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作為新中國第一個鄉村振興的戰略性規劃文件，蘊含著毛澤東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遠景目標，是在合作化高潮基礎上制定的農業生產、農村發展的全面布局，也是將農業生產、農村發展納入國家整體建設和計劃體系之中的重要步驟。這種以“組織起來”為核心、農業生產發展為基礎的戰略布局包括三方面：1.傳統農業的社會主義和現代化改造;2.屬地合作式的農村全面治理;3.農民生活方式的改進。毛澤東鄉村振興戰略的特質在于以合作社為載體實現農村的屬地全面治理，《綱要》的內容體現了毛澤東全面振興中國鄉村的目標、途徑和總體布局。
正文
新中國成立后，振興舊中國全面衰敗的農村成為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在領導國家經濟建設中的最重要問題之一，《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以下簡稱《綱要》)正是毛澤東探索振興中國農村的重要方案，是新中國第一個鄉村振興的戰略性規劃文件。在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和封建制度的壓榨下，舊中國農村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治理等方面已全面衰敗。面對這一問題，民國時期的眾多有識之士進行了一系列的探索和試驗，或提出“復興農村”、“救濟農村”、“建設農村”、“鄉村建設”等口號，或提出“農村改進”、“農村改造”、“農村革命”等主張，更有提出“民族再造”和“民族自救”的呼聲。中國共產黨則在根據地進行以土地所有制為中心的農村革命，并在此基礎上進行“組織起來”的實踐探索，與民國時期的鄉村建設運動共同形成一個試圖實現中國鄉村振興的時代潮流。建國后，毛澤東大力推動農業合作化，試圖以合作社為載體將農民組織起來進行“精耕細作、多種經營”，開展農村的基礎設施、衛生、文化、教育、社會保障、商業網、金融網等方面建設，移風易俗，改造鄉村社會，在農業生產發展的基礎上實現中國鄉村的全面振興。《綱要》所要達到鄉村振興的目標，就是“農民發展了生產，增加了收入，得到飽食暖衣之后，他們就要求修房子，蓋新屋，改善居住條件;要求讀書識字，提高文化;也要求治疾病，講衛生，人財兩旺”①。這與黨的十九大提出的鄉村振興戰略總要求“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一致的。
一、新中國鄉村振興戰略的形成
《綱要》在新中國農業合作化運動的高潮中產生，其制定的目標在于將合作化的高潮推向農業生產的高潮，進而發展到農村建設的高潮，以實現新中國鄉村振興的戰略目標。《綱要》產生的過程正是新中國鄉村振興戰略的形成過程。1951年春，中共黨內發生關于山西省委試辦農業生產合作社的爭論后，毛澤東直接參與和領導了新中國的農業合作化運動，并在《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的兩次談話》和《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兩篇文獻中逐步形成了較為系統的農業合作化思想。中共中央依據他的精神先后形成了1951年《關于農業互助合作的決議》、1953年《關于發展農業生產合作社的決議》、1955年《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的決議》。這一系列文件引領了中國農村的發展方向，在合作化運動逐步開展過程中，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前景逐步清晰起來。在毛澤東看來，農村的社會主義合作化方向在原則上是確定了的，然而這些文件并沒有給出一幅能夠讓農民和基層干部都清晰明了的鄉村發展和振興圖景，因此在理論、方針和政策基本完備的情況下，如何將社會主義的新農村圖景和戰略布局明晰地展現出來，進一步明確鄉村振興的具體措施，使社會主義新農村和鄉村振興成為全體農民和共產黨員共同的奮斗目標，成為毛澤東著重考慮的問題。為此，毛澤東進行了一次規模相當的社會調查，即編撰《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以下簡稱《高潮》)一書，將全國各地辦合作社的好經驗歸納起來，親自撰寫按語，一方面駁斥反對合作化的聲音、統一黨內思想，另一方面以經驗案例的形式推動合作化運動的良好開展，這種百科書的指導方式更能為文化程度不高的農民群眾和基層干部所掌握。他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中提出了“全面規劃、加強領導”的方針，而各地辦社經驗和省委報告印證了制定農業增產規劃是辦好合作社以及領導合作化運動的關鍵。因此，在《高潮》關于農業發展規劃的基礎上，他考慮制定全國農業的發展規劃，即后來的《綱要》。《綱要》全面勾勒出一幅鄉村振興的戰略圖景，內容包括農業發展、農村建設、農民進步以及農村社會治理等方方面面。
