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給農村的經濟社會帶來巨大的變遷，農民的物質生活獲得了極大的提高。與此同時，農村的經濟社會結構也發生嚴重的分化。社會結構的階層化和利益關系的市場化使得中國的社會管理面臨新的挑戰。早在上世紀90年代，陸學藝就指出：“目前中國的農民實際上已經分化成若干利益不同、愿望不同的階層，而且正在進一步分化之中。” 農村階層分化使農村社會成員的利益主體和利益來源多元化、利益關系復雜化、利益矛盾明顯化， 形成了極其復雜的利益新格局和社會矛盾新體系，對社會利益協調和人民內部階層矛盾的處理提出新的挑戰，如若處理不當，階層矛盾就可能演變為社會沖突，危及社會和諧發展。
不過，既有研究更多關注的是階層分化過程中引發的利益矛盾，事實上，隨著農村的經濟分層、政治分層與社會分層高度重合，農村階層分化所產生的政治社會影響遠不止于利益層面，而是日益覆蓋生活層面，形成全方位的影響。換句話說，中國農村階層分化所形成的政治社會后果開始從利益政治向“生活政治”蔓延。這種“生活政治”指的是政治權力和政治意志在日常生活中的泛化、日常生活被提升到政治層面予以解讀的一種范式，它的展現路徑往往是“政治生活化”與“生活政治化”，前者將政治滲透到日常生活中，后者將日常生活轉化為政治。
富人治村：村莊經營下的利益政治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民營經濟在沿海發達地區的勃興，先富能人當選村組干部成為農村一道常見的政治風景。從1993年開始，浙江、重慶、吉林、山西等地在農村選舉過程中，一些先富裕起來的私營企業主、個體工商戶以及養殖業大戶積極參加競選，他們以較強的致富能力影響選民的投票意向，甚至還以承諾和捐贈的形式贏得多數選民的支持而當選。2005 年以來， 先富能人參政的跡象更加明顯，鄉村新富階層通過政治民主的競選方式走上了政治前臺。其中最典型的當屬浙江地區，在2005年浙江省村委會換屆選舉中，由先富能人當選村主任的比例已高達60%~70%;據2008年3月一項在義烏的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在被調查者所在的行政村里，由先富能人擔任村支書或村主任的高達69.12%。我們的大量調研發現，在2006年農業稅費改革以后，隨著國家在鄉村社會治理的任務從提取資源向輸入資源轉變，全國范圍內已經普遍出現“富人治村”的趨勢。
富人參政首先是市場經濟背景下農村經濟社會分化的結構性后果。市場經濟的深入發展和城鄉的快速流動，使得農民的職業發展空間大大增加，但因個人能力、關系網絡和機遇等各種因素的差異，農民家庭收入上呈現出巨大的差異，進而導致村莊出現經濟分層。尤其是在沿海發達地區、中西部資源(如煤礦資源)較為密集的地區，由于個體私營經濟較為發達，或者資源開發較早，村莊中的少數人通過經營生意率先成為村中的富人。與之對應的是，家庭中的主要勞動力具有一定的技藝，且家庭勞動力較多、負擔較少的家庭則成為村莊中的中間階層。那些純粹以打工為主且家庭勞動力稀缺的家庭通常淪為村莊中的底層。
村莊的經濟分層構成村莊政治分層的社會基礎，富人因為具有較強的致富能力更能獲得多數民眾的認可，滿足民眾一些樸素的期待，比如，富人或許可以帶領我們致富?富人這么有錢至少不會貪污集體的錢?讓先富的能人不僅帶頭致富，而且帶領致富，成為民眾還有中央到地方政府的重要政治期許，許多地方政府都在積極開展“雙帶”工程。當然，在一些地區，地方政府動員富人參政主要是為了應對鄉村社會發展中面臨的“發展”與“穩定”的矛盾。尤其是隨著近年來不斷涌現的農民上訪，富人因為擁有更為廣大的關系網絡，甚至黑白兩道通吃，成為地方政府非正式的擺平社會矛盾的重要依靠力量。因此，在這一意義上，富人群體參政也是地方政府積極動員的結果。
