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田：從小崗村分田的“國家級故事”到塘約道路的再探索

　　從小崗村分田的“國家級故事”到塘約道路的再探索

　　老田

　　一

　　在烏有之鄉網站上，看到有人貼出河北晉州周家莊鄉農民堅決拒絕分田的“紅手印”之后，非常感慨：在中國改開搞年代，很多假東西被過度宣傳，反過來一些真東西卻得不到宣傳。　　

　　小崗村的所謂分田“血手印”，就是一件徹頭徹尾的假貨，但是被密集宣傳了幾十年;周家莊鄉農民拒絕分田的意志表達，真實存在，卻被主流媒體封殺，直到網絡興起之后才開始為人所知。

　　小崗村的“血手印”，不僅存在于國家級博物館的那一份是假貨，而且這個世上從來就不曾產生過真貨。依據強國論壇網友“亞當”走訪假貨和假話第一編造者王映東(中央紀錄片廠導演)，所得到的信息，王映東說真貨在他自己手上保存著，結果這個被出示的真貨并不是什么分田的約定，而是一份“生救款”(生活救濟款)發放清單，王映東就是受到這個清單啟發，腦洞大開捏造出血手印分田的故事到處講述，最后受到權勢的支持，硬是把一個不存在的假故事，講成了一個改開搞年代的“國家級故事”。“生救款”原件是寫在小學生的數學作業本上的一頁紙(橫條格)，亞當原文配有照片圖，老田下載保存的文件，在一次硬盤損壞中間損失了，網絡上也沒有能夠找到。

　　小崗村的分田血手印，謊言第一作者王映東的說法，在很大程度上驗證了改開搞年代“國家級故事”的生產機制——知識精英依據政策需要的提示，來進行各種向壁虛構，官府機構依據政策需要傾斜分配傳播機會，目的當然是要把高層政策與底層實踐進行比附，以生產各種國家故事來幫助人們理解新時代的轉型。小崗村的血手印原本不曾存在過，但是因為符合需要，就被生產出來并密集地宣傳出去，成為給政策做注解的最優范例。以至于有高官可以這樣說：分田到戶是中國農民的偉大創造，雖然這個創造是假的和事后被人編造的。

　　二

　　小崗村如果僅僅是一種責任制，那還說明這個所謂的“國家級故事”的內涵有限。但是，隨著政策驅動下的社會轉型日益深入，逐步地涉及到整個的革命后中國的政治和經濟系統崩解和再造，這一國家級故事的內涵就日益豐富并逐步蔓延開來，形成多方面的規約性。

　　在政治和經濟內涵方面，共產黨政權在革命勝利之后，把政權末梢延伸到了農村，并形成公社—大隊—小隊三級組織，徹底變革了鄉村社會的政治關系。此后，農民傳統的家庭耕作方式，被集體農業所替代。在這個過程中間，共產黨政權延續了革命時代的緊密結合農民群眾的傳統，通過土改和斗地主，形成了政權組織與農民群眾之間的相互認同，在政治和社會層面驅逐并替代了傳統的鄉紳自治，改變了秦漢以降二千多年的“皇權不下縣”的傳統。事后回顧，共產黨政權與農民的相互認同，實現了政權的低成本和高執行力，鄉村社會由此掙脫了“傳統化”和某種性質的“封建化”——中國的封建化特點是鄉村富人與無形的權利網絡結合，這個無形的權利網絡只是非正式地受到正規行政權力(如縣官)的支持，這種情況下的封建化特點結合了人地關系緊張之后，普遍出現過度的經濟剝奪和農業萎縮趨勢，傳統中國農村的惡性循環被突破，最終是基層三級組織作為制度中介，組織海量剩余勞動力進行活勞動進行密集投入的方式，來增加土地單位產出，借以改出傳統的向下循環。