實現鄉村振興、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毛澤東的夙愿。早在1950年第一次全國工農兵勞動模范大會上，他就鼓勵李順達“將來把山區建設成社會主義新農村”②，并在1956年1月全國省市自治區書記會上鄭重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人民解放的新生活”③。全國范圍內大規模宣傳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是在《綱要》產生之后。1956年1月《綱要(草案)》公布后，就被認為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指南④，而后青年團中央提出的《中國青年為實現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奮斗綱領(草案)》⑤和中華全國民主婦女聯合會提出的《全國婦女為實現“1956年到1967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奮斗綱要(草案)》⑥，都將《綱要》作為把我國農村建設成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偉大綱領。由于《綱要》是在批評右傾保守的氛圍中制定出來的，很多地方在執行中興辦了太多與農業生產不直接相關的各種事業，因此反冒進對《綱要》的宣傳采取一定的抑制措施。而整風反右之后，毛澤東在八屆三中全會批評了“反冒進”，認為掃掉了多快好省、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促進委員會，右派之所以這樣猖狂與此相關，因此八屆三中全會通過了《綱要修正草案》，并且人民日報先后發表題為《建設社會主義農村的偉大綱領》和《發動全民，討論四十條綱要，掀起農業生產的新高潮》的社論。1957年12月31日《浙江日報》社論《是促進派，還是促退派》，指出“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是我們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偉大綱領”⑦。1960年4月全國人大二屆二次會議正式通過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同時通過的《關于為提前實現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而奮斗的決議》中正式提出：《綱要》是“高速發展我國社會主義農業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偉大綱領”⑧。除去當時“躍進”情勢和急于求成的政治氛圍，《綱要》的內容并不局限于農業生產，而是涉及農村發展的方方面面，可以說是毛澤東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和鄉村振興的整體戰略布局。
二、鄉村振興的核心與基礎
(一)“組織起來”：鄉村振興戰略的核心
作為一個長期扎根并成長于農村的政黨，歷經蘇維埃和延安時期，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在治理農村方面積累了相當的經驗。在舊中國農村，由于個體農民之間在耕地、勞力、畜力與生產工具方面存在不相匹配的情況，為維持生產，歷來存在著換工互助的習慣。這種民間換工互助是舊中國個體經濟貧困、無力開展獨立生產的產物，與近代以來西方的合作社和合作主義不同，其目的也僅在于勉強維持農業生產，并以能夠開展獨立生產的自耕農為理想。在革命戰爭年代，根據地因戰爭破壞與壯勞力擴紅支前，個體農戶在分得土地后仍然面臨勞動力、耕畜、農具等不相適應的問題，因此各根據地利用民間傳統的包括變工、札工、唐將班子等勞動互助形式，將農民組織起來發展生產。具有戰略意義的是，毛澤東從這種形式中看到土地革命之后中國農業走向列寧所說的以集體勞動經營為方式的可能性，因此他認為互助合作除具有恢復發展農業生產的功能外，還有農業生產組織形式變革的意義，即經濟基礎的社會主義革命。這一種農業發展經驗具體體現為以“組織起來”為核心的發展思路，通過勞動互助形成組織優勢，將人口壓力轉變為人力資源，并通過合理分工分業、多種經營發展生產，以集體經濟的公共積累從事各項公共事業和社會建設。
