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有學者提出“農二代”概念，用來概括農村80后、90后青年與其父輩(農一代)在務工行業、子女教育、消費方式、未來生活預期等方面的巨大差異。嚴格來說，“農二代”這個表述并不準確，因為他們父輩的父輩也是農民。世代為農，何談一代二代。
“農二代”這個概念的解釋力，并沒有超出學界對于“一代農民工”和“新生代農民工”的比較分析。如果說創造這樣一個概念是為了表達新生代農民工“離村脫土”的特征，其實也極不符合當前絕大多數農村的現實情況。
家庭式遷移、縣城買房等現象有著復雜的原因，不應作為新生代農民工離村脫土的證據。
第一，農民工家庭式遷移的大前提是城市中有充足就業機會供給，確保年輕夫妻收入穩定。不僅如此，家庭式遷移時，孩子至少要到上幼兒園的年齡，只有這樣才能把妻子解放出來去工作。單靠丈夫一人工資，家庭式遷移的成本會非常高，只有少數家庭才承擔得起，不可能大范圍發生。隨著時間推移，農民工在勞動力市場的競爭力逐步減弱，那些沒有能力繼續留在城市的家庭，不得不返鄉生活。
第二，部分新生代農民工在縣城買房，這個現象近年來確實有所增加，有一部分家庭確實有這個經濟實力，但也有不少情況是男青年迫于婚姻壓力而買房，因為女方普遍把縣城有房作為談婚論嫁的基本條件——至少男方父母要出首付款，婚后小兩口還貸款。這樣的房子，即便買了，也往往因為缺錢而不能盡快裝修。即便湊錢裝修，也經常空著，因為縣城的就業機會有限，大部分年輕人還是向著經濟發達、就業機會多、務工收入高的地方流動。即便一部分農民工勉強入住縣城樓房，但因為要還房貸，生活也可能拮據，甚至需要農村父母各種方式的接濟。一部分年輕人借此機會享受了城市生活，城鎮化率提高了，但“城鎮化”的成本，往往是由農村父母來承擔的。
近日，山西的一位基層干部在網絡上發文反思鄉村振興，他指出農村的一個怪現象，那就是在一些家庭，兒子考上大學并留城就業，老父母的生活負擔卻更重，不僅要供學費，還要幫兒子付首付甚至供房貸。到頭來，兒子勉強城鎮化，卻沒有太多能力“反哺”父母。農村父母的生活水平并沒有因為兒子的城鎮化而提高，反而可能大大降低。
一代人進城，依托兩代甚至三代人的辛勞。這種現象，值得我們深思。考察當代中國農村人口的城鎮化，不能回避城鎮化的成本分擔問題。以過度汲取農村人口和經濟剩余為基礎的城鎮化模式，是不可持續的，必將帶來鄉村的進一步衰敗。
二
新生代農民工到底是徹底離村脫土，還是像其父輩那樣返鄉務農?學界對此有不同看法。筆者認為：新生代農民工能否完成城鎮化，決定性因素不是主觀意愿，而是客觀條件。問題關鍵不是想不想留在城市，也不是是否應該留在城市，而是能否具備定居城市的經濟基礎，其中就業機會是最核心影響因素。
進一步說，決定農民工城市生活經濟基礎的，是城市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具體涉及兩個方面：一個是工業化和城鎮化對與勞動力的需求狀況，另一個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供給狀況。
在勞動力需求方面，不能只談城鎮化而避談工業化。工業化才是影響城市勞動力需求的核心要素。近年來，城市建筑業、商業、服務業的勞動力需求在增長，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在增強。究其根本，這些行業的繁榮，必須依托工業化的推進，否則就不可持續。因為光靠第三產業來推動的城鎮化后勁不足。脫離第二產業而空談第三產業發展，就會對城鎮化趨勢的做出錯誤判斷。有經濟學家認為，甲給乙洗頭，乙給甲洗腳，這就促進了就業，產生兩份收入，增加了GDP。其實，這種模式的GDP，含金量并不高。更好的模式是：甲給丙洗頭，乙給丙洗腳，丙在工廠做工。這種依托第二產業發展而衍生的第三產業就業機會，更能反映社會經濟的進步。以此為基礎的城鎮化，才更有后勁、可持續。所以說，中國城鎮化的根本動力，是工業化的穩步推進。正是以工業化為基礎的經濟體量增加，決定著城市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影響著城鎮化的規模和速度。
在勞動力供給方面，不能只談農村勞動力剩余而忽視這種剩余的特點。大體說來，農村剩余勞動力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相對剩余，另一類是絕對剩余。相對剩余根源于農業生產的季節性，農忙時參加農業勞動，農閑時又無事可做的勞動力屬于相對剩余。超越農忙季節需要的農村勞動力屬于絕對剩余。當代中國農村，兩類不同類別的剩余勞動力具有不同的務工方式。絕對剩余勞動力以二三十歲青年為主，主要進行遠距離的長期務工，相對剩余勞動力以四五十歲中年為主，主要進行近距離的短期務工。可以為工業化和城鎮化提供穩定勞動力供給的，主要是絕對剩余勞動力。
