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權按
繼昨天推送的集體時期農民合作的討論，今天推送徐俊忠老師另一篇文章，詳細討論毛主席當年對農村發展的設想。在1955年的規劃中，毛主席就已經談到了農村各項事業的共同發展，從農業生產到鄉村工業，從信用合作到技術推廣，還涉及到教育、黨建、文化娛樂、婦女工作、農民組織等各項內容。這些豐富內容，正是今天不少農村工作實踐者所大力推崇的日韓臺“綜合農協”的追求，而事實上，毛主席在60多年前就已經提出了規劃，今天如火如荼廣受追捧的“金融互助”，也早已在毛主席的規劃中以另一種形式出現。整個《綱要》的制定過程就是黨內兩條發展路線的斗爭過程，遺憾的是，大形勢的改變最終使這份《綱要》被退場。
更值得指出的是，這份《綱要》從醞釀到提出，最后由全國人大通過，其間多次與專家隊伍、各地各級領導以及農村的一線農民和全國各界民眾反復咨詢、討論，數次修改，真正踐行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群眾路線如何重新回歸今天三農政策的制定中，是我們在對毛主席的追思和紀念中應當回答的問題。
正文
20 世紀五六十年代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社會變革，包括政治、經濟、社會與生產技術變革最為積極和激烈的年代。集中反映這種變革狀況的重要文件之一，就是由中國共產黨政治局于1956年初首次提出，歷經全黨、全國各界反復討論、修改，并于1960年由全國人大通過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以下簡稱《綱要》)。
本文主要聚焦于《綱要》的過程，包括它的提出、修改、成文以及落幕的過程。這個過程，交織著復雜的因素及其交互作用，由此也留下了非常值得謹慎對待的關于治國理政的政策達成及其經驗、教訓。
一、《綱要》是從農村合作化高潮轉向農業生產高潮的產物
《綱要》是一個以農村生產發展為中心的、關于中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歷史文獻。其產生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因應中國從農村合作化高潮轉向農業生產高潮的產物。
中國農村走向合作化的道路，是基于中國國情和歷史時態的必然選擇。新中國建立伊始，中國共產黨就滿腔熱情地踐行關于“耕者有其田”這一新民主主義性質的土地綱領。這是新中國偉大變革的重要起點，也是兌現廣大農民翻身做主、從而實現最偉大的社會變革動員的起點。
然而，土地改革消滅了地主經濟，普遍滿足了1.1億農戶的土地要求，并不能在根本上解決農民的經濟解放問題，也帶來了國家治理上的新困難。
首先，中國的既定國情是人多地少。即使土地改革消滅了地主經濟，在不同地區基本實現土地的平均占有，農戶平均擁有的土地也是相當狹小的。據統計，1950 年全國農業人口，人均耕地面積為3. 27 畝[1]。
但由于區域差異，各地實際情況很不同。河北省滄州的南皮縣為4. 18 畝[2]。河南安陽北關區為1. 5 畝[3]。湖北襄陽縣為3. 71 畝[4]。湖南湘潭縣為1. 57 畝[5]，茶陵縣為1. 91 畝[6]。浙江土改后農村人均耕地雇農1. 86 畝，貧農1. 44 畝，中農1. 84 畝，富農2. 78 畝[7]。福建省土改后，農業人口人均土地為1. 75 畝[8]。
廣東全省是貧農人均1. 3 畝，中農和富農1. 4 畝，地主為1 畝[9]。其中，潮汕地區揭陽縣是：地主0. 685 畝，半地主式富農1. 29 畝，富農1. 05 畝，小土地出租者1. 076 畝，中農0. 993 畝，貧農0. 766[10]。根據中共“粵東區”黨委對于潮安、潮陽、澄海、惠來、普寧、惠陽、河源、梅縣、大埔等9 縣1184 個鄉的統計，土改后農村人均土地為1. 084 畝[11]。
我的家鄉南澳縣土改后地主0. 73 畝，富農1. 34 畝，中農0. 86 畝，貧農0. 73 畝，雇農1. 1 畝。這樣的人均土地占有狀況，在正常年景里，農民也許可以糊口，但它實在無法作為承載農民經濟解放的基礎。
如果把建國初期，大部分農民處于文盲狀況，還有生產資金不足，農具不齊備，種子、肥料、役畜缺乏，水利狀況不佳等因素考慮進去，農民生產的內生力、抗壓性和抗災力等都是非常脆弱的。
為什么土改后不久，就有部分農民重新失地、淪為赤貧而流浪他鄉的現象，原因并不難理解。因此，靠一家一戶擁有一小塊土地這樣的所有制基礎，不僅無法滿足農民經濟解放的要求，甚至無法真正確保“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綱領的實現。
在這種情況下，主張農村繼續所謂“新民主主義經濟秩序”，維持一家一戶耕種一點小土地的生產方式，只能被理解為一種政策教條主義的僵化保守思想而根本無益于廣大農民的生活改善和經濟解放。
相反，只有推進合作化的發展，探索在合作化基礎上，調動、活化和激發農村的各種資源，創造農村經濟發展的新模式，才能開啟農民解放的新希望。
其次，土地改革后，農村土地高度碎片化，弱化了生產要素的有效利用，一家一戶就是一個小經濟單位的狀況也帶來了農產品商品率的降低，并形成社會治理上的巨大障礙。
地主經濟本質上也是一種以擁有生產資料去奴役和支配他人勞動的剝削性經濟。它是中國農民和中國農業長期氣勢不振的根本原因。但是，地主經濟總體上看，還屬于土地和農產品相對集中的一種經濟形式。就其資源的相對集中而言，它對于土地資源的物理性整合與合理利用，以及提高農產品的商品率，還是屬于較為有利的。