毛澤東在《組織起來》中指出：“在農民群眾方面，幾千年來都是個體經濟，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這種分散的個體生產，就是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而使農民自己陷于永遠的窮苦。克服這種狀況的唯一辦法，就是逐漸地集體化;而達到集體化的唯一道路，依據列寧所說，就是經過合作社。”⑨他敏銳地看到，合作化、集體化不僅可以摧毀封建統治的經濟基礎，重塑中國農村基層社會結構，而且可以通過集體的力量彌補舊社會在社會救濟、公共建設方面的功能性缺失。因此，“組織起來”并不是增加糧食生產、保證根據地經濟供給的權宜之計，而是毛澤東在長期農村建設和革命中對中國國情有深刻理解的基礎上，探索出的實現中國鄉村振興的根本戰略。在戰爭環境下，“組織起來”對根據地革命和建設起到一定作用，待到新中國建立、國家進入常態化建設階段后，其改造傳統農業和舊農村的革命性意義突顯出來，一個全新的農業經營模式和農村社會在互助合作運動中逐步明晰，這就是毛澤東心目中的“社會主義的新農村”。實現這幅圖景，即傳統農業的現代轉型和中國鄉村的全面振興，其根本立足點和核心就在于“組織起來”這一農業生產組織形式的根本變革。
(二)農業生產的發展：鄉村振興的物質基礎
《綱要》的制定直接導源于農業合作化運動，序言首先分析了選擇農業發展的社會主義道路(即合作化)的必要性：社會主義工業需要農業供應糧食和原料，農業可以為工業提供世界上最巨大的國內市場;資本主義道路也可以發展農業，然而農民的命運掌握在地主、富農和投機商人手里;只有合作化才能使農民共同富裕。《綱要》第一部分是關于農業合作化方面的規劃，由于制定《綱要草案》時全國農業合作化尚未完成，因此草案要求1956年基本完成初級形式的農業合作化，1958年基本完成高級形式的農業合作化，并規定地主富農要求入社的問題，雖然不允許他們擔任社內任何重要職務，但應采取同工同酬的原則，給他們以應有的勞動所得，而地富子女應當作為社員農民允許入社⑩。到修正草案通過時，全國農業合作化已經在1957年基本完成，因此這部分內容改為鞏固農業合作化制度，其中論及鞏固合作社的條件有：確保貧下中農的階級優勢、民主辦社、勤儉辦社、完成增產計劃、合理分配以及加強包括社會主義教育、整風整社在內的政治思想工作?。可以說，毛澤東制定《綱要》的目的之一在于：通過發展農業生產、建設農村、改善農民生活以鞏固合作社。
建設新農村、實現鄉村振興必須要以鞏固合作社、實現農業增產為條件，1955年七屆六中全會后農業合作化進度明顯加快，毛澤東也提出“全面規劃，加強領導”的方針。各地黨委根據這一方針紛紛討論了對合作社進度規劃和農業增產方案，毛澤東以中央的名義大量轉發部分省委這方面的報告，包括湖北、遼寧、廣東、熱河、青海、安徽、黑龍江、河南、浙江、甘肅、河北等省?，并要求其他地區也制定計劃報告中央。毛澤東提出“農村全部的經濟規劃包括副業，手工業，多種經營，綜合經營，短距離的開荒和移民，供銷合作，信用合作，銀行，技術推廣站等等，還有綠化荒山和村莊”，“還有文化教育規劃，包括識字掃盲，辦小學，辦適合農村需要的中學，中學里面增加一點農業課程，出版適合農民需要的通俗讀物和書籍，發展農村廣播網、電影放映隊，組織文化娛樂等等。還有整黨建黨、整團建團、婦女工作，還有鎮壓反革命”?。《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中有20篇關于規劃的具體經驗，其中6篇縣鄉以合作化為中心的全面規劃，9篇合作社長期的生產規劃，4篇年度生產計劃和1篇財務收支計劃，這些正是毛澤東所要求的“全面規劃”的實踐案例，而《綱要》則是對這些局部規劃的綜合和提升所形成的農業發展戰略。
