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約道路”的本質：是“走社會主義道路”

　　近一段時間，“塘約道路”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社會主流觀點是把“塘約道路”作為“扶貧攻堅”或者“精準扶貧”的典型來宣傳，這是當前宣傳“塘約經驗”的主要基調;也有一些觀點把“塘約道路”，當成“土地確權、土地流轉”、“農村產權制度改革”、“村社一體，合股聯營”的典型來宣傳;一些左翼人員熱議，主要觀點就是“肯定與否定”，或者是“不完全肯定，不完全否定”。筆者認為“塘約道路”的本質：是“堅持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堅持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走社會主義道路”。這樣講“塘約道路”的本質有什么根據呢?社會主流觀點與宣傳存在什么問題呢?“塘約經驗”存在什么不足呢?為什么會有一些左翼人員會持否定的觀點呢?這是本文討論的主要內容。

　　“塘約村”的發展過程，人們通過“塘約道路”一書，或者親身深入實地考察都可以了解。“塘約村”在農民“承包土地，分田單干”的基礎上，由農村基層黨組織把分散的農民“承包土地”，收歸“農村集體經濟”，組成了“村社一體合作社”，利潤分成實行“三三四”，即合作社百分之三十，村集體百分之三十，村民百分之四十。用政治經濟學的觀點講，這就是農村“勞動剩余財富”分配方式的所有制。“塘約村”由“分田單干，自食其利”的個人私有，組成了含有“農村集體經濟”占有部分“勞動剩余財富”分配的“村社一體合作社”，這實質是農村“勞動剩余財富”分配方式的“所有制變革”，即由自食其利的個人私有，向“半集體經濟所有”的合作社發展。或者說“塘約村”“村社一體合作社”利潤分成的關鍵，不在于“合作社百分之三十”，也不在于“村民百分之四十”，而在于“村集體百分之三十”，這是農村集體經濟得以生存發展的基礎，是區別“村社一體合作社”，社會主義屬性與資本主義屬性的核心特征。“塘約村”在不到兩年時間，村集體經濟“由不到4萬元，提高到200多萬元”就是證據。村民“按勞計酬”自不必說;村民以土地經營權參社入股，“按股分紅”的形式，并不重要，這可以理解為社會主義“公積金與公益金”分給農民的福利;也可以理解為毛澤東時代初級社“按人頭分配的口糧”。南街村之初收歸分散的“承包土地”，也是每月供給人們免費的面粉和食油;內地大多數農村在“承包土地被開發”以后，大多是每月提供免費的面粉和食油，這都可以理解為“按股分紅”的收益，其中的核心要害是所有人都享有。利潤分成“合作社百分之三十”，如果“合作社”的內容是“私人個體”，這是具有“剝削”性質的不合理部分。正是因為“塘約村”“村社一體合作社”，既有集體經濟存在的合理部分，也有“私人個體合作社”存在的不合理部分，所以才是“半社會主義”性質的“村社一體合作社”。但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私有制合理合法存在”的社會基礎上，“塘約村”能夠把分散的農民承包土地，收歸農村集體經濟，保障“農村集體經濟”生存發展壯大，這正是應該明確得“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發展方向。而分配不合理部分的“合作社百分之三十”，隨著“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壯大，人們的覺悟逐步提高”，將會逐步加以克服與糾正;農民“按股分紅”不完善的分配形式，隨著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壯大，能夠提供人們的福利收益增加，也會發展成為現在南街村那樣的“供給制”。

　　毛澤東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一文中指出：“我們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方面采取了逐步前進的辦法。第一步，在農村中，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則，號召農民組織僅僅帶有某些社會主義萌芽的、幾戶為一起或者十幾戶為一起的農業生產互助組。然后，第二步，在這些互助組的基礎上，仍然按照自愿和互利的原則，號召農民組織以土地入股和統一經營為特點的小型的帶有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然后，第三步，才在這些小型的半社會主義的合作社的基礎上，按照同樣的自愿和互利的原則，號召農民進一步地聯合起來，組織大型的完全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業生產合作社。”(毛澤東選集第五卷P151)

　　這是毛澤東時代“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最后完成“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建設的發展過程。在“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過程中,核心本質就是“堅持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堅持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組織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走社會主義的發展道路，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堅持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就是堅持農村基層政權“上層建筑”的主導作用，這是社會主義農村基層政權的“核心政治靈魂”;堅持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就是社會主義農村基層政權存在的“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上層建筑反作用于(主導)經濟基礎的發展”，兩者完美的結合，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兩者結合不好，“走社會主義道路”就會遭受挫折。沒有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領導，或者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領導“腐化變質”，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就得不到鞏固與發展;沒有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農村集體經濟就沒有經濟收入來源，自然無法發展壯大，也不能把農民群眾組織起來，農村基層黨組織因此失去了存在的“經濟基礎”--“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而無法生存發展與發揮主導作用，或者說是沒有根基被架空的“政治靈魂”。

　　毛澤東指出“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發展與建成，就是由這種初級的“半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村集體經濟合作社發展而來的。初級的“半社會主義”農村集體經濟合作社，與“全社會主義”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人民公社，都有其特定的社會經濟發展背景與黨員干部農民群眾覺悟的條件，前者是后者發展的基礎來源，后者是前者發展的主導與結果，兩者存在發展變化的緊密依賴關系，其共同的本質就是：“堅持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堅持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走社會主義農村集體經濟合作化發展道路”。這是毛澤東開創的社會主義發展客觀規律，在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發展道路上，可以有“南街村、華西村、周家莊”等，“全社會主義”農村集體經濟的形式，也可以有“塘約村”等，“半社會主義”農村集體經濟的形式，盡管他們的形式不同，經濟發展與農民覺悟的客觀條件不同，但是他們的共同本質不變。正是因為共同本質的普遍性意義，所以才可以廣泛復制與推廣，成為指導社會主義新農村發展方向的正確理論觀點。或者說任何人想要發展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改變中國的“三農問題”，解決貧富懸殊的“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必然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必然要遵循毛澤東開創的社會主義發展客觀規律。

　　“塘約道路”的本質就是：“堅持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堅持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組織群眾、依靠群眾、發動群眾，走社會主義道路，實現共同富裕的目標”。“塘約道路”是人民群眾覺悟的表現，是毛澤東正確路線“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重現，是毛澤東揭示的社會主義發展客觀規律的必然反映。

　　反倒是“塘約村”“以土地入股合作社”，“獲取分紅收益”的做法，揭露與證實了錯誤路線“承包土地，分田單干”，是“為了調動農民積極性”的虛偽欺騙性。因為農村的土地是“集體經濟所有”，如果說“為了調動農民積極性”，可以免費無償分給農民承包;那么“為了共同富裕”，為什么就不能免費無償收回呢?現實中有多少農民認為“承包的土地”，是農村集體經濟所有，而不是“個人所有”呢?農民承包的土地，收歸“集體經濟所有”，或者稱“入社”，要求“以土地入股分紅”，或者需要收取一定的“承包費”，證明錯誤路線“承包土地，分田單干”，“為了調動農民積極性”是假，土地“變相私有化”是真，不是嗎?農民得到的所謂“土地承包權”，實質是個人“土地私有權”，大多數農民不愿放棄這“眼前既得利益”，這是錯誤路線政策，培植農村“私有化”保守勢力的過程與結果。如果用階級斗爭的觀點講，毛澤東時代對“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是培育無產階級隊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進步力量，建立社會主義工農聯盟的社會基礎;而“承包土地，分田單干”的錯誤政策，則是利用“承包利益”的誘惑，分化無產階級隊伍中最薄弱的農民階層，培植了“私有化”保守勢力，瓦解了社會主義工農聯盟的社會基礎。毛澤東講：“對于農村的陣地，社會主義如果不去占領，資本主義就必然會去占領。”錯誤路線政策的“社會主導力量”放棄了對農民的領導與教育，由農民自由發展，這樣才使得“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無產階級隊伍中產生了相對分離的部分，這是錯誤路線得以長期存在的社會基礎。錯誤路線“承包土地，分田單干”的政策，當然會產生不能解決的問題，這就是突出得貧富懸殊“兩極分化”與“三農問題”。任何人想要解決這兩個問題，必然要回歸毛澤東的正確路線，重走社會主義道路，否則是無人能夠解決的。

