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郭靖媛：塘約經驗和中國道路 ——塘約啟示八題

　　啟示一：在經濟新常態下，應把壯大農村集體經濟作為全局性的戰略選擇

　　啟示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村、農民同樣應該組織起來

　　啟示三：“土地確權”的方向應當是壯大集體經濟，而不是土地私有化

　　啟示四：在新形勢下，農村和農民有著“組織起來”的內生動力

　　啟示五：在黨的領導下，實現黨、政、社、群大融合、小分工的格局

　　啟示六：組織起來才有利于精準扶貧

　　啟示七：發展集體經濟不是走回頭路，完全可以避免“大集體”時期出現的問題

　　啟示八：書記動手，全黨辦社，塘約經驗完全可復制、可推廣

塘約經驗和中國道路

——塘約啟示八題

江宇 郭靖媛

　　近日，貴州省安順市塘約村加強黨的領導、堅持群眾路線、建設“黨政社群”一體的基層組織、做大做強做優集體經濟的典型案例，備受人們關注，引起很多討論。我們在塘約村進行了三天調研，并了解其他情況后認為，塘約的成功難能可貴，塘約道路是一條成功的、可復制、可推廣的道路。

　　農村問題是中國改革和發展的核心問題。塘約雖小，但一滴水可以見太陽，塘約道路可以說是中國道路的一個縮影。塘約成功的因素，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成功的普遍因素。塘約不僅是農村改革的先進者，也是凝聚“后危機時代”經濟增長動力，走出新發展道路的星星之火，在全國相當多的地區具有普遍的意義。具體地說，塘約對中國下一步的發展全局，有八方面的啟示。

　　啟示一：在經濟新常態下，應當把壯大農村集體經濟作為全局性的戰略性選擇

　　我國經濟面臨很大下行壓力，新增長動力還比較脆弱，出路在哪里?繞開八億農民、忽略廣大農村，是不可能找到答案的。長期以來，在城鎮化、工業化的大潮中，城鄉發展一度出現不平衡，城市和工業部門像一個“抽水機”，把農村的優質資源源源不斷抽出，讓農村失去了內生發展的動力：農村的精英離開了，留下的是老弱病殘;農村土地和產業經營收益大部分被城市工商企業等主體獲得，留在農民手里的有限;農村的社會結構被破壞了，不少基層組織渙散，黨的建設、社會治理、養老養小面臨很大挑戰……

　　而塘約的實踐鮮明地告訴我們：還存在另外一條道路，這是一條更快、更好、更有利于長治久安的道路。那就是利用城市經濟下行的機遇，讓更多優質資源回到農村，把農民組織起來，激活農村，讓農村各種資源的收益留在農村和農民手里，這樣做，就能夠補上農村這個最大的“短板”，也將成為宏觀經濟增長的強勁動力。

　　2014年，塘約村在一場水災之后，痛定思痛，由干部帶頭示范辦起合作社，依靠集體的力量辦起了婦女、運輸、建筑、勞務四個公司，2014年到2016年兩年，農村人均年收入從3786元增長到10030元，集體經濟積累從不到4萬元增長到202萬元，貧困人口數從643人減少到19人，外出務工人數從860元下降到50人。塘約合作化成立前,外出打工達1100人。約占全村勞力2/3,造成全村30%的耕地拋荒。合作社成立后兩年多時間，就有90%的打工者返回家鄉。從此，約1400多畝拋荒地全都種上水果蔬菜。我們看到，整個村莊整潔亮麗、道路齊整，井然有序、充滿活力，“不忘初心、繼續前進”的標語矗立在村頭，“窮則思變”四個大字屹立在山頂。整個村莊，無論走到哪里，都覺得該做的事有人做，該管的事有人管。中午時分，上工的村民們從大棚、水田、工地說笑著走在路上，老年人和兒童怡然自樂，村民義務上工修建的幾十公里機耕道，通向郁郁蔥蔥的松林，山間的平原上是大片的油菜花，春光明媚，繁花盛開。清明節是村干部一年中僅有的幾天假期，而村支書左文學正在逐個檢查蘑菇大棚，為明天的班子會做準備。

