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5年春節的《王磊光：一位博士生的返鄉筆記》到2016年春節的《黃燈：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每年春節都有各種各樣的爆款“返鄉體”引起大眾熱議。
在中國崛起背景下，這些飽含鄉村情懷的返鄉故事，對于提醒人們注意城鄉問題起到了不小作用。但也有人認為“返鄉體”是片面的，不能說明農村的真實情況，故事只是一時一地的孤立事件，不能代表農村情況。有媒體拿出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農業與農村委員會主任委員陳錫文去年接受《南方都市報》采訪的一篇報道來企圖歡呼出農村的真實樣貌。
陳錫文認為，中國農村還有5.7億人，判斷鄉村情況要靠科學統計而不是返鄉故事。文中列出關于留守兒童和空心化的統計標準來描述“客觀全面”的農村基本狀況。
那么，這些科學的統計數據能否說明真實的農村情況?這些科學統計的標準是否合理?科學統計和返鄉故事哪個能呼喚出真實的鄉村情況?
科學統計科學嗎？
在陳錫文的采訪中，我們可以看到幾個數字統計：
“比如留守兒童問題，最近很多文章還是說中國有5000多萬、甚至6000多萬留守兒童。其實這個數據經過嚴格調查已經更新了，目前數據是902萬留守兒童。”
為什么有這個變化?陳錫文表示：口徑做了調整。具體來說，在2016年之前，在官方統計中，對留守兒童的定義是“父母一方外出務工、不滿十八周歲”。而2016年2月發布的《國務院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中，留守兒童的定義改為“父母雙方外出務工或一方外出務工另一方無監護能力、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
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資料樣本數據顯示，全國農村留守兒童已達到6102.55萬，占全國兒童的21.88%。民政部在2018年10月30日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8月底，全國共有農村留守兒童697萬人。
不到10年的時間里，中國農村留守兒童數量呈現斷崖式下降。其中原因不是這些留守兒童的問題得到了解決，而首先與對留守兒童的定義發生變化有關。
還有，陳錫文文中提到的空置率：
再比如“空心化”，以往人們認為房子沒人就是空心化，最近國家電網公司做一個統計，從每戶電表數據來看，一年一戶用電量不超過20度認為是“空置”。算下來，2017年，大中城市房屋空置率是11.9%，小城市房屋空置率13.9%，農村房屋空置率14%。農村房屋的空置率比小城市房屋空置率，僅僅多0.1個百分點，為什么就被炒得那么兇?
一年一戶不超過20度電是什么概念?就是號稱一晚一度電的格力空調也只能用20天。我們過年回家在家隨便待幾天用的電遠遠不止20度，那么，只有過年回家待幾天的房子算是“空置”嗎?
這樣的標準是科學合理的嗎?如果這是經過實際社會調查過后符合農村實際情況的修改倒也無妨，就怕這只是為了讓這個數字急速下降的把戲。
做農村調查的典型就是毛主席。毛主席留下了大量詳盡的調查筆錄和他自己整理的調查報告，這些調查報告是他了解農村實際情況的基礎。
“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做領導工作的人要依靠自己親身的調查研究去解決問題”，“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毛主席一生對調查研究極為重視，他本人是個調查研究高手。
從早期的《尋烏調查》到延安時期編印了《農村調查》，整個革命戰爭期間，由于毛澤東大力推動全黨搞調查研究等一系列活動，黨的整個作風得到了根本好轉，我們黨也才能真正擔負起民族獨立解放的歷史重任。新中國成立后，為了全面探索社會主義建設規律進行“十大關系”調查;60年代，為了正確認識客觀實際并對國民經濟進行調整，在三年困難時期派身邊工作人員回鄉調查。可以說，毛主席的一生都在踐行調查研究，用實地的群眾調研作為調整方針政策的事實基礎。
而在主席去世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們的數據統計是否來自于詳細的群眾調查呢?
2018年初，內蒙古和天津濱海區主動為GDP“擠出水分”，一時間引起多方討論。在國新辦發布會上，國家統計局局長寧吉喆表示，中國的統計數據和統計核算制度不因為少數地方、企業或單位的數據真實性問題而受影響。數據的真實性竟然不影響數據統計和核算制度，不禁讓人發出疑問。
2018年以來，關于精準扶貧變成“精準填表”的報道更是滿天飛。新華社也多次否定這種搞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的扶貧方式。而這種不當方式仍然大量存在在現實當中，不少基層干部叫苦不迭。而關于貧苦人口和扶貧工作成效的“科學統計”就來源于這一張張表格，這樣的“科學統計”科學嗎?
最近更是有貧困戶家里有價值38萬元的鋼琴的新聞，在干部慰問困難群眾的家里發現紅木家具的新聞，農村低保戶被爆出開豪車等諸多令人難以置信的新聞。
離開了扎實的群眾調研，這樣搞出來的“科學統計”科學嗎?