　　中國發展社會主義，重走社會主義道路，建設社會主義公有制的基礎,恢復農村土地“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就是要對“農業重新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也就是把農村分散的所謂“承包土地”，實為“私人個體所有”，改造為“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多數人合作的股份制合作社”，再逐步發展成為“南街村、華西村、周家莊”那樣完善的“全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這其中改造發展的每一個過程，都需要提高農民的覺悟，不提高農民的覺悟，就不能發展壯大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也就不能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現實，農村大多數農民并不愿意放棄，個人所擁有的“承包土地”利益，這也只能在“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的基礎上，加以正確引導，逐步走上農村集體經濟發展的社會主義道路。因為“改革開放”的錯誤路線“走資本主義道路”，中國已經由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與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倒退到“半社會主義半資本主義”的社會，毛澤東時代比較完善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與農村集體所有制，現實已經很少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實：農村“承包土地，分田單干”分散的小農生產方式，類同于毛澤東建國初期農村的基本狀況，要改變這種現實，只有像毛澤東時代那樣，重新進行“農業社會主義改造”;“重新進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重新發展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與農村集體所有制經濟。歷史的循環無情得玩弄著幼稚者的無知，世紀偉人始終屹立在社會主義發展進步的前方，誰又能夠阻擋社會主義發展進步的歷史車輪呢?

　　社會主流把“塘約道路”定性為社會主義農村局部困難地區的“扶貧攻堅”，是缺乏政治遠見的狹隘觀點。因為沒有看到“塘約道路”，恢復與發展農村集體經濟，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本質，把“塘約道路”限制在“扶貧攻堅”方面，那么大多數“脫貧”的農民，就不需要學習“塘約道路”，也就是可以“維持農民承包土地，分田單干”的基本政策，這怎么能改變因“錯誤路線政策”而造成的全局性問題呢?這是“只看事物表象，不看事物本質”，“只見局部，不看全局”，“只看眼前利益，不看長遠利益”，沒有政治遠見的“近視眼”。雖然“扶貧攻堅”對改變農村局部困難地區有益，但是它不能改變“土地流轉、變相私有化”的全局。就像人們常說的“戰略的錯誤，靠正確的戰術，是不能調整與改變的”。無論怎么講，“扶貧攻堅”的政策，對于邊遠農村與山區改變“貧困落后”面貌是有益的，是應該鼓勵與支持的，但是必須指出其存在的問題，幫助其提高認識。“社會主流”萬萬想不到，“塘約道路”的推廣與發展，是不會依照“這些人”的主觀愿望，被限制在“扶貧攻堅”的局部方面，它必然在廣大農村產生深刻的影響。隨著“塘約道路”的推廣，它必然使得“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進步勢力發展壯大，必然阻斷農村土地向私有經濟工商資本流轉的“私有化之路”，必將動搖農村“承包土地，分田單干”錯誤路線政策的基礎;而在農村集體經濟規模不斷擴大的基礎上，也必然加強黨和政府的管理職能，恢復“集中統籌計劃分級分層管理”的體制。因為現代農業發展的經濟規模，農產品與非農產品的產業結構，沒有“集中統籌計劃分級分層管理”的體制，根本就不能管理好這龐大的“經濟體”;農村集體經濟發展規模越大，越需要農民回歸家鄉，建設家園，這不僅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增添了“勞動活力”，也將緩解工業“生產過剩”，城市就業，交通等壓力，為下一步“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創造條件;同時也沖擊著“推進城鎮化，大量農民離土進城”，“戶籍改革，人才流動”等錯誤政策，也會引起黨和政府對錯誤路線政策的全面反省。

　　社會主流的形而上學者把“塘約道路”當成“三權分置、土地確權，土地流轉”的典型，或者是“農村改革的最新成果”;“村社一體”、“合股經營”、“村民自治”等典型，都是對“塘約道路”的錯誤解讀。社會主流是2016年10月30日，開始推行“三權分置、土地確權，土地流轉”的農村改革政策，而“塘約道路”是2014年開始的，初期農村信用社連貸款都不給“集體經濟的合作社”，塘約村黨組織是以個人名義貸款起步的，兩者有什么必然的關聯呢?后期宣傳，把“塘約道路”當成“三權分置、土地確權，土地流轉”的典型，或者是什么其他“農村改革的最新成果”等典型，這只不過是借助“塘約道路”，宣傳報道錯誤政策的“馬屁文章”，目的是為了掩蓋“三權分置、土地確權，土地流轉”的“變相私有化”。當然“塘約村”自身的宣傳，也受到了一些影響。這里要注意分清“塘約村”農民的實踐運動，與社會主流媒體宣傳報道的錯誤認識觀點，這兩者是不同的，一個是“農民改造社會的實踐運動”，一個是對“農民改造社會實踐運動”認識的錯誤觀點。雖然很多觀點對“塘約道路”是歪曲的解讀，或者是不正確的解讀，但是無論外界輿論如何，都不能改變“塘約村”恢復與發展農村集體經濟，走社會主義道路，具有“改造社會的實踐作用力量”。只有正確認識：“塘約道路”農民社會實踐運動的本質，才能夠正確對待“塘約道路”農民社會實踐運動存在的不足，才能夠辨識社會主流不正確解讀與歪曲解讀的認識觀點。歷史是會被后人歪曲解讀的，現實也會被人歪曲解讀，因為后人的歷史唯物主義與歷史唯心主義觀點不同，解讀歷史的觀點當然不同;現實因為人們的政治立場觀點不同，解讀現實問題當然也會不同。就像“文革”的爭論，或許會像“商鞅變法”、“焚書坑儒”那樣，留存千年，但是“億萬人民群眾參加的文革運動”，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歷史作用與意義，卻永恒不變。“社會實踐運動存在不足，但是有力量，因為有了人民群眾，理論觀點很完善，卻沒有力量，因為沒有人民群眾。”這正是社會實踐運動與理論認識觀點不同的偉大意義。

　　一些同志認為“塘約道路”的本質“是資本主義的不歸路” ;“塘約道路”是“小崗村”的繼續。這正是把社會主流媒體錯誤解讀“塘約道路”的觀點，即宣傳為“三權分置、土地確權，土地流轉”的典型，當成了“塘約村農民實踐運動本身”，這是因為沒有認識到，“塘約道路”恢復與發展農經濟村集體，“半社會主義”“農業(股份)合作社”的本質;沒有分清“塘約道路”的農民實踐運動，與社會主流媒體對“塘約道路”的錯誤認識觀點;沒有分清“塘約道路”“走社會主義道路”與“小崗村”“走資本主義道路”，兩者不同的發展方向。