　　塘約的實踐說明，目前廣大城市已經出現產能過剩、資本過剩，大學生就業難的情況下，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有巨大的缺口和短板。而要讓這些潛在動力轉變為現實，最關鍵的是在思想上認識到，農村不僅僅是城市的附庸、“蓄水池”、“補丁”。如果讓農村繼續原子化、碎片化，繼續為城市“輸血”，那么不僅不能促進經濟增長，還會讓經濟失衡更加嚴重。而把農民組織起來，辦工商業、辦公共事業、讓農民自己把農村的資源盤活，農村經濟發展了，城市的產品才有銷路，城市的產能、資本過剩才能緩解。

　　塘約經驗的核心，是在黨的領導下，提高農村的組織化程度，利用經濟下行的機遇，增強農村發展的主體性，讓農村集體經濟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實現共同富裕。這是中國未來幾十年發展最重要的戰略之一。利用城市經濟下行的機遇，組織農民、激活農村，是恢復經濟增長的戰略性選擇，也是必由之路。

　　由此，我們想到1950年4月，毛澤東主席在七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財政經濟好轉的三個條件”，其中第一點就是“土地改革的完成”。為應對舊中國遺留下來的經濟危機，農村相繼進行了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農民獲得了土地(這好比今天的確權)，又在這個基礎上組織起來(這好比今天做強集體經濟)，農業生產條件得到改善，農民有了消費能力，合作社把農村的產品組織起來賣到城市，舊中國那種城鄉分割的兩個循環，向統一市場的大循環轉變。費孝通先生也提出過這樣的問題：“我們求工業的充分現代化而讓80%的農民收入減少、生活程度降低呢?還是求農民多一點收入?我的選擇是后面這半句。如果鄉村不能繁榮，農民收入不能增加，都市工業盡管現代化得和西洋媲美，工廠里出產的貨品試問向哪里去銷售?”。

　　這些思想，和今天塘約的實踐是相通的。塘約的經驗告訴我們，只要在思想上把農民和市民平等對待，把農村置于發展的中心，就會發現，產能過剩、就業不足的問題都有出路，在一切生產要素中，人是最可寶貴的，新一代農民受到市場經濟的洗禮之后，再重新組織起來，就能夠創造人間奇跡，超越多數發展中國家那種農村依附城市、付出巨大社會代價的城鎮化道路。

　　啟示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村、農民同樣應該組織起來

　　農村要不要堅持集體所有制，爭論已經持續多年。有人認為，集體經濟是計劃經濟的遺產，現在搞市場經濟，為什么還要講組織起來呢?塘約回答了這個問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村和農民組織起來，有這樣的好處：

　　——有利于延長產業鏈，把更多收益留在農村。農民由過去給人打工，變成組織起來獲得資本經營收益、包括土地資源溢價等收入，這樣可以改善分配關系，讓更多的經營剩余留在農村。例如，塘約村在實現農副產品統一銷售之前，村民只能背幾十斤產品到幾里外的集市銷售，不僅誤工，還要交管理費，價格隨行就市。而集體種植批量大，可直接售給學校等大食堂，不僅節省了許多勞力，還可按質議價。

　　——有利于農村自然資源的盤活和保護。農村還有大量資源沒有進入市場流通，如何把這些資源盤活?實踐證明，讓村集體為主體，發揮集體所有制的優勢，把山水林田湖、宅基地等盤活，是最為有利的一種辦法。因為這樣既可以讓資源收益最大程度為當地農民所共享，農民經營著自己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資源，也會更加愛護，實現集約經營，而在失去集體組織保護的情況下，很容易出現掠奪式開發的短期行為。

　　——有利于農村的基本建設。農村的基本建設，固然離不開財政投入的支持，但是如果沒有農民的參與，不僅成本高，而且在集體經濟不強的情況下，土地難以集中規劃和利用，也很難就公共事業達成合作。塘約村建立合作社，打破了各家各戶狹隘的土地意識，在公共事務上更容易形成共識;村民參與公共事務管理，也有利于體現村莊的整體利益。例如，塘約村中心廣場的高等級公共廁所，用招標外包的辦法至少需要60萬元造價，但他們只花了10多萬購買建材和設備，由社員投工投勞建成，實現“用最少的錢辦最好的事”。我們問村干部，村民為什么愿意這樣干?他們說，因為村民知道，省下來的錢還是村集體的，能夠花到自己身上。這說明，只要合作社的制度合理、干部公道正派，就能夠贏得村民的擁護。