土地改革以后，在普遍均衡占有的價值取向之下，雖然普遍地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要求，但是，本來并不豐足的土地也由于均分田地而高度碎片化了。這種碎片化客觀上弱化了土地的有效利用。至少，僅僅由于地邊田界的增加，就會減少了不少有效的種植面積，影響農田灌溉條件的改善。
同時，一家一戶耕種一點屬于自家的小田地，還必然降低農產品的商品率。原因不僅在于這種生產方式的生產率難以大幅度提高而影響產品的商品率，更在于它植根于一家一戶就是一個小的生產單位的基礎上，必然產生對于產品尤其是對于并不充裕且是糊口生存的糧食產品的自家消費上的便利，從而直接降低農產品的商品率。
在地主經濟占主導的條件下，農民的生活狀況是痛苦的。但是，地主通過對于土地的占有而擁有較大量的農產品，目的并不在于使用價值，而是最大限度地通過市場實現附著于使用價值上的價值。因此，一些研究者發現，在土改完成后的一個時期里，農產品尤其糧食的商品率不僅不增反而下降，某種意義上正是一家一戶耕種一點小田地的小農生產方式的必然產物。
此外，這種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的狀況，還極大地妨礙了社會治理的有效性。1953 年，國家迫于工業化發展的巨大需求和農業生產水平低下的巨大矛盾壓力，不得已對于主要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的政策。這個政策的要件是“三定”，即“定品種，定數量，定價格”。這意味著特定區域的農民每年必須按照國家規定的價格，為國家提供規定數量的特定農產品。
總體而言，在這個政策的實施過程中，國家由于面臨著巨大的現代化建設的巨大壓力，要求農民提供的農產品的量級，相對于當時既定的落后生產力狀況，確實不低。許多農村在這一政策之下，實際上成了執行國家農業生產指令，提供低廉價格的農產品的附屬存在物。
從管理實踐的方面看，在既定的小生產生產方式下，農村有著1. 1億農戶，意味著有1. 1 億個農業生產的微型單位，當“統購統銷”政策遇到這個生產方式時，直接面臨的就是如何面對這1. 1 億個農業生產微型單位，落實征購農產品工作的難題。
而且一個生產單位就是一個實體性的農戶，這意味著征購工作的過程，就是與農戶發生直接的經濟利益關系的過程。不僅交易成本巨大，而且基于利益上的沖突基本是沒有中介的直接沖突。正是這種沒有中介的直接沖突，導致了第一年實施這個政策時，全國有幾十位征購糧食的國家工作人員，在與農民的沖突中喪生。這種沉重的交易成本和血的教訓，成為推動國家盡快在農村中實施農民合作化計劃的最為直接的因素。
基于這一背景的理解，農村合作化運動所要解決的問題，既有對于中國農村發展具有根本性意義的內容，又有政策適應性的策略意義。前者就是要解決如下問題：如何結束農村土地的嚴重碎片化，激活和調動農村各種可資利用的資源，尋找有希望的發展道路，最終實現農業、農村與農民的發展與再生。后者就是要為“統購統銷”政策的有效實施，減少政府與之交易的對象，并在政府與農戶之間，建構起一個可以發揮中介性作用的組織而降低政府與農民直接沖突的機率。從這些方面看，中國農村的合作化運動，既是為某種政策實施服務的策略，更是農村振興、發展的戰略。
毫無疑問，中國農村合作化運動是毛澤東力排眾議，竭盡全力推動和發展起來的。他不僅介入中央主要領導與地方黨委圍繞合作化問題的爭論，旗幟鮮明地站在積極發展農業合作化的地方黨委一邊，與各種反對合作化發展的言論展開論戰，而且親自支持一批合作化的典型，親自起草和審定一整套關于合作化發展的綱領性、指導性文件等等。尤其是他兩次組織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大型文獻，從全國各地大量的典型材料中，選出176 篇，篇幅達90 萬字[12]，并兩次親自撰寫序言，更為令人矚目的是他為這個文獻寫下了104 篇充滿嘉獎性和指導性意義的按語。
基于歷史，我們完全可以說，沒有毛澤東，就沒有中國農村合作化這一對于未來中國農村以至于整個中國社會主義事業影響深刻的重大社會改造運動的高潮涌動和順利完成。而它對于中國農村發展的最為直接的意義在于使土改中碎片化的土地，重新走向集中，使農村從一家一戶就是一個生產單位的一盤散沙狀態中，逐步走上組織化的發展軌道。中國農村走向現代化的一切可能由此而奠定了基礎。
然而，農村合作化并不由于組織化建構的完成而最終完成。如果一種生產的組織形式，不能有效地促進生產的發展，帶來人民生活的真實改善與持久發展，它就不可能長久存在。況且在推動合作化發展的過程中，毛澤東幾乎從來沒有忘記各種反對合作化運動的思潮與力量的存在，甚至時常提醒要警惕各種“觀潮派”和“算賬派”。
因此，在進行農村合作化的組織化建構的過程中，毛澤東同時主持和指導全國各級各地探索在新的組織化機制下，向生產的廣度和深度進軍的各種有效方式與方法，以便及時地把中國農村合作化高潮引向農業生產發展高潮，為合作化組織機制的優越性提供實踐上的證明，并最終讓農業發展起來，讓農村繁榮昌盛，讓農民摘取幸福生活的真實果實。
正是這種邏輯的發展和這種探索的積累，促使毛澤東在接近完成編輯《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的同時，又開始親自主持制定為中國農業發展提供規劃和指導的重要文件——《1956 年到1967 年中國農業發展綱要》的過程。
