塘約道路的本質究竟是什么？
曹子文
2017年6月19日
本文提綱：
一、塘約發展之路是自力更生創新，還是國家精準扶貧典范?
二、塘約的合作化道路，究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化還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私有化?
三、塘約道路與小崗道路的本質聯系是什么?
四、塘約道路與大寨、華西、南街村的本質區別是什么?
五、對王宏甲《塘約道路》一書的拙評。
六、期盼和呼吁
一、塘約發展之路是自力更生創新，還是國家精準扶貧典范？
在半年多來，中國的媒體或傳聞里，不斷地在熱傳《塘約道路》，給人以國家改開必然所趨之感覺，似乎在預示著頂層今后的三農改革之方向。
最近，在網絡上看到了內蒙古秦永利同志發表的題為《莫對塘約太過譽》一文，其主題是對王宏甲所寫的自力更生之《塘約道路》的報告文學以及引起的全社會熱捧的探討。秦永利認為塘約不是自力更生的道路，是在政府全方位的扶植下實現的精準扶貧典范。因為秦永利是和我同時采訪丁振桐社長的，其數據資料和我是一致的。至于評論是否與官方和王宏甲老師的報告主題能完全相符，可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討論么!
王宏甲老師的《塘約道路》報告，作為集體所有制性和自力更生這兩條主線來報道確實不妥。起碼塘約村在起步發展過程中，是不完全符合自力更生原則的，而且其性質也根本不是集體所有制的。這是秦永利和諸多批評者與官方輿論以及王宏甲之文的分歧所在。
我認為，不論是自力更生也好，還是精準扶貧也好，雖起步和發展方式不同，但只要是屬于社會主義性質的、在共產黨領導下激發勞動人民內生動力之所為，都是可嘉的。
秦永利的文章也已經明確地肯定了王宏甲的那篇《塘約道路》的報告文學，是符合習近平主席精準扶貧的精神的，從這點出發來認識塘約村的內生動力，作為扶貧典范，還不失為國家用心、用力全方位扶植的用意，這在《塘約道路》P120和P123周建琨書記說的“推廣塘約道路，就是最大的扶貧資源”已經做了定性結論。要么，讀者對王宏甲的《塘約道路》之文，作為扶貧更生來理解為最恰當了。
自去年底以來，因著名大作的《塘約道路》，由于官方某些媒體引導造勢，形成了全國熱議的中國農村希望的塘約道路，因而引起我對塘約的關注。截止目前，除反復閱讀了《塘約道路》外，并盡力收集、閱讀了60多篇有關塘約的報道、評論。對所報道的有關塘約如何在極短的時間內共同致富而達小康，塘約村的居民樓群及其他設施配置，那景觀、那數據確實讓我驚奇不已。根據官方和諸多報道，讓我驚奇的尤其是被俞正聲評價為當今大寨。我于2107年5月13日隨烏有之鄉組織的參觀塘約、學習塘約、宣傳塘約的團隊，到了貴州，對塘約村進行了觀訪。塘約副書記越學成給我們講解說：塘約村如此宏輝耀眼的成就，是在一年半時間里取得的。
以上僅是選拍了幾處住宅，以點帶面就是了。當然還有公共設施如村辦公樓、村內公路、公共廁所以及村圍景像等。
我在想一個問題：塘約村為何能在不到二年時間就能夠與六十多年歷史的大寨、周家莊媲美，尤其是與塘約情況及其相似，但比塘約早起步十多年的陜西陽山莊相比較，更讓我不可思議。這是督我關注之處，也是引我懷疑之點——按照《塘約道路》一書和有關報道說：塘約村人均收入，從2015年起步近8000元，到2016年突破了1萬元。就按報道的該村人口3300人計算，兩年合計5940萬元。從官方報道看塘約村的村貌建設，僅居民樓閣，按公布的全村住戶是921戶計，當時我們估計，每戶樓房的價格，應該是在15—20萬元吧，那么這全村的樓房建設也得1.4億元。那就是說，把全村人口的兩年全部收入都計入，再預支2017年的收入，全村人不吃不喝，一律不能有其他消費，才能建起921戶居民樓，這還不算其它公共設施。
我帶著這個疑問咨詢了村合作社社長丁振桐，他給我們解釋說，其實并不是你們理解的全村居民樓都徹底新建，而是在原有基礎上翻修加蓋的，每戶約計5—8萬元，共計用費5400萬元。丁社長還解釋說，按原來計劃，是政府出資70%，另30%由居民自己出。但在修建過程中，居民確實無力支付這30%，于是政府就決定全部承擔。所以說，塘約村的所有樓房，100%是由政府出資修建。這僅是第一筆帳;第二筆是，為了搞活經濟，塘約村須大力發展蔬菜事業，但塘約村貧窮的實在無能為力，就由政府再按塘約村的計算，出資101萬多元購買了分蔥、辣椒等蔬菜種子;第三筆帳是，塘約有150畝水塘，又由政府出資30萬元購買了蓮藕種苗，這就是在報道中看到那碧綠蕩漾的蓮花池塘。把以上三筆帳加起來，由政府全部出資來扶植塘約村起步，是5531萬元。但這還沒有完，就如我
一進村看到的如下廣告牌——這工程是2017年由平壩縣和青島兩家共同投資5000萬元來建設10000平方米的現代化蔬菜園區。這部分款不是一次到位，是續建續投資。如果加上這5000萬元，那么塘約村先后能得到國家和參與地區的1億零531萬元的資助。由此可見，《塘約道路》把塘約村的起步和發展屬于習近平主席提倡的“精準扶貧”的事實，罔判為自力更生了。
