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是時代的產物。當代題材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揭示書寫了現實社會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優秀的長篇小說，描繪了時代的風貌，是一幅幅社會風情畫卷，具有史詩的價值。
近百年來，中國農村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先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廣大窮苦農民搞土地革命，為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公平社會，經過幾十年的浴血奮戰，終于推翻了壓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接著按照社會主義的理想，先是搞土地改革，將地主霸占的土地分給了窮苦農民，再接著搞互助組、農業合作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徹底改變幾千年來農村社會結構、農業生產方式和農民的文化思想觀念，這是前所未有的偉大革命。反映這個社會時代的文學作品，出現了不少杰作。比如，趙樹理的《三里灣》、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柳青的《創業史》、浩然的《艷陽天》《金光大道》等。
1981年，全國農村推行包產到戶生產責任制改革，人民公社解體了。包產到戶責任制是一種落后的小生產方式，一家30畝承包地，還分成了六七塊，土地的零碎，古今中外都沒有過，家庭小生產難以采用機械化作業，原有的水利設施難以有效的使用，新的水利農田建設寸步難行，先進的科學技術難以推廣應用，這種家庭小生產方式與現代化農業規模經營的方向背道而馳，違背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要相適應的科學原理，因而，實行了幾十年，全國出現了嚴重的“三農”問題，村里絕大多數青壯年打工進城了，全國約有20%以上的土地撂荒了，山區大批村落荒蕪廢棄了，扶貧成了當前農村的第一位工作了，2017年全國人均進口糧200斤，我國糧食基本自給的方針落空了，這都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不過雖然農村形勢嚴峻，我們也應該看到農民的生活水平確實是普遍提高了，40年前，城鄉人民都實行的是糧食定量供應，還沒有完全解決人民吃飽飯的問題，再往前推一百年，歷朝歷代餓死人的事更是屢見不鮮，而如今到處可見垃圾桶里扔掉的白饅頭肉包子。這是因為我國已經邁進了工業社會，工業社會創造的社會財富那是農業社會不可比擬的，我國開始富起來了，農村的一部分窮困人群國家也兜底包養起來了，農村享受低保的人，一年定補4100元。我最近到一個移民小區采訪，小區里設立了一個“巧手手扶貧車間”，為旅游商店加工酒瓶外包裝，來料加工，制作一個手工費2元，一個女工一天可制作20—30個，1月可收入1000多元。有一個叫李二女的老奶奶已經80歲了，做得很起勁，我與她聊天得知，她一個星期可制作100個，一個月有800元的收入。她對眼下的工作生活特別滿意。我知道她原來住的村子，全是旱地，種小麥豐收年畝產也只有200斤，扣除種子化肥成本，一畝地純收入最多100元，老奶奶現在一個月的收入就等于過去種8畝地的收成，而且旱澇保收，對比過去，她能不滿足嗎?但是這不能說明我國農業搞好了，只是我國有錢進口糧食，解決了糧食短缺問題而已，一旦國際上糧食市場出現危機，有人趁機用糧食來制裁我國，那問題可就嚴重了。所以我們不能因現在市場上糧食供應充足就沾沾自喜，忽視農村、農業存在的嚴重隱患。
實行包產到戶以來，農村的變化比搞土改、搞人民公社的變化還要大得多，約有60%的農村人口轉產進城了，這種變化真是史無前例。而反映農村變化的文學作品卻顯得滯后，我們沒有看到真正有分量的文學作品的出現。因為，農村處于急劇變革中，人的思想觀念也在變化中，作家把握不住時代的脈搏，因而創作不出來有思想內涵的好作品。比如，有人拔高小崗村，上升為小崗精神，小崗村當年率先實行包產到戶，是起到了破除人民公社僵化管理體制的破冰作用，但小崗人是一群沒有集體觀念自私自利的懶漢，包產到戶幾十年來，政府和社會企業對小崗村投入了巨資扶持，把派去的好干部沈浩都累死了，也沒有把小崗村扶起來。小崗人能成為時代的先鋒嗎?會有歌頌小崗人站得住腳的文學作品嗎?而全國百強村卻無一例外全是搞集體經濟的。文學作品如何來解讀描寫這種現象呢?作家確實感到很困惑。
我看到一些描寫農村現實題材的作品，有三種寫法比較典型。
第一種寫法是劉震云的《故鄉天下黃花》，他寫了一個北方山村孫、李兩戶人家幾十年的命運浮沉，地主欺壓長工，霸占長工的妻女，土改時，長工又把地主老婆、女兒壓在身下，改革開放了，地主的后代又發財致富了，再把長工第三代女兒包養起來。偉大的社會革命、社會改革就成了幾代人命運的輪回，這種描寫真是淺薄、庸俗、惡心。方方的《軟埋》那就走得更遠了。
第二種寫法是王安憶的《小鮑莊》，她寫了一個農村木匠婚外戀的故事。農村即使真有這種事，也是游離于農村的主流社會，無足輕重。如果寫當代農村的故事，把黨和政府在農村所起的主宰作用剝離出來，只是從人性的角度來寫，那一定不是真實的農村，未能反映出農村社會的本來時代面貌。
