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在減貧與發(fā)展高層論壇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曾承諾，到2020年，中國七千多萬貧困人口要全部脫貧。而在貴州的一個小村莊塘約村，短短三年間就發(fā)生了奇跡。這個村子究竟發(fā)生了什么?為何明明踏出一條脫貧道路，卻又有一些人橫挑鼻子豎挑眼?塘約經驗是否具有復制性?塘約村脫貧的秘籍究竟是什么?《世紀大講堂》揭秘塘約經驗。
一、塘約村的美麗嬗變
塘約村，位于貴州省安順市平壩區(qū)，面積5.7平方公里，耕地面積4881畝，11個村民組，總人口921戶3393人。2013年塘約村還是全省最貧困的村子之一。
這個村莊在2013年的時候，還是全省最貧困的鄉(xiāng)村之一。那么為什么聚焦它?首先，這個村莊它有普遍性，也就是它較好地解決了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背景下公平和效率的關系。同時，這個村莊它有探討性——有人認為它動搖了家庭承包經營的祖宗之法;也有人認為它的經驗不好復制、很難學習;甚至還有人認為，塘約村能有今天，是得益于2014年6月那一場大洪水之后國家的投入。那么塘約村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村莊呢?它有著怎樣的“前世今生”?又有著怎樣的美麗嬗變呢?
2014年6月洪水之前的塘約村是怎樣一個狀況呢?首先，農民收入很低，不到4000元;貧困人口很多，有貧困戶138戶600人;農村的“三留守”現象(指留守老人、留守婦女、留守兒童)也很突出，村莊空心化也很嚴重。這個村莊有3393人，外出打工的，最多時候就有1100多人。這是什么概念?也就是說，每3個塘約人就有1個外出打工，而且絕大多數還是青壯年。
同時，這個村莊的集體經濟很弱，弱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個空殼村，集體是沒有積累的。于是，村干部也沒有威信，說話沒有人聽，做事沒人跟，也沒人愿意當村干部。而村民是怎樣一個狀況呢?村民都想當貧困戶，都想當低保戶。為什么呢?因為戴著這頂帽子有好處，這頂帽子冬暖夏涼。另外，亂辦酒席了，鋪張浪費了，很多村民因為這人情支出是不堪重負、苦不堪言。
這個村莊的環(huán)境也很差。種地是不賺錢的，三分之一的耕地是撂荒著的，特別是2014年6月那一場洪水對這個村莊打擊巨大——莊稼沒收成了，房屋被淹沒了，道路也被沖毀了。
然而就在不到三年的時間里面，這個村莊發(fā)生了一個巨變：村莊變美了，老百姓的收入提高了(增加6000多元、突破了10000元)。如果我們用“農民富不富、村莊美不美、風氣好不好”來看昨天的塘約和今天的塘約，我們就會深深地感到昨天的塘約是農民不富、村莊不美、風氣也不好。而今天的塘約呢?農民富了、村莊美了、風氣也好了、集體也強了。它的集體經濟從空殼到了200萬元，這一下，現在村干部說話威信來了，農業(yè)產業(yè)示范園也建起來了。那么集體合作社內部，它組建了建筑公司，還有運輸公司、勞務輸出公司，讓全村的勞動力充分就業(yè)。
我問過塘約村總支書記左文學：你這個村莊，1100多個外出打工的人都回來了，那么你這個村莊的將近5千畝土地，能夠消化這1100個勞動力嗎?村支書左文學說不能消化。全村將近5000畝土地只需要100號勞動力，1100號勞動力減去100個還有1000號。怎么辦?他說就是組建公司。我們要特別注意的是，塘約村組建的這個公司，它和現階段農村農民的勞動力素質是相適應的。建筑公司也好，運輸公司也好，勞務輸出也好，這些都是農民一干就會、一學就成。如果說他選擇的產業(yè)不當，那么可能效果也不會有這么好。
二、塘約經驗
2018年9月21號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體學習的時候，習近平總書記說要把好鄉(xiāng)村振興戰(zhàn)略的政治方向，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性質，發(fā)展新型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塘約村走的正是這樣一條道路，那么塘約經驗它的核心要義到底在哪兒?關鍵在于它抓住了農村改革這個“牛鼻子”，根本在于它有一個好的基層黨組織。這就是塘約經驗的核心要義，具體有以下三個特點。
第一，抓農村產權制度這個基礎性的改革，做好了“地”的文章。實行七權同確，讓分散的資源聚集化、模糊的產權清晰化、集體的資產市場化;同時，壯大集體經濟，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
