抗戰時期著名的社會調查著作之一(孫本文，1948：220)。
昆廠調查的初衷，是希望了解戰時新興的后方工業面臨的問題和困難。抗日戰爭開始之后，東部沿海工業中心相繼淪陷，為支持抗戰，避免工礦落入侵略者之手，國民政府組織部分重要的國營和民營工廠搬遷到四川、云南等地，這就是民國史上有名的“工廠內遷運動”(詳見黃立人，1994)。重慶、昆明等地的工業在此契機之下突然發展起來，但也出現了不少問題，尤其是技工短缺和流動率過高的問題。在當時的后方報紙上能夠看到很多關于勞工問題的爭論，費孝通、潘光旦等社會學家都曾經就此專門寫過文章(費孝通，[1940]1999;潘光旦，[1943]2000)。史國衡的這個研究，正是這樣的背景下進行的，他希望以一個工廠的個案來剖析戰時內地工業建設中所獲得的經驗和教訓。
實際上，工廠調查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已經有了，當時的《新青年》等雜志都登載過工廠訪問記一類的文章。專業的社會學者進行的工廠調查最早則是從陶孟和主持的北平社會調查所開始的，陶孟和本人的研究雖然主要局限于對舊式工人(如人力車夫)的調查，但是在他的指導下，社會調查所的其他同仁卻曾經在天津、山東等地進行過非常深入的新式工廠調查。其中一個較為重要的研究就是林頌河的《塘沽工人調查》，這本早于《昆廠勞工》14年問世的著作，是一個以塘沽兩個鹽業工廠為對象，經過3個月實地調查完成的報告，內容涉及到工人的工資、消費、休閑、娛樂、福利設施等各個方面，算得上是中國最早的工廠民族志著作之一了(林頌河，1930)。史國衡的《昆廠勞工》在前半部分與《塘沽工人調查》類似，主要是對昆廠工人的來源和入廠目的(第2、3、4章)、工作態度和效率(第5章)、工資(第6章)、消費(第7章)和福利(第8章)等的描述和分析，其新出之處主要在于后半部分，尤其是史國衡花費大量筆墨對昆廠“廠風”所做的研究。
在田野調查中，史國衡注意到一個讓他困惑不解的問題：昆廠是一家國營工廠，且生產的是與戰爭密切相關的兵工產品，這本來應該可以激發向來以愛國自負的工人生產救國的熱情，但實際的情況卻是，工人們的工作熱情卻并不高，生產效率也比較低下。史國衡最初以為這主要是因為大多數工人來自農村，他們從鄉村帶來的生活習慣還不能夠馬上與現代工業的生產環境相適合。但是他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消極怠工的情況并沒有好轉。那么，用習慣的隔閡來解釋也就行不通了。史國衡轉而從“廠風”，亦即工廠內部的團體關系的角度來尋求解釋。在史國衡看來，工廠不僅是一工業組織，也是一社會組織，“所以廠風才成為需要研究的問題。”
對“廠風”的研究實際上分為兩個部分：工人之間的關系以及工人與職員之間的關系。
史國衡首先敘述了他在昆廠期間見過的兩次工人集體行動，一次是司機與工人因為燒水問題引起糾紛，最終導致短暫罷工;一次是某技工因被助理工程師懷疑其偷拿廠里木板做私活，引發沖突。史國衡注意到，這兩件事情都“不是以正規的勞資糾紛出現”，工人集體行動的起因也不是因為經濟待遇，而是因為“尊嚴受到了損害”(史國衡，1946：111)。史國衡認為，沖突的深層原因是廠里工人與職員之間的分野以及工人之間的分野。工人與職員之間先存了一種成見：職員覺得工人知識程度差，行為粗暴，工人則覺得職員高傲，目無工人。職員對工人不夠禮貌，是由于社會中勞心與勞力之間的分野。職員的米貼比工人多，宿舍比工人好。縱使外地技工本身還是內地工人羨慕的對象，而且工人的最高工資也比最低職員的薪水多，但工人和職員間的隔膜并不因此而有所掩蔽。除此之外，工人內部也劃分等級，技工一般來自上海等地，他們與以本地勞動力為主的幫工、小工很少往來，“且在任何方面都要表示出高人一等”。