貴州省的黨和政府領導人借助政策之巧妙，抓住了2104年的那場水災，又塘約村屬于國家二類貧困地區，周建琨書記等準確地抓住了國家有精準扶貧政策之機遇，落實了塘約村的客觀存在和國家政策的同向吻合之“準”，此其一。其二，就是P120說的“不能像撒胡椒粉似的，扶貧資金投下去要見效益”，貴州省各級領導經深入基層了解情況，發現塘約村有一個以左文學帶頭的好的黨支部，所以就首先實施了國家給料而由塘約村民自己干活兒來修建一條長四公里的柏油馬路，解決了塘約村和樂平鎮、平壩縣以及外界的交通大問題，這就是改開初期所說的，要想富先修路之要令。再接著投入上述各種資金來全方位地扶植塘約村的經濟起步和發展。為長遠著想，為將來旅游事業奠定了基礎并構建了框架，這就是“精”之要害。綜上所說，既認準了扶貧對象又作好了精到措施，所以，塘約是國家精準扶貧的典范或道路。
不過塘約村民也不負黨的苦心，他們畢竟還是正如周建琨書記所說的產生了“內生動力”，沒有像中央改革設計的樣板小崗村那樣就想依靠國家依靠黨，不生動力全補償的等、靠、要的依賴思想。所以，塘約村才有了2015年人均8000元收入，2016年人均1萬元的成效。畢竟是落實了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為人民服務這一“初心”的指導思想，做到了“精準扶貧”之立竿見影，可謂之為扶貧更生較為恰當。
那么，從另一個比較的角度說，我舉兩個與塘約及其相似的有可比性的典型來闡述，就是塘約與大寨和陽山莊。塘約與那時的大寨和改開中的陽山莊有些共同之處，就是：①都有一個強有力的黨支部;②塘約和大寨都曾遭受巨大水災;③塘約書記左文學和陽山莊書記高民權，在下決心引領大家改變窮困時，都是在黨員父親的鼓勵下開始的。我們需要認識的是下面兩個對比：一是，就以大寨和塘約各自戰勝當時水患來比較，論災情，大寨1963年遭到的災情，要比塘約2014年嚴重的多。而且雖然都有國家的救災幫助，但是，大寨黨支部經過討論決定，考慮到當時國家也很困難，況周圍的村社也有類似災情，從大局出發，就放棄了救災物資和救災款(見報告文學《大寨英雄譜》P27—28、46)，而年底生產任務竟然還超額完成，并向國家多交了余糧。那么，試想，塘約如果在沒有國家扶植的困難情況下，能否如此就盡快起步見效呢?二是，以地理條件和面對的經濟困難條件。塘約與陜西陽山莊很相似，如果塘約在沒有政府上述這些扶植，能否像陽山莊那樣在負債2500萬的情況下而白手起家發展起來呢?我可以肯定地說，沒有此外在因力，起碼不可能在一年半內塘約就達到報道所說的小康。所以，秦永利認為塘約不是自力更生奔小康，而是在精準扶貧后產生“內生動力”奮斗的一個典范，要我說，是扶貧更生更為恰當。
二、塘約的合作化道路，究竟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集體化還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私有化？
這是必須弄清楚的大問題。要理論這個問題，就涉及生產資料所有制的這個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最關鍵的問題，當然也就必然涉及到了分配關系問題的社會屬性了。所以，必須厘清圍繞塘約的以下三個問題：1、集體化和合作化的概念;2、改革和深化改革的含義。3、關于“塘約道路 中國希望”之類的論點，是否有些專斷。
1、集體化和合作化的概念
《塘約道路》的作者王宏甲有一句很振奮人心的話：“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是中國共產黨所取得的最偉大的制度性財富”。但是他在書中所闡述的卻偏離或混淆了集體所有制即集體化的本意。在《塘約道路》中，王宏甲的闡述是含糊不清的。他把塘約村民原本屬于集體公有制的而只是承包給了農民的土地、森林及其他所屬生產資料以股份形式投入到塘約合作社里，并以確權形式的“身份證”確定下來永遠歸屬私人所有,以作股份分紅。按他的說法，這就是走集體化道路了。這里王宏甲混淆了社會主義性質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和資本主義的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的概念。
我是農民出身，30多歲才離開農村。對于共產黨解放后從變工隊、互助組、初級合作社、高級合作社到公社化，都親身經歷過。塘約村現在的生產組織形式，就是我們內蒙河套地區1953年的初級合作社——農民以土地等生產資料入社分紅，再加勞動工分。在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時，是將地主的私有財產(土地等生產資料)分給了農民私有而已，土地改革其實就是從地主私有到農民私有的變革，那是屬于民主革命性質的改革，不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革命。而現在的塘約村只不過是回過頭來重走六十多年前的民主革命的合作化道路而已，不是屬于生產資料(土地、森林、水源等)恢復到30多年前公社化時期的公有制性質，所以，根本就談不上重走集體化道路的歸屬。
說得準確些，塘約村的做法只是屬于零星生產資料私有制的集約化，其組織是生產經營和勞動安排統籌兼顧的合作社，所以，才規定為村民以土地等生產資料入股進社以分紅利，而勞動的部分付出才是所得工資。作為個人的村民，可以在社里參加勞動，也可以自由安排，如村里有三家個人開設的小賣部，還有50多人在外打工謀生等。另外，有人指出：“塘約村平面圖上標明三處家庭農場，分布在該村的東、南、西方，在示范農田的圖片上標明‘私家稻田’。可見部分土地仍由私人，而不是合作社種植”。所以，它和原來的公社化和現今的劉莊、周莊、南街村、陽山莊、噶扎鄉等，從管理經營表象上看似乎相近，但根本是不同性質的體制。
