灄水農夫：關于塘約道路的幾點思考

　　灄水農夫：關于塘約道路的幾點思考

　　關于塘約道路，已熱議了一段時間，事情總是越議越清晰，也越來越接近事物的真實面貌。通過學習，加上自己的理解，談幾點認識。

　　一、塘約道路實行的是集體化還是合作化。一些人分不清集體化與合作化的區別，甚至混在一起用，其實兩者貌似相同，而本質完全相異。不錯，合作化、集體化都是將農民組織起來開展生產活動，然而組織的性質和方式完全不同，合作化是私有小農的聯合，是生產資料私有制基礎上通過以資本(土地)為紐帶生成的合作關系，而集體化則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通過協作勞動為紐帶結成的生產關系。可見合作化姓私，集體化姓公，合作化屬資本主義私有制經濟范疇，或者是資本主義私有經濟的其中一個類別，而通過合作化過渡到集體化，正如新中國當年從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過渡到人民公社一樣，必須有著整體上社會主義制度已經確立的前提條件，舍此，合作化不可能自然過渡到集體化，只能是私有制一種經濟類型。再看塘約道路，實行的七權同確，然后流轉到合作社，也就是說先將集體土地私有到農戶，然后私有的農戶入股到合作社，并沒有改變土地私有的性質，反而將土地私有合法化。可見，關鍵的問題不在流轉給誰，而是流轉本身，確權流轉就是實質的私有化，私有化后流轉給誰都改變不了私有的性質。顯然塘約實行的是合作化而集體化。

　　二、塘約是集體經濟的榜樣還是精確扶貧的典型。如上述，塘約實行的是合作化而非集體化，作為合作化的典型恰如其份，然而與一一般的合作化典型不同，塘約是在國家大力提倡精準扶貧的政策背景下，而且各級政府注入了大量資金的情況下，通過短短的兩三年就作為典型廣泛宣傳。在宣傳中，盡管各有各的解讀，但從官方的話語來看，更注重于把塘約定位于確權流轉、精準扶貧的典型，即便提到集體經濟，也是納入確權流轉、精準扶貧的政策框架下，為現行政策背書，作為落實現行政策的典型而獲得宣傳價值的。因此，塘約的合作化典型更有著官方色彩，而政府的主導起決定作用，與群眾中自發的合作化案例有著顯著區別。

　　三、塘約道路是社會主義集體化的回歸還是資本主義私有化的深入。塘約道路是私有制性質的合作經濟，在現有大環境不變的情況下，不可能過渡到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那么塘約的合作經濟與過去以大寨為代表集體經濟和現在以小崗村為代表的小農經濟是什么關系?塘約和大寨，雖然都是把農民組織起來，但組織的基礎和方式完成不同，而且是在不同的政治背景下出現的，因此塘約不僅不是大寨的簡單重復，而且是在否定大寨的前提下，通過近四十年的發展生成的。它不是大寨的回歸，而是小崗的延續，正是小崗實行分田單干恢復小農經濟開啟農業乃至整個中國經濟的私有化閥門，才使農業私有化、資本化進程不斷發展和深入，塘約僅僅只是這條道路發展的必然結果，那就是由落后的私有制小農經濟發展到先進的私有制資本主義經濟。小農經濟的落后性阻礙生產力的發展，必然被更先進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所取代，而資本主義對農業的改造，一方面可以是以赤裸裸的大資本為主導的規模經營模式，另一方面也可以是以單個小農為小資本組建聯合體的方式，雖然形態不同，但資本主義改造的本質相同。這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一旦建立起來，就一定會向一切領域擴展，并占領一切可能的領域。在這個過程中可以根據不同的情況，選擇更適合于建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方式，從而使資本主義的改造呈現不同形態，但是就資本主義改造而言，沒有例外，只有繼續和個體上的差異。這就是塘約與大寨和小崗的本質關系。

　　四、塘約道路是社會進步還是歷史倒退。如果承認社會主義是比資本主義更加進步的社會制度，那么顯然包括塘約道路在內的資本主義私有化、市場化改革都是一種退步。但是從另一方面講，與小崗相比，盡管二者之間一脈相承，前者是后者的繼續和發展，二者其實是一條道路，然而，塘約畢競順應了社會發展規律，實際上也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是對以小崗為代表的小農經濟是一種超越和進步，一定程度也保護了小農的利益，農民得到好處，是一種歷史的進步，尤其是與那些仍然固守小農經濟，一廂情愿強調小農經濟優越性的落后保守意識相對，具有順應社會發展的先進性，而且與以大資本為主導的消滅小農發展模式相比，又更有利于保護農民的利益。在資本主義全面擴展的時代，塘約的農民合作經濟確實是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保護農民利益的不多選擇，盡管其作用有限，而且也是在激烈的資本主義市場競爭的夾縫中生存，實屬不易。可見，對塘約道路要實事求是，不可撥高，也不宜貶低，關鍵還是要聯系現實的社會條件和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避免犯主觀主義、教條主義錯誤。