昆廠的工人大多來自農村，手工作坊或者舊上海的私人工廠，史國衡認為他們“都還不習于這種新工業里面的人事管理”。在以前，“他們平時鄰里往還，或師傅與徒弟相處，稱兄道弟，在共事業的時候還夾雜著一種私人間的情誼”;但是，來了昆廠以后，“大家乃是在一種純粹職務關系上活動，自然不相適應。”“舊式手工業組織中東家和師傅徒弟混在一個小范圍，廠主下面就是工人，沒有昆廠這許多層級和部門。”“工人且認為在官僚化的機構和人事下，工作松懈，效率低落，耗損材料，重形式而又輕實際。”此外，昆廠是國營工廠，有些工人拿它與自己以前工作過的私營工廠作比較，認為“對工人客氣有禮，沒有什么職員工人之分，是私人廠的特色，公家廠只會講形式，打官腔，擺架子。即官僚氣”(史國衡，1946：117)。
廠風不靖直接導致了怠工和高流動率。史國衡在田野中發現，工人離開昆廠并不是為了多得一點工資，他們“認為工資的多少還屬次要，最要緊的是得一精神上的痛快”(史國衡，1946：135)。很多工人是在與管理人員鬧了便扭之后賭氣離廠的。而在管理人員眼中，工人除了多得一點工資外沒別的目的，他們“把工人只看作一個簡單而純粹的經濟人”，史國衡認為這“實在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史國衡，1946：136)。這種情況下，更富有人情味的“小型工廠、私人店子或制造廠”，反而比昆廠這樣的國營大廠在工人心目中還很有吸引力(史國衡，1946：138)。
在為《昆廠勞工》所寫的《書后》中，費孝通將昆廠所面臨的種種人事上的問題一針見血地歸結為“因新工業興起而發生了社會解組的現象”。“工業建設不只是蓋廠房，裝機器;而是一種新社會組織的建立。……在這工業組織中一切參加的人必須有高度的契洽。”費孝通認為，這種高度契恰的關系在農工互補的傳統社會中是存在的，“在過去傳統社會中確曾發生過契洽，每個人都能充分領略人生的意義”，但是“這種傳統組織并不能應用新的技術。新技術已因分工的精密，使我們互相依賴為生的團體范圍擴大到整個人群。”新興的工廠組織并不能形成傳統的社會團結。(費孝通，1946：233)
費孝通(1946：234)進一步指出，現在昆廠里所發生的問題是現代工業中普遍的現象，“是出于從有組織的傳統社會變化到能應用新技術的新組織中過渡時期的現象。在這過渡時期因為社會的解組，生產關系并沒有建立在人和人的契洽之上，因之傳統的結構，因其曾一度給人以所需的契洽，遺留在新時代成為非正式的潛在結構。這些潛在結構一方面固然滿足著人們的社會需要，另一方面卻阻礙了新技術的有效利用。”由此，費孝通(1946：230)問道：“現代工業組織中是否有達到高度契洽的可能?”
非常有意味的是，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在《昆廠勞工》一書中，是最終回到了“工業教育”上：“我們決不能因目前工業組織中的種種病象而回頭。我們要以工業建設來建設我們新社會，一開始就應該以廣義的工業教育來補救社會教育之不足。”(史國衡，1946：161)本書最后一章因此專門討論了“工人的管教”問題。這里的“管教”包含了“管理”和“教化”兩層意思，即不僅要對工人在工廠中的行為進行管理，而且要“對于工人的心理和私人生活有充分的了解”和開導。因為“尤其是這種新舊交替，文化失調，社會生活受到很大的激動振蕩的時候，每個人大都覺得失掉了自己的不為，找不到個人生活的重心。尤其從鄉間出來的人，已被這種時代新潮沖得神昏目眩，我們實在對于他們的生活該有開導的安排。所以在目前辦工業，不但是一個物質上的革新，也同時是一個心理和文化上的革新。”
