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西”和“小崗”的實踐可以成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嗎？
謝小慶
(北京語言大學)
科學哲學家、邏輯學家斯特芬·圖爾敏(Stephen Toulmin)1922年出生于英國，1942年獲得數學和物理學學士學位后，從軍投入二戰。二戰結束后，繼續自己的學業，1948年在劍橋大學獲得哲學博士學位。他本科階段的數學和物理學學習為他的科學哲學研究打下了重要的基礎。他1959年赴美任教，定居美國。在托馬斯·庫恩之前，他首先使用了“范式(paradigm)”概念。后來，“范式”成為庫恩著作和歷史主義學派的核心概念。圖爾敏于2009年逝世。
1945-1947年，在劍橋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圖爾敏曾經向維特根斯坦學習邏輯學。羅素是維特根斯坦的老師和博士學位論文評審人。從圖爾敏的思想發展過程中，可以看到從康德到羅素、再到維特根斯坦的人類認識發展軌跡。
圖爾敏、卡爾·波普爾(Karl R Popper)、托馬斯·庫恩(Thomas S Kuhn)等科學哲學家們發現，對于一個理論、一個觀點、一個命題的論證，不是一場可以決出勝負的球賽。一個新理論、新觀點被接受，一個舊理論、舊觀點被放棄，往往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往往是一個曠日持久的論證過程。持有某種觀點的人完全將自己的論辯對手說服的情況很少，持有某種觀點的人將所有的論辯對手說服的情況很少。
辛亥革命已經過去了百年。今天，辛亥革命對于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影響仍然是激烈爭論的話題。“五四”已經過去了近百年。今天，“五四”對于中華民族文化建設的正面和負面的影響仍然是學術界激烈爭論的話題。羅斯福新政已經過去了近80年。今天，對其得失成敗仍然存在巨大爭議，仍然是經濟學家們和政治學家們激烈爭論的話題。
2013年3月7日出版的《中國新聞周刊》刊登了該刊記者周政華關于小崗村的報道，報道中說：“2012年，在每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華西村創造的產值是13億元，南街村是6億元，而小崗村只有幾百萬元。”
上世紀80年代初，華西村堅持實事求是的精神，在黨支部書記吳仁寶的帶領下，頂住了巨大的壓力，堅持了集體經濟。南街村1978年畝產已經達到1000斤，80年代初被迫分田以后，1985年畝產跌到500斤。1986年，在支書王宏斌的帶領下重新壯大了集體經濟。今天，華西和南街在新社區建設方面取得了驕人的成績。與之成為對照，30年來盡管各級政府不計成本、不惜代價地對小崗進行扶持，小崗在經濟建設方面卻乏善可陳。
2012年，筆者先后走訪了華西村、南街村和小崗村，通過親歷親見親聞，筆者發現，華西村和南街村雖然未能使“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實現了“共同富裕”。不僅在共同富裕方面比小崗做得好，在經濟發展方面也將小崗遠遠地甩在了后面。
華西、南街、小崗的“實踐”可以成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嗎?顯然不能。華西、南街、小崗的“實踐”可以改變那些反對農業合作化的人的看法嗎?不可能。那些反對農業合作化的人，會構造出一大套理論和說辭來對華西、南街的經濟發展和小崗的經濟停滯進行解釋。
對于農業合作化，一些人堅定地肯定，任何事實都不會動搖這些人肯定農業合作化的看法。另一些人堅定地否定，任何事實也不會動搖這些人否定農業合作化的看法。“實踐”不可能改變那些堅定分子，但是可能改變處于二者中間的不堅定分子的看法。
反對農業合作化的人，無力否認華西、南街在經濟發展方面將小崗遠遠甩在后面的事實，但是，他們可以對這些事實作出自己的一番解釋。
習慣于“大批判思維”的一些人，將“合作化”與“單干”的分歧視為“真理”與“謬誤”的分歧，力圖用自己的“真理”去批判別人的“謬誤”。這種思維方式與他們從小接受的“科學崇拜”教育有關，與他們在基礎教育中形成的唯物的思維范式有關，與深受前蘇聯影響的“傳授科學真理”的傳統教育模式有關。
吳仁寶、王宏斌具有審辯式思維(critical thinking)能力。當他們面對堅持集體經濟和放棄集體經濟的選擇時，他們理解，自己的決策首先必須以事實為依據。決策不能基于虛假或虛構的事實之上。其次，決策必須符合形式邏輯，決策不能與形式邏輯相沖突，決策必須是合理的。第三，在符合事實和符合形式邏輯的基礎之上，基于不同的價值取向，可能存在多種可能的決策選項，這些選項之間的區別不是對(right)錯之分，也不是合理(Rational)與否的區別，它們的區別在于是否屬于普樂好的(plausible)一項。在一部分人看來屬于普樂好的選項，在另一部分人看來可能并不屬于普樂好的選項。
具有審辯式思維的人能夠接受多種價值并存的可能性，他們在堅持自己的“真理”的同時，也能包容別人的“真理”。他們能夠理解，華西人和南街人可以有自己的“真理”，小崗人也可以有與之不同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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