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中國，不僅有“北漂”追逐夢想的年輕人，還有為了兒女生活幸福而進城的老年人，通常被稱為“老飄”。老父母背井離鄉、千里迢迢來到子女所在城市，買菜做飯、看護孩子，無微不至。我媽媽就是這樣一位老飄，我女兒出生之后，她就不定期、長時段地進城照顧我們的生活。其實老人家的身體并不好，高血壓、冠心病，還有腰間盤突出。她就是拖著這衰老患病的身體，每天為我們操勞，默默地為家庭做貢獻。在我們小區，有許多我媽媽這樣的“老飄”。他們來自五湖四海，操著不同的口音，每天忙碌，都為了一個共同的心愿，那就是讓兒女生活得輕松一點，不要因為工作忙碌而苦了孩子，不要因為照料孩子而耽誤工作。
放眼全國，許多城市家庭都離不開老飄的支持。老飄群體的存在及其價值，從一個側面展現著中國城市化進程中的老年流動與代際支持。考察這種代際支持的性質，既要理解工業社會對家庭功能的塑造和影響，亦要關注中國城市化的特征，更要著眼于中國傳統代際關系的特征，進而反思中國傳統家庭模式的韌性與活力。
一
這不只是一個拼爹的時代，還是一個拼媽的時代。拼爹是為了從父輩那里獲得財富和地位，更輕松地獲得人生發展的資本。拼媽則是為了能夠獲得老人提供的家務支持。老人買菜做飯看娃，雖然只是家務勞動，但對家庭發展卻極為重要。
老飄群體對城市家庭的重要性，源于城市職業社會中工作與家務的矛盾。雙職工家庭的優勢是可以獲得雙份收入，家庭收入最大化。雙職工家庭的劣勢是家務勞動不足，諸多家庭功能特別是嬰幼兒撫育功能受到抑制。產假結束之后一直到上幼兒園甚至是到小學畢業，這段時間孩子如何照料，是許多城市年輕父母的難題，其中年輕媽媽承受的壓力最大。
年輕媽媽既想讓孩子得到悉心照料，又想繼續保持自己的職業身份進而維護自己的經濟獨立性。解決這個困境，主要有兩個方案，一個是請保姆，另一個是靠父母。請保姆，是基于市場邏輯，通過雇傭勞動來完成家務活動。市場邏輯看起來簡單直接，但現實中找到稱心如意的保姆并不容易。雙方生活習慣的磨合需要耗費一定的時間成本和心理成本。最為關鍵的不是飯菜是否美味，而是保姆是否有足夠強的責任心。家務勞動具有較強的私密性，相當于把家交給她看管，這必須基于信任。如果加上看護小孩，那就需要建立更強的信任關系。在中國各個城市的勞務市場，優秀的保姆總是緊俏的。中國大陸城市因為有來自農村的中年女性進城當保姆，所以不像香港那樣需要幾十萬菲律賓、印尼女傭來補充保姆市場。但從總需求角度來看，大陸城市中的保姆還是供不應求。
相比于請保姆，讓自己父母來提供家務支持是更好的方案。不僅心理上信任，有更強的責任心，更為重要的是不用付錢。經濟因素不容忽視，畢竟兩三千元的保姆費用，對于大部分城市家庭，特別是剛從農村進入城市的青年一代來說，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小兩口的工資不僅要付房貸，還要買奶粉，經濟上并不寬裕。讓父母來掌管家務，這是最經濟、最現實的辦法。
依靠父母的支持，中國城市的許多青年家庭，用一種溫情脈脈的方式，低成本地解決了家務勞動和幼兒看護問題。這些老人的默默付出，雖然始于親情，但其價值和意義，卻遠遠超出家庭之外。
二
西方現代家庭理論有一個共識：一對夫婦及其未成年子女組成的核心家庭最適合工業社會。這種小型的家庭結構利于社會流動，家庭負擔比較輕，不存在贍養老人的義務，能最大限度地增強消費能力。但是在當代中國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中，無論農村還是城市，三代直系家庭都表現出較強的韌性。特別是農村中的三代直系家庭，子代進城務工，父輩留守農村務農，這種半工半耕的家庭經濟模式，既是城鄉二元結構的產物，又巧妙地連接和溝通著城鄉關系。父輩留守農村對于子代家庭的意義，已為較多學者研究。其實，農村老年群體進城對子代城市生活的支持，同樣應該被關注。
對比來看，老飄進城與青壯年進城有著不同的邏輯。青壯年進城務工，主要是為了提高農村家庭的經濟收入，家庭生活重心依然在農村。老飄進城的目標是為城市中的子女提供支持，此時子女的生活重心已經移到城市。兩類進城模式都展現了農村老人生活的基本特點，即他們的角色和義務，主要取決于子代家庭所處的發展狀態。