　　——有利于擴大村集體內部分工，發展二三產業。農村要富，就必須發展二三產業，而不能被局限在小農經濟上。如果說，種植業比較適應一家一戶的小農經濟，那么，廣大的二三產業，則必須打破小農經濟，在村社內部擴大專業化分工。這種分工，既是為了體現規模經濟、提高效率，也是為了盡可能容納勞動力在本地就業。塘約村村社合一的合作社成立后，成千上萬道地界被打破了，幾千畝耕地內可以根據需要確定作物布局。村委委員曹友明說：“農民把承包地之間的田坎界挖掉時，那種高興勁兒，跟土改時分到土地差不多。”

　　——有利于以較低的成本有效進行基層治理。在農村碎片化、原子化的情況下，政府直接面對億萬個體農民，管理成本高、難度大、效果不好，這是基層治理薄弱、“按鬧分配”等問題出現的原因。建立在集體土地所有制基礎上的農村基層組織，是一個低成本的基層治理模式。塘約村的“紅九條”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黨的領導下，通過村民自治、互相監督，起到了扶正祛邪、移風易俗的效果。特別是許多地方長期難以解決的大辦紅白喜事問題，塘約村通過統一按標準提供紅白喜事服務，讓這方面支出從每年3000多萬元下降到60萬元。

　　——有利于實現共同富裕。塘約的經驗說明，公有制集體經濟是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只有堅持集體經濟，才能讓農民比較公平地分享農村的經營收益和土地溢價。塘約的分配制度是：按勞分配(工資)為主，義務勞動及按資分配為輔，這就保障了最廣大勞動者的權益。村民王學英，丈夫因病早逝，她一人帶著四個孩子生活，生計艱難。組織起來之后，她成了建筑隊拌灰沙的副工，在集體的幫助下建起了房子，她說：“現在什么都不怕，就怕合作社解散了。”

　　——有利于解決“農二代”問題。在城市出生的“農二代”，容易成為在城里沒有崗位、到農村沒有生存技能的邊緣人，心理上不平衡。這樣的“農二代”，僅塘約村就有一百多人，是社會穩定的隱患，也是人力資源的浪費。塘約村用合作社的資產擔保，貸款給“農二代”開展創業，辦起了汽車修理廠、發廊、餐館，發揮他們在城市里工作過的優勢，使農二代健康成長。我們隨機走近一位村民家中，這家剛剛大專畢業的女兒回塘約創業，還在申請入黨，全村有37位“農二代”申請入黨。

　　可見，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把農村組織起來，并非僅僅出于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基本原則，同時也有助于解決當前農村發展面臨的瓶頸問題。農村集體所有制并不違背市場經濟，而是為了讓農村更好地適應市場經濟。

　　啟示三：“土地確權”的方向應當是壯大集體經濟，而不是土地私有化

　　土地確權流轉正在農村地區逐步展開，怎么流轉，流轉給誰?認識還很不統一。一種思路是，土地確權的下一步就是土地私有化，把集體土地的份額分到每家每戶，下一步私有化就順理成章了。而塘約的土地確權，卻是為了壯大集體經濟，確權是為了明確農戶在集體內部承擔的權力和責任，明確公共資源的定位，防止個人侵占公共資源。

　　農村必須走規?；?、產業化道路，但是通過什么途徑來走?應該因地制宜。我國一些地方，依靠龍頭企業、種糧大戶實現了農業規?；洜I，值得總結和肯定。但塘約的經驗表明，在我國大部分地區，恐怕實現農業的組織化、規?；?，不能主要依靠龍頭企業和“大戶”，而只能依靠村集體組織。

　　這個問題的實質是，如何處理村集體、合作社和外部資本的關系。塘約的經驗說明：第一，農村要發展，離不開資本。第二，資本要掌握在村集體手里，而不是讓資本沖垮村集體。是農民團結起來，利用資本發展農村，而不是讓農村、農民為資本所吞噬。

　　——在人口密集的地方，靠“大戶”不可能容納農民充分就業。我國是人多地少的國家，農業政策的目標，除了經濟效率之外，更重要的是發揮我國人口密集、精耕細作的優勢，盡可能容納就業。而依靠“大戶”去集中土地，只會從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目標出發，不可能容納充分就業。這樣，固然少數大戶可以實現規模經營，但剩下的農民怎么辦?

