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甲：組織起來才能共同脫貧

　　【原編者按】 塘約村位于貴州安順市平壩區樂平鎮，2014年以來，在村黨支部的有力領導下，全體村民通過土地入股重新組織起來。土地實行集約耕作，發展運輸、建筑等專業合作社，多業并舉。集體經濟的發展很快改變了塘約村的面貌：2014 年村集體收入僅4萬元，2016 年就突破了200萬元；人均收入從2013年的不足4000元，提高到2015年的8000元和2016年的10030元。絕大多數農戶已經脫貧，塘約從一個二類貧困村變為“小康示范村”。

　　王宏甲的報告文學《塘約道路》出版后，產生很大社會反響。今年兩會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在3月9日參加貴州代表團全體會議時：“塘約做到這樣，關鍵是自力更生、艱苦奮斗，這是新時期的大寨。我看了那篇文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去年寫了一本報告文學，書名叫《塘約道路》。塘約村所走的道路對我的教育也很大。貴州省安順市塘約村有3000多人口，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以后，村里人也就是勉強度日。全村共有1400名勞動力，最多時有1100多人都外出打工。這和今天全國廣大農村的情況基本一致。

　　黨支部是名正言順的組織者

　　2013年，村里遇到了百年不遇的大洪水，把全村的路和田都毀了，房子也倒了不少。村子離公路還有一段距離，路被沖了，農民沒法出門，連公路都到不了。包產到戶后，各家農民只管自家的那一點地，要修路各家的地都動不得。怎么辦?大家只有組織起來共同修路，否則就真的“無路可走”了。這就是村里農民開始組織起來的契機。

　　但是組織大伙靠誰？是找哪個大戶？還是找個公司來？眼前連路都沒得走，找縣市領導來都來不及，只有村黨支部出面。在中國當下的條件下，黨支部就是名正言順的組織者。

　　村黨支部首先組織大家修路。政府也支援了一部分物資。村民們的積極性空前高漲，大家自帶干糧，義務勞動，先后修好了聯結村子與 10個自然村的道路，又用 28天時間修好了通向鎮里的全長 4 公里的柏油公路。這樣的積極性，是家庭承包制下難以想象的。

　　組織起來之后，塘約村開始發生了一系列變化。

　　首先是村黨支部鼓勵村民把自己的土地承包權拿出來參社入股，土地連片種植。集中種田用不了幾個勞動力，其余的人組建農民專業合作社，搞多種經營，實現產業結構多元化。村里還成立了評估小組，對村民入股的土地進行評定等級，折算股份。專業合作社與農戶簽訂入股協議，按照村、合作社、村民3：3：4的比例進行利潤分成。

　　土地流轉到集體，實際的耕種土地面積大大增加。原來搞承包時全村土地是1500多畝，重新丈量后變成3000多畝，同時還糾正了部分村民侵占集體土地和集體荒山的情況。土地確權的過程中，還有一些在外打工的村民回來，把土地交回村集體，他們就可以拿到一筆地租款。

　　村民組織起來的好處

　　我問當地農民，組織起來有什么好?他們跟我講：就說種菜，我們基本的生活問題首先是吃飯，分田到戶可以解決吃飯問題。但是穿衣服的錢從那里來？小孩讀書、家人看病的錢從哪里來？這都沒有辦法從責任田里種出來。農民沒有別的出路，只好出去打工。

　　留在村里的人怎么掙錢?養豬、養雞、種菜，拿到城鎮里去賣。可是城鎮沒有你的地盤，只能在偏僻的街邊上叫賣，風吹日曬，菜一天就蔫了，只能賤賣。城里人也看不起做小買賣的農民。集體經濟解散之后，單家獨戶的農民面對強大的市場經濟，如果再不組織起來，就走不下去了。沒有組織就沒有農村集體經濟。而只有在黨支部的領導下組織起來，堂堂正正地勞動，農民才能成為真正的主人。

