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全國各地學習《塘約道路》的熱情持續高漲，并且各地都躍躍欲試想要復制塘約模式。《塘約道路》火遍全國，與這本書得到某位中央領導和某些權威機構的肯定高度相關。塘約故事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這個故事觸碰到了國人內心里的某種東西-----對人民公社的懷念和對集體主義、共同富裕的向往。“大同社會”自古以來就是中國人不懈追求的夢想，上世紀毛澤東帶領億萬農民走集體化道路，曾讓國人相信這個夢想就在不遠的地方等著我們!然而，小崗村“十八個紅手印”讓國人的這個夢想嘎然而止…… !《塘約道路》的問世，又一次點燃了國人心中那個存在已久的夢想。于是，人們把最美的贊歌、最美的詞匯獻給了塘約人：新時期的大寨，“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中國農村改革的方向……
不過，并不是所有人都輕信《塘約道路》中那些未經證實的故事，也不是所有人都認同作者王宏甲先生賦予塘約故事的偉大意義，包括權威人士、專家學者所給出的一邊倒結論，當然，更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加入到無限吹捧的隊伍。“欲求真理，先求真相”，人們需要了解真實的塘約村，需要明白書中字里行間透露的信息，需要知道作者告訴了我們什么和作者沒有告訴我們什么。
一、內生動力還是外生動力？
“內生動力”是《塘約道路》書中最打動人的關鍵詞，也可以說是最大的亮點和賣點，因為它關系到塘約之變的性質。作者王宏甲先生告訴讀者，塘約之變源自“內生動力”-----以左文學為支部書記的村兩委，在大災之后把農民組織起來，成立“村社一體”合作社，經過一番艱苦努力，使塘約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這個過程中，“政府只給了一點點東西(水泥、鋼筋等災后重建物質)。”當地政府及有關部門真的那么吝嗇，只是給了這么一點點東西嗎?我們還是用事實來說話吧。
2016年12月16日，由中宣部主管、《黨建》雜志社主辦的“黨建網”刊發了一篇題為《貴州安順塘約村：探索新模式，破解四大難題》的文章，該文總結了塘約之變的四個主要做法，在“深化農旅融合理念，‘四輪驅動’美麗鄉村建起來”的小標題下，有這樣一段文字：“按照農旅一體化發展思路，整合農業、扶貧、水利、發改、交通、財政等部門資金6400余萬元，貸款資金1420萬元，規劃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產業扶貧項目、美麗鄉村建設項目23個。短短28天時間，完成171戶房屋景觀整治、樂平鎮至塘約村直線大道建設、小屯田至塘約平橋河道治理等項目。投資1170萬元，與青島共建380畝的蔬菜產業示范園，力爭形成育苗、示范種植、果蔬觀光和冷鏈物流為一體的種、賞、藏、銷體系，走出具有平壩特色的現代山地農業發展新路子。2016年，爭取到國開行5000萬元的產業扶貧資金注入塘約，為全村農業產業發展提供強有力的支撐保障。同時，與北京專業公司合作，制定塘約村20年總體發展規劃，聚力打造水上樂園、山體公園、農家旅社、示范農田等。”
2017年6月20日，“人民食物主權”網刊發了一篇題為《勸君少贊塘約村——讀〈塘約道路〉、走訪塘約村的思考》的文章，作者署名為秦永利。該文在描繪了一番塘約新景之后寫道：“對照之前的舊照片，大家齊聲贊嘆：“變化真是翻天覆地”!然而，隨著調查走訪的深入，我們了解到一些《塘約道路》書中未提到但涉及塘約起步發展性質的重要信息，使我對塘約有了新的認識，對塘約的發展輪廓逐漸清晰起來：塘約村有今天的成果，是大量輸血、精準扶貧的個例，不是自力更生走集體化道路的模板。下面有一組由塘約村合作社理事長丁振桐給我們提供的數據：1、由政府提供5400萬元用于修建全村房屋和村內道路資金,即全村所有的房屋和道路修建100%是政府出資的(這個可能與事實有出入，農戶自己也要出錢----筆者注);2、由政府出資101萬元購買各種蔬菜種子，扶持塘約農業生產起步;3、塘約有150畝閑置水塘，政府出資30萬元購買蓮藕種苗。僅以上三項合計，由政府出資扶植資金共5531萬元。丁理事長說，這些款項全部到位，沒有被挪用或貪污。”