　　五、塘約道路具有普遍性還是局限性。塘約道路之所以成功，既要看到其必然性，如前所述，也要看到其偶然性，那就是在極短的時間內發展起來的精準扶貧功效。顯然，對于這樣的財政輸血力度，在全國農村不具有普遍性。塘約在政府大量資金支持基礎上，畢竟激發了一定的內生動力，盡管這種內生動力不直接來源于自力更生意識，但是與小崗的等、靠、要，扶不起阿斗相較，是一種進步。而之所以獲得這樣的進步，根據塘約自己的說法，主要是兩個原因：一是有一個堅強有力的黨組織，二是實行村社一體化。然而，這兩個前提條件，在更大的范圍內，不一定具有普遍性。自從實行分田干、解散人民公社集體經濟后，農村基層組織的發展呈現懸浮化和灰色化的趨勢，一方面很多農村的基層組織空洞化，名存實亡，另一方面又出現了狠(惡)人治村、富人治村的現象，這其實是問題的一體兩面，農村基礎的領導權一旦出現真空，就一定會有相應的勢力去填補。與其對于農村基層領導權變遷理解為政府的不作為，還不如理解為政府有形無形的引導。作為農村基層組織，雖然是國家最末端的組織體系，而且國家賦予了一定的自治權利，但與作為國家整體的政治路線決定組織路線一樣，農村基層組織的變遷也不能脫離這一范疇。可見，在整個農村普遍呈現狠(惡)人治村、富人治村，而且現在又提出鄉賢治理的情況下，作為一種組織路線的體現，像毛澤東時代那種黨的基層組織重新出現的可能性要打上問號，像左文學那樣大公無私的帶頭人也只能是鳳毛麟角，因為成長的土壤已不復存在。塘約與一般合作社區別在于其不僅是經濟組織，而且還具有社會組織的功能，實行村社一體化，而且實行民主管理，體現了一定的農民群眾的主體性，但是，在整個國家領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普遍建立和不斷深入的前提條件下，塘約一方面面臨著外部大資本的滲透入侵，要在激烈的市場經濟中贏得一席之地，這是外部的險境。另一方面內部也面臨合作社被異化的危險，就如現實中大量存在的以資本冒名的假合作社，農民只是作為合作社的合法借口和附庸而存在。對于合作社普遍異化，精英俘獲，資本替代的現象，深層的原因還在于合作社內部建立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正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合作社運行管理只能是資本邏輯，就必然導致合作社的異化。因此，包括塘約在內的少數體現了農民主體性的合作社，也時刻面臨著內生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顛覆。因此可以看出，對于塘約道路成功兩條經驗，都不具有普適應，而是特定條件、氣候下才能出現的。

　　對于塘約道路的爭論能給我們什么啟示呢?我覺得最重要的啟示就是要認識到一切社會現象都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現有社會歷史條件下的產物，帶著深刻、鮮明的時代印記。如果不結合時代特征，無視或看不清社會歷史發展大勢，就容易陷入形而上學的主觀臆想，或者刻舟求劍式、按圖索驥式的教條主義。應該認識到，經過四十年的發展，資本主義不斷深化，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改造了它能達到的所有領域，最終資本主義要占領一切，在經濟、政治上，資本主義因素已獲得無可爭辯的統治地位，而在思想文化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則成為資本主義進攻的最后堡壘，這是由于一方面意識形態總是現實經濟政治社會的反映，具有一定的滯后性，另一方面又是由于中國的資本主義是由原社會主義演變而來，社會主義意識形態構建了政權合法性基礎。盡管原有社會主義意識形態與經濟基礎發生了嚴重不適，但為保持政權合法性的需要，又不能完全徹底拋棄，這樣客觀上就為社會主義因素在意識形態領域保留了一席之地，而現在包括圍繞《軟埋》的爭論，就是這一意識形態領域斗爭的表現。自由派拋出《軟埋》向社會主義最后的堡壘意識形態領域進攻，實則體現了這種資本主義在經濟、政治領域獲得統治地位后必然要向意識形態領域進攻的總體趨勢，鮮活地地再現了馬克思主義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的社會發展規律。那么，在認識了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下，我們也就能夠透視現象，認清塘約道路的本質，為我們觀察分析社會現象提供一個基準，具體對于我們熱議的三農問題來講，農業的資本主義改造無疑是我們觀察分析問題的起點，一切脫離這一起點的爭論，就有可能犯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錯誤。

　　2017-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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