從家庭結構角度來看，老飄同其子女組成的家庭，既不是核心家庭，也不是主干家庭。他們之前在經濟上和生活上已經分開，屬于兩個家庭，但又因為子代需要而搭配組合在一起。有的是老父母一起進城，有的只是老母親進城，老父親留守農村。對于這樣一個基于分工、責任和親情而聯合在一起的生活共同體，我們重點應該關注它的功能。從這個角度看，研究轉型期的中國家庭，功能分析比結構分析更好操作，也更有價值。畢竟，在人口快速流動的背景下，結構處于流變狀態，準確把握家庭結構有一定難度。功能分析著眼于家庭功能實現的方式，考察家庭成員如何選擇合適的家庭關系模式來應對各種壓力，從而更好地促進家庭發展。
三
費孝通先生在分析中國和西方代際關系差異時，提出了反饋模式和接力模式兩個概念。其中，西方接力模式是“甲代撫育乙代，乙代撫育丙代”，一代一代接力;中國反饋模式是“甲代撫育乙代，乙代贍養甲代，乙代撫育丙代，丙代又贍養乙代，下一代對上一代都要反饋”。反饋模式強調了子代對父母的贍養義務，子代為老人提供物質供養和精神照料，這是對父母養育之恩的回報。
當代中國的代際關系，已經很難再用反饋模式來概括。盡管乙代對甲代的贍養義務依然存在，但是撫育和反饋的內容和方式已經發生了較大變化，最突出的表現是：撫育時間延長，父輩責任增大。這一點在老飄群體身上體現得十分明顯。子女進入城市生活，首先得益于父輩在教育等方面的投入，子女在城市購買住房，許多父母幫忙出首付。不僅如此，等到孫輩出生，還需要老人進城照料生活。雖然傳統中國家庭倫理中，父母一直承擔著無限責任，但是不容忽視的是，當代中國的父母責任在城市化過程中被放大了。
分析農村年青一代的城市化，必須結合代際支持的視角。王德福博士提出的農民“接力式進城”概念，很好地描述了當代中國農民城市化的特征。從老飄群體來看，一些農村青年通過讀書、經商等途徑完成了城市化，但是總的來看，這種城市化依然是不徹底、低水平的。不僅需要農村父母的經濟支持，還需要勞務支持——很有“扶上馬再送一程”的意味。
子代城市化之所以需要父輩提供如此多的支持，主要原因是城市中青年一代難以單靠工資來獨立支付購房成本，這個任務通常依托兩代人的經濟積累來完成。近年來，城市中孩子教育成本不斷提高，這同樣增加了父母的經濟壓力。綜合來看，子代家庭城市生活成本越高，其對父輩支持的期待就越高、依附性就越強。
透過老飄群體，我們應該重新認識“老齡社會”問題。長期以來，受西方人口理論的影響，我們更多強調了宏觀層面老年人口增多給社會帶來的養老壓力。雖然這一點不容忽視，但是我們理解老齡社會問題，不能抽象地談人口結構，還應該關注具體的家庭結構，在家庭關系中討論老人問題。
一方面，要考察農村老齡問題的特征。在中國廣大農村地區，老人過了60歲，甚至到了70歲還在進行農業勞動。機械化的大力推廣和普及，極大延長了老人的勞動生命。因此，農村老人只有當他們失去勞動能力之后，才成為真正的供養對象。并且，他們的供養成本是較低的，對于整個社會的負擔同樣不重。
另一方面，從家庭內部來看，老人即便不參加生產勞動，家務勞動同樣是在為家庭做貢獻。他們并不是家庭運行和發展的局外人者，而是重要的參與者和支持者。對于城市老人來說同樣如此。退休只是意味著職業終止，但是在家庭中，他們還有角色要扮演，還有許多發揮余熱的空間。這一點在老飄群體和留守老人群體身上，都有所體現。
四
老飄群體辛勞付出，其最直接受益者是城市家庭中的年輕媳婦，無論是母親還是婆婆相助，都極大地解放了他們的家務勞動，緩解了他們的焦慮感。他們輕裝上陣，有更充足的精力在職場打拼，從而維持自己的獨立性。
工業社會為女性走出家庭、獲得獨立的社會角色創造了條件，但是并沒有真正帶來女性的解放。因為他們獲得經濟獨立性的同時，還面臨家務勞動和職業勞動之間的矛盾。大部分職業女性還被期待扮演賢妻良母的角色，家務勞動和子女撫育活動一定程度上限制著他們的職業發展。他們越想追求職業發展，這種角色之間的張力就越大。
在當代中國，城市職業女性有很大空間來解決職業角色和家庭角色之間的張力，并不是通過所謂的性別話語和女權主義，而是通過代際支持來實現。他們以一種最傳統的方式，實現了最為現代的價值追求。在這個過程中，老年父母扮演了關鍵角色。
不容否認，老人在付出辛勞的同時，也不同程度收獲了親情，在溫情脈脈的家庭關系中發揮余熱。老飄對于子代家庭的價值和意義，年輕媳婦最有發言權。他們知道沒有老人支持的苦，更懂得有老人相助的恩。這種恩，既是傳統中國代際倫理的延續，又被城市化賦予了新內容。老飄群體，以一種特別的方式展現了轉型期中國的代際關系圖景。城市化給家庭帶來的各種壓力，通過代際支持來緩解和消化，這正是中國傳統代際倫理的現代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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