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與董時進誰擁有真理？
謝小慶
(北京語言大學)
怎樣建設新中國?這是抗日戰爭勝利以后幾乎所有具有家國情懷的知識分子共同思考的問題。當時，幾乎所有知識分子都認識到農業和農民問題的重要性，都認識到土地問題的重要性。于是，在同為民盟中央委員的梁漱溟和董時進之間，圍繞土地問題發生了一場激烈的爭論。
梁漱溟幾十年深入中國農村身體力行參與農村建設，圍繞土地問題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和調查，高度認同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平均地權”的主張，堅決主張土地公有。
董時進出生在農民家庭，從小對中國農村有深入的了解和豐富的感性經驗，留學美國，專攻農業，對土地問題也有長期、深入的思考，也進行了深入廣泛的調查。
經過激烈的辯論，梁漱溟贏得了民盟絕大多數人的支持。在1945年10月民盟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民主同盟綱領》中，寫入了“以漸進方式完成土地國有之最高原則”。
為此，董時進退出了民盟，組建了中國農民黨。
雖然這場爭論已經過去了70余年，梁漱溟與董時進的孰是孰非仍然是今天關心鄉村建設的學者們激烈爭論的話題。
70余年中國農業發展和農村建設的“實踐”可以成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嗎?顯然不能。今天，反對土地私有的學者，會對這些“實踐”做出支持梁漱溟的解釋;主張土地私有的學者，會對這些“實踐”做出支持董時進的解釋。近70年的“實踐”可能改變持有不同主張學者的看法嗎?不可能。那些支持梁漱溟的學者，會構造出一套理論來支持梁漱溟;那些支持董時進的學者，會構造出另一套理論來支持董時進。支持梁漱溟的人，依然堅定地支持他，任何事實都不會動搖這些人的看法;同樣，支持董時進的人，也依然會堅定地支持他，任何事實也不會動搖這些人的看法。“實踐”不可能改變那些堅定分子，但是可能改變一些處于二者中間的不堅定分子的看法。
習慣于“大批判思維”的一些人，將梁漱溟與董時進的分歧視為“真理”與“謬誤”的分歧，力圖用自己的“真理”去批判別人的“謬誤”。這種思維方式與他們從小接受的“科學崇拜”教育有關，與他們在基礎教育中形成的唯物的思維范式有關，與深受前蘇聯影響的“傳授科學真理”的傳統教育模式有關。
具有審辯式思維(critical thinking)的人能夠理解，首先，決策必須以事實為依據。決策不能基于虛假或虛構的事實之上，必須澄清那些虛假的傳言。在歷史研究方面，應該反對道聽途說，信口開河，嘩眾取寵;應該倡導扎實的文獻調研和嚴肅的實證研究，應該尊重那些白紙黑字的歷史文獻。
那些具有審辯式思維的人能夠理解，僅僅“事實(data，fact，evidence)”不足以成為支持一個主張(claim)的理據(warrant)。只有當事實基于一系列的必要條件的支撐(backing)之上時。才能作為理據為自己的主張提供支持。
其次，決策必須符合形式邏輯，決策不能與形式邏輯相沖突，決策必須是合理的。他們善于提出“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將如何”一類的問題，發現論辯對手的邏輯矛盾、邏輯謬誤和邏輯斷裂。
第三，他們理解，在符合事實和符合形式邏輯的基礎之上，基于不同的價值取向和個人偏好(preference)，對歷史人物會存在多種可能的看法。這些不同看法之間的區別不是對(correct or right)錯的區別，也不是合理(rational or reasonable)與否的區別，它們的區別在于是否屬于普樂好的(plausible)一項。在一部分人看來屬于普樂好的看法，在另一部分人看來可能并不屬于普樂好的看法。
具有審辯式思維的人能夠接受多種價值并存的可能性，他們在堅持自己的“真理”的同時，也能包容別人的“真理”。他們能夠理解，梁漱溟擁有梁漱溟的“真理”，董時進也擁有董時進的“真理”。他們理解，世上并沒有客觀的“真理”，只有主觀的“真理”。世上并沒有眾人的“真理”，只有個人的“真理”。世上并沒有科學的真理，世上只有宗教的真理。他們接受多種價值并存的可能性，他們在堅持自己的“真理”的同時，也能包容別人的“真理”。
審辯式思維的要義是：對自己的真理要真誠，陳述自己的真理要旗幟鮮明，堅持自己的真理要勇敢;對別人的真理要包容，攻擊別人的真理要謹慎。對于歷史真相，他們會“不懈追問”;對于價值判斷，他們會“適時閉嘴”。他們不僅擅于進行有意義的審辯(critical argument)，而且知道何時“閉嘴”。對于一些價值分歧，他們只“秀(show)”不“說(say)”。
今天，國際教育界的共識是：審辯式思維不僅是一種認知技能，更是一種人格氣質。審辯式思維不僅是最基本的探索工具，是教育的解放力量，更是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強大資源，是理性和民主社會的基礎。
發展青少年的審辯式思維，不僅有利于創新型人才的成長，也有利于中國社會的民主化進程。民主不僅是一種政治制度，更是一種國民素質。依靠那些不具有審辯式思維的人，依靠那些對自己的真理不真誠、言不由衷、陽奉陰違、不敢坦承、不敢堅持的人，依靠那些對別人的真理不包容、開口腦殘、閉口沙比、拍磚掄棒、殺氣騰騰的人，不可能真正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進程。那些不具有審辯式思維的人，不可能推動民主進程。沒有國民審辯式思維水平的普遍提高，即使中國在民主制度建設方面取得進展，也很可能會像埃及、泰國那樣最終由于社會撕裂而訴諸軍管，甚至可能像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一樣陷入動亂，像敘利亞一樣成為別人廝殺的“棋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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