在這里，我們隱約看到了這樣一層意思，即工業建設的意義不僅在于工業生產，其本身也是一個塑造“新人”的過程。而且，這里還暗示了這樣一種可能性，即工廠組織內部的團結，不應僅僅是制度主義的(即書中所謂的“技術管理”)，同時也是人心和教化意義上的。在《書后》中，費孝通引用了涂爾干(Emile Durkheim )對現代工業社會危機的診斷：“現代工業興起之后，都市社會不但喪失了人和人間的契恰，而且個人也因此失去了他生活的意義。”(費孝通，1946：227)事實上，涂爾干在《社會分工論》中分析反常形式的分工時就曾特地以勞資關系為例：“這種永無休止的敵對狀態正是工業社會的顯著特征……在小工業社會，勞動分工還很不發達，我們還能夠看到雇主和雇工相對和諧的景象;但是在大工業社會，整個世界全都顛倒過來了”(涂爾干，2000：316)。針對工業社會的失范危機，涂爾干開出了“法團教育”的藥方，即通過職業團體來孕育道德個人主義，為現代團結提供基礎和中介(參見渠敬東，1999)。《昆廠勞工》對于“工業教育”的討論，顯然受到了涂爾干的法團教育的影響。
二
費孝通在《書后》中說，《昆廠勞工》在某種意義上也是魁閣同仁“對于農村社區研究的一個引申”。具體而言，這種延伸其實表現在兩個層面，一個是方法論意義上的，一個是實質問題意識意義上的。
從方法論的角度講，《昆廠勞工》代表了費孝通(及其師吳文藻)所主張的社區研究方法由鄉村向城市的延伸。費孝通在后記中特別提到，《昆廠勞工》“在方法上更可以代表我們研究室所提倡的社會學調查或社區研究”(費孝通，1946：200)。這里的“社會學調查”或“社區研究”主要是為了同當時流行的“社會調查”區別開來。“社區研究的出發點是一套已有的理論，由理論發生許多相聯的問題，然后根據這些問題去考察事實，看理論是否可以解釋這些新事實，如不能就得在實地觀察中尋求新的解釋，形成新的理論。”而社會調查則只是以“事實”本身為目的：“這些著作的書末多附有一套調查表格。調查者根據這些表格在實地訪問或觀察，把結果填入表內。根據這些表上的數字加以分類和統計，就完成了調查工作。”(費孝通，1946：201)
根據費孝通晚年的回憶，他在西南聯大授課時，“學生中也有很多不大明白這兩種方法的區別”。事實上，當時聯大社會學系的學生，很多人在學術道路的選擇上都曾經受到這場爭論的影響。社會學系畢業生谷苞1941年畢業后在陳達領導的清華國情普查所任助教，“因不愿從事人口學與統計學的工作，僅工作了三個月，就參加了費孝通教授主持的燕京大學和云南大學合組的社會學研究室。”(谷苞，2006：5)與谷苞的經歷類似，史國衡也是從清華國情普查所轉到魁閣去的(史際平，2008：157)。與他們形成鮮明對照的則是韓明謨，他當年因為受到統計概率論和社會調查的影響，對費孝通的云南三村調查的典型性頗有懷疑(韓明謨，2005：序言)。
費孝通認為，在對勞工問題的研究上，也存在著社會學調查和社會調查兩種路數。陳達等人的研究就是社會調查的代表，與之相比，《昆廠勞工》則是典型的社會學調查。史國衡在書中論工人生計的那一章就曾對社會調查派常用的記賬法提出批評，認為并不可行(史國衡，1946：78)。
社會調查與社會學調查之爭已經成為學術史上聚訟紛紜的一段公案(參見黃興濤、夏明方，2008)，本文暫且擱置不論。在我看來，除了研究方法上的承繼性之外，更為重要的是，《昆廠勞工》在實質意義上也構成了費孝通等人的農村社區研究的延伸。
從早年的《江村經濟》到魁閣時期的《云南三村》、《內地的農村》等著作，費孝通的研究其實有一條核心線索，即揭示鄉土中國的經濟結構和倫理格局及其破產。在《江村經濟》中，費孝通發現了獨特的農工相輔的鄉村經濟結構(參見甘陽，1994)。然而，世界市場和城市資本的影響打破了這一結構，都市工業的發達導致了鄉村手工業的崩潰，隨著土地權的集中，農民離開土地，成為城市游民。在《內地的農村》中，費孝通寫道：“農村金融恐慌的結果，使農民們不能不如飲鴆止渴一般地以高利來吸收市鎮資本的濟急，農民所保有的土地權加速地向市鎮輸送，引起了地主的離地。地主的離地使農村里的人民普遍地佃戶化，這輩佃戶重重地壓在地租和高利的榨取之下，勞作終年也不能避免妻兒的凍綏。他們既和土地脫離了所有的聯系，生活的壓迫，很容易把他們逼出農村，在農業之外另求他們安身立命之道：人口從農業里流出來，農民的離地!”(費孝通，2007：164)