當然，我不是說，塘約不能走這條合作化道路，而是說王宏甲同志把塘約現行的生產資料私人所屬來入股的合作社性質和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按勞分配的集體化性質給混淆了，或者說是偷換概念了。我們所謂的集體化是專指生產資料集體公有制的，這涉及分配關系的社會主義性質。這個與塘約村的“七權同確”的 “身份證”生產資料私有制，并由此決定了其中有40%的股份資本所得權，根本不是同一屬性。
在《資本論》第三卷P495中說：“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同資本所有權分離，因而勞動也已經完全同生產資料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接著在P498還說：“在股份制度內，已經存在著社會生產資料借以表現為個人財產的舊形式的對立面;但是，這種向股份形式的轉化本身，還是局限在資本主義界限之內;因此，這種轉化并沒有克服財富作為社會財富的性質和作為私人財富的性質之間的對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態上發展了這種對立”。 （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
按照馬克思主義說：股份制是社會化生產用來資本聯合的一種手段，如塘約的合作社。股份制有二重性：一方面它是生產社會化的組織形式，另一方面，它是一種剝削關系。股份制使資本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塘約確權的“身份證”實際就是資本主義股份公司的股票，它把土地(資本)的所有權和經營權做了分離。那個確權的“身份證”就是股份公司(合作社)發給股東(社員)的入股證或股權證。憑此領取資本所得利潤，即那40%的分紅。按《資本論》分析，合作社是實際執行職能的別人資本的管理機構,而資本(土地等生產資料)所有者則轉化為那40%的利潤所得者。如今的塘約村合作社，正如馬克思在《資本論》三卷P499指出：“資本主義的股份企業，也和合作工廠一樣，應當被看做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轉化為聯合的生產方式的過渡形式，只不過在前者那里，對立是消極地揚棄的，而在后者那里，對立是積極地揚棄”，所以說，塘約村走生產資料確權為私有并入社以股份分紅的組織形式，要比近40年來改開的分田單干是一種進步——是從封建式的小農經濟向資本主義聯合經營的進步。
再依馬克思所說的“土地所屬權本身已經產生地租”來判斷，塘約村的40%分紅還可以說成是“資本主義租地農場主所得支付的地租”，即“貨幣地租”。塘約合作社與農民的關系，就是租地農場主在支付確權后放租農民的貨幣地租。《資本論》三卷P85、P902。
而王宏甲在書中曾有24處用了“集體所有制”或“集體化”的說法，王文和現在熱議塘約的所謂集體化，其實就是集約化與合作化的概念，其管理方式只是統一或統籌安排生產經營，只是把勞動生產統一集體安排的合作化而已，即集約化管理形式，即上述《資本論》所說的資本的管理機構。就是書中P16左文學說的“把全村辦成一個合作社，把分下去的責任田全部集中起來，由合作社統一經營”——請注意這里說的是“集中”和“統一經營”這種管理形式。這種形式，社會主義管理可以采用，資本主義管理也可以采用。就如軍隊的軍、師、旅、團、營、連、排的編制和管理，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如此。王宏甲在《塘約道路》P105他自己總結說：“…..最重要的原因是：……是黨支部領導了村社一體全體村民合股聯營的合作社”的定性結論。凡稍有政治經濟學常識的人，就會明白這種“村民合股聯營的合作社”的股份制私有性，能符合公有制的集體化概念嗎?只是多加了一個黨支部領導，就把合作化的集體管理形式，誤解為生產資料公有制的集體化了，把生產管理方式和生產資料所屬混為一談了。
2017年4月29日黎亞彬的《“塘約道路”的本質是資本主義的不歸路》一文，是最直白地指出塘約道路的弊端：“‘塘約道路’的本質特征是什么?……‘七權’同確是對特定財產‘私有’的法律規范和確立。這樣，就‘為農村產權交易打下基礎，促進城鄉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農村資源優化配置，推動土地適度規模經營’打下了堅實的法律、理論與實踐基礎”;“ 村民的‘百分之四十’收入的又是什么?顯然，就是村民們憑借已確權并已投資入股的七種‘財產權’所獲取的利潤分紅”，“ 顯然，在這里，勞動只是成本，不參與利潤分成，就像任何一個資本主義私有企業中的勞動一模一樣。這還是社會主義的企業制度嗎?顯然不是!對此，所有人都……回避!”;“‘塘約道路’的成功只是一個地區獲得了經濟發展上的成功。如果要總結其成功的經驗，那就是‘資本的聯合’。…… 在這里，黨的領導發揮了一種‘總的資本家’、資本主義經濟的‘協調師’的作用”;“ 聯想到習近平講過的：‘不管怎么改，都不能把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改垮了’。那么這種所謂的‘塘約道路’是不是非常的狡猾與悲催?……”。