　　有一些同志看到“塘約村”“村社一體合作社”，存在“按股分紅”的形式，就認定“塘約道路”，不是社會主義屬性的事物，而是資本主義屬性的“私有股份制經濟合作社”，這是因為沒有看到“農村集體經濟的存在”。鑒別各種形形色色的“農業合作社”，是社會主義屬性，還是資本主義屬性的標準，關鍵是看：有沒有“農村集體經濟的存在”。資本主義“私有股份制經濟合作社”，沒有“農村集體經濟”的存在;而“半社會主義”的“農業(股份)合作社”，有“農村集體經濟”的存在，這才是兩者的本質區別。這里要注意“農業合作社”發展的基礎，在私人個體經濟存在的基礎上，發展有“農村集體經濟存在”的，“半社會主義”的“農業(股份)合作社”，就是社會主義屬性的“農業(股份)合作社”，就應該鼓勵與發展;在發展“農業(股份)合作社”中，沒有“農村集體經濟的存在”，就是資本主義屬性的“少數人私有股份制經濟合作社”，就應該抑制與禁止;在“農村集體經濟”存在的基礎上，發展“私人個體經濟”，就像“小崗村”“承包土地，分田單干”那就是倒退;當前的“國企混改”，由“全公有制經濟”，發展“半公半私的混合經濟”，也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倒退。

　　還有一些同志看到“塘約村”獲得巨額“扶貧資金”支持，就認為“塘約村”不是“大寨自力更生精神”的發展，而是“花錢堆起來的”，“是輸血式扶貧”，這樣的“塘約道路”不可復制，也無法推廣。這正是不能正確認識“塘約道路”的本質，被社會主流“精準扶貧”錯誤定性觀點所誤導的結果。“大寨自力更生”發展，是“堅持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而產生的內部自生動力，“扶貧資金”支持是外部作用的條件，兩者并不是對立矛盾的排斥關系。提倡“大寨自力更生”發展，由當時困難時期特定的社會條件，而今天經濟發展的條件，已完全不同于“大寨自力更生”發展的困難時期，經濟發展了，共產黨政府“有錢了”，不搞“扶貧攻堅的資金支持”，那共產黨領導還有什么用呢?讓“塘約村”放棄“扶貧資金的支持”，“自力更生發展”這合適嗎?“塘約道路”恢復與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是本質，而“扶貧資金”支持只是外部作用的條件，無論“扶貧資金”支持力度大小，都不能改變“塘約道路”恢復與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本質。“扶貧資金”的支持，不在于數量與力度的大小，關鍵在于支持的對象，是“私人大戶”，還是“農村集體經濟”。農村集體經濟“自力更生”，借助“扶貧資金”的支持，“農村集體經濟”發展更快，這有什么不好呢?不要說一個多億，就是五個億，支持“農村集體經濟發展”，又有什么不對呢?反之即使“扶貧資金”1000元，也不能支持“私人大戶”的“股份制經濟合作社”，這是社會主導力量應該選擇的社會主義政治方向。即便是南街村的發展，也是在獲得巨額貸款的條件下，才能夠快速發展起來的。2011年5月19日南街村黨委書記王宏斌，在人民網強國論壇訪談講：“南街村是靠貸款起家的，也是靠貸款發家的。截止到2003年，南街村的貸款總額是16億。”，但是這并不影響南街村“堅持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堅持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走社會主義共同富裕道路”的本質。

　　南街村、華西村、周家莊、塘約村等，他們共同的本質，就是“堅持農村基層黨組織的領導，堅持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走社會主義共同富裕道路”，“共同的本質并不能因不同的形式與條件環境而改變”。如果看不到共同的本質，那么無論是南街村、華西村、周家莊、還是塘約村，以什么樣的典型出現，都會被各種形式、條件、環境的特殊性所限制，而被認為是不可復制與推廣的。南街村、華西村、周家莊等社會主義先進典型為什么會被擱置?社會主流沒有認識到南街村、華西村、周家莊等“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本質意義是主導原因，但是南街村、華西村、周家莊發展很好，社會主流沒有反對的理由，那么以什么借口擱置呢?這就是假以，“客觀實際條件限制”，“實事求是，與實際相結合”，“多種模式發展”，“各地要因地制宜，自己選擇生產經營道路”等借口，不能照搬與復制“南街村、華西村、周家莊”的模式，因此才被擱置的。“塘約道路”的復制與推廣是同樣道理，如果以“客觀實際條件的限制”為由，即“扶貧資金”有限，不可能都像“塘約村”那樣，得到相同的“扶貧資金”的支持，或者是以“領導支持力度、有無人才、設施、農民覺悟不同、地理環境條件不同等為由”，認為“塘約道路”不可復制與推廣，這樣“塘約道路”也會被擱置。這是不能正確認識“塘約道路”本質，被社會主流“精準扶貧”錯誤定性觀點所誤導的結果。社會主流把“塘約道路”定性為“精準扶貧”，那么“扶貧資金”支持的力度當然很重要，也沒有人能夠擺平“扶貧資金有限”，而造成的不平衡問題，這當然不可復制與推廣。這實質是以事物發展的外部條件，掩蓋事物內部本質的觀點。如果明確“扶貧資金”支持的對象是“農村集體經濟”，這樣一些同志會反對嗎?如果人們能夠正確認識到“南街村、華西村、周家莊、塘約村”共同的本質：是堅持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走社會主義道路，請問全國農村哪一個地方不可以復制與推廣呢?

　　有一些同志認為提倡“塘約道路”更應該提倡“南街村、華西村、周家莊”，這些“老同志”，對毛澤東時代懷有深厚的感情，很值得敬佩。“南街村、華西村、周家莊”等，的確是較完善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典型，也應該大力宣傳推廣。可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實，如果社會主流能夠認識到“南街村、華西村、周家莊”等“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本質意義，那么“錯誤路線”早糾正了。在現實情況下，涌現出“塘約道路”這樣具有發展社會主義潛力的典型，社會主流也沒有反對的理由，左翼人員當然要鼓勵與支持。借助“塘約道路”造成的社會影響，盡力闡明毛澤東的正確路線，闡明“南街村、華西村、周家莊”與“塘約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共同本質意義，以推動社會主義發展運動。如果能把“塘約道路”作為“恢復與發展農村集體經濟，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典型推廣，那對糾正“承包土地，分田單干”的錯誤路線政策，發展社會主義“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將是何等的作用與意義啊!

　　有一些同志看到“塘約道路”存在不足，就認為，“情況沒有那么樂觀”。“塘約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確存在很多亟需提高的地方，這不僅表現在自身“土地確權，土地流轉”等展板宣傳，與少數農民認識覺悟方面，也表現在村領導與“塘約道路”一書作者某些認識方面，如“把承包地確權流轉到合作社統一經營，這是在30多年改革的基礎上繼續改革”。“塘約道路”把分散的農民“承包土地，分田單干”，收歸“農村集體經濟”，這明明是對30多年“小崗村”式“農村改革”的反叛，怎么能說是繼續改革呢?最主要的就是始終沒有明確：“土地確權與流轉”給“私人大戶或外來資本”與“農村集體經濟”，是“走資本主義道路與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政治方向問題。或許今天農村“年富力強”的一代人，在長大懂事之后，就沒有見過什么是“人民公社”，也不知道什么“走社走資”的問題，所以才會把“塘約道路”，當成“繼續改革”、“農村改革的新成果”。而在一些“老同志”看來，這不過是毛澤東時代“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重現而已。歷史的循環，右傾錯誤路線的慘痛代價，使得人們仍然要回歸毛澤東開創的社會主義道路，真是令人感慨、令人深省。人們在改造客觀世界的過程中，也在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人們的認識在逐步提高。在后來的“塘約經驗”介紹會上，這一點被更突出的強調了。也許舉著“繼續改革”的旗幟“歪打正著”，才不會遭到社會主流的否定與打壓;也許明確了“發展農村集體經濟，走社會主義道路”，也就被封殺或擱置了，就像“浙江18位鄉村干部聯名呼吁全國農村恢復公有制的倡議書”，不就被擱置了嗎?“塘約道路”在廣大農村貧困地區，引起強烈反響，證明在人民群眾中蘊育著無窮無盡的“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力量”，關鍵在于社會主導力量如何正確認識與引導了。現實的社會并不是完美無缺的社會，“塘約道路”也是如此，只有學習毛澤東主義，掌握辯證唯物主義“抽象思維方式”，才能夠正確認識塘約村農民實踐運動“創建農村集體經濟，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本質，才能夠正確對待“塘約道路”存在的不足。

