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取消農業稅前，鄉鎮為了調動村干部協助完成“收糧派款、計劃生育”任務的積極性，一般都會給村一級較大自主權，尤其是給村一級一定搭車收費及處分集體資產的權力，結果就是，村干部有了自主權，村干部很快就借完成國家任務的名義加重農民負擔，變賣集體資源，高息借款上繳國家稅費任務并從中謀取好處。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短短幾年時間，農村基層社會亂象叢生，農民負擔沉重，干群關系緊張，村級債務爆炸性增長，三農問題驟然成為黨和國家不得不直面的“重中之重”的嚴峻問題。
取消農業稅以后，國家不再向農民收取稅費，強制性計劃生育工作也告一段落。國家不向農民收取稅費，鄉鎮也就不需要村干部協稅，鄉鎮也就不用讓度利益來調動村干部協稅積極性了。鄉村干部不向農民收取稅費，也就不必與農民“打成一片”，挨家逐戶上門收錢，農戶也就沒有機會在鄉村干部來收錢時提出自己的訴求，并威脅若來年上級仍然不能解決抗旱問題他們就不繳稅費。農民失去了脅迫鄉村的手段，鄉村干部也就懶得在冬季組織農民冬修水利。如此一來，取消農業稅以后，鄉村之間以及鄉村與農戶之間的關系出現了“懸浮”狀態，農民生產生活基礎設施的內生建設能力大幅度下降。
取消農業稅后不久，國家開始加大向農村轉移支付力度。因為不信任鄉村干部，國家向農村轉移資源大都不通過鄉村兩級，而是通過條條主導，項目制或者一卡通將資源直接轉移到農村，前者如各種惠農項目：土地整理、小農水、鄉村道路建設等，后者如農業綜合補貼、農村基本養老保險、農村新型合作醫療等等。
隨著國家越來越多向農村轉移資源，有些資源就非得經過鄉村干部之手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2008年在全國農村推開的農村低保制度。所謂農村低保，就是凡是家庭人均純收入低于當地最低生活保障標準的農戶就應當成為低保戶，獲得最低生活保障的收入“補差”。不過，因為農民收入本身很難統計，哪一戶農戶收入低于當地最低生活保障標準需要經過評定或社區瞄準，這其中村干部就有很大自主權。加之低保資金來自國家，不是由村民籌集，村民就不是那么關心低保本來的目的。結果，在全國農村普遍出現了低保的亂象，典型是各種“關系保”、“人情保”、“維穩保”的出現。全國普遍出現了開豪車吃低保的不正常情況，引發強烈社會情緒。2016年前后進行大數據比對，很多地方竟然有一半左右低保戶不符合條件，被剔除出去。
國家向農村轉移資源越多，越是要考慮資源使用的安全和效率，也就越是要制定嚴格的使用資源的規范與程序，也要有更多的督查。為了更加規范地使用國家資源，越來越多復雜制度出臺，典型就是河南鄧州發明的“四議兩公開”制度，主要就是為了防止低保評定中的“關系保”和“人情保”。2015年開始農村精準扶貧，為了防止扶貧資源的濫用，國家開始對每一個貧困戶建檔立卡并在此基礎上建立全國扶貧信息系統，對資源使用進行嚴格管理。
取消農業稅前，村干部是不脫產干部，拿誤工補貼，誤工補貼由向農戶收取的“三提”來負擔。取消農業稅后，國家為村一級提供村干部報酬和基本辦公經費。最近幾年，越來越多國家資源輸入農村，為了規范資源使用，村干部工作也越來越繁重，程序也越來越規范。最近幾年，國家要求農村建立服務型基層組織，要“辦事留痕”，村干部越來越脫產化、正式化、坐班化，之前村干部的誤工補貼也越來越工資化了。而村干部工資發放水平及結構也越來越由鄉鎮考核評定，甚至村干部工資中的一半是績效工資，由上級依據村干部完成上級交辦任務情況進行評定。