　　在分田政策推行時期，海量的密集宣傳聲稱：農民對于自身利益的關心才是農業增長的唯一源泉。在胡耀邦、萬里等人指導下，杜潤生和吳象等人組織了正部級的意識形態宣傳機構——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雇傭林毅夫、周其仁等人作為宣傳寫手，目的就是要論證單干比集體更能夠增產。由于事實方面的難度，這些人只能夠引入“本質論”的方式，對農業問題進行解說，從而徹底拋棄了現代社會科學的機制研究——農業增產所需的要素及其要素如何通過中介來齊備的。即便是從西方經濟學的視野出發，農業增產過程的分析，也需要關注勞動力、技術和土地如何結合進農作物生長過程，并據以促進各項增產要素發揮作用的機制和中介，說到底，農業增產最終需要通過農作物的生長過程來實現增產或者減產的，本質論視野中間的利益關切必須要影響到農作物生長要素才能夠實際地起作用，但是，本質論的引入及其政治需要，不能夠繼續深入下去了，而只能夠停留于描述一種積極的心理狀態。農作物生長過程說到底是一個符合“物質不滅定律”和“能量守恒定律”的光合作用過程，以此而論，毛澤東1958年總結的農業八字憲法——水肥土種密保管工，能夠很好地契合農作物生長的要素要求。而本質論的論證方式則全而要徹底拋棄這些基本內容，從人有自私自利的一面這個本質要素出發進行各種演繹，正是與這個本質論演繹緊密相關，講故事的方式成為首選，小崗村故事就上升為國家故事了。

　　我們看到，從小崗村的故事出發，逐步地消解老共產黨人對于農民組織起來的認識突破方面的貢獻，國民黨下級軍官黃仁宇也不得不承認：共產黨政權創造了一個有效的基層結構能夠據以實現數目字管理，但是這個結構是如何產生并實在地起作用的黃仁宇并不清楚，但老共產黨人不僅清楚而且能夠實際運用，但是，講完小崗村故事之后，共產黨今天自己也不明白農村的有效基層結構是怎么回事了。賀雪峰教授在多年的農村調查研究中間發現，今日中國農村的基層治理業已出現了私人領域回歸的苗頭，政府往往選擇與地方強勢群體合作去“擺平”各種事情——例如上訪，鄉村中間權力私有化和私人領域的滲透是全方位的。換言之，原本在農村基層的公共領域和公權力起作用，現在的趨勢是逐步地回歸私權力和私人領域狀態，在向著傳統時代回歸——鄉村富人逐步地結合農村社會的非正式權力、而且還是在正規行政權力的默許和協作之下，這是一種實實在在的再封建化過程。更有人公開主張“縣政、鄉派、村治”——所謂鄉派就是由縣政府派出鄉公所，這是向國民黨學習在政治上走回頭路。

　　寫到這里，想起孔夫子的一句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在革命隊伍內部，豬隊友和同路人一大把，真正“知及之”之人，一二人而已。《說文》把“仁”解釋為“從人從二”——一種人與人關系的合理定位模式，在老共產黨人那里最重要的人與人關系模式，是一種群體性的階級分析定位模式，在階級分析法視野中間，老共產黨人在農村政權建設方面有卓越創造：化私人領域為公共領域的努力，這就是最為重要的一種階級關系變革。等到毛澤東去世，“終結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同時終結的是階級分析法，沒有了老共產黨人最重視的人與人關系分析了，當然就“不能守之”了。“分田幫”要拆散集體農業的時候，這個時候連同路人都算不上了，按照老百姓的說法這個時候已經是“打左燈向右轉”了，只能算是偽裝的同路人了——他們上了另外一股道。

　　三

　　今天塘約村之所以有著相當的正面價值，是因為農村地區的黑惡勢力上升，逐步地滲透政權抑或者與其合流，出現了明顯的治理陷阱。塘約村黨支部把群眾組織起來，與土地集中經營模式聯系在一起，不排斥群眾的分紅權利，在一定程度上是試圖在完全不同的基礎上，重建勞動者與土地再結合的新生產模式，故稱之為塘約道路。新的探索，比起老共產黨人的經驗，難度增加了很多，風險和不確定性更是顯著增大，群眾與黨支部的積極互動尚未形成穩定的公共領域，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便是成功也是干部的努力和機會，多過制度潛力挖掘。但總體上看，塘約道路是在試圖不過分觸動小崗村經驗的前提下，遏制住私權力復歸和私人領域的過度滲透，避免基層組織的“再封建化”的正面努力。

