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榜樣——河南省竹林鎮、劉莊、南街村集體經濟考察報告

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榜樣

——河南省竹林鎮、劉莊、南街村集體經濟考察報告

（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08年第4期）

許興亞 賈軼 牛志勇

（河南大學經濟學院，河南，開封，475001）

【摘要】鞏義市竹林鎮、新鄉縣劉莊和臨潁縣南街村是河南省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發展的三面紅旗。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情況下，這幾個先進典型依然表現出了強大的社會主義生命力，從而進一步證明了在我國現階段條件下的社會主義公有制與市場經濟體制的兼容性，代表了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根本方向。

【關鍵詞】集體經濟 竹林 劉莊 南街村

胡錦濤同志在黨的十七大報告中談到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時指出：要“探索集體經濟有效實現形式”。這是繼2005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若干意見》以來，在我國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中所提出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新內容。

鄧小平說：“中國社會主義農業的改革和發展，從長遠的觀點看，要有兩個飛躍。第一個飛躍，是廢除人民公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前進，要長期堅持不變。第二個飛躍，是適應科學種田和生產社會化的需要，發展適度規模經營，發展集體經濟。這是又一個很大的前進，當然這是很長的過程。”

“在一定的條件下，走集體化集約化的道路是必要的。但是不要勉強，不要一股風。如果農民現在還沒有提出這個問題，就不要著急。條件成熟了，農民自愿，也不要去阻礙。……社會主義經濟以公有制為主體，農業也一樣，最終要以公有制為主體。公有制不僅有國有企業那樣的全民所有制，農村集體所有制也屬于公有制范疇。現在公有制在農村第一產業方面也占優勢，鄉鎮企業就是集體所有制。農村經濟最終還是要實現集體化和集約化。” 

“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現在也還是生產隊。這些地方將來會怎么樣呢?可以肯定，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關鍵是發展生產力，要在這方面為集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 

農村集體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我國社會主義經濟體系的重要經濟基礎。新中國建立以來，在我國長期的社會主義建設中，涌現出了一大批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先進典型。其中有些是在上一世紀50-60年代就已經涌現出來的，在改革開放的年代中繼續保持了紅旗不倒，進一步煥發出了強大的社會主義生命力；有些則是在改革開放以來新成長起來的，但在其內部基本上繼續沿用了原來人民公社時期的“生產大隊”一級甚至公社一級的、比較完整的集體經濟的體制，在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大環境下，同樣顯示出了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強大的生命力。本報告所涉及的這三個先進典型，就涵蓋了這兩種不同的情況。

一、主要歷程與成就

（一）與時俱進的竹林鎮

竹林鎮位于河南省鞏義市東部，處在省會鄭州與古都洛陽之間。于1994年建鎮，建鎮當年下轄3個居委會，1個村，共10200人，其中外來人員4300人。2006年，經河南省政府批準，又將臨近的3個村劃歸竹林鎮。目前全鎮總面積19平方公里，城鎮建成區面積3.2平方公里，下轄4個村、3個居委會，15255口人。鎮黨委下轄21個支部（總支），黨員近600人。