　　現在農民組織起來了，全村種的菜只要一個人一部車就可以拉進城，可以跟學校機關的食堂聯系，進行點對點供應，還保證菜新鮮、沒上農藥。這樣不僅節省了勞動力，農民收入也增加了。

　　一些進城打工的人看到村里的情況轉好，就陸續回來了。現在已經有800多人回村，這800多在外打工者有當駕駛員的，有搞裝修的，有當木匠、泥水匠、刷油漆的，還有水工、電工。一些人組織了建筑公司，一些人組織了運輸公司。村里已經有200多輛車，馬上要建汽車修配廠。還有在城里打工的女孩也回來，開了飯店、服裝店。回來的村民都在合作社里實現了就業。農業、運輸、建筑、服務業多業并舉，使塘約村的集體經濟迅速壯大。

　　周邊的村莊開始羨慕塘約村，也通過土地確權向這個村流轉土地，塘約的集體經濟組織就這樣進一步擴大。

　　塘約村不是“城中村”，也不是華西村，它是位于西部的貧困村，這是中國農村最具代表性的例子。塘約的道路使我發現，越是貧窮的地方，越是迫切需要組織起來，只有組織起來才能共同脫貧。

　　農民分散的個人力量很小，組織起來的勞動力才是第一生產要素。同時，耕地集中統一種植。人和土地兩大資源集中起來，才能在市場上站住腳。所以，必須把農民從單家獨戶的小農生產中解放出來，才能真正釋放蘊藏的生產力。

　　必須堅持集體所有制

　　從塘約村之前的生活和現在發生的變化，我深切地感受到：在農村必須堅持集體所有制。

　　首先，農村的土地集體所有制，是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所取得的最偉大的成果之一，它是避免農村出現兩極分化的制度性保障。

　　我考察過塘約村的歷史。500 多年前，明朝派兵經貴州去云南討伐元朝殘余軍隊，貴州地多人少，于是朝廷命令部分軍士就地墾荒種地，解決軍糧問題，之后還向這里移民。政府給到此移居的老百姓分發土地，當時土地占有是很平均的。但到了解放前，塘約全村的土地已經集中到兩戶地主手里，這兩戶地主還都是“城里人”。貧苦農民欠了債沒法還，就只能把自己的地“流轉”出去，自己一無所有，只好給地主打工當雇農。

　　當地農民跟我講解放前塘約村的情況，說當時婦女生孩子就生在灰堆里。家家戶戶蓋“秧被”，就是把種稻剩下的秧苗曬干弄軟再編起來，蓋在身上當被。貧窮到這個程度，過去我從沒聽說過。今天如果有人主張土地私有、自由買賣，就可能再次出現全村土地歸一家名下，別人都給他打工的情況。這跟1949年新中國建立以前有什么區別？當年為什么要成立共產黨？

　　第二，農村集體所有制和社會主義制度，孕育了新中國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我在安順見到一個村黨支部書記，是去年“七一”全省到北京接受表彰的六個人之一。20多年前，村里的老支部書記將不久于人世，就把他找來，要他接村書記的班。因為老支書想來想去，覺得只有這個年輕人有組織能力、大公無私、能吃苦，把全村托付給他才放心。可當時這位青年還不是黨員。老書記就問他，你愿意入黨嗎?年輕人看到老書記那么期待的眼光望著他，對他如此信任，就說我愿意。老書記就把鎮黨委書記和鎮長都請來，叫年輕人當場寫入黨申請書。三個月以后，他以一個預備黨員的身份開始領導這個村子，20年來一直跟貧窮搏斗，今天這個村已經非常了不起。

　　只有在新中國的社會主義制度下，老書記臨死的時候才會放不下全村的群眾，一定要委托放心的人把村莊管起來。因為只有在這樣的制度下，村干部們才會對百姓的利益念念不忘。但現在包產到戶后，很多村書記只考慮自己的事了。只有集體經濟制度能夠孕育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如果沒有社會主義制度，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也會瓦解，那么共產黨向何處去？農村集體所有制是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最重要的陣地，而且農民也走到了一個必須組織起來、必須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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