事實上，費孝通本人對農民離地是持一種矛盾的態度，一方面，他認為農民離地值得“咒詛”;另一方面，他又承認，人多地少是農村問題的主要原因：“凡是注意中國農村經濟的人，除了極少數外，沒有不把現在人多地少的現象作為農民貧、弱、愚的基本病因”(費孝通，2007：173)。他援引托尼(Tawney)的話，“中國農村問題雖則千頭萬緒。其實卻極為簡單，一言以蔽之，是現有資源不夠養活這一批擠在土地上的人”(費孝通，2007：165)，從這個判斷上可以看出費孝通與當時的左派學者的一個根本不同點，即后者往往將農村問題的矛頭對準土地制度，對準地主階級，因此他們開出的藥方往往是“用耕者有其田來限制土地權的流入長衫階級的手上”，而費孝通則認為這雖是“良法善政”，卻是因循舊俗，只能“使傳統的農業制度能維持得下，使那輩擠在土地上，在農業里討生活的人能安心住在農村里”(費孝通，2007：165);而他所主張的則恰恰相反，他認為只有“轉移一部分農田上的勞力到別的生產事業中去，這才是真的減輕土地所背著的重擔，這才是根本解決千頭萬緒的農村問題的根本對策”(費孝通，2007：167)。因此，這種意義上的農民離地則是值得提倡的。
然而，農民離地進城之后會做怎樣呢?費孝通(2007：368)雖然曾經自謙“至于比市鎮更復雜的都會，我還不敢作任何具體的研究計劃”，但是，順著《江村經濟》、《云南三村》一脈相承的理論邏輯本身，卻要求他必然要研究進城農民的問題。隨著鄉土工業的破產和農村地權的集中外流，農工互補的經濟結構和鄉土中國的倫理結構面臨瓦解，大量農村勞動力流入城市，進入工廠，勞工問題的社會學意義由此凸顯。
1947年1月，費孝通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做了題為《中國社會變遷中的文化癥結》的演講。在這篇演講中，他引用了史國衡昆廠調查的結果，且總結道：
中國鄉土工業的崩潰使很多農民不得不背井離鄉地到都市里來找工做。工廠里要工人，決不會缺乏。可是招得工人卻不等于說這批工人都能在新秩序里得到生活的滿足，有效的工作，成為這新秩序的安定力量。依我們在戰時內地工廠里實地研究的結果說，事實上并不如此(可參考史國衡《昆廠勞工》)。我們認為在中國現代的工廠里，擴大一些，現代的都市里，正表示著一種社會解組的過程，原因是現代工廠的組織還沒有發達到完整的程度。(費孝通，2007：250)
在同時期寫作的《人性與機器——中國手工業的前途》一書中，費孝通進一步指出，現代機器工廠無法作為涵養人格、培育團結的單位：“人不能單獨生活的……個人人格的完整，需要靠一個自己可以擴大所及的社區作支持。自從機器把人口反復篩動之后，他集合了許多痛癢不相關的人在一起工作，在他們之間，只有工作活動上的聯系，而沒有道義上的關切，……”(費孝通等，1946，轉引自吳景超，2010：199)
正是因為新式工業中存在著社會解組的問題，費孝通才一方面援引勒普萊(Le Play)、涂爾干，主張在工業中要講人和人的契合，工廠不僅是經濟組織，也是一社會組織，要擔負教化功能;另一方面又主張回到鄉村手工業，改造鄉村手工業。這里就涉及到費孝通對于中國工業化道路的總體看法。
在20世紀30～40年代的學術界，關于中國工業化道路問題曾經有過一場激烈的論戰。論戰中的一派認為，中國必須走城市化道路，“發展都市以救濟鄉村”(參見吳景超，2010)。但是，在費孝通看來，“中國將來工業化的過程，若是在民主方式中去決定，我相信鄉村工業的發展很可能成為一個主流”(費孝通，2007：133)。這種觀點在當時引起很多批評，有人甚至認為他是在“開倒車”。而事實上，從《江村經濟》的時代開始，費孝通就已經充分認識到，他在江村所發現的鄉村手工業對于維持農業經濟的重要性，這種工農互補的基本結構，正是他討論工業下鄉的基礎，必須加以維持(費孝通，2009：19)。但在這里，無論是“農”還是“工”都要加以改造。從農的方面講，農業成產率低，“必須在農業的生產要素中，加以重新的配合——以資本來代替勞力農民離地”(費孝通，2007：168)，也就是說重新改造傳統農業。同時，從工的方面講，鄉村工業本身也需要“變質”。在為張之毅《易村手工業》所寫的序言中，費孝通明確提出，鄉村工業需要從技術和組織上加以改造，既要學會使用新的動力和機器，更要用合作的方式組織起來(費孝通，2007：235-238)。
