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單的農民只會用簡單的本質去看待問題解決問題，而我國某些專家卻習慣于站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來眺望遙遠的中國農村，研究還需用常理思維來分析！
如果學者能夠放下“身架”，創新研究方式，以一種包容的心態充分汲取來自基層干部、農民群眾的思想，我相信，只要邁出這“一小步”，“三農”研究事業一定會峰回路轉，柳暗花明。
一、從一件小事反觀社科研究體制
一個優秀的年輕社會學大學老師，今年受邀到我鄉暑期調研。調研結束時，我給如實出具了調研證明材料并加蓋了單位公章。這位老師向我提出他們學校還要求附上證明人的身份證復印件。
我感到很不理解：該大學如此不信任本校老師和證明單位，憑什么讓他人去相信自己學校有能力確保不會泄露證明人的身份證信息，從而避免給不法分子帶來可乘之機?如此不合理規定，無形中加大了科研人員無謂的溝通協調成本和調研阻力。
這本屬于人生常理，山村野夫的我都能夠想到，居廟堂之高的大學領導為什么居然考慮不到呢?
回顧一下近些年有關涉農政策的研究和制定，我忽然杞人憂天起來：整個社科研究體制，是否已經嚴重僵化，逐步遠離常理思維?
以近年來的若干“三農”政策為例。
1、稅費改革后，“暫停清收農民稅費尾欠工作”，截止目前，已經“暫停”了整整15年。這種長期“暫停”，對于一直響應政府號召，按時足額繳納稅費的農戶會是一種什么感受?這會向農民傳遞一種什么價值取向?
2、土地確權登記工作，是否會集聚新的不可逆轉的農村矛盾，是否會有效促進土地流轉暫且不談。我想咨詢專家：老證還有12年有效期，如果確權后的新證和老證不一致，由此引發糾紛，該以哪一證為準?我相信，無論依新還是依舊，都將會嚴重損害政府的公信力。
3、脫貧攻堅工作中，致貧原因和收入測算總是頻繁返工。事實上，因病或因學等單一原因導致貧困的案例并不常見，和城市居民、東部地區的農民相比較，中西部大多數農戶的致貧原因就是就業、創業機會不足，是區域大貧困下的個體小貧困，想要對每個建檔立卡貧困戶精準找出一個規定范圍的致貧原因，確實非常困難。而對農戶的收入測算本來就困難，再加之測算標準朝令夕改!這樣，每一項工作新要求，都會導致成百上千萬的幫扶責任人、鄉村干部夜以繼日地入戶返工，重新修改各種表簿卡冊。干部累，百姓煩。
如上問題，對于一個普通農民而言，只要其具有常理思維和判斷能力，都應該能夠想到，可是……。
人生常理，也許不能夠用現有的經濟理論去論證，但是常理卻在實實在在發揮著作用，不容我們輕易去違背。
黃宗智先生在《超越左右：從實踐歷史探尋中國農村發展出路》一書中指出，“國內對農業問題的理論研究走上了歪途”，“主流經濟理論完全誤解了農業”。我認為，也許正是中國的科研體制僵化，遠離了常理思維，才導致目前的農業理論研究陷入困境。
選聘人員、評定職稱往往要求具有國際名校博士學位，要求規定級別期刊發表的學術論文數量，即使是涉農研究論文也往往要求具有“學科前沿”、“用外文撰寫”，一篇論文沒有幾個高深的經濟模型很難交賬。所以從大學里的農村學院(系)到國家級的涉農研究機構，主流學者往往都擁有良好的海外教育背景，訪問學者經歷，而很少有鄉村工作鍛煉經歷(有掛職經歷的也基本上都在縣級以上，到鄉村鍛煉的主要是文革時期，當時的農村情況和現在已是天壤之別)。這就是體制的指揮棒，學者疲于攻讀學位，完成論文，哪里有時間深入農村實地調研，哪里有精力去思考農村實際問題!
改革開放近四十年來，中國農村，從東南沿海到西北內陸，發展差距巨大，也許會比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在任何一個時期情況復雜百倍。而西方學者中，能有幾人真正吃透了中國農村問題?
許多農村問題，沒有文化的老農民都能夠看得明明白白，因為他們懂得用常理思維來分析。而某些“三農”問題專家，卻習慣于站在美國芝加哥大學來眺望遙遠的中國農村，重國際前沿理論，輕農村實地研究。以至于生吞西奧多·舒爾茨，活剝哈里·科斯，僅通過走馬觀花的常規調研方式，結合官方統計數據，就大膽開出一些“三農”藥方。
基層干部抱怨政策不接地氣，學者指責基層干部政策執行不力。不是新古典經濟學在中國失靈了，而是我們沒能吃透中國農村實情，甚至不懂得運用常理思維去分析“三農”問題。
二、社科研究應該回歸常理思維
還是以“三農”研究為例。
我們必須正視一個現實：目前，已經不可能找到一個整齊劃一的模式來治理中國農村，解決全國“三農”問題了。浙江許多農村，已經就地城鎮化，發展水平遠遠高于西部縣城。而西部絕大多數農村卻在加速度凋敝，特別是在大規模扶貧移民異地搬遷政策實施后，大量村莊即將消失。
“三農”工作，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如果不能對癥下藥，因地施策，許多理論上完美的政策，實踐中也許會把農村問題搞得更加復雜。
政策建議：
1、克服目前寧愿爭當西方“訪問學者”，也不愿到基層一線掛職鍛煉的學術浮躁，引導學者深入農村研究農村。
如果學者能夠放下“身架”，創新研究方式，以一種包容的心態充分汲取來自基層干部、農民群眾的思想，我相信，只要邁出這“一小步”，“三農”研究事業一定會峰回路轉，柳暗花明。
2、改革目前的學術論文考評機制。
對于國家投資的涉農研究課題，必須要結合農村試點，并開放研究過程及試點建設情況。
農研領域，不搞無的放矢的太空研究，遠離不接地氣的西方學術評價體系。中國農民最有資格擔任中國“三農”研究課題的第一評委。涉農研究論文應該力求讓廣大基層干部、農民群眾讀懂。能讓農村廣大干部群眾理解并接受，是涉農政策能否成功的關鍵。
(本文系公務員內參原創，作者：任盛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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