竹林鎮的主體部分的前身是竹林村，最早叫做竹林溝，在歷史上曾經是個竹林茂盛的地方。清代以后由于水源枯竭，成了一個遠近聞名的貧困村。但是，還在人民公社時期的1974年，村（當時的生產大隊）里就成立了副業隊，辦起了村里最早的耐火材料廠以及其他工副業，到改革開放前的1978年，竹林人已經開始嘗到了集體工副業的甜頭。1980年，現在的鎮黨委書記趙明恩同志擔任了村黨支部書記，上任后帶領群眾大辦工業，到1983年，村里已經辦起了三個集體小廠，年產值達到120萬，年利潤數十萬元，村民人均收入比過去有了明顯增長。集體有了錢，就為群眾修路打井，辦實事，年底還給群眾分年貨，日子過得越來越紅火。然而就在村里正準備擴大規模、再上新企業的時候，由于當時提倡黨員干部個人先富起來，并且刮起了一股把集體經濟分給個人或少數人的風，這股風也波及到了竹林。當時黨支部5個支委中有3個也都辦起了自己的小廠，13個生產隊長，有一多半都忙于經營自己的個體企業。還有部分人，要求把集體企業分掉了事。針對這種情況，村黨支部在1983年“七一”前夕，召開全體群眾大會，共同討論“竹林村走什么道路，怎樣發展”的問題，群眾對個別黨員了少數黨員只顧自己致富、不關心群眾生產生活提出了意見。經過七天七夜熱烈討論，最后一致決定“發展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黨支部書記趙明恩和黨員中有一定積蓄的人，帶頭集資興辦集體企業。到1991年底，村集體企業已達19家，形成了耐火材料、醫藥、化工三大支柱產業，固定資產3800多萬元，社會總產值6300多萬元，創利稅840萬元，村民人均收入1600元，竹林村邁入河南省首批小康村行列。這是竹林人的第一次創業。作為走集體經濟的典型，竹林先后被評為河南省“省級文明單位”，省“鄉鎮企業明星村”，省農業戰線“十面紅旗”之一，村黨支部被中央組織部命名為“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 。

1992年，借鄧小平南方談話和對外開放的東風，竹林人又召開了有全村黨員干部參加的會議，大家通過學習討論，一致認為：不能“小富即安”，而是要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借雞生蛋，借船出海，借梯上樓”，上大項目、上新項目，上科技含量高的項目，實現經濟新騰飛。同時，為了解決企業發展所需的資金問題，竹林人開始對外招商引資、對內發動村民對企業投資入股，開始了村內最早的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的試驗。當年竹林村又一口氣新上八個項目，催生了竹林安特、竹林眾生、竹林慶州、竹林精工等一大批新型企業的迅猛崛起，為竹林今后的騰飛和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中竹林眾生制藥股份有限公司后來于1999年實現成功上市，成為河南省醫藥企業上市的第一家企業。1994年4月1日，竹林被河南省確定為“社會發展綜合實驗區”。這是竹林人的第二次創業。

1994年11月28日，經河南省政府批準，竹林撤村建鎮。1995年，該鎮被確定為“國家可持續發展實驗區”。建鎮以來，該鎮一方面進一步發展和壯大了集體經濟，另一方面又在體制和機制方面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和創新。一是在鎮區即“可持續發展試驗區”和各村繼續保持了集體經濟的性質，同時鎮政府則行使由上級政府賦予的國家行政管理的職能。二是在干部和人事制度上，全鎮干部均實行聘任制，無行政級別，無編制，領導干部由群眾選舉產生，工作人員不納入國家公務員系列。三是在戶籍制度上，于1996年進行了整建制戶籍制度改革，將該鎮5000多和外籍2000多（合計7000人）村民全部轉為非農戶口。四是在鎮區土地制度方面，把土地全部收歸集體所有，對居民按人口免費發放口糧。對于鎮區居民中有勞動能力的，安排到企業中上班，購買養老、醫療保險；對于部分愿意經商的個體經營者，除享受糧食補貼外，政府給他們提供經營場所、租給商業門面房。與此同時，鎮政府出臺政策，在鎮區停止審批宅基地，土地集中起來搞開發。對于需要建新房或舊房改造的居民，由政府統一設計和修建公寓樓，并且負責修路和接通水電，居民只交成本價。五是在企業管理體制方面，則徹底改變了“政社合一”的體制，政府徹底退出所有企業管理和經營領域。撤消了集團公司，由企業一級法人管理和經營，獨立運作，同時，成立竹林工商業協會，作為政府對全鎮工商企業的協調服務機構。成立鎮公有資產管理辦公室，對土地、電力設備進行有償服務，負責公有資產的保值增值，通過公有資產管理對企業進行調控。對于企業用地，則由政府和企業簽訂用地合同，收取不等的租賃使用費即年租。針對企業實際，深化企業改革，轉換經營機制，由產品經營向資本運營方面發展，逐步實現股份制改造。截止2007年，竹林所有企業都已完成股份制改造任務。