　　——農村的資源是有限的，靠外部資本，不利于實現農村可持續發展。農村的資源是有限的，山水林田湖，都是長期的產出，土地是有生命的。農村不僅是為城市提供糧食、勞動力和土地的倉庫，召之即來，揮之即去，農村更是農民的家園、生態的屏障、鄉愁的寄托。如果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樣，讓農民自己把宅基地賣出去，獲得一筆收入就能致富，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想法。賣耕地和農房只能讓極少數農民“致富”，這是殺雞取卵的做法。在強大的資本面前，小農沒有任何談判能力;只會成為無地、無房、無工作的“三無”流民，喪失生存和發展的基礎，瓦解黨在農村的執政根基。

　　——靠資本來組織農村，難以實現共同富裕。塘約村提出：農村最重要的是沒有窮人，而不是造就富翁。但是，如果讓資本來組織村集體，資本的目標是最大化經濟利益，只會把農村的優質資源、優秀人才吸引起來，形成“撇奶油”的效果，農村就無法實現先富帶動后富。正如一位塘約的村干部所說：“根本在于執政基礎。共產黨的執政理念就是為勞苦大眾，為消滅貧困，不能搞兩極分化，不抱團就會兩極分化。”

　　合作社并不排斥外部資本，但可以通過參股的形式加入合作社，城市工商資本完全可以參與農村經營、分享收益，但是要納入合作社的范圍內，由合作社來控股，這樣才能保護好農村的資源，才能讓經營的收益為農民所共享。而不是讓城市工商資本去圈占農村的優質資源，把農民趕出自己的土地和家園，占有農村資源的收益。在市場經和鄉村生態的保護。正如塘濟的大潮中，堅守土地集體所有制，是對農民利益、農村發展約的村干部所說：“只要農村組織強起來了，就是銅墻鐵壁”。

　　啟示四：在形勢下，農村內部存在著“組織起來”的強大動力

　　組織起來，毫無疑問要靠農民自身的動力。但農民自身有這種動力嗎?不同立場、觀點的人們看法不同。長期以來，在封建制度下，中國農民形成了強烈的小農觀念，“善分不善合”，農民天然是一盤散沙。改革開放已經三十多年了，很多地方的農村集體要么比較薄弱，要么為少數人所控制。在這種情況下，農民還有組織起來的內生動力嗎?塘約組織起來的內生動力來自哪里呢?

　　塘約的經驗表明，在農村和農民當中，在存在著組織起來的強大內生動力。只要善于引導和挖掘，這種動力就能夠形成合力。組織起來的動力來源于：

　　首先，先進分子的覺悟。計劃經濟時期農業集體化實踐，盡管存在歷史局限性，但主流是好的，在農田水利建設、基礎設施、公共事業等方面取得突出成績。由于我國經歷過這一過程，所以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的思想在農村得到了普及，并且影響到今天。左文學同志最初放棄自家產業，為村民服務，很大程度受到他父親、塘約村老支書的教育和影響。塘約村一位干部告訴我們，他年輕時也沒想到過入黨，也曾經對黨失去信心。后來經過父親教育，特別是近年來看到習近平總書記領導黨中央進行反腐敗斗爭、加強陣地建設，使他更加堅定了信心。塘約村老黨員曾友明說，“村還是我們村，人還是這些人，分散了，誰也看不到一個村有多大力量，集中起來真的能愚公移山。”

　　其次，農民通過事實認識到，不抱團發展沒有希望。2014年的水災讓村民們發現，不抱團發展沒有希望。在討論成立合作社的委會上，委員們說：生產隊解體后，確實沒有人捆住你的手腳，他們也確實奮斗了、拼搏了，但是沒有人靠打工富起來，反倒是從前一家人團聚的生活變得支離破碎。村里的幾位帶頭人，都有在城市打工的經歷，這是許多村民認同合作社的原因。