2017年5月18日，“烏有之鄉網刊”網刊發了一篇題為《塘約之變冷熱觀——烏有之鄉赴塘約村參觀學習紀實》的文章，作者署名為崔鳴。該文介紹了5月13日“烏有之鄉”組織30多位左翼網友前往塘約村參觀學習的情況。這些人參觀特別認真，他們三五成群走訪了村民，進行了詳細調查，然后在塘約村召了開座談會。在這個座談會上大家表達了對塘約村很多問題的看法，例如來自湖北荊門的陳永培老師總結說，來塘約村之前是心熱臉也笑，參觀完塘約村之后是心還熱但笑不出來了。最后他們總結了塘約村存在的14個方面的問題，其中的一個問題是：“貧富差距拉大，有的農戶住500平方米的兩層小洋樓，有的農戶還是住矮小的平房，只是表面上因外墻和房瓦都是國家出錢才顯得一致。”
筆者也親自聽過一個縣委書記參觀回來后說，塘約之變在根本上仍然是輸血式扶貧。那么，塘約村到底得到了多少外部援助?筆者對上面“黨建網”上那篇文章所列資金進行了匯總，結果是塘約村得到的外部援助資金累計高達13，990萬元，也就是差不多1.4億元，如果把這些錢平均分攤到塘約村每一戶和每一人，結果是戶均 15.19 萬元，人均4.12萬元。有這么多錢砸下去，哪個地方不會被砸出一個大坑來?如此，書上說的“塘約村在短短兩年時間里，農民人均純收入由不到4000元提升到10030元，村集體經濟從不足4萬元增加到202萬元。”這其中有多少自力更生的成分?還有意義嗎?更重要的，政府給塘約村那么多錢統一購買蔬菜種子、蓮藕種苗，還有投入那么多資金的23個項目，你不把農民組織起來建一個合作社，再分成若干專業隊，那么多事怎么干啊?因此，與其說是水災倒逼村里建合作社，不如說是政府扶持倒逼村里建合作社。
二、周書記去塘約村11次都帶去了什么？
左文學說市委周書記去了塘約村11次，那周書記去塘約村這么多次給塘約村帶去了什么?書中沒有詳細介紹，不過，但凡略諳中國官場“游戲規則”的讀者都能在書中的字里行間，處處感受到周建琨-----一個地級市委書記給塘約村所施加的巨大影響。這種影響顯然是全方位的，不過，最為重要的一個是給錢，這個在上節已說過了，另一個是給政策，就是給塘約村特殊的政策，這個特殊政策可理解為“放權松綁”，通俗一點說就是“別人不能干或政策不讓干的事你可以干”。
“七權同確”。2014年10月，安順市農委把塘約定為全市深化農村改革試點村。塘約村開展的“七權同確”與由農業部主導的、在全國范圍內開展的土地確權完全不是一回事，塘約村土地確權的方式方法完全由兩委和村民說了算。從書中記載的情況看，塘約村“七權同確”的主要內容是解決土地面積不準、四至不清以及違規侵占集體土地等問題。塘約村土地確權最直接的效果，一是收回很多被個人侵占的集體土地，收不回的進行了處罰，二是多量出3289.5畝土地(以前只有1572.5畝)，僅此塘約村每年就能多從國家領到耕地地力保護補貼30多萬元。對于多出土地這件事王宏甲先生似乎很興奮，好像發現了新大陸，殊不知，多出土地未必是件好事，關于這個問題說來話長，有興趣者可在網上搜索筆者的另一篇《一位基層干部的吶喊：土地確權，中國農村的新痛!》文章閱讀。
紅九條與黑名單。村規民約全國都在搞，但絕大多數都是走形式，真正起作用的很少，因為不敢采取懲罰措施，但塘約村就敢定懲罰措施：“危房改造，低保評定，都不考慮他了。孩子出生上戶口，銀行存折丟了去掛失，身份證丟了要補辦，凡是要村里蓋章都不蓋。”塘約村不僅敢定而且敢執行：“一個殘疾低保戶因不交衛生管理費，村里停了她每月230元的低保費。一戶農民兒子考上大學，到縣城去辦了二十多桌酒，村里把他拉黑，這期間，上面下來的危房改造補助，原本可以給這戶農民8000元補助，被取消，給了別的農戶……。”這些事如果不是發生在塘約村，不是寫在《塘約道路》這本書里，會有什么后果呢?這些被懲罰的對象天天上訪鬧事，鄉村吃不了兜著走，上級要把你整死;如果是被記者在網上曝光，公知大V要把你搞臭，說你公然侵犯人權，說你是法西斯暴政，如此，就算僥幸躲過上級追責沒整死你，網絡輿論也會把你搞死!