2017年6月9日在烏有之鄉網站有一篇《淺析農民專業合作社的所有制性質——兼議塘約》文章說：“農業集體經濟組織可稱為‘農業合作社’、‘農村人民公社’等。但稱為‘農業合作社’的經濟組織不一定是集體所有制”。……因為包裝后的經濟體可能被部分左派作為‘回歸社會主義’的典型熱情歌頌，全力推廣。無意中幫助資改派推進私有化改革”。
在《塘約道路》P106的一段話：“塘約‘村社一體、合股經營’的合作社，吸收了新中國誕生以來，包括改革開放至今的經驗和成就，我想可以稱之為：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的合作社”，這是《塘約道路》書中以及所有熱捧者們的有意還是無意地在混淆集體化和合作化的概念，那是另一回事了，不必我多費筆墨去解釋了。如果連這么個界限也分不清楚，那就根本不懂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常識，也就沒有資格論述集體所有制，只不過是借助媒體在大眾面前故弄集體化的玄虛了。
2、改革和深化改革的本質含義
在王宏甲的《塘約道路》書中P26，特別提到了塘約黨支部書記左文學的一句名言：“有人提出疑問：‘把分下去的承包地重新集中起來，是不是走回頭路啊?’左文學說：‘我想過了，以前那叫改革，我們現在叫深化改革’”。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理解的，而我認為左文學是一個受高人指導的有政治頭腦的農民改革家，他這句話才可以配得上與時俱進的嘉譽。何以見故呢?首先我們須弄清楚什么叫以前的改革。這個問題在王宏甲的《塘約道路》書中的21處批判或否定農村私有化改革，以及好多批評者也都說到的這個私有化改革的結果。就是說以前的改革的實質就是將公有化改為私有化，而深化改革是必須遵循同一個特色理論的前提下進行，這在P79闡述“原則”和“黨性”時說的很明白，即對現行政策“必須執行，不能打折扣”。所以在《塘約道路》P43解釋說：“把承包地確權流轉到合作社統一經營，這是在三十多年改革的基礎上繼續改革”。也就是說，只能比以前改革程度或性質更準確、更科學、更理想化的私有制改革，所以才在塘約出現了把零星、分散的、單打獨斗經營的承包土地等生產資料，集約起來，走股份制抱團發展的合作化道路。這就是比解放初期的完善民主革命之農村初級合作社更理想化的改革。
在解放初期的那種初級合作社，只是把農民個體私有經營的土地等生產資料組合起來進行集約化管理。但要知道，毛主席的這種合作化思想是沒有給農民留下私有固化退路的，也就是不管哪個農民沒有選擇再回到小農經濟的余地了，而后來緊接著的高級合作社就是私有化的絕徑，到了人民公社化即是鞏固、擴大生產資料公有制了。不論從生產方式，還是毛澤東思想指導的黨的領導及其政策，這一對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雙胞胎，絕對地斷了私有化的后路。現在來看塘約道路的深化改革，是將憲法上明確規定的農村承包責任制的土地是屬于公有制的個人承包，其所有歸屬權是集體的公有。而在深化之后，將這些本來屬于集體公有的生產資料，以確權的“身份證”方式，地方法律化地規定為農民固化私有了，所以才會制定以土地等所有生產資料股權化入社，名曰避開資本“流轉”。其實本來就是以私有資本(股權)集約化或說私有資產合作化，而非要貼上公有制集體化標簽，這種張冠李戴的集體化，本不屬社會主義的性質，而非要冠以社會主義的《塘約道路》，還要憑借媒體鼓動全國農村都來復制。可以說，這種深化，是非常符合特色理論當今倡導的“混合制”改革的導向。這個左文學知道不?當然知道。但是如果他不這樣說，這樣做，那他或者是沈浩第二，而被累死、氣死，或者是郭鳳蓮第二被強權限制權力了。因此，左文學是一個頭腦清醒的與時俱進的農民政治家。
也因此，左文學的這深化改革之說，就被媒體又利用來宣揚和演繹了。如2017年5月11日觀察網發表武師明的《<塘約道路>被海南省委書記力薦，魅力何在?》一文中有這么三段話：①“塘約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農村發展過程中出現的典型代表，是對中國農村發展新階段上新情況、新問題的反映。在這方面，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同志多次提出的“兩個飛躍”論斷，以戰略家的高度，對中國農村改革的整體路線圖進行了富有想象力的勾勒，具有豐富的內涵和積極的指導意義”; ②“ 1990年3月3日，鄧小平在與中央負責同志的談話中說，‘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 ③“ 用歷史發展的眼光，既充分肯定了分田到戶的歷史合理性，又預見了家庭經營模式在更高階段上走向集體經濟的歷史必然性。……小崗村大包干的做法正是這種政策調整的體現”——即深化改革。
這個武師明說什么“以戰略家的高度”、“ 富有想象力的勾勒”的鄧小平的兩個“飛躍”的論斷來證明塘約是“深化改革”的飛躍典范。竟然恬不知恥地把鄧小平廢除人民公社的罪惡謊言再次搬弄出來作為“深化改革”的根據，真可謂顛倒是非、善惡混淆呀!所以就以第一次飛躍鎮壓了公有制的集體化而把小剛和塘約媒化為同血緣的同族同種的兄弟了。就進一步說：“小崗村的大包干，既不是對農業集體化及其所代表的社會主義改造的否定，也不是一種一勞永逸、一成不變的”。如是，塘約村的“確權”和“流轉”等深化改革就是順理成章了。