　　第三，干部的示范和帶動。塘約合作社的“第一桶金”，是由十幾個村干部冒著風險、說服家人，用個人名義擔保貸款辦起來的。但合作社壯大之后，這些“原始股東”為了體現和其他村民的公平，又放棄了原始股的分紅權力，而是和其他村民一樣用土地入股。這體現了共產黨員的本色擔當。干部帶頭，有利于消除農民的觀望心理，看到組織起來的好處。

　　第四，通過合理的頂層設計，讓農村真正獲得集體經濟的收益。塘約村書記左文學認為，“真正起紐帶作用的還是老百姓的利益，關鍵是專業合作社有收益”。這是今天的集體經濟比老集體經濟優越的地方。人民公社時期，由于我國發展階段的限制，農業集體化的首要職責是為工業化提供剩余，農民盡管也間接獲益，但是直接的感受有限。而今天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農村經濟已經和城市深度聯系，只要通過合理的機制讓農民分享合作社集體的收益，農民就能認識到團結起來比小農經濟的優越性，從而形成良性循環。

　　第五，通過村民自治讓村民參與進來。我們詢問左文學同志“內生動力在哪里”時，他回答：最重要的是民主建設要搞好，民主建設不抓好，不服眾，人家一看你這個村委會是為少數幾個人，老百姓就不答應。合作社的一個重要特點是，人人都是合作社的主人，村民要有途徑參與合作社的民主管理，這是集體經濟的實質。農民沒有參與感，即使得到利益也往往不領情，他們會認為“干部拿的更多”，而農村有了參與感，就會同甘共苦，共建共享，主動把自己的利益和集體的利益融合起來。

　　啟示五：在黨的領導下，實現黨、政、社、群大融合、小分工的格局

　　如何處理黨、政、社、群的關系，是農村發展的一個關鍵問題。黨、政、社、群的大融合、小分工，是塘約經驗的一個重要特色。即，把農村黨組織建設成堅強的領導核心，把黨的領導融入村行政、合作社、公司和群眾組織當中，同時，各種組織按照專業化、市場化的原則運行。為什么黨、政、社、群要融合呢?

　　首先，集體經濟是黨在農村的執政基礎。如果黨組織和集體經濟組織“兩張皮”，黨不管經濟，那么在農村，黨的領導就是一句空話。黨組織就起不到組織農民的作用，農民要么還是一盤散沙，要么被別的力量來組織，這都不利于維護農民的根本利益。黨的力量就只能游離于農村的經濟和社會生活之外，就是目前不少村莊的實際情況。

　　其次，只有黨的領導才能保證集體經濟真正姓“公”。集體所有制不是一個擺設。如果沒有黨的領導、沒有黨的紀律和群眾路線的約束，農村的集體所有制就會名存實亡，或者弱化渙散、無法集中整合資源為農民謀利益，或者異化為小集團所有，廣大村民享受不到集體所有制的好處。所以，集體經濟是保護農民的銅墻鐵壁，而黨組織和集體經濟的融合是保障集體經濟活力的關鍵。一位村干部說，“如果沒有堅持黨的領導，開始是集體的，后來半公半私，最后就變成私人的了，引起群眾公憤，你這個組織在當地就完了”。

　　第三，黨群融合，有利于解決好黨的領導和村民自治的關系。一些村莊的干群關系緊張，其原因是沒有處理好村委會對上負責還是對下負責的關系。如果村委會只是被動地完成上級交給的任務，而不是為村民服務，帶領村民致富，必然產生沖突。還有一些地方，村委會和村集體經濟被少數人所把持，村民認為，村干部是為少數人或少數家族謀利益的，這樣也會導致干群關系緊張。塘約就解決了這個問題，讓村民真正參與到村莊的管理中來，通過黨內民主帶動村民自治。

　　第四，村社一體有利于實現合作社的初衷。專業化合作社開展很快，塘約模式和專業化合作社不同之處在于，整個村莊強化了集體經濟，實質上實現了全民入社。之所以這樣做，是因為專業化合作社實質上容易變成一個企業，是“強強聯合”，而不是“強弱聯合”，專業化合作社固然有利于產業做強，但是不利于容納大部分人就業，也不利于實現共同富裕，反而可能讓少數人占有優質資源，造成貧富分化的固化。塘約村建立村社一體的基層組織，就是為了最大限度實現共同富裕，避免兩極分化。