在小城鎮建設方面，竹林鎮實施了“兩高一帶”（企業高度集中，居住高度集中，帶動第三產業發展）戰略，遷村并點，引導企業、市場和山區貧困村向城鎮中心村轉移。先后投資近6億元，大力推進城鎮化，完善基礎設施建設，提高城鎮服務功能，特別是在各級領導的支持下，投資7900多萬元，從32公里外經四級提灌引來了黃河水，徹底解決了竹林千百年來嚴重缺水的問題。他們大搞環境綠化美化，改善居民生存環境，先后建起別墅1300套，家屬樓20余棟，新建住宅面積36萬平方米，人均住房面積達46平方米。鎮區耕地、荒山全部退耕還林，綠化覆蓋率達到50%以上。科技、文化、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各項社會事業也都取得長足進步。鎮政府出資建成了大型變電站、標準醫院、郵政通訊大樓、兩個公園、一個標準大會堂、一座上星級賓館、幾座酒店，全省一流的幼兒園、中小學校舍，文化館、武術館、電視差轉臺、閱覽室等。在社會保障方面，鎮政府統一負擔了全鎮居民的合作醫療費用，居民參合率達到100%。該鎮被聯合國納入可持續發展中國小城鎮改革試點行列，榮獲中國人居環境范例獎、聯合國改善人居環境最佳范例獎。先后迎來了胡錦濤、江澤民等20多位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臨視察。竹林鎮的帶頭人、鎮黨委書記趙明恩同志先后當選為全國勞動模范、第八、九、十、十一屆屆全國人大代表及中共十七大代表。

在精神文明建設方面，早在1983年，竹林人就提出了黨組織要“用50%的精力抓經濟，用50%的精力抓思想政治工作”。他們堅持用“十八字”的竹林精神（愛竹林、比貢獻、謀發展、永創業、講文明、共富裕）教育人；用“三評”活動（群眾評黨員、黨員評支部、支部評黨委）規范人；用評選“十好”（好黨員、好干部、好職工、好民兵、好團員、好公婆、好夫妻、好妯娌、好媳婦、好少年）鼓舞人；用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動陶冶人；用先進的理論武裝人，大大提高了竹林居民的整體素質，形成了良好的社會風尚，社會大局穩定，群眾安居樂業。

在產業結構方面，竹林鎮確立了“立足優勢抓工業，抓好工業促城建，建好城鎮擴市場，千家萬戶闖市場”的思路。他們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逐步形成了以第二產業為主，推動一、三產業協調發展的新格局，主導產業為制藥、耐材、電子、化工。培育出了包括河南太龍藥業股份有限公司、河南竹林耐材有限公司、 鞏義市天祥耐材有限公司、河南竹林力信爐業有限公司、鞏義市龍威耐材有限公司、鄭州竹林松大電子科技有限公司、鄭州盛彤冶材有限公司、鄭州市竹林牛師兄食品有限公司，以及電力公司等在內的幾十家具有發展潛力的公司。主要產品涉及制藥、電子、軟件開發、機械、化工、洗滌、耐火材料、機械加工、新型建材、服裝、食品、房地產開發等十多個系列、200多個品種。產品出口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現擁有總資產14億元。全鎮現有工商企業82家，大型骨干企業眾生集團下屬一家上市公司──竹林眾生集團太龍藥業股份有限公司（原河南竹林眾生制藥股份有限公司）位于鄭州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集生產、經營、科研于一體，是河南省醫藥行業首家上市企業。2007年全鎮全年累計完成社會總產值26億元，工業增加值10.2億元，固定資產投資2.3億元（其中新農村建設投入2140億元），向國家納稅7921萬元，財政收入4300多萬元。居民人均收入，鎮區人均9600元，全鎮人均達7820元。在發展旅游業方面，成立了竹林景區旅游開發公司，全年接待國內外游客3.8萬人，景區被列入全國農業旅游示范區。