《綱要》的正式制定開始于1955 年底，但其核心思想和許多內容、要素則累積于農村合作化的過程中。1954 年6 月，毛澤東在修改中央農村工作部一個關于農村工作會議的報告時指出：“提高單位面積產量，是目前農業增產的主要出路。但要發揮這種增產潛在力，靠小農經濟是有限的，靠在農業中實行大規模的機械化是工業發展后的遠景，在最近幾年之內必須依靠大力發展農業合作化，在合作化的基礎上適當地進行各種可能的技術改革。”[13] 實際上，《綱要》最主要的內容，就是對于如何在合作化的基礎上“適當地進行各種可能的技術改革”問題的細化和具體化，可以看作是對于這一思想的進一步發揮。
1955 年10 月，毛澤東在關于七屆六中全會的結論中，集中地議論了農村經濟發展規劃的基本內容。他說: “農村全部的經濟規劃包括副業，手工業，多種經營，綜合經營，短距離的開荒和移民，供銷合作，信用合作，銀行，技術推廣站等等。還有綠化荒山和村莊……還有文化教育規劃，包括識字掃盲，辦小學，辦適合農村需要的中學，中學里面增加一點農業課程，出版適合農民需要的通俗讀物和書籍，發展農村廣播網、電影放映隊，組織文化娛樂等等。還有整黨建黨，整團建團，婦女工作，還有鎮壓反革命。整個規劃里面都要有這些部分。”[14]
對照后來成型的《綱要》，我們也不難發現，這個內容豐富的論述正是《綱要》的雛形。如果仔細閱讀由毛澤東主持編輯的《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及其按語，則可以發現《綱要》中絕大部分內容都不是憑空而來的，或者說，都是有著全國各地農村合作化過程的實踐背景依據的。這就是說，《綱要》的問世，既有歷史發展的邏輯要求，也有經驗基礎和思想積累。
二、《綱要》的成文凝聚了毛澤東的巨大心力
著眼于《綱要》的成文過程，從其提出到不斷豐富、修改、完善，是一個十分復雜和細膩的過程。這個過程生動地體現了毛澤東的政治思維和思想方法，也承載著這個歷史文獻固有的令人嘆息的豐富歷史信息。
根據《毛澤東年譜( 1949-1976) 》記載，制定“全國農業發展規劃”的時間起點是1955年11月17日。這一天，毛澤東來到杭州劉莊，召集了中共山東、江蘇、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廣東的省委書記及上海局書記開會，其中重要內容就是“研究農業發展規劃”問題。他提出，農業發展的“全面規劃問題，明年能否搞出一個來，有個粗線條的規劃也好，一九五七年再加以具體化，每年更具體化一點”[15]。正是在這個會上，通過集思廣益的方式，“擬出了十五條”的稿本。
11月20日，毛澤東來到天津，召集中共遼寧、吉林、黑龍江、河北、山西省委書記和內蒙古自治區黨委書記、天津市委書記開會，重要的內容也是“討論農業發展規劃”問題，其進展就是在杭州會議擬出“十五條”的基礎上增加了兩條，成為“農業十七條”。
從后來公布的“農業十七條”看，其主要內容包括：關于合作化的政策與進程;關于糧食生產“四、五、八”的增產目標及其技術措施;關于消滅危害人畜的嚴重疾病，改進衛生條件和開展掃盲工作等;關于建設交通道路網、有線廣播網和電話網的工作等。四大內容實際上是圍繞著“四、五、八”的糧食增產目標這一中心而展開的。后來的《綱要》基本都是在這個框架中不斷修改和完善的。
緊接著，毛澤東回到北京整整一個月，其中的一項重要工作是重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對于這一重編工作，按照他在序言中的說法，是對原稿做了篇幅的增刪，還為其中的104篇材料親寫按語。因此，這個重編實際上是他對于問題的再思考。
12 月21 日，毛澤東又回到“農業發展規劃”的工作上來。與此前不同的是，文件起草以擴大參與人群的方式進行。
這一天，中共中央發出了由毛澤東起草的《征詢對農業十七條的意見》的通知。通知說明了“十七條”的由來，并指出“中央認為應當于一月十日中央召集的有各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書記參加的會議上，加以確定，以便納入一九五六年的計劃，開始認真實行。為此目的，請你們于接電后即召集所屬各地委書記和一部分縣委書記詳細研究一下：
(甲)究竟是否全部可以實現，還是有一部分不能實現，實現的根據是否每條都是充分的;
(乙)除了十七條以外，是否還有增加(只要是可行的，可以增加的)
(丙)“你們是否準備立即納入你們的一九五六年計劃開始實行”，同時還要求各地“于一九五六年一月三日前研究完畢，準備意見”。[16]
這是《綱要》起草過程中第一次較大范圍的征求意見。
1月9日毛澤東再次致信周恩來：“此件又做了一些修改，主要是增加了第二十四條講勤儉辦社和第四十條講工農聯盟，其余還有幾處文字上的修改。印成后，我又在一本上作了一些文字上的修改。現派高智于本日上午飛北京，送上五十三本，請令秘書處照我改正的一本，將未改的五十二本加以改正。各省同志都要求以草案初稿的形式馬上印發給下級黨委，我覺可以，不知你們以為如何?可否請你于本日下午召集政治局或者書記處各同志開會一次，將此件看一遍，大略談一下(其詳待下次再討論)決定是否可以讓各省委用草案初稿立即下達各級黨委征求意見和安排工作，于本日下午六時以前用電話告我。”[17]
這個信件所談事務非常具體，從中可以看到毛澤東對于《綱要》的那種精細、敏感和一絲不茍的態度，足以反映《綱要》在他心目中的位置。