不過，富人參政并非是完全被選舉或被動員的結果，也并非如媒體上所報道的，是因為富人擁有桑梓之情、希望回報家鄉。這種理想的富人治村模式雖然存在，但卻是個別化的典型，并非群體屬性。個體典型不能代表一個群體，更不能代表富人階層，否則就容易出現分析單位的層次謬誤，而對富人治村充滿美好的想象。作為一個“生意人”，富人參政首先是他們理性考慮的結果。客觀來說，富人主政可能很少直接從村莊集體中謀取利益，甚至一些干部還為村集體的公益事業建設墊資，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參政毫無所圖。調研發現，富人主政主要基于以下四點：一是拓展各種關系人脈，解決自身遇到的各種困難，服務自己或家族經營的產業;二是在資源下鄉的背景下，從承接和實施的工程項目中獲取利潤或其他灰色收入;三是優先捕捉地方發展的各種信息，在地方資源開發過程中，獲得投資先機;四是轉變參政之前存在的不太光彩的身份(如原來就是混混，或者有過大偷稅漏稅行為)，洗“黑”為“白”，甚至變“紅”，尋求更大的利益保護。
總而言之，富人村干部多是工具理性的行動者。在地方資源資本化和資源輸入的大背景下，鄉村社會的巨大利益流量是吸引富人老板積極參與主政的主要動機。當然，這并非完全否定其中也可能夾雜一些回報鄉民的動機。但誠如地方政府干部所言，富人參政主要是為了攫取資源、積累政治資本和獲得社會地位。也因此，大量的富人參與村莊選舉，仍然主動利用四種手段，一是以私濟公，通過先捐贈部分資金、物資作為獲取民意的手段;二是賄選，不惜重金購買選票;三是依托鄉村中的家族力量，形成派系;四是動員一些灰色力量脅選。無論何種形式，富人參政都大大抬高了普通村民參政的門檻，形成了較強的政治排斥。調研發現，發達地區農村或資源密集型地區農村，從兩委干部到村委代表均出現明顯的富人化，致使底層群體的政治參與空間大大萎縮。
基于此，富人主政的主要邏輯便如經營生意一般經營村莊，進而撬動村莊中的利益政治。具體來說，富人經營村莊，主要通過兩種形式，一是經營土地，二是經營項目。在城鎮化的進程中，土地作為稀缺資源，集體建設用地成為競相爭奪的重要資源，但也因此成為鄉村社會階層矛盾的主要發生領域。
以宅基地為例，根據《土地管理法》，“農村村民一戶只能擁有一處宅基地，其宅基地的面積，不得超過省、自治區、直轄市規定的標準”。換言之，村莊中的每戶家庭基于集體經濟組織成員的身份享有宅基地使用權。在符合村莊規劃以及“一戶一宅”的前提條件下，農村宅基地是一種福利性質的分配。然而，一些地方的富人村干部卻對宅基地進行拍賣，形成別墅區、農民公寓和老舊住宅的居住格局，階層之間的住房區隔凸顯一些地區的富人村干部則意圖通過整村住房改造，集體修建“小康住宅”別墅群，然后以成本價出售給本村村民，并主要依賴修建小產權房來啟動和彌補資金空缺，但最終卻引發底層老百姓接連的舉報和上訪。具有公益性質的宅基地分配尚且如此，其他類型的土地經營開發則蘊藏更多的矛盾。
換言之，富人村干部在村莊經營中講求效益和效率的邏輯與底層村民講求公平道義的邏輯存在重大沖突，然而富人治村所形成的村莊政治格局，又具有較強的專斷性，難以有效吸納底層群體的呼聲，最終導致階層之間形成了難以逾越的利益鴻溝。
此外，在國家資源輸入的背景下，經營項目成為許多地區富人村干部經營村莊的又一重要方式。在農業稅費時期，農村公共品供給主要依賴于從村民手中籌資籌勞，與此不同的是，當前農村公共品供給的主要資金來源于自上而下的國家輸入。雖然許多地方都出臺了“一事一議”的財政獎補政策，即鼓勵地方申請財政補助資金的同時，配套自有資金。自有資金的籌集主要通過資金自籌和勞動力自籌。但事實上，目前在全國范圍內，幾乎難以從農民手中再次籌集資金和勞動力。