（二）50年紅旗不倒的劉莊村

河南新鄉市七里營鎮劉莊村，地處豫北黃河故道，面積1.5平方公里，現全村355戶，共1616人，黨委組織為黨委會，村民自治組織為村民委員會，經濟組織為農工商總公司，下屬制藥、機械、造紙、淀粉、農業、商業及車隊等7個產業。這里就是當年毛澤東主席提出“人民公社好”的地方。

昔日的劉莊曾是個“方圓十里鄉，最窮數劉莊，住的土草房，糠菜半年糧”的村莊。劉莊村的帶頭人史來賀，解放戰爭時期就是村里的民兵隊長。由于他領導的民兵組織對敵斗爭堅決，事跡突出，劉莊民兵組織遠近聞名，先后被中央、省、地、縣命名為模范民兵組織。1952年他擔任村黨支部書記，并于同年第一次光榮地到北京參加天安門國慶觀禮，受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等中央領導人的接見。以后，從1953年到1957年，經過互助組、初級社再到高級社，劉莊村一直都成為農村社會主義建設的排頭兵。在農業生產方面，他們把改變農業生產條件作為突破口，投工40萬個，挖土200多萬方，把黃河故道遺留下的750多塊凸凹不平的土地改造成方方正正的農田，實現了“早澇保收”。又成立了干部、技術員和老農三結合科研小組，攻棉花技術關，1957年首次獲得大豐收——1250畝棉田總產皮棉139.37萬斤，平均畝產111.5斤，比當時全國平均35斤遙遙領先。當年11月，史來賀代表劉莊出席全國棉花工作會議，受到周恩來總理親切接見。在合作社的建設中，他們注重建立健全規章制度，實行民主辦社，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劉莊創辦的合作社受到各級黨委政府重視，劉莊成為先進村。

在人民公社時期，劉莊始終保持了生產大隊即村級的核算體制。1960年，在我國嚴重經濟困難時期，劉莊農業卻獲得大豐收，畝產平均160斤皮棉，糧食1000斤以上。同時，從20世紀60年代初，劉莊就已經把發展戰略由農業轉向工副業，發展起了奶牛飼養、糧油深加工，以及生產汽車喇叭等，走上了農村工業化的道路。1980年，劉莊的工業企業已發展到13個，工農業總產值達205萬元，其中工業產值占60％以上，人均純收入超過2000元。劉莊成為河南省第一個小康村。在此期間，史來賀同志多次被評為全國勞動模范，并且于60年代與雷鋒、焦裕祿、王進喜、錢學森等人一起被中組部命名為全國優秀共產黨員。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全國農村紛紛向安徽“小崗村”看齊，普遍推行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但史來賀同志和劉莊人卻認為，劉莊的集體經濟已經初具規模，如果一分了之，反而阻礙生產力發展。劉莊人全面領會“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主，實行不同形式的責任制”的精神實質，從劉莊的實際情況出發，實行了集體專業聯產承包的責任制，繼續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與此同時，劉莊村進一步發展和壯大集體工副業，辦起了畜牧場、機械廠、食品廠、奶粉廠、造紙廠，蓋起社員集體新村，80年代初成為實現小康的“中原首富”。從1985年開始，劉莊人又在全省鄉鎮中率先興辦高新技術產業，以醫藥工業為龍頭的集體經濟興旺發展。隨著集體經濟大發展和壯大，劉莊村的經濟組織已經改名為劉莊農工商總公司，但仍是村級集體經濟組織。2003年，全村工農業總產值已經達到9.1億元，自有固定資產10億元，上繳國家稅金5546萬元，出口創匯3478萬美元，而資產負債率卻小于4﹪。2006年，劉莊村工農業總產值達到15億元，上繳國家稅金8700萬元，出口創匯7081萬美元。2007年僅上繳稅金就達到19100萬元。而且令劉莊人引以自豪的還有：“既無內債、也無外債”，“既沒有中外合資，也沒有股份制”。