1 月23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杭州會議提交的“綱要草案初稿”。在此之前，還有過中央領導人多次召集的小范圍討論，參加知識分子問題會議1200多名與會人員的討論，也征求在1735名民主黨派、人民團體負責人和科學家的意見等。
經政治局討論之后，“草案初稿”變成“草案”。其最明顯的變化是在毛澤東的主導下，有意識地刪去了原來絕大部分具體指標，也調整和降低了部分關鍵性指標。其實，這種對于指標的刪去和調整，在這次會議之前，毛澤東就已開始。
1月17日晚上他在頤年堂主持政治局討論各地對《綱要草案初稿》意見時就指出：“農業發展綱要必須放在可靠的基礎上，不能憑一時的想法，也不能把生產品增產后的出路放在出口的希望上，而應該以國內市場為主。現在我們已經看到一種忽視可能條件的盲目趕大的傾向，腦子太熱了需要冷一下，所以在綱要上把許多指標刪去了，而在每項重大措施上都加上一些條件限制，以免發生盲目冒進的錯誤。”[18]這里可以窺見毛澤東對于發生“盲目趕大”、“盲目冒進”的防范心態。
從具體內容看，“草案”在保留關于糧食產量的“四、五、八”平均畝產要求外，刪去了“各地區應當在上述基數上爭取各提高一百斤，分別達到五百斤，六百斤和九百斤”的提法[19]，還刪去了糧食總產量“由一九五五年的三千六百多億斤增加到一萬億斤”的不切實際的目標設定。關于擴大復種的指標，也幾乎以下調30% 的幅度去做全面處理。對于發展國營農場的耕種面積，這次也把原設定的二億四千萬畝下調為一億四千萬畝，等等。
經過抑制“盲目趕大”、“盲目冒進”的防范性處理，“綱要草案”稿于1956年1月25日被提交到最高國務會議討論后，“發給各省(市、自治區)、專區(自治州)、縣(自治縣)、區、鄉(民族鄉)的黨委和各有關部門研究，并征求意見”。
次日，《人民日報》第一版以《毛澤東主席召集最高國務會議討論中共中央提出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為題發布新聞，第二版全文刊發《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第三版刊發廖魯言《關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說明》。由此掀起了全國性的討論、學習和貫徹“綱要”的熱潮。《綱要》因此走過了從醞釀到公開問世的歷程。
然而，《綱要》此時被標定的性質仍是“草案”。這預示著它將繼續根據全民討論的情況和各地實踐經驗而不斷加以修正和完善。從文獻上看，新的修正要求提出于1957年7月毛澤東那篇以整風和反右斗爭為主題寫給黨內領導干部的文章——《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勢》的結尾處。他寫到：“八月，請省市委、自治區黨委一級和地委一級的第一書記，抽出一段時間，摸一下農村中整社、生產、糧食等項問題，以備九月中央全會之用。四十條農業綱要，請你們逐條研究一下是否需要修改。”[20]
經過9月至10月間召開的“中央全會”即中共中央八屆三中全會，“綱要草案”再次修改獲得通過，原來的“綱要草案”成為“綱要修正草案”。在這次中央全會最后一次會議上，毛澤東強調“四十條加以修改后，不久就可以發出去，請同志們在農村很好地組織一次討論。請你們注重抓緊搞一搞這個農業規劃。省、地、縣區、鄉、社都要搞農業規劃。全面規劃，加強領導，書記動手，全黨辦社”[21]。
會后，毛澤東對于《綱要》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他于10月12日親自審閱“綱要草案”修改稿，加寫和改寫了較大篇幅的文字。例如，為文件加寫一個重要題注：“這個綱要草案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一九五六年一月間提出的，在實際生活中已經起了積極作用。現在根據兩年來一些事實的變化和工作的經驗，做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和補充，提交農民和全體人民討論，再做修改，準備提交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通過，然后提交國務院討論通過，最后提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通過，作為正式文件公布。估計到今后十年中，一定會有許多新的情況出現，還會要做某些修正的。”[22]
此外，他還通過文件條文的修改，強調對待少數個體農民的應有政策;強調重視農業機械化問題;強調引導農家精打細算，增加積蓄;強調清潔衛生，移風易俗，改造國家;強調消滅嚴重疾病;號召城市青年下鄉參加農業生產，等等。
第二，他于10月13日在中南海勤政殿向出席第十三次最高國務會議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負責人和無黨派民主人士傳達中共八屆三中全會討論整風問題和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主要精神。他特別強調: “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是比較適合中國國情的，不是主觀主義的。原來有些主觀主義的東西，現在我們把它改掉了。總的說來，實現這個綱領是有希望。”[23]