而富人主政因擅于與政府部門官員打交道，甚至建立起非常深厚的私交，使其更加容易從上級政府各部門手中爭取資金項目。但也因此，項目資金的獲取變得與普通村民無關，導致農村公共品供給的需求表達和項目工程的實施監督都出現自下而上的缺位。不過，村落中總會出現一些維權或謀利釘子戶，但具有強大經濟基礎和廣大人脈關系的富人村干部，很快能夠通過運用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力量和手段來擺平在項目落地實施中引發的各種矛盾。比如花錢買平安、尋求村級商會的協助、與派出所聯合打壓，甚至動用灰黑勢力等。
試舉一例，筆者在浙江西村調研發現，西村商會成立于2011年，由本村的企業家組成，約30人。每名會員需要每年繳納一定的會費。商會每年組織會員1~2次的外出考察，并將部分會費支持村莊公益事業的建設，如每年過年開展對困難戶的慰問。除了這些常規化的活動之外，商會中的村莊企業家隔三差五便會聚在一起喝茶，互通有無。商會對村級治理的重要作用主要在于擺平村莊政治精英無法擺平或者不適合其出面擺平的糾紛。比如在公共建設中遇到“釘子戶”的高要價，村干部如若滿足他的需求，便會產生擴散效應，而商會老板以私人名義“掏腰包”來擺平釘子戶，則為村干部省去了許多麻煩，也有效規避村干部的風險與責任。另外，村莊中70%的村民都在本村的企業務工，商會老板與村民之間尚有隱形的身份關系——老板和員工的關系。這一隱含關系使得村民既礙于面子，也受制于工作崗位可能存在的“威脅”而不得不妥協。
由于在利益關系和階層意識上具有較強的親和性、甚至一致性，村莊上層精英的階級化得以可能。這也造成在國家資源輸入的背景下鄉村社會形成分利秩序。這一分利集團中，在“爭資跑項”中尋租或獲取工程利潤的鄉村干部，包括富、惡、灰黑社會勢力，以及日益崛起謀利型的釘子戶、上訪戶等機會主義者，幾個利益行動主體之間聚合成為相互利用的穩固利益聯盟。普通的農民本應作為國家資源輸入與地方資源資本化的最大受益者，卻被排除之外，成為沉默的大多數，被動的享有遭遇層層侵蝕的剩余資源，落單的農民最終也就成為了真正的弱者。
底層抗爭：籠罩性支配下的生活政治
農村的經濟分化，在政治領域觸發階層間的利益沖突，尤其是在富人治村的背景下，上層精英之間的聯盟，不僅觸及政治領域，而且日益向社會領域延伸。經濟與政治上的分層也日益滲透到村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在熟人社會內部形成階層之間的社會區隔與社會排斥，并最終倒逼底層群體的抗爭。這強化了階層分化背景下農村生活與政治的關聯，村莊陷入“泛政治化”的對立。
近年來，階層之間的社會排斥近乎涉及民眾生活衣食住行的各個方面。
在住房上，一些地區農村已經出現明顯的區隔，別墅區、農民公寓和老舊房子的居住格局猶如在村莊中劃分出了富人區和窮人區。在消費上，富裕階層以炫耀性消費強化社會分層中的地位，典型表現為村莊中豪車、標配與無車的分化。在社會交往上，人情原本作為村民互助的功能喪失，卻因階層分化而形成人情排斥。酒宴規模不斷抬高，部分農村一桌酒席高達四五千元。更有甚者，富人階層中日益盛行酒席不收禮金。這就意味著酒宴席收支無法平衡，逼迫底層家庭只能遵循“能不辦就不辦，能少辦就少辦”的原則。但是少辦酒宴或不辦酒宴，不僅意味該家庭無法在熟人社會中獲得相應的臉面，而且將使其社會關系網絡難以維持。顯然，辦奢宴、不得不辦的酒宴與不辦酒宴這樣的鮮明對比，并非農戶的個體理性選擇，而是階層分化所產生的結構性社會排斥。在婚嫁上，作為婚姻締結中的重要條件之一的“彩禮”日益攀高。在筆者調研的浙江西村，2007年，當地彩禮上漲到10萬元，2010年彩禮上漲到18.8萬元。村民估算，不包括建新房、買車這些前提條件，娶個本地媳婦，彩禮、金銀首飾加酒席至少也得花費30~40萬。加上建房和酒席等成本，普通家庭不堪重負。階層分化產生婚嫁流動差異，典型表現為本地媳婦與外地媳婦的分類，而“只有沒錢才會娶外地媳婦”成為村民的基本共識。