本村工程自己干。塘約村得到政府及有關方面那么多援助資金，這些資金被分成23個項目，那么這些項目是如何實施的?其中的工程項目是不是走了招投標程序?《塘約道路》并沒有具體說明，但從書中介紹的情況看，這些項目應當都是由村里成立的合作社在干。根據筆者掌握的情況，建設工程項目都是要走招投標程序的，實際的情況是，國家安排到農村的工程項目本村村民是做不到的，必須經過招投標程序，中標者大多是外縣外省有資質的單位，而外縣外省的中標者一般不會親自來做，他們通過層層轉包，最后還是當地人在做，但經過層層盤剝，工程質量可想而知。在村民家門口、事關村民切身利益的工程項目，本村村民做不到，不僅做不到而且連話都說不上一句，工程監督、工程驗收等都是與工程受益方毫無關系的人在把控。如此，國家每年把大量的資金投到農村搞民生工程，但最終農民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實惠。
三、“受災的不止塘約”為什么塘約得這么多？
2014年6月3日，貴州省安順市多地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洪災，“受災的不止塘約”，為什么只有塘約村得到那么多的援助?塘約村受災嚴重，這肯定是一個事實，但讓周書記對這里高看一格、厚愛一分肯定還有其他因素，在此筆者不揣冒昧，試著分析分析。
塘約村有一個很牛的村支書。左文學這個人不簡單，有文化、有思想、能干事，愛讀《古文觀止》。試想，如果左文學是一個大老粗，聽不懂周書的話，不會接招，領會不了周書記的意思，不會干事，那周書記還能相中這個地方嗎?左文學不僅能聽懂周書記的話，甚至連弦外之音也聽得分明，正所謂"心有靈犀一點通"，一個市委書記、一個村支部書記，兩人心領神會、一拍即合。“兵強強一個，將強強一撥。”除了左文學，塘約村其他村干部也不賴，更難能可貴的是，這里村民的素質也不一般，塘約婦女一句“先幫我們修路!”讓周書記十分感動。因此，那段時間在周書記的心里一定會升起這樣一個念頭：這個地方或能干出一些不同凡響的事情來的!
塘約村的地理位置優勢明顯。網上資料顯示：塘約村距樂平鎮3.5公里，距平壩區城區15公里，市城區36公里。《塘約道路》書中記載：塘約至樂平鎮公路修通后，從塘約村到樂平鎮只需5分鐘，到高速路只需7分鐘，可直通安順和貴陽。在村域內有山有水，又有種植蔬菜的傳統。在全國鄉村旅游業高歌猛進的背景下，周書記顯然注意到了，塘約這個地方正是打造鄉村旅游的理想地。于是，一個集災后重建、鄉村旅游、農村改革為一體，既能造福塘約人民又能打造改革樣板的大計劃，在周書記的腦海里慢慢成形。由此，筆者想起了河南省信陽市平橋區的郝堂村，這個村的地理位置和塘約村類似，經過中國鄉建院的打造，幾年前已成為全國“最美鄉村”、豫南鄉村旅游新典范，日日游客爆滿。
塘約也許原本就不是貧困村。塘約村曾是國家二類貧困村，不過，筆者對塘約村這頂貧困村的帽子來歷相當懷疑。一個緊靠省市區三級城區的地方，各方面條件都不差，怎么會是貧困村呢?這不由讓筆者想起幾年前網上盛傳的一條消息，說某縣被確定為國家級貧困縣后，地方領導大喜，于是在政府網站上發布“特大喜訊”。筆者的懷疑在《塘約道路》書中得到了印證，該書中在介紹塘約村為什么要制定“紅九條”時，有這么一段話：“左文學做過一個調查……最后那個數據是，僅濫辦酒席一項，塘約一年吃掉將近3000萬元!”這個數字意味著什么呢?意味著塘約村平均每戶一年辦酒席吃掉3.26萬元，平均每人吃掉0.88萬元，這樣的消費水平還是貧困村嗎?讀者都算算自家帳看看，有幾個能達到這個消費水平。更讓人不解的是塘約村2014年之前人均年收入不足0.4萬元，怎么人均辦酒席吃掉的錢竟然是收入的兩倍?這錢是哪來的?到底哪個數字是真的?