實現鄉村振興的目標是以農業增產為前提的，“四五八”的糧食增產指標?是《綱要》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內容，以致在很長一段時期，“上綱要”“跨黃河”“過長江”成為全國許多農村共同奮斗的目標。有學者認為這個指標與“大躍進”的發動存在直接關系，在一定程度上這是符合歷史事實的。然而過分批評這個指標冒進也是不恰當的。首先，《綱要》中也提到，沙荒地區、土地瘠薄地區、常年旱澇地區、高寒山區、無霜期很短地區、地廣人稀地區、大面積墾荒地區，可以按照情況，另外規定增產指標?。這表明《綱要》強調因地制宜，并沒有一刀切。其次，當時很多鄉、區和縣已經達到甚至超過了這個指標，認為條件大致相同的其他地區能夠達到這個指標?是可以接受的。最后，指標只是作為引領性的綱領，并非硬性規定，作為一種遠景目標能夠起到動員農民的作用。正如廖魯言在關于《綱要》的說明里提到的，“如果沒有一個較長時期的奮斗目標，農業生產合作社的全面規劃也很難定好”，“農民不僅在生產上要求有一個較長時期的奮斗目標，而且對于他們自己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也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綱要》制定的目的是在合作化的基礎上，凝聚農民共識，發揮農村的內生動力，為農民提供一個奮斗遠景，充分體現了農民的主體作用。
三、鄉村振興的戰略布局
(一)傳統農業的社會主義和現代化改造
舒爾茨認為完全以農民世代使用的各種生產要素為基礎的農業可以稱為傳統農業?，這種農業處于一種長期使用傳統生產要素的經濟均衡狀態，實際上是一種生產方式長期沒有發生變動，基本維持簡單再生產的、長期停滯的小農經濟。對傳統農業的社會主義現代化改造，不僅要在組織上走合作化的道路，更重要的是要在充分發揮傳統生產要素的最大效能的基礎上，引進現代生產要素，包括現代的農業技術、機械化農具、化肥、農藥等。這即是毛澤東歸納的社會革命和技術革命?，就是要傳統小農經濟改造為社會主義的集體經濟，傳統農業改造為現代農業，實現傳統農業的社會主義和現代化的雙重改造。毛澤東還提出文化革命，旨在培養具有現代生產技術和知識的農民，提高農民的文化教育水平，樹立農民的集體主義價值觀念和現代社會理念，培育新型現代農民。
傳統農業這三方面的全面改造，在《綱要》中有著全部的體現。在社會革命方面，主要通過合作化實現農業生產的組織形式的根本變革，將傳統的小農經濟改造成合作社的集體大規模生產，國家也可通過合作社介入和引導農業生產。這不僅在生產上提高了農業的效率，而且可以避免小農的破產和農村的階級分化，是合作主義和社會主義的結合，在功用和價值兩個維度上符合毛澤東對未來農業的設想。這種合作社的企業化經營也是農業現代化的重要部分，其計劃生產、分工分業和預算、決算等財務管理科學化的內容都與現代企業經營類似。例如《綱要》中提出“勤儉辦社”，包括合作社積極擴大生產范圍，發展多種經濟，同時降低生產成本，基本建設盡量利用合作社本身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在技術革命方面，毛澤東始終致力于將靠天吃飯的傳統農業改造成為“精耕細作”和“科學種田”的現代農業。“精耕細作”就是通過各種增產措施最大限度地發揮傳統農業的增產潛力，《綱要》中的興修水利、增加肥料、擴大復種、改良土壤、改進耕作方法、開墾荒地等措施，目的就在于此。而“科學種田”最重要的內容是引進現代農業生產要素，主要包括農具的機械化、增施化肥、推廣良種、使用農藥等【21】。1958年毛澤東將這些措施高度概括為“水、肥、土、種、密、保、管、工”，被稱為“八字憲法”，基本上涵蓋了改造傳統農業的技術革命方面的全部內容。《綱要》還要求建立農業科學研究機構、加強氣象水文工作【22】，此后農村建立的農業技術推廣站、種子站、氣象站有力地推動了農業“科學種田”。文化革命方面，《綱要》要求逐步掃除文盲，設立業余文化學校，逐步改進和開展文化娛樂工作【23】，并且從具有相當生產經驗和一定文化程度的農民中，培養合作經濟需要的技術人才【24】，這都是為了培育新型農民，在一定程度上與舒爾茨的人力資本投資理論有異曲同工之處。
在對傳統“精耕”農業的現代改造之外，《綱要》還接續了兼業傳統，賦予其新的生產內容。農業的季節性決定了農民一年之中有大量的農閑時間，加上婦女、老人、兒童等輔助勞動力，農村有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傳統農業社會存在各種兼業和家庭副業。毛澤東在《高潮》中已經提倡發展“多種經營”，《綱要》延續了這一思路，即要充分發展林、牧、漁等副業以及農村手工業，努力擴大生產門路，增加社會財富和農村人民的收入【25】。后來的農業合作社辦工業，也是兼業傳統的現代化改進。因為合作化之后，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剩余勞動力問題更為突出，多種經營可以為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找到出路;統購統銷后，農產品價格受到國家控制，農民收入受到限制，而多種經營無疑給農民增加收入開辟了渠道。這兩方面也是制定《綱要》的重要緣由。