武師明以鄧小平解散人民公社的所謂飛躍，來詮釋左文學的深化改革，我再例舉兩個著名學者看法以佐。
遼寧王忠新2017年3月13日《從“塘約道路”回顧“包產到戶”》一文的評論：他從“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五大效應”和“圍繞解散人民公社引發的黨內之爭”等幾個方面論證了“人民公社不僅是政權形式，是社會管理形式，還是經濟形式，行政區劃的小城鎮存在形式，也是重要的社會組織形式”，他說，“ 建立人民公社，無疑是從新民主主義革命轉變到繼續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重大內容和形式”;“ 建立人民公社則能取代幾千年的農村社會模式，讓廣大農村有效納入社會管理和相互幫助的體系之內”，“歷史數據證明了人民公社是在實踐《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兩個決裂’，肯定了毛主席思想的正確性”。
2017年6月3日葉方青的《社會主義公有制是中國道路的最大法理》中說：“認清社會主義公有制對于社會主義的重大意義，考驗著中國共產黨人的本色追求”。 “凡是制造人人經濟地位不平等的規則和體系，都是反社會主義最大法理的，是可以被宣布為非法和無效的，也是可以用革命性手段將其徹底摧毀的”。“在中國，社會主義公有制發展最健康的時代是毛澤東時代，正是因為有了蓬勃發展的公有制，毛澤東時代誕生出了最有生機的社會主義新版本——毛澤東社會主義”。
3、關于“塘約道路中國希望”之類的論點，是否有些專斷。
“塘約道路 中國希望”，這是那個近半年多來為此特別活躍的所謂著名記者資深媒體人劉學文在專訪張全景部長時的專題。
在所看到的王的專訪文中，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從未主導地涉及生產資料公有制與私有制的這一馬列毛主義政治經濟學要害的問題，而一味地強調什么“塘約道路 中國希望”、是“中國大道路，代表著中國農村改革方向”、“ 農村通往共同致富的必由之路”;甚至牽強地捆綁“塘約模式和雄安模式具有世界性的價值和意義”等等，以此來誘導、影響社會，并以此來企圖達到誘導或綁架中央聽從采納之。這是目前在對塘約問題上的一種非常詭秘而又明顯的氣氛。甚至說“塘約道路提供了一條多快好省的脫貧之路”——是的，如果這個劉學文知道塘約村是在上述政府全方位資助下才得以一年半就脫貧并繼續發展，那么，他的這個“多快好省的脫貧”怎么解釋呢?那就是塘約由政府多方面的扶植，僅資金一項就一億“多”;所以就能在一年半內實現脫貧和繼續發展之“快”;確實有一個好的黨支部領導下并產生了“內生動力”，借助外力的扶植，讓所有塘約村人得到了“好’處;如是就節”省”下了塘約村自掏腰包并需長期奮斗的經費了。如果這個劉學文能在專訪和報道前，先進行調查了解——既了解塘約，更要了解大寨、劉莊、南街和陽山莊等諸多典型，不是只靠專訪名人名家的旗號來炫耀，那么，他就不會如此無知地荒唐地在極短的期間內連續報出那么多專訪文告來，就不會避開生產資料公有制這一根本問題，而大講特講“塘約道路中國希望”之說了。正如2017年5月21日王今朝的《只有集體化才是中國農村發展的科學道路——對“塘約道路”的思考》說：“‘塘約道路’的概念可以成立并不代表當前所概括的‘塘約道路’必然就是可以在中國廣大農村普遍推廣的道路”。
這就是站在不同道路立場的不同人群對“塘約道路中國希望”解析和判斷。
分析辨別塘約道路的性質，并不是在否定塘約村修正以前改革的成就。為此，我借用2017年5月3日發表的灄水農夫《兩種組織起來——兼論塘約道路和新時期合作化的可能性》一文很忠懇的說法：“從根本上講，塘約道路在整個中國社會大背景沒有改變的條件下，只能是支流而不是主流，只能在個別、局部成功，還不可能成為具有普遍意義的所謂‘道路’”;因為 “從塘約道路的機制來看，并沒有超脫土地確權、三權分立、土地流轉等上述國家的主流政策，是一種股田制，相當于當年的初級合作社，本質上屬于私有制。我們不能因為塘約道路確實為農民帶來了好處，有想當然把其地位提得過高，更不能因此而模糊公有制與私有制的界線，抹殺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具體來說，塘約道路只是在不違背私有制的大前提下，實行的一種對當地農民有利的社會改良措施”;所以作者親切而善意地說：“即便塘約道路不代表社會主義集體化，也具有順應時代的積極意義。我們不能超脫時代和歷史提供的基礎條件而提出不切實際的過高要求，不必求全責備，在整個資本主義的汪洋大海還沒有改變的前提下，塘約道路畢竟還是為貧困農民組織起來改變自身命運提供了可能。畢竟在抵御資本侵襲中作出了抗爭，盡管這種抗爭是有限的，不具有普遍意義的”。
三、塘約道路與小崗道路的關系究竟是什么？
正是由于王宏甲對集體化和合作化概念的混淆，所以，就被某些精通并熱衷于私有化的評論家所利用，尤其是官方性的評論，有意高調地強調了小崗村與塘約村血緣關系的同族同種性，對王宏甲的原有本意進行了徹底歪曲和演繹。
王宏甲說的塘約村“它不同于小崗村，也有別于華西村”這句話，運用了“不同”和“有別”兩個鑒定性詞組。而我們的官方的某些御用文人們，就在所有的贊揚文章中，卻在混淆是非，在誘導塘約道路的走向。