第三，他于10月26日為中共中央起草《關于組織討論全國農業發展綱要修正草案的指示》。其中對于如何在農村組織討論的問題講得十分細致入微：“農村討論應在冬季，以便掀起一個生產高潮，爭取一九五八年豐收。討論時間大約有七個至十個晚上就夠了，每一個晚上討論幾條，征求意見。討論時應以一人逐條宣讀，宣讀一條，討論一條。”[24]
這三件事都具體地體現了毛澤東對于文件的審慎態度，也體現了民主決策的程序要求。尤其是堅持決策必須與人民群眾商量，必須充分反映群眾意見的民主要求。可以說，正是經過毛澤東的持續努力和幾經反復的集思廣益的過程，“綱要修正草案”成為《綱要》成文史中最好的一個文本。
在《綱要》成文史中，繼“綱要修正草案”之后，1958年5月還有一個“綱要第二次修正草案”。對于這個“第二次修正草案”，從《毛澤東年譜》的記載看，毛澤東的用力、用心并不太深。
“綱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由中國共產黨第八屆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基本通過”。這個環節是預先按照黨和國家民主決策要求，由毛澤東在1957年10月“綱要修正草案”的題注中加以明確說明的。
根據譚震林1958年5月17日在這次黨的全國代表大會上對文件所做的說明，“綱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的主要依據是“綱要修正草案”公布后所收集上來的意見。他說：去年十月公布了這個綱要，提交農業合作社和全體人民開展討論，征求意見，到今年四月底，總共收到各地方、各方面、各單位和個人意見一千八百九十一條，綜合整理為三百三十七條;又收到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的比較集中的意見，綜合整理為二百九十三條。
然而，總體上看，“綱要第二次修正草案”相比于前一個文本，被毛澤東在1956 年1月所抑制的“盲目趕大”傾向有所抬頭。例如，部分恢復了由“綱要草案初稿”提出、而在“草案”中刪去的某些指標;明顯提高“修正草案”的某些指標要求;把“提倡密植”作為增產的重要措施單獨成條。
后來的事實表明，這一提倡的效果相當復雜甚至負面，密植成為部分地區長官意志、瞎指揮發作的重要病灶。毛澤東不得不在1959年4月29日的“黨內通訊”中強調：“上面硬死的密植命令，不但無用，而且害人不淺。因此，根本不要下這種死硬的命令。”[25]
此外，“綱要第二次修正草案”還明顯地加重對于合作社的事權要求，這等于加大了合作社的負擔，等等。因此，當經歷過1958年和1959年瞎指揮和浮夸風之害后，1960年4月10日全國人民代表審議《綱要》時，并沒有采用這個“第二次修正草案”，而是以1957年10月這個毛澤東用力很深的“修正草案”作為基本文本。這實際上是對于瞎指揮和浮夸風一定程度上的糾偏，也是《綱要》向毛澤東的方向回歸的一種體現。
三、《綱要》從穿行于共識與異議之中到寂寞與落幕
《綱要》的成文雖然一直是在毛澤東的主導下完成的，但《綱要》自從提出到成文，基本都是穿行于共識與異議之中的。這種走向的累積，導致了一種把《綱要》與極左思潮相聯系的若明若暗的傾向。可以說，正是這種傾向的持續累積作用，后來導致了《綱要》從寂寞到落幕的過程。
實事求是地看，毛澤東對于《綱要》的制定，不僅投注了巨大的心血，也顯示出極大的歷史耐心。這種耐心可以從《綱要》的成文歷經六個年頭，并多次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加以討論審議，啟動最高國務會議、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等政治機構的參與，并多次訴諸于專家隊伍、各地各級領導以及農村的一線農民和全國各界民眾反復咨詢、討論中得到說明。
即使是文本起草，毛澤東雖然投入巨大心力，但一直都是以集體的方式進行的。所以，當談及《綱要》的內容時，毛澤東認為沒有一條是屬于他自己的，都是集體智慧的產物。應該說，這種說法是可信的。正是由于《綱要》一直都以開放的方式，發動了相當廣泛的人群一起參與，也以較為嚴肅的決策程序使之獲得應有的合法性，因此，至少在毛澤東在世期間，中央高層對于文件是有著較強的共識基礎和較大的共識面的。
但是，對于《綱要》的異議之聲也一直沒有中斷過。這種異議表現在兩個幾乎完全不同的方面：一種是認為它過于樂觀，甚至過于激進或者容易引導出激進的情緒;另一種則認為它求穩、保守而落后于實踐的發展。這種狀況導致了毛澤東在推進《綱要》的形成過程中，常常需要陷入既反左、又反右的兩面作戰與平衡之中。
認為《綱要》對問題估計過于樂觀、激進的看法，集中體現的有兩次。一次是以1956年6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題為《要反對保守主義，也要反對急躁情緒》的社論為標志，引發了毛澤東的長時間的批評。那篇社論，題目雖然反對兩種傾向，但主調是反對急躁冒進。問題在于社論以在毛澤東看來屬于斷章取義的方式去支持他所反對的傾向。
毛澤東對于合作化以及基于合作化基礎上的生產發展，基本上持有積極進取心態的。因此，他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一書的一則按語中提出：“任何人都不可以無根據地胡思亂想，不可以超越客觀情況所許可的條件去計劃自己的行動，不要勉強去做那些實在做不到的事情。但是現在的問題，還是右傾保守思想在許多方面作怪，使許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適應客觀情況的發展。”[26]
