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世紀30-40年代的鄉村建設運動，在當事者看來“無疑地形成了今日社會運動的主潮”。即使在今天的研究者眼中，它也是“中國農村社會發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社會運動”，并認為對今日的農村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甚至有學者模仿當年的做法開展新鄉村建設運動，試圖為當代的“三農”問題求解。那么，發生在上世紀初的鄉村建設運動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0 世紀前半葉的中國，農業生產手段落后，生產水平低下，農民生活不能溫飽，無法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和醫療保健，身體病弱，文化落后。尤為嚴重的是，20-30年代的中國農村，遭遇了一連串的天災人禍。國家政治秩序動蕩，軍閥戰亂頻繁，匪患遍地，廣大農村不斷成為內戰的戰場和土匪侵擾的對象;水旱災害頻發，受災面積廣闊，受災人口眾多。在外部環境中，20年代末的世界經濟危機深度波及在世界經濟體系中處于弱者地位的中國，由于我國的進出口結構以出口農產品和工業原料、進口工業成品為特點，本來就不堪一擊的小農面臨深淵，受此打擊造成農村“破產”。大量農業人口因戰亂和災荒而損失或者流離失所;農產品滯銷、價格慘跌，并致土地價格下跌;農村金融枯竭，農民購買力下降，負債比例和幅度上升;農民離村率上升，土地拋荒現象嚴重。與經濟落后相伴而生的，是文盲充斥、科學落后、衛生不良、陋習盛行、公德不修等不良現象。正是在這樣的現實背景下，救濟農村、改造農村逐漸匯集成一股強大的時代潮流。
上世紀30年代初的中國，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80%以上，國民生產總值中農業所占比重高達61%，其中尚未包括農村手工業，如果考慮手工業，農業所占比重達到90%。學者們看到這種情況，認為“國民經濟完全建筑在農村之上”。具有濃厚西方文化背景的民國時期的文化名流們，最終選擇以農村為工作對象，開展了轟轟烈烈的鄉村建設運動(簡稱鄉建)。鄉建運動的主要內容與代表人物大致如下：
第一，從掃盲開始的鄉建運動。當時有學者認為，鄉村之所以落后，是因為農民不識字，沒有問題，鄉建必須從文化掃盲開始。晏陽初領導的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平教會)就是其典型的做法。晏氏認為，中國的大患是民眾的貧、愚、弱、私“四大病”，主張通過辦平民學校對民眾首先是農民，先教識字，再實施生計、文藝、衛生和公民“四大教育”，培養知識力、生產力、強健力和團結力，以造就“新民”，并主張在農村實現政治、教育、經濟、自衛、衛生和禮俗“六大整體建設”，從而達到強國救國的目的。中國傳統文化有形的根——鄉村和無形的根——“做人的老道理”在當時尚未遭受重創，因此恢復鄉民傳統文化，必須從識字教育開始。按照他的設想，在河北正定開展了鄉建運動實驗。該實驗得到國民政府民政部次長的肯定，并決定將晏陽初的經驗向全國推廣，設立了鄉村建設育才院，在中國各省劃出一個縣進行鄉村教育試點，期間先后成立了定縣實驗縣、衡山實驗縣、新都實驗縣和華西試驗區等鄉村教育實驗區。
第二，以鄉村為出發點新政治習慣運動。在梁漱溟看來，民國以來的“政治改革之所以不成功，完全在新政治習慣的缺乏;要想政治改革成功，新政治制度建立，那就非靠多數人具有新政治習慣不可”。而新政治習慣的培養，“天然須從鄉村小范圍去作”。作為文化保守主義者的梁漱溟，強調鄉村的重要性在于有良政，據此他領導團隊在山東鄒平開展了一鄉村新政為主題的鄉村建設運動。具體措施是建立以“鄉農學校”為核心的“行政教育合一”的鄉村基層組織，普遍推行“新鄉約”。在經濟上，試圖建立社會化的新經濟結構，實行“合作經濟”，推廣農業科學技術。梁氏試圖從社會的最基層入手，建立一個以中國固有精神為主，吸收西方文化長處的新的社會組織，從而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的院務組織有教務處、庶農處、圖書館、鄉村書店、招待所、農場、梁鄒美棉運銷合作社、莊倉合作社、衛生院、鑿井隊等。
