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昌明：從“三農”問題到“塘約道路” ——兼論強行解散人民公社的惡果

　　錢昌明：從“三農”問題到“塘約道路”

　　——兼論強行解散人民公社的惡果

　　2000年，湖北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李昌平，給國務院領導寫了一封信。信中反映了農村的一些真實情況，講了一句實話：“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

　　據說，這句話觸動了時任總理朱鎔基，隨即作了批示：“‘農民真苦、農村真窮、農業真危險’，雖非全面情況，但問題在于我們往往把一些好的情況當作全面情況，而又誤信基層的‘報喜’，忽視問題的嚴重性。”(轉引自陳桂棣：《中國農民調查》)由此，“三農”問題一詞橫空出世。馬克思說過：

　　“超過勞動者個人需要的農業勞動生產率，是一切社會的基礎”。(《資本論》)

　　這就是說，社會存在與發展，全賴農業為社會提供了商品糧與農產品。農業不僅是國民經濟發展的基礎，更是整個社會生存、發展的基礎。這也是毛主席提出“以農業為基礎，以工業為主導”經濟建設總方針的立足點。基礎不穩，山搖地動。

　　中國十三億人口，有九億是農民。“三農”問題確實引起了上層領導的重視。此后，連續十余年至今，黨中央的一號文件，年年聚焦“三農”主題。它足以證明：為了維持政局穩定，歷屆中央對“三農”問題，不可謂不重視，不可謂不用心，不可謂不盡力!

　　遺憾的是，自2001年以來16年，我國的GDP已增長了685%(2000年為100，280億元人民幣，2016年為685，506億元)，但“三農”問題始終未能解決，一些人甚至還在不斷返貧。

　　據國務院“扶貧辦”提供的數據，按個人年必需消費2300元人民幣為標準(合每天6.3元人民幣，折合美元為0.93美元)，2015年我國的貧困人口為7000萬，2016年脫貧1000萬，如今尚有6000萬。如果按國際標準計算(國際上“世行”標準：赤貧為1.25美元/天，貧困為2美元/天)，有人估計，實際上我國的貧困人口遠超1.5億!如此看來，要真正解決“三農”問題，任重而道遠矣!

“三農”問題的由來

　　1949年社會主義新中國建立，農村完成了土地改革。農村問題，主要就是怎樣防止兩極分化、重返兩千多年來由地主階級主導的小農經濟狀態;又是怎樣解決適應國家的社會主義工業化需要，走社會主義集體農業之路，實現農民共同富裕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上世紀50年代，好不容易完成了從互助組、合作社到實現人民公社化(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轉變。中國的農業不僅適應了整體社會發展的需要，同時也實現了農業人口生老病死的保障。

　　那時節，大隊有“敬老院”，解決了鰥寡孤獨皆有所養問題;普設衛生站，實行農村合作醫療;普及了義務教育(大隊有小學，公社有中學);臺風掀掉了某家的屋頂，生產隊就會立即幫其修好;┄┄

　　在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體制下，雖然這種保障還是低水平的，但人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無憂，農民心中都有安定感與安全感。它確實改變了幾千年來中國農民始終掙扎在死亡線上的狀況，結束了世世代代的悲慘命運。根本不存在像當今農村因“生活問題”而發生的種種人間悲劇(諸如農村“留守老人”、“留守兒童”慘死案，農民工“周秀云案”等等)。

　　一句話，毛澤東時代，根本不存在“三農”問題。

　　然而，到了1982年，出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人民公社被強行解散，實行“包產到戶”、重返“小農家園”。開始幾年，由于集體資產被瓜分與集體積累提成的取消，加上因“私有”意識的刺激因素，農民的收入確實有所提高。然而，好景不長，曾幾何時，隨著農村兩極分化的發生，極大多數農民的生活很快下降， “小崗村”成了“捧不起的‘阿斗’”——致富神話破產!全國性的“三農”問題迅即凸現。

　　2002年，記實作家陳桂棣、春桃伉儷，整整化了兩年時間，深入安徽50個縣(全省56個縣)的實地考察與采訪，環繞“三農”問題寫出報告文學《中國農村調查》。書中令人震驚的文字是：

　　“我們看到了你想象不到的貧窮，想象不到的罪惡，想象不到的苦難，想象不到的無奈，想象不到的抗爭，想象不到的沉默，想象不到的感動，和想象不到的悲壯┄┄”

　　那么，“三農”問題究竟是怎樣的狀況?書中揭露：

　　——“那些已經蛻變成黑惡勢力的村官鄉霸，橫行鄉里、魚肉百姓的暴行”罄竹難書(金錢與權力結合的惡果);

　　——“農民在忍無可忍情況下的抗爭”，以及由此造成的打擊報復與發生的悲劇(利益集團“維穩”與強化暴力機構的必然——實為人民民主專政的異化);

　　——“縣鄉鎮機構無限膨脹，‘幾十頂大蓋帽管一頂破草帽’”的怪現象凸現(官僚特權寄生階級的不斷擴張);

　　——早在80年代初期就已顯露出來的“農民負擔過重的問題”(農民“稅負”不斷加重，封建王朝時代的“黃宗羲定律”再現);

　　——“在土地資源日漸減少而增產幅度有限的情況下，農民要養活愈來愈龐大的已經形成特殊利益群體的鄉鎮干部隊伍”問題(人民政權“異化”的必然);

　　——“無休無止的‘形象工程’、‘政績工程’、‘達標工程’的集資和攤派”問題(官員“向上爬”的資本);

　　——“城鄉分治的問題，剪刀差的問題，貧富差距拉大問題”(走資本主義道路，必然是城市剝削鄉村，三大差別不是縮小而是不斷擴大);等等。

　　所有上述種種，歸根結底，皆由強行解散人民公社、毀滅集體經濟，復辟小農經濟所致。所謂“三農”問題，說到底，就是復辟私有制，棄公揚私，導致兩極分化所結出的惡果、苦果。

　　不信，可以看看：放眼全國農村，凡不怕“不換思想就換人”，硬頂著堅持走集體化道路，僥幸保存下來的碩果——如南街村、周家莊、華西村、劉莊村、官橋八組等，不僅不存在“三農”問題，相反，還都走上了共同富裕的康莊大道。

　　世界上有蠢豬，蠢豬尚且碰到墻壁會轉身;唯有那些堅持走資本主義道路的走資派，才死不肯回頭，非要搞到逼著農民造反不可!