費孝通之所以主張工業下鄉，一方面是因為鄉村工業本身所具有的優點，尤其是鄉村工業對于鄉村社會結構和鄉土倫理的維持;另一方面則正是因為他通過史國衡的昆廠研究，看到了都市工業的缺點，尤其是在都市工業中所發生的社會解組現象。甚至到了20世紀80年代，他在學術生涯第二春時提出的“小城鎮建設”、發展“離土不離鄉”的鄉鎮企業等觀點，顯然也與他早年的這些研究之間有內在的關聯。
值得一提的是，費孝通對于工廠中社會解組的焦慮，不僅受到勒普萊、涂爾干等法國古典社會學家的影響，也受到了較晚近一些的美國學者梅岳(Elton Mayo)的影響。費孝通1943年訪美時，認識了哈佛大學專門從事工業心理學研究的梅岳教授。梅岳是著名的“西方電子研究”的開創者，在管理學界人所皆知的“霍桑實驗”即是在他的指導下完成的。在其代表作《工業社會中的文明問題》中，梅岳所關心的正是工業文明中所發生的社會解組問題，他強調工廠中非正式的團體關系對于“士氣”(morale)的影響。這與《昆廠勞工》不謀而合。從美國回來之后，費孝通便想辦法安排史國衡到哈佛大學留學，師從的正是梅岳。在20世紀60年代，費孝通又將《工業社會中的文明問題》翻譯成中文出版(梅岳，1963)，可見他始終對這個研究念念不忘。
事實上，如果放在一個較長的歷史縱深中，我們可以看到，社會解組與人與人之間的契洽關系的破產，從《江村經濟》時代開始，便成為費孝通在社會研究中一個或隱或現的問題意識。這種問題意識不僅體現在他對工廠勞工問題的研究上，也體現在他對鄉村經濟、對城鄉關系、對知識分子脫離家鄉等問題的研究上，是其當時作品中的一個總體性焦慮。而費孝通之所以有這樣的焦慮，是因為他認為自己處在一個社會變遷的過程中，他曾經體驗過鄉土倫理中的社會團結，然而卻不得不看著這種社會團結乃至支撐它的倫理和經濟結構一步步走向破產。
費孝通認為中國進入機器時代之后面臨的處境與勒普萊、涂爾干等人筆下工業化初期歐洲社會類似，但是“西洋這社會解組的趨勢并沒有很快地走上危機”，“因為現代技術雖則一方面打破了社會的完整性，但是另一方面卻增進了一般人民的物質享受，而且他們有充分的時間，逐步地用法把社會關系維持下去。基督教和羅馬法本是西洋文化的兩大遺產，和現代技術結合，造成了個人資本主義的一種文化。”與歐洲相比，中國的困難卻在于，一方面“現代技術并沒有帶來物質生活的提高，相反的，在國際的工業競爭中，中國淪入了更窮困的地步”，另一方面，中國傳統社會中相當于基督教或羅馬法的儒家禮法，作為農業文化和匱乏經濟時代的產物，已經在新時代中失去了效力。于是，“現代技術所具破壞社會完整性的力量卻已在中國社會中開始發生效果。未得其利，先蒙其弊，使中國的人民對傳統已失信任，對西洋的新秩序又難于接受，進入歧途。”(費孝通，2007：251)
從這個角度入手，我們就不難理解，費孝通晚年為何對老師潘光旦提出的“位育”概念情有獨鐘。“位就是安其所，育就是遂其生。在全球性的大社會中要使人人能安其所、遂其生，就不僅是個共存的秩序而且也是個共榮的秩序。也就是說不僅是個生態秩序而且是個心態秩序。”(費孝通，1997)對于費孝通來說，之所以訴諸“位育”的理想，正是為了在快速的社會變遷中安所遂生，維持人心秩序和倫理團結。
三