　　甚至有一些同志以“南街村、華西村、周家莊”等“全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形式，反對“塘約道路”的“半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形式，這也是沒有認識到“南街村、華西村、周家莊、塘約村”的共同本質，沒有認識到“半社會主義集體經濟”與“全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發展變化的依賴關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礎來源，后者是前者發展的主導與結果。在現實的基礎上，以少數“南街村、華西村、周家莊”等“全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形式，反對發展“塘約道路”的“半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形式，這樣就阻斷了社會主義“全集體經濟所有制”的發展基礎來源。

　　毛澤東在“關于農業合作化問題”一文中指出：“這些同志看問題的方法不對。他們不去看問題的本質方面，主流方面，而是強調那些非本質方面、非主流方面的東西。應當指出:不能忽略非本質方面和非主流方面的問題，必須逐一地將它們解決。但是，不應當將這些看成為本質和主流，以致迷惑了自己的方向。”(毛澤東選集第五卷P148)

　　我們要深刻認識“塘約道路”“人民群眾(農民)實踐運動”的本質意義，充分肯定“塘約道路”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走社會主義道路的積極意義，幫助其改正存在的不足;旗幟鮮明的反對“三權分置、土地確權、土地流轉”，“變相私有化”的錯誤觀點;指出“精準扶貧”的觀點，存在“限制社會主義全面發展”的問題，促其回歸正確路線;克服一些不完全正確與不完全錯誤的認識觀點。不能正確認識社會實踐活動的本質意義，就不能正確辨識理論觀點認識分歧的是非，也不能正確對待社會實踐運動存在的不足。可喜的是全國很多地方在學習“塘約道路”的經驗，“塘約道路”的推廣與發展，是回歸毛澤東的正確路線，重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重大轉機!

　　也許當我們提出“塘約道路”的本質是：“堅持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走社會主義道路”時，一些所謂的“實際家”、“專家精英”，會認為“這是空洞的政治口號”，沒有“為促進農業現代化的一切要素——資金、技術、設施、裝備和人才，靠這些空洞的政治口號有什么用呢?這就是顛倒與混淆社會主義本質的形而上學觀點，其實質就是：混淆事物內部本質，把事物內部本質與事物發展需要的外部條件、割裂對立起來。事物內部本質與事物發展需要的外部條件，兩者并不是對立的關系，而是依賴的附屬關系。沒有事物發展的外部條件，事物不能發展，而任何事物發展的外部條件都不能說明事物內部本質，事物內部本質只能用毛澤東主義來抽象認識與理解。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農業現代化”，需要發展的“一切要素條件——資金、技術、設施、裝備和人才”，這些要素條件因社會發展時代不同而各具特征，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集體經濟主體本質卻不變。形而上學的“專家精英”、“實際家”，以需要“為促進農業現代化的一切要素——資金、技術、設施、裝備和人才”的條件，來反對與否定所謂“空洞的政治口號”，就是割裂對立社會主義新農村集體經濟主體與需要發展條件的關系;利用“農業現代化”這個混淆是非的概念，以時代不同發展變化“需要的條件”，來否定與混淆社會主義新農村集體經濟的主體本質，引進“資本主義私有制”，偷換“社會主義新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的主體”，這是“右傾錯誤路線的表現”。因為“農業現代化的一切要素——資金、技術、設施、裝備和人才”，都不能說明“農業現代化”的核心主體內容與性質，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資本主義農業發展都需要“農業現代化”，也都需要“資金、技術、設施、裝備和人才”的一切要素條件，只要不講“農業現代化”中“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的主體，那么“農業現代化”建設發展所需要的“資金、技術、設施、裝備和人才”等一切要素，都必然依附在“資本”身上，而“資本”的人格化身，就是“資本家”的代稱。所以只有在“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主體存在基礎上，“農業現代化”才是正確的，否則就是錯誤的。形而上學大講什么“農業現代化”，“規模化經濟”，“集約化發展”等，不講“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的主體內容本質，真實目的就是為了掩蓋“變相私有化”，走資本主義道路，其邏輯表現，就是顛倒黑白，混淆是非，移花接木，偷梁換柱。這同維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錯誤理論是同樣的邏輯關系，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與發展，因為“初級階段”與“發展階段”或者“高級階段”，“客觀實際條件都是不相同的”，也存在不同的發展形式與特點，如農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由農村互助組，初級社，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對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由“公私合營”到“全民所有”的“公有制”，但是社會主義不同發展階段的共同本質是相同的，這就是共產黨領導創建與鞏固“公有制 ”。而假以“實事求是”的名義，以“初級階段”、“客觀實際條件的限制”為理由，反對脫離實際“教條主義”的“空頭政治”，否定與模糊社會主義不同發展階段的共同本質“公有制”，即“削弱公有制經濟，發展私有制經濟”，這就是“右傾錯誤路線”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正如毛東澤所批評的：“修正主義，或者右傾機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思潮，它比教條主義有更大的危險性。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口頭上也掛著馬克思主義，他們也在哪里攻擊“教條主義”。但是他們所攻擊的正是馬克思主義的最根本的東西。”(毛澤東選集第五卷P313)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與發展，因為提出“特色”二字，模糊與改變了共產黨領導創建與鞏固“公有制 ”的本質，而離開了社會主義發展的正確軌道，這表現為“社會主流”始終不敢明確“社會主義本質是公有制”，始終不敢明確“走社會主義道路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政治方向。人們已經習慣認識脫離實際的“左傾錯誤”表現，即“空頭政治”，而不習慣辨識“右傾錯誤路線”，打著馬列主義旗號，反對“空頭政治”的“左傾錯誤”，假以“實事求是”、“與實際相結合”、“因地制宜”等借口，否定與擱置現實發展中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等正確事物;假以“深化改革”，“創新發展”，“多種模式，共同發展”等借口，削弱與壓制現實發展進步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等正確事物，發展與壯大現實落后保守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等錯誤事物。因為無論發展什么事物，解決什么問題，首先必須辨識事物性質的根本對錯，必須認清問題產生的根源，然后才能講“實事求是”、“與實際相結合”、“因地制宜”，才能講“深化改革”，“創新發展”，“多種模式，共同發展”;只講“實事求是”、“與實際相結合”、“因地制宜”，只講“深化改革”，“創新發展”，“多種模式，共同發展”，而不講或者不敢明確事物主體內容與根本性質，是“打著紅旗反紅旗”形而上學“右傾錯誤路線”的表現。“實事求是”，什么實事?探索什么規律?“與實際相結合”、“因地制宜”，發展什么事物?“深化改革”改什么?“創新發展”發展什么?“多種模式，共同發展”，“發展多種模式”的事物本質是否對立?這種“徦求是真否正，假改革實打壓，假創新實守舊”，實質是用“方法論的邏輯形式”，掩蓋與改變“世界觀主體內容性質”的“詭辯論”。用老百姓的話講就是“掛羊頭、賣狗肉”。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從哲學的角度講，就是形而上學的機械唯物主義，這種觀點本身并不可怕，就像很多人都有缺點一樣。毛澤東講“群眾是真正的英雄，而我們自己往往是幼稚可笑的。”如果能夠深入群眾、深入實際，虛心聽取群眾的正確意見，這種形而上學的觀點很容易得到糾正;關鍵在于脫離實際的主觀主義，這表現為霸道的官僚主義“不爭論”，“不換思想就換人”，主觀主義的核心本質是“自私自利”與“沽名釣譽”的虛榮心;“不聽取群眾意見”，堅持錯誤的形而上學觀點，在政治上不辨是非，根據對己的利弊采用“實用主義”的選擇，這表現為忽左忽右的“機會主義”;在組織路線上表現為“宗派主義”，即壓制與排除正確觀點的一方，扶持與提拔相同與附庸觀點的一方;堅持錯誤的形而上學觀點，當然會造成社會發展的各種問題，在面對問題時，則“顛倒是非”，“推過攬功”，“文過飾非”，其邏輯表現，就是顛倒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的關系，即顛倒成績與問題、優點與缺點的主次關系。毛澤東批評這種人，是“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就是表現出“隨風而擺”的多變性，“外強中干”的頑固性。這在“小個子建國以來的表現中”得到充分體現。“任何堅持錯誤路線觀點的人都是如此表現”，這由“黨內歷次路線斗爭歷史”為證。