　　就事實和數據而言，分田之后的年代還能夠增產的地域，通常是各種增產要素未能夠最后齊備的地方。例如有些工業落后縣份沒有化肥廠，農業的化肥供應不足;又或者像小崗村這種極端例外的地方——地多人少，真的存在著活勞動投入不足。這兩種狀況，加起來在集體農業時代也只占少數。

　　對小崗村和分田增產的論證，還是改開搞年代主流經濟學的起點，這個起點源于在西方被諸多學科大腕早已經批倒批臭的“本質論”，但卻被中國的主流經濟學從垃圾堆里撿回來了。本質論在主流經濟學中間的中心性地位，徹底地消解了現代學術基本要求——對資本、勞動、技術和土地的投入與產出之間的機制分析，這個分析機制的背后是生產過程與物理化學定律之間的映照關系——工農業生產過程尤其是符合自然定律的過程。至今為止，中國的主流經濟學沉迷于與本質論相關的各種心態狀態的描述，依然通過講故事的方式，在熱衷于研究假問題和假答案。主流經濟學最開始階段說農民只關心自身利益，所以是一包就靈，后來說官員對管理的用心程度，僅僅與個人利益與利潤的關聯度成正比，也是“包公進城、一包就靈”(胡耀邦語)，為此需要配套承包制、一把手負責制最后走到管理層買斷，從承包制和產權激勵理論的主流經濟學，都是基于本質論的演繹。

　　小崗村的假故事及其上升為國家級故事，最終的后果是：在政治學方面忘掉真知，經濟學方面至今依然熱衷于假貨。塘約道路的難度，也在于小崗村的國家級故事還處在籠罩性地位上，相應的政治和經濟輿論氛圍，都是在瓦解建設者努力的反方向上起作用。

　　塘約村的探索中間，之所以會出現產業轉型的努力，實際上也是一種現實束縛下的思考——如果不能夠顯著提高村民的收入那就無法持久，而之所以需要提高收入為唯一指向目標，是因為嚴重受制于個人化和市場化的分析起點，在市場中間的個人如果沒有足夠多的現金收入就無從生存，這是規約塘約村探索想象力、一時難于掙脫的思想束縛。由此，就本地資源的充分利用并創造出盡可能好的生產和生活空間，則無從提出和設想，與高收入相關的設計唯一地與資本密集型的農業轉型聯系在一起，擁有最高合法性和凝聚力，這恰好使得塘約的探索陷入了高風險困境——如果產業轉型產生風險和失敗，將會牽累到探索本身。

　　在老田看來，塘約村探索中間最有價值的一部分，反而不是產業轉型和農民收入增加，而是以黨支部為中心再造凝聚力，把勞動力和土地實行穩定的再結合，在政治平等基礎上的分配機會均等規則的再確立，由此開啟了稀缺土地集中流轉和充分利用的可能性，這相當于是一種新型的、適合于農村地域的管理結構再生，這樣一種管理結構具有可復制性，到處都可以推廣。這種管理結構一方面肯定村民的資格，另一方面也能夠避免村治走入再封建化陷阱，還能夠較好地結合國家的支農政策去充分利用農地。換言之，有了這個管理結構，農地種糧食比商品化種植，具有更高的可行性，而資本密集支持的產業轉型經驗，在商品農業早已經過度飽和的市場條件下，缺乏可以推廣的價值。但是，新型的管理結構卻能夠較好地對接支農政策，提升農地充分利用的效率，去確保國家糧食安全。

　　很遺憾的是，我們看到塘約村經驗，還沒有得到支農政策對接和扶持，也沒有較為明確地與管理結構再造聯系在一起，而是與產業轉型、農民在地就業和普遍致富聯系在一起，后者有可能損害塘約村的經驗實質及其推廣過程。

　　二〇一七年六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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