需要注意的是，當絕對剩余勞動力存量遠遠大于工業化、城鎮化對農村勞動力的總需求時，農民工在城市勞動力市場的談判能力就較低，資本擇優選擇勞動力的空間就比較大，那些年齡偏大、敏捷性弱的勞動力就會受到排斥。隨著新生代農民工年齡的增長，當他們不再受城市勞動力市場青睞時，就業機會就會越來越少，收入水平逐步降低，留在城市生活的經濟能力不斷減弱，留城意愿也逐步降低，返鄉就會成為“順其自然”的選擇。這種格局，只有在農村絕對剩余勞動力供給小于工業化、城鎮化總需求的時候，才可能發生結構性轉換。到那個時候，我們就會發現，身邊的快遞員、送餐員、導購員中，中年人占據了大多數。農村務工人員也就有更多機會留在城市生活，在養老、醫療、教育等政策的配套下，這些人口的城鎮化速率就會大大提升。
三
當前，我國農村勞動力依然處于過剩狀態。規模巨大的剩余勞動力并沒有形成大規模失業問題，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極其重要但依然沒有被充分重視和理解的現象。
之所以剩余勞動力沒有轉化為大規模失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國農村勞動力存在一個規律性的進城務工和返鄉務農機制，具體表現為年輕時以進城務工為主，年老時以返鄉務工為主，形成了“半工半農”的生計模式。
綜合來看，農民工的務工行為，主要受兩個“周期”的支配。在微觀層面，支配農民務工行為的是家庭生命周期，在不同家庭發展階段采取相應的生計安排。在宏觀層面，支配農民工務工行為的是經濟發展周期。受國內和國際形勢的影響，在經濟擴張期，就業機會增加，農民工需求擴大，外出務工增多;在經濟收縮期，就業機會減少，農民工需求縮減，返鄉務農增多。基于家庭生命周期和經濟周期而進行的進城務工或返鄉務農——這種農村勞動力的流動和配置方式，促使中國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形成了一種富有彈性的勞動力供給模式。
在微觀層面，農村勞動力的彈性供給，有利于農民家庭獲得務農收入和務工收入，通過農業收入獲得基本生活保障，通過務工收入增加家庭收入，提高生活水平;在宏觀層面，農村勞動力的彈性供給，有利于城市獲得穩定的勞動力供給，不因經濟擴張而出現勞動力供給不足問題，也不會因為經濟收縮而出現大面積失業人口滯留城市。
農村勞動力彈性供給，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再經濟高速發展同時確保社會穩定有序的重要機制之一。只有理解了這個機制，我們才能更好的理解當前中國提出的逆城鎮化戰略。
四
逆城鎮化戰略不是對城鎮化戰略的否定，而是為了擺脫一些西方國家單向度城鎮化模式的老路，結合中國自身人口、資源等歷史現實條件，探索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城鄉共榮的新型發展路徑。
逆城鎮化戰略的一個重要社會基礎是：當代中國農村勞動力在流向城市務工的同時還會規模性的逆向流動，即農民工返鄉。實施逆城鎮化戰略的核心目標，就是為了在頂層設計層面為農民工返鄉創造條件、提供支撐。只有建設好鄉村，才能吸引更多人主動返鄉。只有勞動力逆向流動，才能為鄉村振興提供人力資本。只有勞動力在城市和鄉村之間自由流動，才能更好地發揮農村勞動力彈性供給模式對中國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的保障作用。
也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抽象討論或預言新生代農民工是否會像其父輩那樣返鄉，并沒有太多實際意義。我們最需要做的，是把城市、鄉村兩頭都建設好，政策配套好，讓他們可以自由選擇，自由流動，特別是要讓那些在城市勞動力市場失去競爭優勢的農村勞動力可進可退，讓他們有家可回，有地可耕，有業可守，有親可聚，有鄉可戀。只有這樣，進城務工的人就可以結合自身境況做出合適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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