尤其是2017年3月作為省一級的《安徽省委組織部致信全省村黨組織書記，要求學習<塘約道路>》的一封信中竟然說：“安徽是農村改革的發源地。敢為人先的小崗村‘紅手印’開啟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宏大序幕，率先試點的稅費改革使農民徹底擺脫了2600年的‘皇糧國稅’，縱深推進的綜合改革翻開了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嶄新篇章”，并將小崗村嚴俊昌和塘約村左文學等同地統稱為“廣大村黨組織書記為農村改革發展作出了歷史性貢獻”。王宏甲還算沒有太糊涂，他警覺而坦白地指出：“這封信包含的信息量太大，值得全國關注!”。凡是會讀書并能讀懂書的人就應該明白這“信息量太大，值得全國關注”之深意——王宏甲想劃清塘約與小崗的親緣關系。
2017年4月26日的觀察者網，在一篇題為《為什么這個貴州小村莊被認為是農村改革的方向?》評論說：“ 特別是小崗村的家庭聯產承包制，深刻推進了農村土地產權改革，豐富了農村土地產權制度內涵，解決了農民生產積極性問題”。該文說“切實抓牢“確權”這個基礎，抓好“賦權”這個關鍵，抓實“易權”這個核心”，“ 明晰了農村產權‘身份證’，讓農民把產權‘揣’在兜里，初步形成了土地‘所有權’‘承包權’‘經營權’三權分置，為農村產權交易打下基礎，促進城鄉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和農村資源優化配置，推動土地適度規模經營”。這段話的最終目的就是為將來“農村產權交易打下基礎”——這產權是什么?交易是什么?它為塘約村的所謂“七權同確”的合作化和流轉指出了“產權交易”的出路，也就是告訴塘約民眾，在適當的時候，憑借“身份證”法定權力，可以選擇比在塘約村里更適合謀利益的股份投資或資產轉讓。這就是利用了書中P31左文學反復強調的一個原則“入社自由，退社自由”的嚴重缺口。
2017年3月31日貴州電視臺一篇題為《<塘約道路>正向全國各地輻射，各地赴塘約取經絡繹不絕》一文定論說：“‘塘約道路’將會是中國新一輪農村改革中閃亮的一個序章”， 這和《安徽省委組織部致信全省村黨組織書記，要求學習<塘約道路>》的一封信中“小崗村‘紅手印’開啟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宏大序幕”是前后呼應一致的指導說辭，即塘約村作為小崗村“序幕”的“序章”，如是就確定了作為農村改革的小崗村之“序幕”和塘約村之“序章”，其血緣關系是同種同族的。如是就回避了毛主席的走生產資料公有制集體化的思想，用什么“流轉”字眼，還是要用市場經濟的那一套理論來迷惑大眾。說什么“三權分置，為農村產權交易打下基礎”，這種資本主義歷來都在做得集約化的事，竟然譽為“塘約村的新鮮事”。
尤其是那個名家中宣部宣傳輿情研究中心主任、《黨建》雜志社社長兼總編輯劉漢俊，在貴州日報2017年4月5日發表的《報告文學|王宏甲：塘約道路》評定說：“塘約道路既不同于華西村模式，也不同于小崗村模式，但兩者的成功經驗都在這里得到借鑒”。這劉漢俊雖沒有能夠、他也絕對沒有本事能夠具體地總結出塘約在那些方面借鑒到小崗村和華西村成功經驗，但畢竟既把小崗村的私有基因，權威地轉移到了塘約村的細胞里了，又把華西村公有制的標簽貼上塘約，在三農改革中創新了一個公有制的集體化標簽和私有制的合作化傳基因模式，這樣既有設計師的心血而符合當今的特色需要，也有自力更生致富人民代表的名義，創新了一個四面發光八面玲瓏的完美典型了。這就是黨刊權威領導人政治導向的別裁意圖呀!如是，就把王宏甲《塘約道路》的積極用意引向邪道了。
四、塘約道路與大寨、華西、南街村的本質區別是什么？
要說塘約道路與大寨、華西、南街村等久經考驗的并早已成功的典型之本質區別，就是生產資料的公有制和私有制的根本區別，并為各自維護的所有制所持信仰以及采取的組織形式，這在前面已經闡述過了。這里只例舉幾個與當前熱捧塘約道路的相反例子：
(1)如曾經有浙江縣縉云縣十八位新老農村基層干部，聯名倡議強化土地集體所有權，要求走華西南街之路。
(2)2016年12月14日至15日，新華社河南分社副總編輯曹凱、對外采訪室主任桂娟一行3人到南街村采訪。
根據南街村30多年的發展，對王宏斌問道：“與其它地方相比，您認為南街村這條路是成功的嗎?”。王宏斌說：“我個人認為，南街村這30多年對集體化道路的探索，解決了‘三農’問題、共同富裕問題。可以說，南街村的做法為解決‘三農’問題提供了一個能夠借鑒的、行之有效的辦法”。
最后王宏斌語氣堅定地說：“這是集體的力量!集體為什么有這個力量?這都是信仰的力量，就是要堅信共產主義、堅信毛澤東思想、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如果信仰動搖了，就不會有這種力量。”
(3)有一個叫篝火的作者寫的一篇《提倡塘約道路是否更應提倡農業學大寨》，著名的三農書記李昌平等諸多專家也有這樣的呼聲。這是擺在全中國人民面前的事實，王宏甲老師不能說是不知道。
(4)于2017年5月5日 “‘十月革命’百年與社會主義重大問題哲學思考”理論研討會的部分專家、河南大學教師、河南大學研究生一行41人來南街村考察，并在文化園會議室召開研討會時，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學會專家教授們稱：“南街村代表了中國農村社會主義的發展方向”。
那個著名資深媒體人劉學文于2017年4月25日，上門專訪張全景部長后不幾天，這位86歲高壽的張部長自己卻主動于5月18日，來南街村調研。這又意味著什么?