概言之，無論是住房、人情、車子還是婚姻中的彩禮，一定程度上均可作為農民的一種消費形態，階層分化型塑的社會排斥彌散在村民的日常生活之中。而階層的社會排斥主要是通過富人階層不斷抬高消費標準，或者設定新的消費規則，普通階層或貧困階層則完全被裹挾在“水漲船高”的消費洪流中，難以喘息。
底層群體之所以被裹挾并產生激烈的社會性競爭，在微觀上是上層群體“求異于人”的心理與下層群體“求同于人”心理耦合的結果，而在熟人社會里，建房、娶媳婦等本身構成農民重要的社會價值，甚至影響他們人生任務這一本體性價值的實現，這就致使階層結構形成之后，個體的行動自主性受到極大的制約。階層之間的張力，以及富裕階層對普通階層和貧困階層的社會排斥，最終導致絕大多數的村民承受巨大的心理壓力和精神負擔。這種心理壓力和精神負擔不斷累積，便在內心郁積一股情緒，甚至形成“仇富”的“氣”。
這種“氣”是一種“常識性正義衡平感”，是當事人的一種主觀感受，一種顧及人的全部與整體的觀念，而非就事說事的觀念，即“中國人具有不把爭議的目標孤立起來而將對立的雙方、有時進而涉及周圍的人們的社會關系加以全面和總體考察的傾向;而且中國人還喜歡相對的思維方式，傾向于從對立雙方的任何一側都多少分配和承受一點損失和痛苦中找出均衡點來”。盡管，普通階層和底層村民極力試圖通過勒緊褲腰帶過日子，民間借貸，以及將家庭的社會競爭壓力層層向上進行代際轉移等辦法進行自我調整。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他們遭遇的生活危機，避免自我認同的徹底喪失，以及在社會競爭中快速被甩出社會結構之外，卻也無法從根本上扭轉他們較為弱勢的經濟社會地位。
由此看來，由于中國農村的經濟、政治與社會分化開始出現高度的重合，并未出現韋伯意義上的財富、權力與聲望的多元分層。相反，經濟分化日益轉化并主導村莊的政治分層與社會排斥。當然，隨著階層之間在情感、利益上的不斷交匯，村莊便會形成“氣場”。與具有強大經濟基礎、社會關系網絡和政治能量的富人階層不同，底層群體受資源、能力等多種方面的束縛，底層群體呈現高度的分散化、碎片化和無組織化。在制度化的政治參與渠道受到阻塞后，底層群體中的大多數主要采用弱者的武器進行抗爭——在公開場合中表現出對上層精英的服從，而在隱秘場合則以造謠、倒垃圾、剝樹皮、舉報等形式進行匿名化和細碎化的反抗。農民個體化的自助日?？範幮问奖苊饬酥苯拥?、象征性地與權威對抗，但這種低姿態的反抗恰是與農民的社會結構最相適應的。僅有少數已經完全被甩出當前社會結構的村莊邊緣人，才會以弱者身份作為武器進行無底線、無尊嚴的“耍賴”，與村莊上層精英進行直接面對面的斗爭。
不過，底層群體雖然在抗爭手段上細碎，但底層群體恰在公開或隱蔽的反抗部分宣泄了心中憤懣的情緒，釋放了心中的“惡氣”，而且相互激發并強化了階層意識。底層群體雖未成為“自為的階級”，但在大量細碎的無組織的“出氣”中可能在未來逐漸形成“自在的階級”，進而形成階層之間的組織化對抗。在社會變遷和利益斗爭加劇的情況下，階層結構位置與集體行動可能發生緊密的關聯。