　　必須明確“塘約道路”的本質，是走社會主義道路，其他任何“典型經驗”的宣傳，都是掩蓋“塘約道路”走社會主義道路本質的錯誤觀點或者是不正確觀點。例如把“塘約道路”當做“黨建工作的典型”;把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人當做“榜樣的力量”來宣傳，就是忽視“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基礎性作用的片面觀點，沒有“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的基礎，農村基層黨組織能夠存在與發展嗎?能夠產生基層黨組織領導人這樣的“榜樣”嗎?黨建工作、黨員先進典型，哪一個不是建立在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的基礎上呢?這實質是沒有搞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關系，是脫離社會主義公有制、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的“經濟基礎”，片面強調“上層建筑”作用的唯心主義觀點，“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基礎性的根本作用”更重要。“塘約道路”這種“半集體經濟”形式的合作社，正確引導就會走向社會主義“全集體經濟”形式的“人民公社”;錯誤引導就會走向資本主義，即假冒的“農業合作社”，真正的“私人大戶”的“股份制經濟”，這其中的核心要害：就是“農村集體經濟”是否存在，是發展壯大，還是逐步減少。這核心要害的區別，根本就不能用村民富裕的程度來衡量。以村民富裕的程度，來判斷“農村改革實踐運動”正確與否，掩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的“基礎性作用”，是錯誤的形而上學觀點。農民富裕并不一定是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農民也可以富裕，社會主義國家的農民，相對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民“貧困”，也不能證明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社會制度沒有先進性，優越性，這由社會主義科技進步與經濟發展的特定歷史條件所限。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是社會制度的所有制，社會主義在農村就是“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這種以“農民富裕的程度”，來肯定與否定“農村改革實踐運動”的錯誤觀點，來源于“小個子”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觀點。“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是歪曲社會主義本質公有制的錯誤觀點。“窮貧與富裕”是對立的觀點，反映人們擁有“生活物質條件的差異”;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是對立的觀點，反映社會公有制與私有制“占有生產資料”不同的社會制度。“兩者表述的事物對立范疇與內容根本不同”。無論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都不能用“窮貧與富裕”的觀點，來肯定與否定。“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富裕是社會主義嗎?”，“貧窮是資本主義嗎?”，“富裕不是資本主義嗎?”，這是“混淆事物對立范疇類別性質”，“錯誤嫁接”的“非驢非馬”觀點。就像生活中，一個人的善惡品德，是不能用學歷高低、貧窮與富裕，來區分一樣。人們習慣于“一個事物對立范疇因果發生關系的判斷”，不習慣“混淆不同事物對立范疇，各自因果發生關系，需要分別判斷”，不能正確辨識事物對立范疇類別的性質，就會被這種“非驢非馬”、“似是而非 ”的觀點所迷惑。同理“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還有什么“黨的領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征”，“民主、自由、平等、幸福是社會主義本質特征”等等，都是這種“似是而非 ”的觀點。“共同富裕”與“共同不富裕”，反映人們平均擁有“生活資料條件的差異”，社會主義的本質是占有生產資料的“公有制”，社會主義創立初期，因為科技進步與經濟發展基礎條件所限，也許人們“共同不富裕”，但是這不能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占有生產資料的本質意義，也不能認定就不是社會主義。“共同富裕”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發展壯大的結果，把“共同富裕”當做社會主義本質，就模糊與淡化了社會主義公有制本質的基礎性作用，這是顛倒事物因果發生關系的錯誤觀點。正確的表述應是：只有堅持社會主義本質公有制，才能夠保障人民群眾實現“共同富裕”，這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發展壯大過程與最終實現結果的關系，即正確的實踐途徑方式與實踐結果的因果發生關系。這不能顛倒認識，顛倒認識，不能明確正確的實踐途徑方式，就會迷失社會主義發展方向，也不能實現人民群眾“共同富裕”的結果。生活中這種“顛倒因果發生關系的觀點”，比比皆是，如“不管用什么辦法，讓人們富裕就是好辦法”;“不管用什么辦法，讓公司發展就是好辦法”等。人們富裕，是“好辦法”發展的結果，這只能事后認識，事前只能抽象認識，而在“不管用什么辦法”中，隱藏著對現行辦法的不置可否，實質卻是對現行辦法的否定與排除。如果是光明正大，心胸坦蕩的辨證唯物主義者，就會明確觀點態度，現行辦法對就堅持，錯就反對，存在不足，就提出改善，只有樸素唯物主義者或者是形而上學“包藏陰謀者”，才會這樣講。“大奸似忠”講的就是這種形而上學“包藏陰謀者”。毛澤東講“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團結，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就是對形而上學“包藏陰謀者”的警示，可惜“這些自以為是的家伙”根本就聽不懂。

　　當前“塘約道路”的推廣，被限制在“扶貧脫困”的局部地區，所有的產業發展與經濟結構的調整，都需要接受市場經濟殘酷的競爭考驗，農業的基礎條件與農產品結構的特性，決定了在市場經濟競爭中的“弱勢地位”。像“塘約村”這樣弱小的“農村集體經濟”，一個市場經濟的“狂潮”，就會夭折。作為社會主義的社會主導力量，當然要扶持像“塘約村”這樣弱小的“農村集體經濟”。毛澤東時代，“農業為基礎，工業為主導”，工業主導反過來為農業基礎服務，體現出鞏固農業基礎，扶持農村集體經濟，社會主義工農聯盟“大協作的有機整體”，而強化社會主義農業基礎，扶持農村集體經濟，改善廣大農民的生活，給予廣闊農村巨大的“人力物力財力”全方位的支持，核心是“無償的支持”，這種“反價值規律”運動，是社會主義組織發展所有事業的核心準則，這實質是“少數強者扶持多數弱者”、人類社會的優秀品質，也就是“大公無私”的“共產主義道德風尚”。“無償支持”的條件有限，可以通過變換各種支持的方式、方法、措施來補救，需盡力而為，用心去做。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價值規律”的翻版，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價值規律”競爭機制，將導致“富者更富，貧者更貧”的“兩極分化”。違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價值規律”的現代經濟發展理論，就是“補矮板的水桶理論”，市場經濟“價值規律”的錯誤“運行規則”，由“投資效用遞減規律”得到反證，這其中的要害是分清市場交換功能與社會主導發展經濟“反價值規律”的“運行規則”(詳見筆者《用毛澤東主義揭開經濟發展的歷史迷霧 --解析“經濟危機”發生的原理》一文)。鞏固與發展社會主義農業基礎，就像建筑高樓大廈的“基礎”，“基礎越牢固”，投入就越大，發展前途就越廣闊;“基礎不牢固”，投入小，樓房就建不高。按照市場經濟“價值規律”的競爭法則，任何資本到農村，或者與農產品交換，都是為了獲得利潤，也就是剝奪農民勞動成果利益，這樣永遠也改變不了農村的落后面貌。即使科技進步經濟發展，也改變不了工業產品與農業產品的“生產與價值特性”，只不過是“水漲船高”的道理而已。就像人們的收入在增加，各種物品的價格也在上漲，只要收入的增加，趕不上物價的上漲，就永遠不會有“幸福美滿的生活”。