張全景部長感慨地說：“從2001年到現在，我已經來南街村4次了”。并非常認同王宏斌的分析，“指出信仰的力量很重要，沒有堅定的信仰，什么事也做不成;有了堅定的信仰，什么樣的困難都能克服”。
(5)就在今年有一篇《《荷蘭人》雜志記者采訪南街村》的報道，說：6月5日到6日，《荷蘭人》雜志駐上海記者伊娃一行2人來南街村采訪，“了解南街村用毛澤東思想教育人和建設共產主義社區的情況”。
通過采訪，伊娃認為：“……。希望南街村的這種方式可以一直持續下去，也希望這種方式可以在更多的地方得到運行”。
五、對王宏甲的《塘約道路》一書的拙評。
我對《塘約道路》這本書的反復閱讀，總覺得王宏甲老師有一種憤世嫉俗的正義感，但由于他身份所限，所以，就難于如實報道和大膽指出塘約發展的弊端，只能與時適應了。此書有它成功的地方，但也有不足或嚴重缺陷。其實我的全文都在圍繞此書闡述的，最后我再從三個方面來評說。
（一）是有一定的正義感和憤世嫉俗的是非觀念。
王宏甲《塘約道路》書中的塘約村，雖然遠不及南街村全黨、全民持久地學習、運用毛澤東思想，但王宏甲已經設法或盡量地涉及到了毛澤東著作。這在本書的P21、22、24、40、55、60、87、92、113、118、119和131，共12處提到了或涉及到了毛主席的思想在某些時候指導塘約的重要作用。而我看到的60多篇關于塘約的報道或評論中，沒有一篇贊許文章來肯定王宏甲提到的毛澤東思想，只重視在夸張股份“確權”、“流轉等帶有資本主義的色彩或因素，這不能不說是一個政治導向問題，起碼是對王宏甲原著思想結構的隱瞞或歪曲。這是引發人們批評《塘約道路》沒有明顯突出毛澤東思想的根源。
《塘約道路》一書，不僅設法在提倡毛澤東思想，有更多地方在批判包產到戶即分田單干的資本主義設計改革所造成的頹廢，P1—2、9、11、14、16、17、21、23、27、30、32、34、39、55、58、116、117、126、130、134和136，共有21處，或直白地、或隱約地在批判分田單干的三農改革，尤其是P2和P87，王宏甲老師的一個高度性的評論，即“一個好社會，不是有多少富人，而是沒有窮人”，而且在P116引述了甘肅省康樂縣景古鎮阿姑村山老爺彎社，28歲的揚改蘭，因窮困的無法生存，就逼殺了親生的4個子女及其丈夫，一家6口人被窮困逼死之案例。這就是說，改開以來造成了共和國歷史上最嚴重兩極分化的那這個特色社會主義就不是一個好社會。這起碼是有意無意地指著禿子在說和尚。這種挑戰性的文學手法確實是放膽而言的。
（二）是作者有與時適應的寫作思想。
所謂有與時適應的寫作思想，是說能理解并抓住頂層關于三農改革的“確權”和“流轉”主導思想，積極配合時風動向，倡導股份制的新的“合作化運動”，積極配合混合制的改革，適應到更理想、更隱蔽的資本主義集約化的深化歸程。如是就既能打出公有制的集體化旗幟，又能保持私有制的特色命根。把塘約村民“確權”后的生產資料私有適應到全民合作經營，美譽為“全民所有”P65。
王宏甲應該知道，在中國改開以來到現在，即使除去一直堅持走公有制的集體化的大寨、華西、劉莊、周莊和噶扎鄉等保留原有公有化的體制，那在改開中殺回馬槍的南街村、陽山莊、西湖李家等重走公有制集體化，甚至經李昌平試驗有效的百個村莊開展以村社內置合作金融為切入點的新農村建設，走合作共富民主自治的而早已成功的典型，應該是作者首先肯定、宣傳和推廣的榜樣才是，切不該只見樹木而不見森林的報道。此其一;其二，用偷換概念或混淆概念的手法，將私有性質的合作社經營形式錯解為公有制的集體化了，這是我全文闡述的重點。是他罔論社會主義的一個原則性的大問題;其三、把塘約村惠于國家精準扶貧起步混淆于自力更生的典范，帶有虛偽性。如前文闡述過的巨額扶貧物資和資金，王宏甲避而不談，書中P99竟然能說：“有錢辦不成的，沒錢卻辦成了”。難道政府投進去的那些物資和資金是糞土或草紙?其四，關于作為能實現鞏固集體所有制和自力更生這兩大要素的黨的建設。以凸顯塘約村的黨的領導作用或黨的建設，按理這是主要的。但是，想過沒有，既然在有意無意地混淆集體所有制和自力更生界限，并且實際推行的是將公有的生產資料違背憲法地確權為個人私有之做法，是公開地挑戰《共產黨宣言》黨的宗旨的，那么，請讀者判斷，這樣違背黨宗旨的建黨的行動，該怎么宣傳于他人呢?