第三，從推廣工商職業教育開始的鄉建運動，如黃炎培領導的中華職業教育社。1917年，由中國著名教育家、愛國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聯合蔡元培、梁啟超、張謇、宋漢章等48位教育界、實業界知名人士在上海發起創立中華職業教育社。創立之初，以倡導、研究和推行職業教育，改革脫離生產勞動和社會生活的傳統教育為宗旨，提出職業教育的目的是“謀個性之發展，為個人謀生之準備，為個人服務社會之準備，為國家及世界增進生產力之準備” “使無業者有業，使有業者樂業”。黃炎培為此進行了不懈努力，成為中國近代教育史上改革的先行者。
第四，以政府力量推動的鄉村自治運動。20世紀30年代，南京國民政府在位于其統治中心地帶的江寧縣開展了一場鄉村治理變革，以完成國民黨訓政時期的政治目標。江寧實驗縣的目標是建成一個完全自治的縣，在自治名義下對區鄉行政制度重新規劃。他們所著眼的并不是自治事業的發展，而是政府政令的有效傳達以及行政效能的增加。改組保衛團與整頓警政，其意更在直接加強對鄉村社會控制。之所以進行上述改革，是因為當時的地方社會，在很大程度上脫離了中央政府掌控，各種地方勢力紛紛爭奪對地方社會控制權。在江寧鄉村自治實驗中，區鄉基層行政制度得到重新構建，縣以下的基層行政組織得到進一步完善;賦稅征收制度的改革進一步增強了政府的力量;保衛團的改組和警政的整頓雖不能徹底根除地方勢力。雖然實驗縣對于控制的目標過度關注，但實驗縣同樣也意識到了單純強調官治式的控制不合時宜，因而也投入大量的精力致力于鄉村社會發展。然而，江寧實驗畢竟不能脫離官僚資本的控制，所能達到的控制和發展程度也是有限的。
第五，以農民自衛為出發點的鄉建運動。一些有識之士對土匪禍亂懷有切膚之痛，因此提倡以農民自衛為出發點，建立地方武裝，保護家園，發展經濟。該實驗以彭禹廷領導的鎮平自治為典型代表。民國匪患是舉世聞名，在這樣的政治環境中，民不聊生是難以避免的，有行伍背景的彭禹廷提出了地方自治主張。1930年9月，河南內鄉縣民團首領別廷芳，聚首內鄉縣城，一致接受彭禹廷地方自治主張，決定成立宛西四縣地方自治委員會和宛西四縣聯防辦事處，推舉彭任主任。彭禹廷把《三民主義》縮小為“自衛、 自治、自富”的“三自主義”。大刀闊斧實施地方自治，分批訓練小學教師，成立各級息訟會，平均田賦，減輕窮人納賦負擔，大興實業，修筑公路，興修水利，禁煙，禁賭，控制物價，發展教育，創設西醫院，建立養老院等。彭禹廷的自治之舉，觸犯了國民黨地方當局及土豪劣紳的利益，他們出巨資賄買其侍衛人員，殺害了彭禹廷，所領導的鄉建實驗因此而失敗。
第六，以農業傳教和學術研究為背景的鄉建運動。金陵大學、燕京大學等學者，在江蘇開展了新品種改良與引用。在文化上，他們認為鄉村是中國文化之本，西方的可取之處“團體組織”、“科學技術”要嫁接在鄉村這棵老樹上，才能發榮滋長。該類實驗具有基督教背景，由西方人成立的基督教大學如金陵大學、燕京大學、齊魯大學等，其學校的教授自然受其影響。當時的傳教士除傳播西方宗教，還傳播具體的產業知識，農業傳教士即為其一。以農業傳教士較為集中的金陵大學農學院為重點，農業傳教在上世紀20年代成為基督教的一項重要事業，通過農業傳教，他們在作物改良、防災、農民合作、農業展覽會、農民夜校等鄉村建設中獲得了一定的影響力。基督教鄉村建設選擇了三個不同類型的鄉村，作物實驗區，分別是華北的樊家莊、華東的淳化鎮以及江西的黎川。
據統計，20世紀 30年代全國從事鄉村建設工作的團體和機構有600多個，先后設立的各種實驗區有1000多處。1933年7月、1934年10月、1935年10月，從事鄉村建設的主要團體代表分別在山東鄒平、河北定縣和江蘇無錫召開鄉村工作討論會，交流經驗，討論問題。參加會議的團體數，由35個增加到76個和99個，出席會議的代表由60余人增加到150人和170余人，可謂規模盛大。
盡管學者們開展的鄉建運動出發點不同，但都有共同的特點即書生氣十足，不太接地氣。人們一旦從各自的入手點開始工作，就會發現鄉村社會中各種現象都是相互聯系的，要想改變鄉村面貌，必須尋找綜合解決方案。如掃盲識字的農民張三，卻發現自己仍然與隔壁的“瞎子”李四一樣貧窮;政治上的自治組織建立之后，還要培養公民意識;優良動植物品種引進后，如果沒有代表農民利益的銷售渠道，就很難獲得增值;而如果不進行衛生保健方面的改良，其他工作都要受到極大的影響等。
發生在上世紀初的鄉建運動，還是改良主義為特色的，在“三座大山”壓力之下，在國將不國的前提下，沒有徹底的革命是不會成功的。鄉村建設運動的出現，不僅是農村落后破敗的現實促成的，也是知識界對農村重要性自覺體認的產物，兩者的結合，導致了領域廣闊、面貌多樣、時間持久、影響深遠的鄉村建設運動。這場運動盡管出發點是好的，但相對于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所起的作用畢竟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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