四、真實的塘約經驗給我們什么啟示？
當我們撥開迷霧，還原一個真實的塘約村之后，是不是說塘約經驗就沒有任何意義呢?是不是說《塘約道路》就要全盤否定?筆者認為不是，因為盡管塘約故事沒有《塘約道路》書上說的那么好，也很難成為“偉大的、光明燦爛的希望”，更難以復制到全國，但塘約故事依然不乏精彩之處，依然可以帶給我們帶來一些重要啟示。
首先，打破桎梏，還政于民。在塘約之變中，有一個十分有趣又十分嚴肅的現象或者說問題，為什么周書記給塘約村“放權松綁”-----“別人不能干或政策不讓干的事你可以干”，就能夠激發當地干部群眾的創造熱情，促使他們進行有效的村莊治理，解決多少年解決不了的頑癥?如果這種說法成立的話，那是不是可以說政府在農村的社會治理在一定程度或某些方面是無效的?是不是可以說我們某些現行的農村政策已經不起作用甚至在起反作用(上層建筑的反作用成了真正的“反作用”)?筆者認為，反思這些問題并找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這才是塘約經驗給予我們最重要的啟示!換一個通俗表達方式，就是既然給塘約村“放權松綁”有這么好的效果，那為什么不把這種“放權松綁”的做法推廣到全國69萬個行政村呢?由于政治體制改革滯后，我們曾經改革掉的某些東西，換了一種形式又悄悄回來了，重新成為新形勢下農村改革發展的某種桎梏。因此，改革不適應農村生產力發展的上層建筑的某些方面，真正做到還政于民，應當成為當前深化農村改革的一個非常迫切的問題，筆者希望這個問題能夠引起中央決策層的高度重視，并成為即將召開的黨的十九大的重要議題。
其次，組織起來，抱團發展。農業的出路在于合作化，國內國外莫不如此。塘約村探索以農民承包地入股的方式，再次把土地集中起來統一經營，并且成立了完全由村兩委管理的合作社，這種合作社有點接近人民公社時期的生產大隊。塘約村的這種探索無疑是值得肯定的，但未必具有普遍意義。塘約村的這種合作社對于塘約村在短時間內迅速完成災后重建任務，或許是非常有效的，但在完成了災后重建項目之后，是否仍然有存在的價值并且具有成長性，定人懷疑。對此，市委周書記心里也沒底，《塘約道路》書中記載了周書記說的一段話：“我也在想，塘約的紅旗能打多久?其他村怎么擺脫貧困?塘約的路子，究竟有沒有生命力，有沒有成長性?”其實，周書記擔心的問題一直就存在，這個問題的核心是什么?是“組織成本”問題。30多年前這個問題最終導致人民公社解體，30多年后這個問題依然困擾著我們把農民重新組織起來。從現在情況看，發軔于東亞及臺灣地區的綜合農協，似乎更適合現在的中國農村，近年來，我國一些機構和基層干部群眾已經在自覺不自覺地進行綜合農協的本土化探索。例如，中國鄉建院以內置金融合作社為切入點的系統鄉建風生水起，已成功打造了多個系統鄉建的樣板;山西永濟蒲韓合作社，不要政府投一分錢，沒有一句高大上口號，從農民日常生產生活小事入手，是真正激發內生動力，表現出了頑強和旺盛的生命力。
其三，選好書記，配強班子。村支書對村莊發展的作用，在塘約故事中可謂表現得淋漓盡致，《塘約道路》用了大量篇幅介紹左文學個人情況及其在塘約村發揮的作用。不過，過分夸大左文學個人的作用或有違事物發展規律，在塘約發大水之前，左文學也當了十多年的村支書，一定也按上面布置做了大量包括黨建工作在內的各項工作，但怎么就干不出什么明堂呢?因為，村支書個人作用的發揮也是有條件的，他或她需要機遇、需要貴人相助、需村民配合，總之離不開“天時、地利、人和”。再說了，全國像左文學這樣的村支書一定也不少，但他或她因為沒有塘約村那樣的機遇，也終究成就不了“xx故事”。在筆者的印象中，近一二十年來，各級對黨建工作的重視可以說到了極致(尤其是基層黨建)，因此耗費了大量的行政資源，但似乎并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因為黨建工作是一項“功夫在詩外”的活，你看看戰爭年代有黨建工作、有黨建辦嗎?黨員的一言一行就是黨建!
其四，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以大寨梯田、林縣紅旗渠等為代表的自力更生和集體主義精神，曾經創造了那個時代的奇跡，繼而改寫了中國農村的歷史，這種精神鼓勵和影響了幾代中國人。但改革開放后，這種精神大大削弱甚至幾近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普遍的等靠要思想，哪怕是家門口修一條小溝也要打報告向政府要錢。《塘約道路》并沒有記載多少塘約村農民自力更生、戰天斗地的光輝事例，僅有的是修那條從塘約村到樂平鎮的那條公路，政府出水泥、柏油等材料費，塘約村出人力。這條路修了28天，“男女老少齊上陣，每天干到午夜，而且自帶干糧，85歲的老黨員揚進武也來了……”終于，一條寬8米、長4公里的柏油路修成了。盡管只是這么一點，但仍然是百花園中一點紅，應當報以掌聲!
(作者單位：江西省宜黃縣政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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