“‘塘約’是新時期的大寨”嗎？

　　“三農”問題嚴重影響到了“維穩”大局，這才促使高層強化了“扶貧”工程。2001年6月，國務院出臺《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2006年又版發《中國農村扶貧開發概要》，正式確定：全國達到“扶貧”標準的縣級行政區總共有592個，民族自治區貧困縣共有341個。

　　2014年1月27日，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行新聞發布會，據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王國良介紹：

　　“按中國的扶貧標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累計減少了2.5億貧困人口;按照國際扶貧標準測算，總共減少了6.6億貧困人口”。據說，“由于歷史、自然、社會等方面的原因，貧困地區發展面臨的困難特別是一些深層次問題還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全國農村仍有近1億貧困人口”。(見《扶貧辦：按國際標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貧困人口減少6.6億》見2014年1月27日10:17“人民網”)

　　反正“扶貧標準”是自己定的。先把毛澤東時代打成是“貧窮的社會主義”，定13億人口全是“貧窮人口”，然后再來一個“扶貧”，讓6.6億貧困人口“脫貧”，這就是“扶貧辦”的“政績”。

　　看來，王國良們的成績可謂大矣!其功績真是偉大之極。可謂“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筆者熱烈祝賀他們創造了中國乃至世界史上的“扶貧”數量的吉尼斯記錄。其實，這些國務院的官員已不再是“人”，已成了“點石成金”的“神仙”，已名副其實地成了半數以上中國人的“救世主”了!

　　吹吧，吹得再邪呼點吧!可惜有幾個老百姓會信?!

　　今年“兩會”期間，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對“兩年脫貧，改變面貌”的貴州塘約村，作了“塘約是新時期的大寨”的評價，這一“扶貧”典型立即成了“塘約道路”。

　　可惜，大寨是大寨，塘約是塘約。兩者不是一回事，根本不可同日而語。大寨是毛澤東思想的旗幟——靠自力更生、改天換地，改變面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典型。用周恩來的話講，大寨精神是：“政治掛帥、思想領先的原則;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愛國家、愛集體的共產主義風格”。

　　“塘約”呢?是“改革開放”以后，農村“分田單干”后、農民陷入絕境后“精準扶貧”的典型。

　　貴州的塘約村，原先就是個貧困村。2014年被一場洪水洗劫，在村黨支部的帶領下，在上級黨委的支持下，全體村民自愿把承包地確權流轉到新成立的合作社里，進而做到“七權同確”(土地承包經營權、林權、集體土地所有權、集體建設用地使用權、房屋所有權、小型水利工程產權、農地集體財產權)，由村集體統一經營，帶動了全村村民脫貧致富。全村重新組織起來，抱團取暖，在國家的幫助下，得以實現產業結構調整和規模化發展，生產的組織化和產業化煥然一新。僅一年半的時間，不僅脫貧，而且村社的面貌取得前所未有的改善。

　　然而，塘約村所以能在兩年內改變面貌，靠的是政府5531萬元的“扶貧”投入(其中全村房屋和道路基建投入5400萬元，前期購買種苗投入131萬元);實現經濟轉型，也是靠有關單位5000萬元項目投資資金的啟動。

　　塘約人在歷經了“分田單干”，嘗到了“小農經濟是看鴨船，風吹浪打就翻船”的苦味以后，終于相信集體力量，重走互助合作的道路，這無疑是個進步，是“‘浪子’回頭金不換!”但這種“土地確權，聽任流轉”的做法，在推行私有制的條件下，誰也保證不了，那一天農民的土地會“流轉”到大資本的手里去——農民會再次陷入喪失土地的命運。

　　應該說，歷史進入到近代，隨著工業化的發展，小農經濟必然要消失。其土地關系，最終必然是：要么是農業的社會主義化;要么就是農業的資本主義化。兩者必居其一，別無它途。

　　走農業社會主義化的道路，那就是堅持集體所有制，土地公有，農林牧副漁全面發展，轉移多余勞動力，大辦鄉鎮企業，壯大集體經濟力量，變成像南街村、華西村那樣的農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走農業資本主義的道路，那就是讓大資本進入農業，兼并土地，搞資本主義農場。伴隨而來的就是大批農民失地、破產，成為“流民”，陷入貧困。在那種情況下，國家再“扶貧”也沒用，返貧的速度可能遠要比“脫貧”的速度還要快。

　　“三農”問題的出現與矛盾尖銳化，說白了，就是小農經濟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隨著農村兩極分化的推進，少數農民致富，多數農民陷入貧困的必然現象。只要不能真正恢復土地——農業主要生產資料的公有制，走集體化的道路，多數農民永遠擺脫不了受窮、受苦的命運!

　　接受“分田單干”的沉痛教訓吧，決不能再搞私有制了!“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真誠地希望：重振大寨精神，“塘約”能走出一條堅持土地公有制、走集體化農業的社會主義康莊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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