在基層治理現代化村級治理規范化的名義下面，當前全國農村村干部的主要工作都用于應對上級要求，填報數據、整理資料、應付上級督查占據了村干部主要工作精力與時間，真正為農民服務越來越少，村干部成為了鄉鎮的下級，村委會成為鄉鎮政府派出機構，喪失了自身活力。
給村干部一定的自主權
二、
當前中國農村，村一級顯然缺少自主性與活力，缺少真正滿足農民需要回應農民訴求的能力，而變得越來越脫離農民了。大量國家資源輸入農村，農村活力卻在下降，農村基層治理出現了內卷化的危機。
造成當前農村治理危機的一個原因是上級不相信村干部，為了輸入農村資金的安全有效使用，而對資源使用進行了嚴格的程序的形式的過程的管理。村干部每使用一筆自上而下轉移資源，就要完成巨大的程序性的形式主義的證明自己合理合法合規使用資源的辦事留痕工作，就要應付幾乎是無限的上級督查，就要按照上級要求但未必符合本地實際的方式來開展工作，比如上級要求村干部每天必須坐班，而實際坐班時間幾乎沒有村民來找村干部，反而半夜三更出現突發事件而到村干部家中找人了。
中國農村地域廣大，不同地區情況千差萬別，雖然國家自上而下向農村輸入的資源是一樣的，如何有效使用，如何與農戶結合最有效則是有差異的。借自上而下資源輸入而“一刀切”地要求村級治理規范化甚至正規化，就會在農村造成極大的不適應。為了國家輸入農村資源的安全而制定出各種細致具體的限制性規范和對村干部過高工作要求，就會造成村干部工作中的形式主義和體制的僵化。國家資源輸入越多農村基層治理活力越是不足，基層治理越是無法滿足當地農民訴求。
農村社會本身十分復雜，農民利益訴求十分多樣，農村具有低利益密度和事務發生低頻次特征。過于規范就會限制村干部的主體性與主動性，村級治理就缺乏活力。當前國家資源下鄉背景下面，國家對基層治理的規范化尤其重在過程管理，重在防小防早，甚至可以說是窮盡了所有防止村干部濫用資源的手段?，F在的問題是對村干部限制太多太死，村級組織就喪失了活力，沒有了主體性和主動權，也就無法有效應對農村社會各種不規則的偶發的細小瑣碎事務。
這個意義上講，當前中國基層治理收得太緊、管得太死，出現了較為普遍而嚴重的“一收就僵”的問題了。
解決“一收就僵”的辦法就是再放一放，松松綁，給基層一定的自主權，尤其是給村一級一定的自主權。至于基層干部有了自主權就亂作為，甚至腐化貪污，則可以再收一收，再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和具體解決。
三、
基層治理中的原則是，一方面必須將基層干部的權力關進制度和規范的籠子里，另一方面，這個籠子又必須要有一定的自由空間，讓權力能夠有一定行使的主動性、積極性和靈活性。在資源輸入農村的背景下面，國家對基層干部尤其是村干部，一方面要通過制度防止村干部小微權力的腐敗，一方面無論多么嚴苛的制度都不可能防范一切腐敗。這就好比防火一樣，無限多么嚴密的防火措施都無法預防所有火災，所以還要有一個救火的設計。以絕對不發生火災為目標的防火措施，其成本可能會高到無法承擔。所有防火措施都不是絕對的，都還要考慮萬一發生火災了，就要配以救火系統。同樣，我們一方面要防止村干部等小微權力腐敗，另一方面也不能因為這個防范而將村干部所有自主性的權力都限制住，而應當讓村干部有一定自主行使權力的空間。如果村干部自主行使權力時謀取私利，可以出現一例查處一例，就如救火系統一樣。在防止村干部小微權力腐敗與保持基層社會活力方面，正如防火與救火一樣，要有一個互補與平衡，不能絕對化。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