　　黨政社群大融合，關鍵是加強黨的領導。在加強黨的領導方面，塘約村的具體做法是：

　　——把黨的領導做實。在組織上，黨總支委員兼任村主要經濟社會機構的負責人，運輸、建筑、合作社的負責人都是支部委員。在制度上，堅持開民主生活會、一個村的民主生活會能夠開成這樣，是非常不容易的?？傊涀笪膶W在每次黨員大會上都說，要樹立正氣，要相信黨，要相信人民，信任黨的執政基礎，要讓村民對我們黨有信心，否則就是村組織的失職。村行政有村委會、合作社、老年協會、婦聯、產權改革辦、紅白喜事理事會六個機構，全部在村黨總支領導下開展工作，各機構一把手都是總支委員。

　　——“支部建在連上”。塘約把黨小組建在村民組，把村民組原來的村民代表組織起來，成立組委會。每個村民組就是最小的細胞，在這個最小的細胞里，把黨的領導和基層民主結合起來。每個村民組的黨小組有三項職責：第一，貫徹執行黨的方針政策，二是黨小組協助組委會做好行政工作，三是監督村委會的決策是否公平、公正、公開。這樣就夯實了黨在一個地方的執政基礎，黨黨組織成為一個主持公道的地方。同時，村民組有四項職責：①帶領村民組舉辦各項公益事業;②完成村里交辦的各項工作;③調解糾紛;④監督每個黨員是不是一面旗幟，是不是公道正派。這兩個機構設在村民組，跨村民組建立支部，把村里上級交辦的任務交給下面，每個組委會都在黨支部領導下抓落實，這就讓群眾隨時聽到黨的聲音。班子騰出時間來，謀思路、抓改革。

　　——通過黨的組織實現村民自治。塘約村把基層的黨組織強化，讓基層黨組織成為村民自治的細胞，黨的基層組織像毛細血管一樣，分散到一千多戶村民周圍，他們周圍有黨員、有組織，公共事務、村民糾紛等，能夠隨時和群眾商量，反映群眾的意見，實現了把黨組織建到最前方。塘約的經驗表明，只有把黨組織和村民自治融合起來，才能實現黨和村民“兩頭熱”，而不是“一頭熱”，更不是讓政府和村民的訴求發生異化，出現敲竹杠、“上訪專業戶”等現象。正因為塘約的黨組織深入基層，所以獲得了群眾的擁護，班子有崇高的威信。和前些年選舉經常選出村霸、黑社會黨村干部，一些村莊選舉村干部“難產”不同，塘約村的選舉十分順利，村民對干部認同感很高。

　　塘約激活夯實基層組織的做法，讓我們想到“三灣改編”對人民軍隊發展的重大意義。多年來，如何加強農村基層組織、改善農村社會治理，想了很多辦法，但是效果還不夠明顯，根本原因就是缺乏強有力的集體經濟作為支撐。塘約村的帶頭人認真借鑒了三灣改編的經驗，認為三灣改編建設了一支聽黨指揮、能打勝仗的軍隊，最主要的措施是兩個：一是把支部建在連隊，二是士兵委員會，官兵平等，有什么事大家公開討論，每月伙食費公開。這些做法和思路，在塘約加強基層組織建設當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啟示六：組織起來才有利于精準扶貧

　　精準扶貧是黨對人民的莊嚴承諾。近來，在一些地方的精準扶貧中，出現了“按鬧分配”、“上訪專業戶”等現象，既違背了扶貧的初衷，也打擊了勤勞本分的大多數村民。

　　扶貧資金如何精準有效、提高效率?塘約的經驗表明，在集體經濟壯大的前提下，把資金的具體分配和使用權下放到村集體，有利于提高資金使用效率。而在村集體軟弱渙散的情況下，只能由國家直接和千千萬萬小農打交道，極大提高行政成本，而且催生“按鬧分配”、“敲竹杠”等做法。政府對農村的支持，最重要的不是給錢給物，而是要扶持村集體經濟發展壯大，讓村民有能力獲得集體經濟收益，讓村集體能夠有能力去參與市場競爭，降低交易成本。同時，合作社通過加強基層治理，能夠有效地甄別好好吃懶做、游手好閑的人，避免“養懶漢”。