(二)屬地合作式的農村全面治理
農村的全面建設和治理也是《綱要》的重要內容，舊中國農村的道路、橋梁等基礎設施的修建多依靠當地士紳集資募捐，學校以私塾為主，文化活動如廟會、祭祀也以農村精英為主。可以說，農村的教育、文化、衛生、社會保障等事業建設和社會治理，在舊中國主要依靠官僚士紳階層。這種治理模式在社會主義的新農村必然得到根本性的改造，治理有效成為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方面。在依靠階層上，《綱要》強調依靠黨團員、生產精英、積極分子和貧雇農，實質上是重構農村的階級話語體系，以取代舊社會的基層治理模式。在組織載體上，《綱要》依靠的是合作社，這是一種治理方式的創新，這種合作社的屬地治理有別于依靠政府和士紳精英的方式。由于合作社有公積金和公益金等公共積累，在國家財政緊張的條件下，農村的各項事業建設不會因國家集中力量進行工業化建設而滯后。其具體措施包括：設立業余文化學校，采取多種形式的農村辦學;普及農村廣播網，發展農村的電話網和郵政網;基本建成全國地方道路網，因地制宜、就地取材、依靠群眾力量，逐步修建適應當地運輸工具的各種道路，整理和疏浚航道【26】。這些農村基礎事業的開展，對農村經濟發展起到推動作用，同時也能夠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改變農村的基本面貌。
社會救濟方面，舊中國主要依靠宗族互相扶助。古代患難相恤的傳統文化倡導大家扶助孤弱、貧乏，互助應對疾病、死喪，要求無父母之子女大家照顧，無衣無食者大家周濟，遇有瘟疫疾病和死喪，大家彼此幫忙，這是一種施舍救濟方式，而非制度式解決方式。《綱要》將社會救濟職責交給具有經濟實力的合作社，要求合作社對缺乏勞動力的鰥寡孤獨給予照顧，做到保吃、保穿、保燒(燃料)、保教(兒童和少年)、保葬，同時優待烈屬和殘廢軍人，倡導供養和尊敬父母【27】。這也是毛澤東極為欣賞合作社及人民公社的地方。對于農村10%左右的缺糧戶，有一半是很困難的，鰥寡孤獨又沒有勞動力，但是互助組、合作社可以給他們幫點忙【28】，一二百戶的大合作社帶幾戶鰥寡孤獨，問題就解決了【29】，使破產農民不必賣地也可生活下去，從而避免了很多社會問題的產生，從根本上消除封建歷史上因小農經濟的脆弱性而導致農民破產、最終釀成普遍的社會危機(農民起義、匪禍等)的可能性。更為重要的是，《綱要》對那些需要救濟的半勞動力或者能夠從事輕微勞動的人們，不僅要求照顧他們的生活，還要求合作社安排他們參加適合自己能力的勞動【30】，使他們沒有成為被救濟的被動客體，而是通過自己力所能及獲取報酬的勞動者，在勞動中獲得尊嚴感和價值感，這是屬地互助合作的制度優勢。
近代中國農村經濟崩潰的原因，除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軍閥混戰外，農村的商業與金融被資本家、地主和投機商人所控制也是重要原因，即農產品被中間商低價收購，生活品被抬高價格;農民生活和生產缺乏資金由于沒有合理的借貸渠道，被迫借高利貸。農民遭受中間流通環節和高利貸資本的剝削，生活艱難的同時，農村資源和資金不斷被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掠奪至城市，農村在城鄉經濟交流中處于流出方，失去發展的內生動力。因此，重建城鄉商業流通渠道和開展良性信貸成為振興中國農村的必然舉措。《綱要》不僅要求農業生產合作社增產，還要求發展農村的供銷和信用合作社：商業部門和農村供銷合作社，完成農村商業網的調整，加強商品的流通和初級市場的管理;信用合作社積極開展農村信貸和儲蓄業務，幫助農業合作社和農民解決短期資金周轉的需要【31】。可以說，毛澤東通過對農村的生產、流通和金融三大領域的合作社進行規劃發展，改造了舊中國農村經濟衰敗的根源，加上工農聯盟的視野，農村良性發展的新經濟體系得以建構，而組織起來的合作社便是這種載體。
(三)農民生活方式的改進