第三種寫法是路遙的現實主義寫法，其代表作是《人生》和《平凡的世界》。我認為路遙的寫法寫出了真實的農村，寫活了真實的農村人，反映了真實的農村歷史進程。路遙的作品對人民公社的評價不高，但他對黨的基層干部沒有妖魔化，寫得有血有肉，真實可信，真實可親。近來有人說，路遙的寫法老套，文學價值不高，但我認為，路遙作品幾十年來暢銷不衰，擁有最廣泛的讀者，這就充分體現了路遙作品的價值。
從新的歷史角度解讀描寫近70年來農村的時代變遷，確實是一個擺在作者面前一個新的大課題，把握不好時代命脈，就寫不好“三農”題材的作品。那么新時代命脈是什么呢?我認為那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全國人民共同建設社會主義，為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標，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夢想而奮斗，這就是當代中國的主旋律。無可諱言，我們黨和政府在農村工作中是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也犯過嚴重的錯誤，但我認為，即使黨領導農民走了曲折的彎路，那也是一種可貴的探索。應該相信，黨始終代表著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為人民服務的，是向著社會主義大方向奮斗的。新文學的使命就是還原歷史的真相，遵循習近平總書記前后三十年都不能否定的判斷，書寫人民在新時代生活的甜酸苦辣、情感的喜怒哀樂、工作事業上成敗得失、奮斗路上的曲折和進步，描繪出時代的風貌。文學作品要為人民提供美好的精神食糧，歌頌真善美，弘揚正能量，起到教化人民，鼓舞人心，提高社會文明程度的作用，激勵人民向新的生活奮斗，向實現中國夢的偉大理想而奮斗。
我在農村生活工作了50多年，親歷了人民公社和包產到戶以來農村變革的全過程，早就想把在農村經歷過的事寫成小說，但就是把握不好寫作的基調。我認為把人民公社描寫成理想的天堂，那是一廂情愿的美好想象，但是把人民公社糟踐為人間地獄，那更是一種不懷好意的別有用心。我后來從事“三農”理論研究，與山西代縣黨校副校長何平成為好友，何平提出一個觀點，他認為人民公社是官辦集體經濟組織。人民公社是黨帶領億萬農民進行偉大實踐創造的產物，制度設計很有創造性，有人民公社憲法之稱的《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簡稱六十條)至今看來依然富有科學性、合理性，嚴格執行下來，哪能出現大的問題。但是在人民公社的后期，卻嚴重破壞了六十條原則，因而把人民公社搞糟了。包產到戶一刀切的改革，矯枉過正，這是造成如今嚴重的“三農”問題的根源。新的時期，要振興建設新農村，需要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只有這樣，黨才能帶領廣大農民群眾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至于采取什么組織形式好，各地正在探索，已經出現了一些典型經驗，比如，農民專業合作社、專業協會、貴州省塘約村創造的塘約道路等。在何平的觀點影響下，我創作出版了長篇小說《麥頌》。在這本小說中，我贊揚了學大寨戰天斗地的精神，但同時指出正是農業學大寨的一些極左做法成為搞垮人民公社的一個重要原因。因為，推廣大寨大隊核算經驗，破壞了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大寨式的自報公議社員勞動評分經驗，破壞了人民公社按勞取酬的分配原則，挫傷社員群眾的勞動積極性;《六十條》規定，興辦農田水利建設等基本工程，不妨礙當年生產的增長和當年社員收入的增長的條件。可是在農業學大寨中，嚴重違反了這條規定，各地政府往往以行政命令的方式，不計成本地盲目大干快上農田水利建設工程，很多工程搞成了不起作用的花架子，勞民傷財，把生產隊積累下的底子都踢踏光了。我對人民公社的這種寫法，左右人群都有不同的看法，但凡是在農村待過的人，大多說我寫出了真實的農村，寫的就是他們親身經歷的那回事。這本書也是一本帶有我自傳性質的知青小說，我1970年知青下鄉后，就基本沒動窩，在那個山村待了40多年，主要以業余自費的形式搞作物育種，我在小麥莜麥大麥三種作物上育出經自治區審定命名的5個新品種。我的經歷說明，知識青年在農村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因而，在知青題材小說中，我這本書也是獨樹一幟的。
2011年，我創作了《科技活財神》長篇小說，反映了新時期農業科技推廣方面的故事，塑造了農業科技特派員新的人物形象，該書獲得了內蒙古自治區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優秀作品獎。我不敢說我寫的這兩本長篇小說有多么好，但敢說敘事角度是獨特的，塑造了從來沒有過農村文學新人物形象，在全國沒有第二本類似的書。
農村正經歷史無前例的變革，文學不應該對這種大變革失語。最近我寫了兩篇短篇小說《又回石窯溝》和《要命的土地》，在網上發表了，引起一些反響。我寫的《又回石窯溝》反映的是農民移民搬遷后，各種勢力爭奪廢棄村落資源的斗爭和農民的失落?！兑耐恋亍肥轻槍ρ巯罗r村土地確權的問題創作的，有真實的原型故事。我一直認為，農業部搞的土地確權是無事生非，擾民之舉。現實情況證實了我的擔憂。
目前農村正經歷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變革，反映描寫農村的巨大變革是文學的使命，作家的責任，期待涌現出一批反映“三農”問題的優秀文學作品來。
「 支持烏有之鄉！」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