　　塘約的經驗還說明，扶貧最重要的不僅是外部資源的輸入(這也很重要)，而更重要的是扶持村集體經濟，只要村集體經濟壯大了，農民收入就會水漲船高。否則，如果只是救濟式的扶貧，而沒有強大的村集體經濟，那么，這家脫貧了，那家還可能返貧，貧困的土壤并沒有消除。

　　啟示七：發展集體經濟不是走回頭路，完全可以避免“大集體”時期出現的問題

　　很多人擔心，現在搞集體經濟，會不會導致“大集體”時期的平均主義、大鍋飯、窩工等問題。塘約的經驗表明，新時期壯大農村集體經濟，不是“走回頭路”，也有充分的條件，避免當年出現的問題。

　　如何看新時期的集體經濟，實質上是如何看待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代和當今時代的關系。習近平總書記已經明確指出，改革開放前后兩個時期不能相互否定，這里蘊含的思想就是，今天中國的發展，要繼承兩個時代、整合兩個時代、超越兩個時代，把兩個時代好的東西都繼承下來、發揚光大，把兩個時代存在的問題都盡量避免。并且在實踐中不斷創新。在農村，那就是，既要發揮農村集體經濟的優勢，又要發揮改革開放之后機制靈活、貼近市場的優勢。

　　人民公社、“大集體”時期存在的問題，并不是集體經濟所必然帶來的，而是特定歷史條件約束的結果。當時，我國重工業處在起步階段，農村糧食供給的任務繁重，城市和工業對勞動力容納能力有限，所以把農民禁錮在農村和土地上。為了支持農村工業化的需要，盡管集體化時期糧食產量增長了一倍多，但是由于支持城市和人口的增加，農民可以分配的糧食一直十分有限，只能采取“人七勞三”等接近平均分配的方式。由于當時二三產業不發達，農村的多種經營缺乏基礎，所以農民被束縛在土地上，造成“窩工”。當時農村的教育和管理水平不高，也容易導致按勞分配、評工分等流于形式。

　　然而，這些問題都不是集體化所必然帶來的。今天，發展集體化的內外環境已經同當年有了很大不同：

　　第一，我國已經從工業化初期進入到工業化中后期，城市已經從短期經濟轉變為普遍過剩，農村為工業化提供積累的階段性任務已經完成。在這種情況下辦集體經濟，就可以把大部分收益留在農村，讓農民感到切實的好處。

　　第二，計劃經濟時期，必須集中精力發展重工業，農村暫時做出犧牲，所以農業增產的收益主要被轉移到了城市，農民對集體化改善生活的效果感受不明顯。而今天城鄉第二、第三產業已經有了很大發展，農民已經有條件從單純種植業中解放出來，我國已經進入以工補農的階段，這就可以避免大集體時期存在的過度剝奪農民的問題。

　　第三，今天的農村人口，已經有著在城市奮斗拼搏的經驗，接受過現代市場經濟的洗禮。這使得他們的知識結構、視野和當年的農民有很大不同，有現代工商業的管理經驗。塘約村的帶頭人對歷史的認識體現了辯證法。他們把“大集體”對經濟發展不好的地方去掉，好的地方繼承下來。例如，種植業實行計件工資，精細化管理。他們既經歷過現代二三產業和城市生活，有著工業化大生產的經驗，同時又從切身經歷中感覺到，只有組織起來，才能應對市場上的風險，保護農民的利益。這些因素都有利于避免出現“大集體”時出現的問題，建立新型的社會主義農村。

　　啟示八：塘約經驗完全可復制、可推廣

　　我國有幾十萬個行政村，為什么塘約能夠成為其中的亮點?換句話說，塘約的經驗是一個個案，還是有普遍性呢?從事物發展的一般規律來說，普遍性總要通過特殊性表現出來。塘約的成功，發生在黨的十八大之后，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系列大環境、小環境共同哺育出來的，而這些條件對于其他地方來說，并不是無法實現的。