在回顧費孝通的學術遺產時，有學者曾經反思，由費孝通所開啟的“鄉土中國”觀幾乎成為國內外學術界對中國傳統社會的一個主流認識范式和研究范式，與之相對應的“城鎮中國”則被忽略(陳映芳，2007)。而在我看來，“鄉土中國”作為費孝通最廣為人知的一道標簽，可能也恰恰遮蔽了他本人對于鄉土之外的中國社會的研究，例如，對于城市工業與勞工問題的研究。悖論的是，“鄉土中國”一方面成為我們忽視費孝通的勞工問題論述的認識論障礙，另一方面，卻又構成了我們理解費孝通的勞工問題論述的實質起點。通過上文的分析，我們已經看到，在費孝通那里，勞工問題的重要性，恰恰是在“鄉土中國”中舊有的農工互補的經濟和倫理格局瓦解的背景下凸顯出來的。而在鄉土性被打破的“機器時代”，勞工問題的理論意義就在于如何在昆廠這樣的現代企業組織中恢復舊有的人與人之間的契恰關系，從而重建社會團結的微觀基礎。因而，我們也可以說，對勞工問題的研究雖然只是費孝通整體學術脈絡中一個延伸出來的旁支，但是卻與其關于中國現代轉型與社會變遷的整體思考脈絡和理論邏輯勾連在一起。
費孝通晚年曾說自己一生都在寫兩篇“文章”，“一篇是“少數民族地區的開發”，一篇是“中國農村的經濟發展”(費孝通，1999：534)。這個夫子自道后來幾乎成為學界對費孝通的學術遺產的蓋棺論定，目前關于費孝通的研究也基本上圍繞這兩個面向展開。然而，作為中國社會學最重要的奠基者之一，費孝通的豐富性可能遠遠不止如此。通過上文的梳理，我們發現，在鄉村和民族這兩篇文章之外，早在20世紀40年代，費孝通就已經擬好了另一篇“文章”的題目，即對城市工業和勞工問題的研究，并已經與史國衡等魁閣同仁一起著手做了一些初步的研究工作。遺憾的是，這樣一篇文章卻“剛開了個頭卻又煞了尾”：在1949年之后的新形勢下，社會學系很快在院系調整中被取消，關于勞工問題的社會學研究也完全失去用武之地，而費孝通的精力則轉移到民族研究中去。
時光走到了2000年，在一次談話中，已經耄耋之年的費孝通提到：
目前，中國有兩個問題：一個是工業到農村里面去，成為鄉鎮企業。一個是農民出來到工廠里面去，成為城市工人。這兩個過程是很有意思的，這是中國的一個大轉變，真正社會的轉變就是人的轉變嘛。許多在西方已經看不到了的事情，在中國還存在。只是中國更復雜一點，前現代的問題還沒有解決，現代問題和后現代的問題卻已擁上來了。(費孝通、方李莉， 2000：13)
正是對后一個問題的關心，使得費孝通充滿惋惜地想起了他在六十年前所指導的昆廠研究：
本來我剛開了一個門， 想從中國最早的工業化，也就是農民怎樣變成工人開始研究，我想跟上去，讓史國衡繼續做下去。但后來他到美國去念書了，回來后，抗戰勝利了，他也不繼續搞了， 再后來他到清華去搞事務工作了。這個研究就沒人搞了，就中斷了。如果這個研究一直進行下去，到現在就很重要了。很可惜這項研究成了中國的空白，這是一個損失。現在沒人做這件事了。(費孝通、方李莉，2000：12)
耐人尋味的是，費孝通在這里用了“中斷”一詞。有人可能會覺得奇怪，農民工研究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直是國內社會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領域，這方面的著作、文章可謂汗牛充棟，那么為什么費孝通卻認為這個研究傳統中斷了呢?如果聯系到前面所引的那一段話，我們可能就不難理解了。在費孝通看來，農民成為工人的過程是一個“人的轉變”的過程(《昆廠勞工》的副標題即“內地工業中人的因素”)，昆廠研究所關切的正是進入工廠的農民如何在其中能夠“安心”、形成人與人之間的契洽關系，從而構成社會團結的基礎。這樣一種問題意識在當代的勞工問題研究中卻似乎很少能夠見到了。這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如果能夠重新找回“人心”和“團結”的維度的話，那么，我們對于轉型時代的某些勞工現象或問題的解釋，可能就會更加有力和深入。
聞 翔：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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