　　當前“塘約道路”的爭論，是毛澤東時代“農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重現，是走社會主義道路與走資本主義道路斗爭的繼續，這種正確與錯誤路線觀點的分歧斗爭，是沒有完結的。這場“路線斗爭”和過去以往任何時候的斗爭都相同，就是存在“左中右”的觀點，即存在正確與錯誤的斗爭;存在正確與不完全正確的(左傾錯誤)斗爭;存在正確與不完全錯誤的(右傾錯誤)斗爭。僅懂得正確與錯誤的黑白觀點，是不能正確辨識各種斗爭性質的。正確與錯誤的斗爭是主要方面，而正確與不完全正確的(左傾錯誤)與不完全錯誤的(右傾錯誤)的斗爭是次要方面。忽視正確與錯誤的斗爭主要方面是錯誤的;如果不能處理好斗爭的次要方面，就會影響斗爭的主要方面，這是應該盡量克服與避免的。

　　“塘約道路”的爭論，真實反映了人們社會存在的思想狀態與“左中右”的實力對比，反映“回歸毛澤東的正確路線”任重而道遠。社會主流形而上學的“三權分置，土地確權，土地流轉”，“右傾錯誤路線觀點”占據主導位置，深刻影響著廣大農村，“全國農村三分之二已經實現了流轉”;而社會主流“扶貧攻堅”，支持“塘約道路”，只占據農村貧困地區的少部分。而用毛澤東主義正確認識“塘約道路”“走社會主義道路”本質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并沒有占據社會主導位置，也沒有被人們普遍所理解與掌握，這不僅表現為社會主流錯誤與不正確的認識觀點，也表現為一些對“塘約道路”不正確認識的“左傾”與“右傾”錯誤觀點。“左中右”的實力對比，反映“塘約道路”背后隱藏著“兩條路線斗爭”并不清晰。因為用毛澤東主義正確認識“塘約道路”本質的少數人觀點，根本構不成“兩條路線斗爭”對立的勢力;而社會主流“一部分”想把“塘約道路”樹立為：“三權分置，土地確權，土地流轉”的典型;“一部分”想把“塘約道路”樹立為：“扶貧攻堅”或者發展“農村合作社”的典型。兩者都沒有認識到“南街村、華西村、周家莊、塘約村”等集體經濟“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本質意義。前者隱瞞“土地確權流轉”的對象(方向);后者模糊“扶貧攻堅”或者發展“農業合作社”中的核心主體內容--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兩者觀點的分歧，一個是在“承包土地，分田單干”的錯誤路線基礎上，要向“私有化”的現代農業形式發展;一個是在維持“承包土地，分田單干”的錯誤路線基礎上，對局部困難地區進行“精準扶貧”的改良。兩者觀點統一在所謂“農業現代化”、“規模化生產”、“集約化發展”、“經濟結構調整”，“農業合作社”等形而上學的理論觀點基礎上。因為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現代資本主義農村發展，都需要“農業現代化”、“規模化生產”、“集約化發展”，“農業合作社”，不敢明確社會主義公有制與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與資本主義私有制與“私人股份制”的“不同主體本質”，只講這些沒有政治靈魂的形而上學觀點，只能起到欺騙人們的作用。雖然兩者觀點有分歧，但是統一在“形而上學錯誤理論觀點”的基礎上，因此“塘約道路”背后隱藏著“兩條路線斗爭”才不清晰，但是無可否認“南街村、華西村、周家莊、塘約村”等集體經濟“走社會主義道路”的客觀存在。左翼的同志都明白“不破不立，破字當頭，立在其中”的道理，“破字當頭”，就是反對與批判形而上學的錯誤路線，“立在其中”，就是支持與保護“發展壯大社會主義事物”，“破是手段，立是目的”，只有“破中的立”即社會主義事物發展壯大，才能產生更大“破”的作用，才能使“立”的社會主義事業蓬勃發展，這是“固本培元，扶正祛邪”的辯證法原理。所以“塘約道路”的推廣，意義非凡、方興未艾，肯定與支持“塘約道路”的推廣，對于進一步增強社會主義公有制基礎--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發展壯大“走社會主義道路”進步勢力具有重大意義，“這是發展社會主義事業的偉大斗爭”。

　　中國社會任何重大問題，都面臨“兩條路線斗爭的選擇”，即走社會主義道路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選擇。因為社會主義公有制與資本主義私有制，作為不同社會制度“所有制的重大基礎性作用”，無時不刻反映在社會的各個領域中，就像當前的“國企混改”，按照毛澤東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是“公有制經濟”對“私有制經濟”的“混改”;按照現行的“國企混改”，是“私有制經濟”對“公有制經濟”的“混改”，兩者“混改”的方向完全不同，即“公有制經濟”與“私有制經濟”發展壯大的比例完全相反;“深化國企的混改”，走的正是這樣一條“私有化道路”，這由“公有制經濟力量”大量萎縮，“私有制經濟力量”空前發展為證。當前“國企的混改”，根本就不是什么應該注意的問題，而是必須立刻禁止。又如發展“農業合作社”、“土地流轉”，可以是“私人大戶的股份合作社”，也可以是“農村集體經濟的合作社”，核心本質的區別，是“私人大戶”還是“農村集體經濟”，歸根到底都是走社會主義道路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大是大非問題。

　　毛澤東講“社會主義社會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歷史階段中，始終存在著階級、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存在著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兩條道路的斗爭，存在著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性。”“公有制與私有制的階級斗爭”，這是不依人的意志而轉移的。社會存在“公有制經濟”必然要發展;社會存在“私有制經濟”，必然要造成貧富懸殊的“兩極分化”，因此形成對立的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即現實的打工者與私人老板，社會上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矛盾沖突激化，必然反映到黨內，社會主導力量必須做出選擇，這是“維護多數人利益與維護少數人利益”的重大是非問題，維護多數人利益，必然依靠“公有制”，必然“走社會主義道路”;維護少數人利益，必然依靠“私有制”，必然“走資本主義道路”。這就是社會上對立矛盾的“階級斗爭”反映到黨內而產生的“兩條路線斗爭”。那種“即維護多數人利益，也維護少數人利益”的幻想，與調和“階級斗爭”矛盾沖突的觀點，根本就解決不了因“私有制”而產生的各種社會問題，只會縱容與助長“私有制”勢力，也必將進一步激化“階級斗爭”的矛盾沖突，這由黨內腐敗多發，社會矛盾沖突越來越多，越來越嚴重的事實證明。現實無可否認“公有制經濟”必然要發展，無可否認客觀存在因“私有制”而產生得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階級斗爭”矛盾，社會上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的“階級斗爭”矛盾沖突，遲早會導致社會主導力量內部分化，使得社會主導力量內部“兩條路線之爭”逐步清晰與公開。