　　首先，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決守住土地集體所有制的底線，阻止了土地制度私有化的主張，為七億農民守住了生存、發展和穩定的底線。這為塘約經驗的誕生提供了最重要的政治條件。特別是習近平總書記在小崗村的講話，進一步強調“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梢韵胂螅绻麤]有這種政治態度，如果主張土地私有化的主張盛行，那么塘約道路的推行一定會遇到很大阻力。

　　其次，貴州省委狠抓了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為塘約經驗的誕生提供了重要的組織條件。正是因為貴州省委狠抓了農村基層組織建設，左文學、彭遠科、尤成英這些正派、公道、一心為公的干部才能站穩了腳跟，這為塘約經驗的誕生創造了組織條件。這項工作，全國各地的狀況不一，但是，只要經過努力，是可以做到的。

　　第三，外部經濟下行，為建設合作社提供了誘因。城市經濟下行、就業條件不利、城市生活的壓力加大，都給農村勞動力和精英回歸農村提供了外部壓力。這是重建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的寶貴機遇，應該抓住這個機遇。這一機遇，在全國各地都是存在的。

　　第四，書記動手，全黨辦社，是塘約道路成功的關鍵。塘約村的成功，離不開省、市、區、鎮黨委的支持。時任貴州省委書記陳敏爾同志，貴州省委書記、時任省長孫志剛同志親自來塘約調研，并多次給予指導。時任安順市委周建琨書記親自動手，指導塘約村建設合作社。安順市委、市政府和平壩區的黨委政府一直對塘約的經驗給予積極的支持和幫助，形成了新時期“書記動手、全黨辦社”的大好局面。

　　當然，由于種種客觀條件的限制，塘約模式還不是一個十全十美的模式，塘約自身也還要繼續改革前進，對此不能求全責備，不能要求塘約村一下就做到連東部發達地區還沒有做到的事情。但是縱觀全國農村，塘約村能夠在這種條件下走出一條加強基層黨建、加強集體經濟的路，是難能可貴的。上述這些條件，對我國大部分地區或者是具備的，或者是經過努力是能做到的，所以，塘約道路有普遍意義。

　　結語：為“第二次飛躍”創造條件

　　1990年，鄧小平在同中央領導同志談話時提出：“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與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

　　實際上，把農民組織起來，這不僅是現代農業成功的共同規律，也是中國多年以來農業成功的經驗。十八大以來，隨著思想理論領域的撥亂反正，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各界人士，嚴肅地考慮如何在新形勢下重建農村集體組織。2016年11月5日，浙江省18名基層農村干部，向全國發出關于農村走集體化道路的公開倡議書，提出：“削弱和淡化己經很脆弱的土地集體所有權，必將失去發展集體經濟的物質基礎和制度保證，弱化、甚至瓦解農村基層組織的作用，必將為適應農業生產客觀要求——農地適度規?；s化經營制造新的障礙，必將誘發農村社會新的族群矛盾，重返一般散沙的格局”，倡議強化集體所有權，創新土地經營制度，提出走華西村、南街村、周家莊鄉農工商合作社及浙江省航民、滕頭等集體化村開創的道路。

　　歷史總是在螺旋中前進的，中國農村土地所有制的集體性質決定了中國的農業合作化只能走社會主義道路，而不能像其它一些國家那樣通過買賣兼并將土地集中在少數大戶手里來形成規模經營。否則，農村的貧富分化將嚴重加劇，不但不能實現農民共同富裕的美好前景，并且會造成社會動亂之源。這個新的合作化生產的實現，既要借鑒上世紀50年代中國自己在集體化過程中的經驗教訓，也要學習現有國營農場和別的國家不同形式的合作實踐。

　　經過改革開放，農民的文化知識、經營和市場意識、風險意識都有突破，特別是互聯網的出現，已經使農民的組織形式大大比過去豐富了。雖然無人可以給這個過程的實現劃定軌跡，但是，只要生產力的發展決定了社會化的合作生產是現代農業的必由之路，那么中國農民就一定會經過不斷的實踐和探索而成功地走上這條康莊大道。如果相信群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那么一定能夠在新的時期找到組織起來的新辦法。

　　塘約道路，一定會越走越寬廣!

　　(作者：江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副研究員;郭靖媛，北京外國語大學研究生)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