賀雪峰是一位比較務實的三農專家，針對轟轟烈烈的資本下鄉和城市化，農民面臨城市呆不住、農村又回不去的困境，提出給農民“退路”的主張，希望政府對資本下鄉保持謹慎，維護小農民利益，使進城不成功的農民能夠順利返鄉，一方面為他們的子代接力進城提供后援，另一方面又可作為老年農民在鄉的養老之所，從而起到農村社會發展的蓄水池和穩定器作用。
賀雪峰的設想盡管有其合理性，但其顯然忽視了現實客觀條件，中國的小農經濟伴隨改革開發已發展40年，早已今非昔比，其本身已經在衰敗中蛻變。即使能夠象賀雪峰設想的那樣，中國的小農經濟能夠延續更長時間，以便給農民留下返鄉的退路，但這種退路是禍是福還難以預料。
改革開發40年來，中國農村已經發生巨大分化，“農民”不應再是一個抽象的指稱，而應作具體的界定。少數農民通過外出經商、占有和利用各種稀缺資源而成為先富一族，他們有的徹底脫離農村，有的返鄉回來修建花園別墅，也僅僅把農村作為休閑娛樂之所，這樣的所謂的“農民”早已脫離了農民的根本涵義。再有就是農村中比較富裕的階層，有種田大戶、鄉村干部、在鄉的私營企業主等，他們長期或者間歇性住在農村，卻不從事農業生產或者以個體農業收入生活，這一階層的人也不應是典型意義上的“農民”。當前農村真正的農民應是“半工半耕”和純個體農業的農民。
從以上對農村各階層的簡要分析，可知富裕農民和比較富裕農民本不屬于真正意義上的農民，因此他們也不存在所謂的退路問題。真正存在退路問題的農民是“半工半耕”和純個體農業的農民。“半工半耕”的農民極少數可能進城成功，不需要退路，大多數則可能由于年老體衰，城市無法生活而返鄉。而純個體農業的農民也可能由于種種原因而進城務工，屆時同樣面臨城市呆不住的情況。
那么我們再來看一看那些即便能返鄉的農民，他們又將面臨怎樣的境遇。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中國形成了一個貧富高度分化的社會，每個人和每個家庭都處于激烈的競爭網絡之中。處于上層的富裕階層占有的優勢對中下層形成巨大壓力，并且逐步向下傳遞，在城市主要表現為中產階級焦慮，而在農村則表現為一般農民的焦慮。農民只有通過犧牲家庭完整性、精神上自我剝奪的“半工半耕”模式和代際分工、代際剝削方式參與到殘酷的社會競爭之中。而在市場經濟被普遍認同的社會，即便人們對其野蠻有深切的感知，也不得不承認其合理性。不同于傳統時代儒家所構建的倫理社會，也不同于毛澤東時代的集體社會，不受節制的市場經濟下只剩下赤裸裸的金錢關系和利益交換關系。更由于社會底層是巨大壓力的最終承受者，它就只能夠在其內部自我消解，通過剝奪內部更弱者尋求解決渠道。無疑那些因失去勞動力不能進城務工的老人便成為最后剝奪的對象。
近年來愈演愈烈的農村老人自殺現象正是這一系列演變的結果。他們青壯年在城市打工，為城市建設傾注汗水。年老后回到農村，不說得不到子女的照顧，甚至還要背負養育孫輩、種田自給的重擔，一旦失去勞動能力，就如被榨干枯骨，被親人和社會無情拋棄，只能選擇自殺了結生命一途。當然，我們不能僅僅譴責他們親屬的不孝無情，整個社會激烈競爭的氛圍更是客觀原因所在。雖然這些農村老人作為沉默者不為人所知，更不會成為社會不安定因素，但如果任憑他們在各個角落里無聲無息的死亡，將是對我們國家社會和每個人良知的拷問。
因此，要真正解決農民的退路問題，不應該僅僅留給農民返鄉的通道和一畝三分地，更重要的是為農民提供基本社會保障。中國既然選擇了市場經濟，就應全面建立與之相配套的社會保障體系。而農村老人只有首先在經濟上有了保障，基本生活條件無虞，才能為過上有尊嚴的晚年生活奠定基礎。現今我國經濟取得巨大發展，國家也有了一定財力，政府應加大對農村老人社會保障的投入，使他們得以安度晚年。同時輔之以傳統村風、家風建設，多向發力，使農村老人困境得到逐步解脫。
2018-1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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