　　社會存在“由社會制度所有制”所規定的經濟基礎，經濟基礎中“所有制產生”的“階級斗爭矛盾”，決定與影響“上層建筑”黨內的“路線斗爭矛盾”;“上層建筑”黨內“路線斗爭矛盾”轉化的核心主導作用，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的“階級斗爭矛盾”轉化。這是毛澤東揭示的社會主義時期：社會上“階級斗爭”與黨內“路線斗爭”發展變化的關系，即“黨內黨外矛盾運動(斗爭)轉化機制原理”，也是“階級斗爭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核心機制變化原理”。黨內“路線斗爭”是社會上“階級斗爭”的集中表現形式，黨內正確與錯誤路線的主導者，就是社會上“階級斗爭”對立兩方勢力的“代理人”。“上層建筑”黨內的“路線斗爭矛盾”，不同于社會上的“階級斗爭矛盾”，具有“階級斗爭矛盾性質抽象認識的特殊性”，也就是認識社會發展主要矛盾不同，而表現出“治理社會的不同主張”。正是因為這一“階級斗爭矛盾性質抽象認識的特殊性”，所以沒有“反黨，投敵、賣國”的確鑿事實證據，只能按照毛澤東“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針來處理。“上層建筑”黨內的“路線斗爭矛盾”，即“治理社會不同主張分歧的矛盾之爭”，表現為“對立矛盾與非對立矛盾”性質的斗爭形式。“維護與反對社會制度所有制”，就是“對立矛盾”階級斗爭性質的“路線斗爭”，在維護社會制度所有制的基礎上“治理社會不同主張的分歧之爭”，不是“對立矛盾”的階級斗爭性質，而是非對立矛盾的社會局部“改良主義”，或者稱少數人的“權力之爭”，“利益之爭”。對立矛盾“階級斗爭”性質的“路線斗爭”，具有改變社會制度“所有制性質”的主導作用，這表現為推動“勞動剩余成果處理方式”的所有制變革;而非對立矛盾的“改良主義”，它不改變社會制度“所有制性質”，只是表現為解決社會局部問題“不同主張的紛爭”。“階級斗爭”性質的“路線斗爭”與“改良主義”的紛爭、有著相似的表現形式，核心的本質區別在于：“是否具有改變現存社會制度所有制的推動作用”，無奈“在斗爭發展過程中”，即社會制度所有制沒有發生變革前，只能看“斗爭的內容”，來抽象認識與理解“斗爭的性質”。如“塘約道路”的爭論，如果認為“塘約道路”的本質，是堅持農村基層黨組織領導，走農村集體經濟合作化(所有制)發展道路，這就是走社會主義道路，發展社會主義事業，因為塘約村“發展與壯大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改變了“分田單干，自食其利”的“私有化”，即改變了“勞動剩余成果處理方式”的所有制。按此推廣它必然阻斷“三權分置、土地確權、土地流轉”變相私有化之路，必然沖擊“承包土地、分田單干”錯誤路線政策的基礎;如果認為“塘約經驗”是“扶貧攻堅”或“精準扶貧”，那就是“改良主義”，因為它沒有動搖農村“承包土地、分田單干”錯誤路線政策的基礎，當然也就不能改變農村“分田單干，自食其利”的“私有化”主流;如果認為“塘約經驗”是“三權分置、土地確權、土地流轉”的典型，或者是什么“農業合作社”，“農村改革的新路”等，那就是歪曲社會實踐運動本質，掩蓋與維護農村“分田單干，自食其利”的“私有化”，以“變相私有化”的形式，“走資本主義道路”。同理就像封建社會朝代更替，因為沒有改變“皇權所有制”，而延續了千年;資本主義社會內部的“黨派團體利益”斗爭，因為沒有改變“私有制”，而延續了幾百年，沒有“社會制度所有制的變革”，就不能起到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作用。

　　人民群眾是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社會主體”，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進步，首當其沖是提高社會主體“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只有開展“人民群眾參加的政治運動”，才能夠提高人們的政治覺悟;也只有“提高人民群眾的政治覺悟”，才能推動社會發展進步。世紀偉人毛澤東發動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為了提高“人民群眾主體”的政治覺悟，改造“社會主體”存在的基礎條件，改革社會不合理的地方，推動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進步。這是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在社會政治實踐運動中的應用;是“階級斗爭推動社會發展進步動力”的原理。社會上有一些人不理解，因此而反對與阻礙，但是主要核心阻力：是“上層建筑”黨內存在的“代理人”。社會主義發展進步，改造社會主體“提高人民群眾政治覺悟”的“階級斗爭(政治)運動”，因黨內“路線斗爭矛盾”轉化的主導作用而改變，這就是毛澤東為什么要“以階級斗爭為綱”，為什么要“斗垮黨內一小撮死不悔改走資派”的原因。這是毛澤東對“階級斗爭(政治)運動”“核心機制變化原理”的高度凝練與詮釋，其實質就是“改變社會主體存在的社會政治基礎，抓好社會政治核心主導作用，推動社會發展全面進步”。筆者在此提醒讀者，“文革是幾億人參加的政治運動”，因為人們的政治立場觀點不同，“人心各異”，當然會存在一些缺點和不足，而作為“文革的對象”即“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面對毛澤東發動與領導得風起云涌的“群眾性政治運動”，是沒有人敢于公開站出來反對的，這是當時“運動的特點”，即使在運動后期，審判“那四個人”，還有一條“破壞文革的罪名”。形而上學的“當權者”，在不敢公開反對的情況下，要維護自己的利益，他們怎辦呢?這就是打著“擁護文革”的旗幟，“混淆是非、顛倒黑白、拉幫結派、欺瞞群眾、挑撥是非”，以期亂中蒙混過關，這是“文革初期動亂的主要原因”，在毛澤東的正確領導下，這一切“動亂”，最后都恢復了“穩定”，億萬人民群眾完成了一次“世無僅有的政治洗禮”。也許有一些人不相信，有一個簡單的社會現象，或許可以提醒人們，這就是：否定文革的大都是“有權勢的精英”，肯定文革的大都是“無權勢的草根”，這種社會認識的反差，至少提請“喜歡思考的人”自己去求證一下，不要“人云亦云，盲目上當”。即使今天“改革開放”中的形而上學“陰謀者”，同樣是“混淆是非、顛倒黑白、拉幫結派、欺瞞群眾、挑撥是非、唯恐天下不亂”的伎倆，而對“改革開放”的是非認識，同樣具有上述社會認識反差的特點，只是表現為相反的形式，即“有權勢的精英”肯定與贊成，“無權勢的草根”否定與反對。歷史循環的邏輯關系是相同的，而內容與表現形式卻完全不同，需要人們“用心去領會”。(詳見筆者《文革--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豐碑》一文)“現實社會主導力量企圖通過“領導者的英明決策”，“頂層設計”，來推動社會發展進步，脫離“人民群眾政治覺悟”的社會存在基礎條件，是唯心主義觀點的表現，也不能推動社會發展進步。歷史的經驗教訓，人們往往習慣于認識有“明確對手”的戰爭年代，“給我軍兵力造成巨大損失”的“左傾錯誤路線”表現，還不習慣認識有“隱蔽對手”的“和平年代”，“給我國公有制經濟力量造成巨大損失”的“右傾錯誤路線”表現。“改革開放”使得“公有制經濟力量”大幅萎縮，“私有制經濟力量”發展壯大，可以說完敗于“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這是形而上學“右傾錯誤路線”，否定與調和“公有制與私有制對立矛盾階級斗爭”的必然結果。