所以，《塘約道路》中的那些缺憾就被某些官方媒體或一些深解私有化的“三權分置”和“市場流轉”作用的精英們利用了。
（三）是《塘約道路》和《大寨英雄譜》對比法。
人們常說，有比較才能有鑒別。那么，就拿都是在同一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里、都是共產黨員寫的同一農業題材的自力更生建設社會主義、都是報告文學體材的作品——王宏甲的《塘約道路》和孫謙的《大寨英雄譜》，一對比就明白了。
讀者們可能感到我說的《大寨英雄譜》這一提法很陌生吧!是的，所以有必要在此做一介紹，如是才能與《塘約道路》作對比。懂得或明白什么是真正意義上自力更生，并究竟該不該在推廣塘約的同時，起碼也應該同時提倡一下大寨等自力更生的諸多典型。
《大寨英雄譜》是一個叫孫謙的作家于1964年1月所作的一篇短片報告文學，全文僅27000字，《塘約道路》是77000字多的長篇報告文學。但兩者的相同處，都是在報道農業發展中涌現出來的典型范例。
我在1967年作為大隊干部去大寨參觀時，也不知道這部作品。是最近5月29日再次去大寨參觀時，在虎頭山上發現了作者的紀念碑，有大寨人特地介紹我才注意的。
大寨人和陳永貴就是因為孫謙發表了這部報告文學，才驚動了黨中央和毛主席。那時的共產黨非常注重調查落實，經有關方面核實后，黨中央才向全國報道，毛主席并接見了陳永貴，也就開始在全國推廣大寨經驗和大寨精神，后來才發展成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人民學解放軍的號召。
如是，我就細讀了這部文學報告。說實話，我在閱讀這部短篇作品時，是眼淚和哽咽伴著的——不論是那大寨人征服虎頭山、整治狼窩掌、改造麻湟溝的那種自力更生的奮斗精神，還是他們因遭受重大災害時的險惡處境，尤其是顧全大局把國家救濟物資和款項讓與其他村莊，兩次拒絕國家的財和物的援助。僅就這兩點，改開以來近40年，因為沒有任何地區、任何人去學大寨人精神，所以也就沒有任何地方，任何人群可與大寨人民相媲美的。確實是感動人，所以也必然感動了當時的天，當時的地。因為當今的中國人不知道，當今的共產黨又不愿樹立大寨旗幟，所以，也就感動不了當今的天，當今的地。
拿《塘約道路》這部長篇作品與《大寨英雄譜》這部短篇作品相比較，我覺得，不論作者的出發點、認識水準，還是作品的主導思想和文筆優劣，都不在一個層次上——要知道，在共和國剛起步的極其困境中，冒出個如此突出感人的大寨來，起碼孫謙沒有把大寨作為道路或旗幟去渲染，而僅是作為精神的“英雄譜”去教育人民的。就是毛主席那樣重視大寨，也沒有把大寨作為道路去復制的，而是學大寨人的那種自力更生，艱苦奮斗，不要國家一份錢扶植的共產主義奮斗精神。為了鑒別高下，我勸有閱讀能力的人，把這兩本書，都好好對比地讀一下就知道了。
六、期盼和呼吁
我期盼并呼吁王宏甲老師以及其他媒體們，在大樹特樹塘約道路的同時，也顧忌一下如大寨、周家莊、劉莊、噶扎鄉等堅持了60多年的集體化村社，尤其是在改開途中殺回馬槍的南街村、陽山莊、西湖李家等諸多難能可為的并已成功的村社。不要有了后期新生兒卻要冷落諸多前期子嗣們，他們可都是同一個共產黨開辟的土壤里生長出來的。要知道，如果要再冷落那些真正公有制集體化的群體，一味地去突出并炫耀固化資本主義屬性的股份性質合作社，那么，久而久之，現在那些早已成功的如華西、大寨、南街村等，也必然地會被在后娘主持家業下，在不斷冷落、排擠的時空中扼殺掉——科學社會主義會在中國徹底地、完全地被掃除干凈。
我不信，如果以左文學為首的黨支部，在現實的上級政府的如此大力支持下，要是完全實現生產資料收歸公有，走學南街村、尤其是陽山莊等那么多典型，難道塘約村的民眾就那么落后自私，那么無知地全民反對嗎?當然會有不同意見的農民，這正是共產黨在起教育和引領作用的是時候了。這說明，起碼貴州地區的黨和政府，疏忽或忘記了真正踐行習近平所說的的“初心”和不能把公有制改沒了的真正含義。從報道看，整個貴州地區以及全國媒體，就沒有提倡、鼓勵、安排或打算也讓一部分條件具備的、在政府同樣扶持下的村莊去走大寨、南街村、陽山莊等的公有化的道路。這難道不值得各級黨委探討的方向問題嗎?如果現今的各級執政者連這么一點點覺悟、決心和靈活性都沒有，這個共產黨就是一個教條主義或頑固不化的特色黨了，真如此，那么《共產黨宣言》這一綱領中的科學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之奮斗，在中國還有什么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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