第二，抓農業(yè)經營這個關鍵性改革，做好了“錢”的文章。組織老百姓合股聯營，豐富和完善雙層經營“統(tǒng)”的功能，推進農民由“分”到更高層次的“合”。
第三，在讓農民獲得持續(xù)穩(wěn)定的收益同時，抓鄉(xiāng)村治理這個保障性的改革，來做好“人”的文章。優(yōu)化“黨總支+支部+黨小組”的鄉(xiāng)村治理結構，在黨的領導下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從而推動村民抱團發(fā)展、抱團致富。出臺了《紅九條》，促進村莊有好的風尚。
那么就讓我們一起走進塘約村，繼續(xù)觀察一下塘約村產權制度改革的四步曲。
第一步，摸清家底、確權頒證。通過精準丈量、“七權”同確來摸清家底，同時通過“確權議事會”來化解鄉(xiāng)村在土地確權當中面臨的矛盾和一系列的問題。
第二步，盤活資產、折價入股。一個表現是土地入股，全村4881畝土地全部入股，募集股東921戶，股權總數5230股;再一個是體現在水權的入股上，28處小型水利工程評估1542萬元。然后金土地集體合作社與農村信用社共同構建了一個“3+X”支農扶農信貸新模式，提供抵押、擔保貸款。“3+X”：“3”指農村信用社、村委會、金土地合作社，“X”指公司、合作社、專業(yè)大戶等主體。
第三步，戶戶入社、戶戶帶股。村支兩委與合作社是三塊牌子、一套人馬;按田每畝700元、地每畝500元、坡耕地每畝300元計算，每500元一股入股;接受國家財政直接補助和他人捐贈形式的集體資產，平均量化到每個成員;民主管理，建章立制——建立股權管理制度、股東個人檔案，發(fā)放股權證書。
第四步，集體經營，防范風險。集體合作社形成土地流轉中心“1+6”一體化服務體系，實行資金統(tǒng)一核算、土地統(tǒng)一規(guī)劃、農產品統(tǒng)一銷售、紅白喜事統(tǒng)一操辦以及從每年的利潤分紅中抽取20%作為村級金融擔保基金。同時，內部組建了運輸公司、建筑公司等實體，培訓200多名駕駛員、800多名其他技術人員并就地就業(yè)。
三、一個平臺：村社一體
我們認為，塘約村的“村社一體”是一種新型的村集體組織，其特征就是，在黨的領導下，堅持農村土地的集體所有制，以自愿互利為原則，實行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相結合，實行“合作社30%、村集體30%、村民40%”的分配機制。
這個村社一體平臺搭建以后取得了什么效果呢?我們從幾個方面來進行一個觀察。
第一，農村“三留守”、空心化問題解決了。2014年2月，我第一次走進塘約村的時候，它還是一個貧困村。當天我見到了一男一女兩個孩子，大的是女孩，大概有十來歲，小的是男孩，大概有四五歲。他們兩在村頭瞭望，我起初以為他們是什么東西掉了、在找什么東西，于是我走近和他們交談。他們告訴我不是在找東西，而是在等他們的爸爸媽媽回家。他們說爸爸媽媽到廣東打工去了。我問是今天回來嗎?那個大的女孩說不知道，反正要過年了，應該就是這兩天要回來了。當時我的眼淚差一點就下來了。
第二，老年農業(yè)、婦女農業(yè)的狀況改變了。我在貴州遵義播州區(qū)調研的時候，合作社有一個負責人跟我說：現在干農業(yè)的是一些什么人啊，一二十歲不想干，二三十歲朦朧干，三四十歲勉強干，五六十歲拼命干。自從塘約村搭建村社一體的平臺后，土地撂荒的難題消化了，村民的就業(yè)充分地實現了，人回不去、資本又進不來的這個矛盾也解決了。
第三，塘約村“村社一體”平臺的搭建也實現了多贏。群眾有了監(jiān)督的興趣，黨組織和共產黨員有了發(fā)揮作用的陣地，合作經濟有了聚合人心的平臺，小農戶也有了對接現代農業(yè)發(fā)展的介面。
四、大膽探索，多元發(fā)展
通過“村社一體”，集體想“統(tǒng)”無抓手、農戶單干無出路的狀況改變了，土地向集體合作社流轉、合股聯營從而實現價值，更進一步形成了“規(guī)模牽引——產業(yè)牽引——技術牽引——人才牽引——開放牽引”的模式。
塘約人能夠成功，就在于抓住了改革的“牛鼻子”，也就是農村產權制度改革。那么說一千道一萬，它就是一個改革的經驗，各地的情況是不同的，應該引進、消化、吸收、再創(chuàng)造。所以，我們要大膽探索，差異化、多元化發(fā)展，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真正地把中央的精神具體化、外地的經驗本地化、本地的做法特色化。我們才能夠結合實際，推動我們農村經濟社會發(fā)展、不斷邁上新臺階。
(本文是根據貴州省委黨校副校長羅凌的演講整理而成，葉方青轉載時略作改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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