在收入分配上，劉莊村堅持按勞分配、合理差別、共同致富的分配格局。2004年，村民年現金收入人均8000多元，另外享有住房、醫療、孩子上學和用水、用電等30多項福利，人均實際年收入達1萬多元。目前，劉莊村民的集體住房，已經更新了三代。其中從2001年開始新建的第三代的現代化農民公寓，每戶四層、472平方米，人均120平方米。每戶都配有中央空調、寬帶網、花園、現代化家具、閉路電視、電話、車庫、集中供熱、供氣等，設施設備齊全。集體福利的明細表包括：小到面、油、粉條、瓜果、芝麻糖，大到修路、綠化、房屋維修等物業管理費用，全部由集體免費統一承擔。村民子女從幼兒園到高中全部實行免費教育；周邊村莊在劉莊務工人員的子女來劉莊上學，也同劉莊人一樣享受免費教育；退休人員每月發放退休金由原來的200元增加到現在每月每人300元，退休黨員和65歲以上老人每人每月又增加50元的生活補助；18歲以下未成年人每月可享受30元補助。村內建有設施先進的衛生室，小病可以不出村，所有群眾全部參加了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并在新型合作醫療的基礎上，集體再補助30%—40%；每年還組織對全村人進行一次全面體檢。

2003年4月23日，劉莊人的老帶頭人史來賀老書記不幸逝世，走完了他光榮的共產主義的一生。對于村帶頭人問題，史來賀立下遺囑，一定要按黨的組織原則來辦事，黨委會實行集體接班，堅決不指定他自己的所謂“接班人”。2003年5月13日，在市、縣、鎮三級黨委組織部門的主持下，劉莊黨委一致選舉具有大學學歷的、擔任了多年鎮黨委和村黨委副書記的劉莊農工商總公司總經理的史世領同志，成為新一屆的黨委書記和村農工商總公司的負責人。

目前，劉莊人民在以史來賀老書記為代表的老一輩社會主義集體農民開創的集體經濟的基礎上，在以史世領同志為首的新一屆黨委的正確領導下，正在繼續堅定不移地堅持黨的領導，堅持基本路線，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堅持發展集體經濟，繼續走以農業為基礎，以高科技醫藥工業為龍頭，帶動各業發展的科學發展的道路，實現了農村的工業化，農業的現代化，營銷的市場化，農民的知識化，生活的城市化。

（三）風口浪尖上的紅色南街村

南街村位于河南省臨潁縣城南隅，緊靠107國道，西臨京廣鐵路，東臨京珠高速公路。全村有回、漢兩個民族，848戶，3180口人，總面積1.78平方公里。原有耕地2000多畝，現在可耕地還有1000畝，人均耕地3分，村里有黨員476名，村這級是黨委，下設24個黨支部。村辦企業26個，企業擁有凈資產12億，企業就業人員11000人，近萬人為外村務工人員，2007年銷售收入14．7億元，利稅7500萬元。

與劉莊村多少有點相類似，從上一世紀60年代起，南街村就已經成為中原大地上“大寨式”的先進典型。但它真正“出名”卻是在改革開放以后，并且南街村最初的創業，也得益于1980年南街村干部到新鄉劉莊的學習取經。與竹林鎮和劉莊村的共同點之一是：在全國普遍推行“小崗村”分田單干的經驗時，他們同樣沒有盲目地追隨這一潮流，而是正確地尊重群眾的意愿，因地制宜，把一度“承包”給了個人的土地和企業又重新歸到了集體，堅持大力發展集體經濟，以集體經濟作為農民走向富裕的康莊大道。除此之外，南街村還是提出了不少特別的口號和措施，其中包括：堅持學習“老三篇”和其他毛主席著作，堅持以毛澤東思想武裝人和教育人；堅持按需分配和按勞分配相結合，提出了把南街村建設成為“共產主義小社區”；“外圓內方”的經營管理策略；以及崇尚“二百五”的“傻子精神”等。