不知道陳錫文所說的關于農村情況的科學統計是毛主席式的群眾調查研究還是“精準填表”式的形式主義、官僚主義?
返鄉故事為什么年年紅？
伴隨著互聯網和自媒體的興起，這是一個人人發聲的時代。人們對曾經的課本話語、CCTV、XX日報已經產生越來越多的質疑。人們首先信的是自己看到的事實，人們有了更多的自我表達渠道和愿望，原子化敘事成為當今的潮流。
比如最近很火的“兩開花”這個梗。“六學”為什么能引起熱議，六小齡童為什么能被捧上神壇又被群嘲?從前的文藝作品要為工農兵服務，現在的文藝作品為資本服務，這勢必會出現個人英雄主義的興起，本是集體主義結晶的《西游記》變成了六小齡童個人的狂歡。六小齡童想構筑自己權威、光輝、高大的形象，一方面有網友迎合，另一方面也逃不過網友的火眼金睛。
再比如去年年初，“佛系青年”詞條刷遍朋友圈，火遍網絡。“佛系青年”能火起來就是因為這個詞映照了當下時代青年人的原子化特點。這些青年人崇尚一切隨緣、不苛求、崇尚得過且過、不太走心的活法和生活方式。
曾經，中國城市以單位為基礎，以大型國有企業職工為代表，城市居民過著高度集體化的生活，而中國農村也在農村合作社的組織下保持相對穩定的社會結構。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有企業的數次改制導致城市大集體逐步被瓦解，農村土地制度改革使原本占據中國絕大多數的鄉村也變換了模樣。城市中短期雇傭也在取代長期雇傭成為勞動關系的常態，城鄉二元結構逐步被打破，大量農民出走鄉村變成農民工。原本有集體保障的城鄉居民開始逐漸走向原子化狀態，變成一個個背負著房貸壓力、工作指標考核、父母養老、子女教育、醫療費用等好幾座大山的氣喘吁吁的個體。
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返鄉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表達了大家在從城市回到農村老家后發現的各種問題。在轉型的過程中，不管是鄉村還是城市，都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問題，經濟上的分化愈加明顯，文化上的糟粕也在集體文化缺失的情況下都死灰復燃。以幾個博士生為代表的知識分子的率先發聲，這實際上彌補了以中老年人為主體的農村主力很難在這個互聯網時代占據一席話語權的缺失。隨后又越來越多的返鄉日記，從各個角度訴說自己在家鄉看到的事情。
不管是對糟粕習俗的揭露還是滿懷深情地指出農村的種種問題，這些返鄉故事能引發大眾對于農村的關注，能引起大眾對農村的廣泛討論，這是之前未曾出現過的情況。雖然個人的發聲仍然處于原子化敘事范疇里，但廣泛地討論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描摹出真實情況的模樣。
原子化時代呼喚集體回歸
當我們把返鄉故事提到的各種問題推給法律與社會秩序、推給社會的時候，你會發現這些跟自己切身相關的問題個人毫無辦法，這是為什么呢?有些問題有些困境不能靠原子化的個人來解決，必須要團結起來、聯合起來才能夠解決。
在農村問題當中，原子化的個人解決不了的問題有很多，最典型的就是水利問題。放眼現在的農村，許多水庫沒有人管理、維護，稱為病庫、險庫，許多溝渠被堵塞、填埋，許多農民只好望水興嘆。這樣的工程不是一家一戶單打獨斗就能完成的，必須要依靠組織起來的力量。
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是怎樣解決水利問題的?就是依靠農民組織起來的辦法。主席用人民戰爭的方法和氣概，號召、團結并依靠人民群眾，治理江河、修建水庫、開挖溝渠。保守的數據表明，全國共修建水庫8萬多座，新建人工河道近100條，新建萬畝以上的灌區5000多處，并基本解決大江大河的洪澇災害問題。這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的偉大成就。中國人民創造的這些奇跡，直接價值超過200萬億元。
再比如在很多返鄉故事里都提到的大病無望的醫療難題面前，個體的力量更顯微弱。人們紛紛選擇眾籌的方式想要團結起大眾力量共渡難關。而在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就提出要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赤腳醫生”更是毛主席直接催生出來新生事物，“赤腳醫生”所代表的農村合作醫療是毛澤東時代一項卓有成效的民生工程。依托當時的農村組織，培養農民自己的醫生，惠及無數農民。也正因此，人們至今仍然對它難以忘懷，時常有網友回憶當時赤腳醫生的點點滴滴。
在越來越多的原子化敘事的拼圖中，由于本質的缺失，人們看起來是各說各話，但越來越多的個體敘事會逐步走向集體主義的回歸。真正要解決農村的社會問題，需要的不僅是個體的覺醒，更是集體力量的覺醒。
最后，我記得切格瓦拉說過：“我們走后，他們會給你們修學校和醫院，會提高你們的工資，這不是因為他們良心發現，也不是因為他們變成了好人，而是因為我們來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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