移風易俗、改進農民生活方式也是《綱要》的重要措施。首先，嚴禁賭博，取締會道門活動【32】，消除舊社會遺弊，創造良好的社會生活氛圍。“農村中的紅白喜事、人情應酬，應當一切從簡，改變原來不合理的風俗習慣。”【33】隨著農業生產的發展，合作社應當根據可能的條件，按照勤儉建國、勤儉辦社、勤儉持家的原則，逐步改進和開展文化娛樂工作【34】。《綱要》還要求在生產發展和社員收入的增加基礎上，農業社要有準備地、有計劃地、分批分期地修繕和新建家庭住宅，改善社員的居住條件【35】;在一切可能的地方，基本消滅老鼠、麻雀(后改為臭蟲)、蒼蠅和蚊子，基本消滅和防治危害人民最嚴重的疾病，積極開展群眾的經常性的愛國衛生運動，養成人人講衛生，家家愛清潔的良好習慣，人人振奮，移風易俗，改造國家【36】。這些規定遠遠超出了農業生產的范圍，涉及到農民生活和改造社會層面，因為在毛澤東看來，農民生活的改進不僅是農業生產的目的，而且對農業生產有促進作用。
在婦女工作方面，《綱要》規定要“根據婦女的特點，合理地安排和組織婦女勞動力”【37】，改變了舊社會婦女不參加生產勞動的習慣，同時教育婦女勤儉持家;實行男女同工同酬，并且毛澤東講話多次提到工資直接發給青年，以此破除長期以來的封建家長制;農業社可以成立適合需要的、臨時簡便的農忙托兒組織，并在分配工作時，照顧女社員的生理特點;訓練助產員，保護產婦和嬰兒，并宣傳和推廣計劃生育【38】。這無疑改變了婦女的傳統生活方式以及農民的傳統觀念，切實提高了婦女的地位、尊嚴和價值感，對婦女解放有極大的推動作用。
四、屬地全面治理：毛澤東鄉村振興戰略布局的特質
在合作化時期形成了關于農村發展的三個重要文件《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合作社示范章程》與《綱要》，三者分別從不同維度展現出社會主義的鄉村振興圖景，也共同體現著毛澤東戰略布局的特質。《綱要》是在毛澤東編撰《高潮》期間萌生的，《高潮》中關于規劃的文章是《綱要》的雛形，同時書中農村生產、文化、教育、政治工作等方面都是對新農村的案例式展現，《綱要》將其濃縮成為一個戰略遠景規劃，而《合作社示范章程》(包括初級和高級合作社章程)是新農村組織載體———合作社的規章體制。三個文件分別從體制建構、發展遠景與具體操作的案例方面，豐富、生動、立體地反映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形態和運作經營模式，因此研究合作化時期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新農村思想和鄉村振興戰略必須將這三個文獻聯系起來。《綱要》不僅是農業發展的規劃，而且突破了其名稱“農業發展綱要”所賦予的內容。如果只將這一文件高度凝縮為“四五八”、高指標、急躁冒進，無疑會遮蔽其關于農村發展戰略和全面改造傳統農業、農村的重要思想史價值和實踐價值。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鄉村振興的戰略布局包括合作化、農業發展、農村建設和農民進步在內的方方面面，合作化是鄉村振興的組織基礎，農業發展是鞏固合作化、改造農村和農民的經濟條件，農村建設和農民進步是推動農業發展、合作化的重要因素，可以說四者是互相推進、互為條件、在一定程度上又相互制約的關系。合作社生產的發展是根本，因此要因地制宜，貫徹多種經營的方針，努力實現農、林、牧、副、漁的全面發展，從根本上改善農村的經濟。毛澤東正是看到了這點，在制定《綱要》時全盤考慮這四個方面，抓住了“組織起來”這一關鍵點，通過規劃實現對農業、農村和農民的全面綜合改造和治理，全面構建出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鄉村振興圖景。
毛澤東對社會主義鄉村振興的戰略布局是屬地式的。他認為將農民組織起來搞合作社是改造傳統農業的一個根本辦法，并將它作為通向社會主義農業集體化的途徑。合作化以生產合作為根本，同時擁有屬地管理、建設和治理的職能。因此，合作社不僅是一個經濟組織，也是旨在提供屬地農村建設和社會治理的基層管理組織。在政府財力有限的情況下，將這些職能嫁接在具有一定經濟實力的合作社組織中，可以說是一種組織制度的創新。合作社屬地治理的方式能夠激活農村在地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充分調動起農民的積極性，是一種內生式的發展戰略。
注釋略
原標題《毛澤東基于“組織起來”的鄉村振興戰略布局———以<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為中心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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