　　千百年以來“公與私的對立矛盾斗爭”，從來就沒有改變過，“公與私對立矛盾”的階級斗爭本質：就是“多數人的利益與少數人的利益”對立矛盾的沖突，只是因為社會發展時代不同，“公與私”的社會存在內容與形式不同，對立矛盾斗爭的表現形式也不同，最終集中表現為“勞動剩余成果處理方式”所有制的社會制度變革。毛澤東講：“階級斗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來的文明史。拿這個觀點解釋歷史的叫做歷史的唯物主義，站在這個觀點反面的是歷史的唯心主義。”(毛澤東選集第四卷P1487)

　　馬克思主義的局限性，就是《資本論》中沒有完成“階級與階級斗爭”的闡述，馬克思主義揭示了資本主義社會本質“私有制”，不完善的說明了社會主義本質“公有制”，用馬克思主義很難解釋“幾千年以來的階級斗爭歷史”，更不能充分說明社會主義時期的階級斗爭內容，這只有掌握與理解毛澤東的“對立統一矛盾運動規律”，才能正確認識不同社會發展時代、“公與私對立矛盾”的階級斗爭不同的社會存在內容與表現形式，才能正確認識社會主義時期“維護與反對公有制”階級斗爭“新的內容與表現形式”。任何社會都只能存在一種“勞動剩余成果處理方式”所有制的社會制度，即便是存在兩種所有制交融的社會制度，也只能是一種所有制起著核心主導作用。就像英國保留封建社會“皇家女王世襲制”，日本保留封建社會“天皇世襲制”，但仍然是“資本主義私有制在起著核心主導作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公有制與私有制都合理合法的存在”，實則是“私有制”在經濟活動中起著核心主導作用。封建社會“維護與反對皇權所有制”、資本主義社會“維護與反對私有制”、社會主義社會“維護與反對公有制”，都是“公與私對立矛盾”的階級斗爭表現形式。反對封建社會“皇權所有制”，建立資本主義“私有制”，是“資產階級革命”;反對資本主義“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是“無產階級革命”，社會主義時期“維護公有制與恢復私有制”是“社會主義革命的繼續”。毛澤東告誡人們社會主義時期“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是穿越時空的真理，是對共產黨“斗爭哲學”的高度凝練。社會發展的歷史可以分為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人可以分為各種民族，但是“維護多數人的利益與維護少數人的利益”、對立矛盾的“階級斗爭”本質卻不變。這“變中的不變，不變中的變”的原理，只有懂得毛澤東主義“對立統一矛盾運動規律”才能理解。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局限性，解決不了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課題，因為馬克思根本就不知道社會主義時期“維護與反對公有制”階級斗爭“新的內容與表現形式”，因為“階級斗爭是推動社會發展進步的動力”，只有毛澤東主義才能解決社會主義發展的歷史課題，毛澤東主義是認識人類社會發展客觀規律的“珠峰”(詳見筆者《馬克思主義必然升華為毛澤東主義》一文)。

　　毛澤東開創的社會主義道路，是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客觀規律，任何社會想要發展社會主義事業，就只能走毛澤東開辟的社會主義道路。人類社會歷史，封建社會存在了幾千年，資本主義社會存在了幾百年，新生的社會主義要代替落后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斗爭將是一個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斗爭的反復，就像歷史上封建社會與資本主義社會斗爭的反復一樣。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公有制與私有制對立矛盾的斗爭”，是“此消彼長”的關系，猶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沒有第三種選擇。懂得毛澤東主義，相信毛澤東主義，相信社會主義，按照毛澤東開辟的社會主義道路發展，社會主義事業就蓬勃發展;不懂毛澤東主義，不相信毛澤東主義，不按照毛澤東開辟的社會主義道路發展，僅相信社會主義，因為沒有毛澤東主義指引方向的“燈塔”，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就遭受挫折磨難，就蛻化演變為資本主義社會。中國革命戰爭勝利與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成功的歷史，早已證明毛澤東主義是人民群眾戰無不勝的“政治靈魂”，是中國人民取得勝利的光輝旗幟。

　　社會主義一定能夠戰勝資本主義，因為中國相信社會主義的人多，相信資本主義的人少，雖然社會主流的形而上學“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錯誤路線，使得社會主義“公有制的經濟力量”，遭受重大挫折，但是它不能全部“消滅公有制的經濟力量”，在“相信社會主義人多”的社會基礎上，剩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的“經濟力量”，必然重新復興，而發展壯大“社會主義公有制、農村集體經濟所有制”的“經濟力量”，解決貧困懸殊的“兩極分化”，解決農村的“三農”問題，就必然要與“走資本主義道路”的錯誤路線決裂，這是無人能夠阻止的。社會在發展，人民要進步，人們在“改革”的苦難中覺悟，反省，在覺悟，反省中，思考著解決社會發展問題的辦法，最終必然回歸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只是認識毛澤東揭示的社會主義發展客觀規律，需要一個認識過程，這正是“人間正道是滄桑”的真實寫照。在正反兩方面經驗教訓的對比下，更多的人會更快得覺悟，也會認清“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錯誤本質，只有大多數人的覺悟與行動，才是“右傾錯誤路線”瓦解之時。不相信毛澤東主義，也不相信社會主義，這樣反動的理論與勢力，在中國根本不能成為發展趨勢。中國的國情與蘇聯不同，因為毛澤東創建的社會主義政治基礎，早已深入人心，毛澤東創新的“以階級斗爭為綱”與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為社會主義“防修反修”，筑起了“歷史性作用的長城”，社會主流的形而上學者無論怎樣詆毀，無論怎樣“深化改革”，永遠也不敢提出“消滅公有制”，“反對社會主義”的口號;永遠也不敢打出“私有化”，“走資本主義道路”的大旗;同時社會主流的形而上學者，也不會提出“發展與鞏固社會主義公有制”，“走社會主義道路”的正確觀點;因為社會主流能夠認識到，社會主義本質是公有制，能夠認識到“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與“中國走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不同，那么就不會提出“繼續深化改革攻堅”，“堅持兩個毫不動搖”的錯誤路線了。這樣“似是而非”的“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就限制了無法全部消滅公有制與集體經濟所有制的力量，不能全部消滅，那么就阻擋不了公有制與集體經濟所有制的力量發展壯大，任何阻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進步，阻擋人民群眾覺悟的反對勢力，必將被人民群眾拋進歷史的垃圾堆。

　　毛澤東主義揭示的社會主義發展客觀規律，是不可抗拒的，推動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作用與意義是無可估量的，中國共產黨領導社會主義事業發展，要對“人類社會發展做出較大的貢獻”，必須高舉毛澤東的旗幟，必須沿著毛澤東開辟的社會主義道路前進。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必然回歸，這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是社會主義發展客觀規律的必然，這由逐年升溫的“毛澤東熱”為證。“烏云遮不住太陽，正義必定戰勝邪惡”， 社會主義絕不會走向滅亡，必將“在斗爭中獲得新生”，這是中國社會主義勝利的發展邏輯，也是人民群眾勝利的發展邏輯。希望“當政者”認清“自己的歷史角色”，希望信仰毛澤東，相信社會主義的人們，團結起來，高舉毛澤東旗幟，為毛澤東的正確路線回歸，為社會主義重造，為子孫后代的幸福，共同努力奮斗。斗垮資改派，勝利屬于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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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10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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