顯然，這個論述的完整思想是：防左但重點是反右。但是，《人民日報》的社論在引用毛澤東的論述以支持自身立論時，重點采取其論述中關于“防左”的思想，而略去了由“但是”所引導的對“反右”強調，因而走向了毛澤東論述的相反方面。
后來毛澤東把它看作是以他的思想反對他的主張的一種典型做法。社論引起他的長時間批評，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此。同時，社論批評急躁冒進現象時，多次提及“四十條”和“四十條”的一些具體內容，甚至在文字表達上也使人容易聯想。
例如：“下面的急躁冒進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來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一出來，各個系統都不愿別人說自己右傾保守，都爭先恐后地用過高的標準向下布置工作，條條下達，而且都要求得很急，各部門都希望自己的工作很快做出成績來。”
“在反保守主義之后，特別是中央提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方針和發布《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草案)》之后，在許多同志的頭腦中就產生了一種片面性，他們以為既然要反對保守主義，既然方針是‘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既然要執行四十條，于是一切工作，不分緩急輕重，又不問客觀條件是否可能，一律求多求快，百廢待興，齊頭并進，企圖在一個早晨即把一切事情辦好。”[27]
這種表述或明或暗地把急躁冒進的誘因與四十條的“發布”和“執行”聯系起來，這自然會引發人們對于中央大張旗鼓地制定、討論和宣傳四十條的意義的復雜想法。
在實際工作中，“四十條”的一些具體內容也屢受質疑。1956年11月10日，周恩來就認為“擴大耕地面積，要求十二年開墾一億四千萬畝顯然是有困難的。如果每年開墾一千萬畝，就要投資五億元。這五億元的投資，明年度無論如何也擠不出來，今后也不是每年都可以擠出來的。至于其他的組織工作、動員工作、各種條件的配合，還不去說它”[28]。
頗受質疑的還有“四十條”中的“四、五、八”糧食增產指標、“三年至五年內推廣雙輪雙鏵犁600萬部”以及“掃盲”，等等。
聯系到《綱要》的制訂過程，被異議的指標都是出自于被毛澤東為了防止黨內有些人“腦子太熱”，發生“盲目趕大”的錯誤而刪去或降低的文本。例如，“十二年開墾一億四千萬畝”，在“綱要草案初稿”中是“二億四千萬畝”，毛澤東把它壓去了一億畝;關于糧食“四、五、八”問題，“綱要草案初稿”還有“各地區并且應當在上述基數上爭取各提高一百斤，分別達到五百斤、六百斤和九百斤”的要求，也被毛澤東刪去了。當然被刪去和降低的還有許多其他的指標。
從這一方面看，毛澤東是積極的主導者，但并非激進的主導者。而且《綱要》是經過中央領導人和政治局會議等反復討論、修改、完善的，也廣泛征求包括最高國務會議以及廣大知識分子及其他各級各界人士而形成的。可以說，他是積極而又謹慎的。
也正因此之故，對于《綱要》發出以后，中央領導層出現對于《綱要》的明顯異議，毛澤東是十分在意甚至敏感的。他在劉少奇送審的那篇令他十分不滿的《人民日報》社論稿上批寫“不看了”的消極做法，正是這種在意和敏感的體現。
在1957年1月18日的對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中，毛澤東更是直白地表達了不滿:“農業部的部長廖魯言，又是黨中央農村工作部的副部長，據他講，他自己泄了氣，他下面的負責同志也泄了氣，橫豎是不行了，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也不算數了。”[29]
后來他還反復講到那篇社論“位置沒有擺正”，“吹掉了四十條”，等等。
另一次對于《綱要》的明顯異議是在1962年那次著名的“七千人大會”。在這次大會，劉少奇有個大會書面報告和說明這個書面報告的大會口頭報告。從《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收錄的文本中，這兩個報告完全沒有提及《綱要》。
然而，劉少奇在1962年1月25日下午專門討論和表決他的報告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就非常明確地說：“在書面報告中，《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也沒有講。《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特別是四、五、八，照現在這樣算起來，到1967年達不到四十條那樣的標準。四、五、八，恐怕原來提出的時候調查研究也不是那么充分，所有的土地都達到400斤、500斤、800斤，這個問題，還需要再去進行調查研究。《農業發展綱要四十條》，我們現在不提，但是也不取消。12年做不到，加幾年就是了。”[30]
這里雖然有“也不取消”的說法，但“不提”就是一種消極性應對。實際上他還是非常明確地把《綱要》定性為建立在“調查研究也不是那么充分”基礎上的，并把“四、五、八”理解為對“所有土地”產出的“高指標”要求。