綜上所述，伴隨農村經濟分化的加劇，以及政治社會分化的高度重合，底層群體遭遇了階層分化所誘發的籠罩性支配，凸顯階層分化下的“生活政治”，一方面，上層精英將政治滲透到日常生活中以實現其階層的政治意志，另一方面，底層群體則將日常生活轉化為政治表達進行抗爭。然而，階層的“生活政治”將貧與富、公與私的矛盾混雜在一起，并未達成問題的實質解決。相反，這一“泛政治化”的解決方式可能進一步讓問題滑向“強者壓制”與“弱者反抗”的對立與沖突，并使沖突的內涵與外延無限擴大。
余論
中國農村的社會階層分化所引發的社會矛盾，已不僅在經濟、政治領域表現為階層之間的利益政治，而且輻射到社會領域，演化為社會心理層面的情緒對立，形成階層間的“生活政治”。由于上層精英的階層化意識較其他階層更為突出，并形成了如孫立平所言的“上層階級化下層碎片化”的社會形態，這決定了絕大多數普通村民無法依靠個人力量與上層精英進行斗爭或博弈，未來一段時間內，村莊仍可維持表面的社會秩序穩定。但是，階層之間的利益、權力與地位的愈發失衡乃至對立，村莊社會中的“氣場”便會擴大，一旦出現導火索，便可能出現井噴式的爆發，這為新時期的社會治理和社會穩定提出重大挑戰。如何從源頭治理，從根本上重構階層結構與關系，實現階層間的政治整合和社會整合是實現階層社會有效治理的基礎。
在學界，通常認為兩頭小、中間大的橄欖型的社會結構是階層分化之后所型塑的一種理想社會形態，龐大的中產階級被假定為具有對社會貧富分化較強調節功能和對社會利益沖突較強的緩沖功能。這一理論假設的前提首先是具備龐大的中產階層，其次是中產階層能夠發揮有效的作用。當前，中國的農村社會呈現的貧富分化，并未出現明顯意義上的中產階層或中間階層，普通階層和底層仍然占據村莊中的大多數。從調查經驗來看，中產階層因為具有中間性的結構位置而具備調解和緩沖的功能，這更多是基于一種結構化的想象。恰恰從階層關系來看，中間階層也被激烈的社會競爭裹挾，在政治經濟上都趨向于依附富裕階層，甩離底層，從而難以發揮在基層治理中的“中間價值”。在這一意義上，意圖通過結構自發調整的形式消解階層分化所產生的政治社會后果，不僅過程緩慢，而且未必能夠實現。
鑒于此，黨和政府以及民間力量對于緩和階層分化所引發的社會陣痛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應當及時介入，促進階層間的政治整合和社會整合。在政治整合層面，原本建立在均平化社會基礎上的村民自治制度需要在階層分化的背景下及時做出調整。
第一，需要暢通群眾的政治參與渠道和完善群眾政治訴求的表達，加強基層民主建設，警惕富人主政背景下的寡頭政治的生產。尤其要保障底層群體或弱勢群體的政治權利，吸納更多的普通民眾參政議政，擴大黨和政府執政的群眾基礎。
第二，建立制度化的利益表達渠道，保護底層群體與弱勢群體的基本權益，實現不同階層的共治共享。
第三，新時期的群眾工作不僅要在利益分配中形成規則，而且要在“人心”安撫中樹立道義，如此方能化解階層之間利益與情感交匯所形成的社會矛盾。
第四，在社會整合層面，要打破公共生活領域的消費異化，塑造鄉風文明的社會，通過地方政府政策引導，村兩委、村莊社會組織(如紅白理事會、鄉賢會等)落實和監督，在涉及村民生活的重大事項(如人情消費、酒席規格和規模、彩禮等)方面制定基本標準，改變和抑制盲目攀比、無序競爭的社會不良風氣，降低群眾的生活壓力，消除階層競爭的緊張感和焦慮感，進而降低貧富分化所形成的相對剝奪感。
本文原載《文化縱橫》2018年12月刊，原題：“中國農村階層分化的政治社會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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