這里的批評雖然有一定的經驗基礎，但邏輯上與1956年那篇受到毛澤東批評的社論是一致的。不同的是，那篇社論由于一開始就受到毛澤東的抵制和公開的批評，影響《綱要》的地位時間不是太長。
而劉少奇的這篇講話則不同，全國經濟工作進入低潮，農業災難性挫折還沒有完全過去，毛澤東并沒有以針鋒相對的方式做出明確的反應。因此，從1962到1963年，作為黨的機關報的《人民日報》基本沒有再提《綱要》的話題。[31]這可以被理解為《綱要》進入相對“寂寞”的時期。
然而，隨著中國政治形勢的變化，到1966年初，在《綱要》公布十周年之際，《人民日報》發表題為《干勁要大，步子要穩》的社論，指出“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是黨中央根據毛澤東同志的倡議提出來的。這是現階段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一個偉大斗爭綱領。
社論特別強調: “我們的口號是‘干勁要大，步子要穩’在提出生產任務和生產指標的時候，一定要按照實際的可能，并且留有余地，不能盲目追求高指標，不能硬性推廣增產措施。能夠做到的，一定要千方百計爭取做到。目前做不到的，就不要勉強去做。”“我們要時時記住毛主席的教導，永遠做冷靜的促進派。”
當然，《綱要》畢竟是一個有特定時間限度的文件，雖然《人民日報》再次發出了對于《綱要》的積極性信號，但后續支配中國農村工作主調已經轉向了“農業學大寨”，《綱要》雖然屢被提及，“跨綱要”也常常作為實現農業生產增產目標的代名詞來使用，但畢竟難以再成主調了。
隨著毛澤東的去世以及中國政治經濟政策的重大調整，人們對于極左思潮的反感日益加強。清算極左思潮成為社會政治生活和意識形態的主基調。人們的反思觸覺不僅在于現實，也在于歷史。《綱要》也因此與其他被標定為歷史上極左的內容一起，成為一些人批評和奚落的對象。
更為根本的是，隨著農村經濟體制的變更，以農村合作化為基礎的《綱要》失去其存在的基礎和土壤。197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關于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獲得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通過。這是新時期中國關于農業發展的一個重要文件。盡管文中有較長的專門文字回顧“過去二十九年我國農業的發展”道路，然而卻只字未及《綱要》的內容。這實際上就是一個政治的風向指示。
1980年8月1日，時任中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國務院副總理的趙紫陽在視察黑龍江墾區時，針對如何看待單產產量問題，他明確指出: “今后不要講單產多少，地多少。單產好，不說明什么問題，就是看給國家的貢獻。前幾年，廣東有五個縣最先超千斤，結果吃調進糧。人家二百多斤的單產還交糧。黑龍江的情況就更應該按每人生產多少糧食計算。中央財經領導小組已經開會，準備取消什么‘綱要’、‘黃河’的提法，今后上報材料也不提這個事，弄什么‘幫忙地’，‘幫綱地’，真正的水平是占有糧食數。”[32]這是目前看到的關于取消《綱要》最直接的說法。
1987年11月24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布對于1978年以前的法律清理的報告，正式把1960年4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的《全國農業發展綱要》歸入“由于調整對象變化或者情況變化而不再使用或者已經停止實施”的29件法律之一。這標志著《綱要》的最終落幕與退場。
上述主要考察《綱要》的成文過程及其最后的落幕，而并未過多地涉及對于《綱要》內容的研究。因此，如何評價《綱要》這個歷史文獻的意義，自然也就無法具體展開。
但是從《綱要》的提出和成文的過程，我們看到了前人對于歷史的擔當與創造歷史的自覺。《綱要》不是任何人突發奇想而提出的，它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立志改變基于土地高度碎片化之上的小農生產所帶來的社會困境的一種積極舉措。
就其具體內容而言，《綱要》提供的是一種以農業增產為中心，把改進農耕技術、改善農業生產條件、發展農村產業、改造農村落后面貌、提高農民這個社會主體的健康、文明與生活水平等等結合在一起的綜合性治理方案。
這個方案的基本實現途徑是：通過農村合作化的方式，在結束土地碎片化的基礎上，實現農民的組織化，并借助這種組織化去實現生產上的分工協作，從而形成農村產業的多元化，使農村不斷向著生產的深度和廣度進軍，并創造出農民共享發展成果的機制。
因此，這個方案既屬于社會主義的發展方案，也屬于農民自己解放自己的方案。
對于這個方案的豐富內容的揭示，我將會在下一篇文章中加以實現。
注釋
[1] 中國社科院、中央檔案館編: 《1949—1952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 農村經濟體制卷)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2 年，第410 頁。
[2] 河北省皮南縣農業局: 《皮南縣農業志》，1998 年，第20 頁。
[3] 安陽市北關區人民政府農業科: 《北關區農業志》，1986 年，第5 頁。
[4] 《襄陽縣歷年戶數人口勞力耕地統計表》，1984 年，第106 頁。
[5] 湘潭縣農業局: 《湘潭縣農業志》，1992 年，第44 頁。
[6] 《茶陵縣農業志》，1990 年，第55 頁。
[7] 中共浙江省委黨史研究室: 《中國共產黨浙江歷史》第2 卷，北京: 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 年，第156 頁。
[8] 參見《1949—1952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農村經濟體制卷) 》，第408 頁。
[9] 參見《1949 - 1952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農村經濟體制卷) 》，第405 頁。
[10] 汕頭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汕頭市志》第2 冊，北京: 新華出版社，1996 年，第772 頁。
[11] 汕頭市地方志編纂委員會: 《汕頭市志》第2 冊，第772 頁。
[12] 中共中央辦公廳編: 《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上冊，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1 頁。
[13]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4 冊，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 年，第498 頁。
[14] 《毛澤東文集》第6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475 頁。
[15] 《毛澤東年譜( 1949—1976) 》第2 卷，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年，第466—467 頁。
[1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 冊，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 年，第478 頁。
[17] 同上，第508—509 頁。
[18] 同上，第512 頁。
[19] 同上，第518 頁。
[20]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6 冊，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 年，第552 頁。
[21] 《毛澤東年譜( 1949—1976) 》第3 卷，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 年，第221 頁。
[22]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0 冊，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年，第663 頁。
[23] 《毛澤東年譜( 1949—1976) 》第3 卷，第228 頁。
[24] 《毛澤東年譜( 1949—1976) 》第3 卷，第229 頁。
[25]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2 冊，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年，第284 頁。
[26] 中共中央辦公廳編，《中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高潮》上冊，北京: 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4 頁。
[27] 《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8 冊，北京: 中央文獻出版社，1994 年，第381—382 頁。
[28] 《周恩來選集》下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4 年，234 頁。
[29] 《毛澤東選集》第5 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331 頁。
[30] 張素華: 《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北京: 中國青年出版社，2006 年，第118 頁。
[31] 同上，第121 頁。
[32] 黑龍江農墾黨史資料編輯部: 《黨和國家關于開發北大荒建設黑龍江墾區的部署》，1987 年12 月印刷，第181 頁。
文章來源：《現代哲學》2017年第1期;
原標題：《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國農業發展綱要》的發布及其歷史命運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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