在領導體制上，南街村有三大班子：黨委、村委、企業班子。黨委抓全面，村委抓教育、衣食住行等村務，企業班子抓經濟建設。涉及整體發展的重大問題時，不是由村民委員會單獨來決定，而是三個機構共同決策，實行黨政企合一。

在工業方面，南街村從上一世紀90年代起，就已經完成了從“玩泥蛋（最初的磚瓦廠）起家”，到“玩面蛋（最初的面粉加工廠和方便面廠）發家”的早期積累的過程。他們立足農業辦工業，延長農業和加工業的產業鏈，進行農產品的深加工和精加工，增強了集體經濟自身的實力。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組建了國家大型一級企業——河南省南街村（集團）有限公司，下設方便食品公司、食品飲料公司、調味品公司、面粉廠、啤酒廠、制藥廠、包裝廠、油墨廠、養殖廠、高新農業科技園區和合資企業河南耐可達彩色印刷公司、彬海膠印制品有限公司、麥恩食品有限公司和南德食品有限公司等26家企業，擁有員工11000多人。其中工程技術人員1600多名，現代化設備3000多臺（套），產品100多種。該集團是南街村創建的集體經濟實體，現已形成產、供、銷一條龍， 農、工、貿一體化的大型集團公司，屬國家大型一級企業。在企業自身的發展中，集團公司依靠當地資源，實現層層增值，狠抓龍頭產品，興辦配套企業，形成良性循環。龍頭企業方便食品公司，現有42條方便面生產線，日生產方便面400噸。“潁松”牌方便面、龍須面雙獲省優、部優產品獎、全國優質保健食 品金獎、銀獎、國際保健精品金獎、全國A級暢銷產品獎、中國消費者協會金獎等榮譽。“潁松”牌鍋巴獲河南省首屆優質保健食品金獎、湘鄂邊區全國部分食品評比年年香金杯獎。這兩種產品暢銷全國，并出口銷往俄羅斯、蒙古、朝鮮等國。老少皆宜的高檔食品巧克力棒、巧克力果世界上僅有4個國家生產；中日合資河南麥恩鮮濕面公司就是中國唯一生產這兩種產品的廠家，產品出口加拿大、韓國等國家。南街村調味品以其獨特的風味，贏得了全國消費者的贊揚。年產10萬噸高檔次啤酒廠，生產的啤酒獲中國消費者協會金獎，產品一直處于供不應求狀態。中日合資彩印公司，引進日本世界一流的12色彩印設備，承攬全國業務。中外合資膠印公司引進德國海德堡世界先進設備，為全國各地加工高精度多種類膠印制品。高新農業科技園區采用無土栽培技術生產的無公害果蔬深受廣大消費者青睞。南街村藥業集團下屬漯河南街村藥業集團制藥有限公司、漯河南街村全威制藥公司和南街村醫藥銷售公司等，實力雄厚，前景廣闊。在發展村辦企業中，為滿足生產所需原材料的運入及產品的運出，成立了汽車運輸公司，大型貨車已發展到200多部。南街村以其豐富而又獨特的文化內涵打造了“紅色旅游”的品牌，年接納參觀旅游者達40多萬人次。南街村的農業實行農場化規模經營，有60多人專門從事農業生產，實現了耕播收打機械化，澆水噴灌自動化，種植區域化，品種優良化，管理專業化，達到了旱澇保豐收。南街村不僅工業有規模、有檔次，農業也有規模、有水平。由于企業重質量，講信譽，在社會上樹立了良好的形象。該集團先后獲得“全國百家重合同守信用企業”、“全國鄉鎮企業管理先進單位”、“全國食品工業優秀龍頭企業”殊榮，被譽為“河南省明星企業”。“南街村”商標被認定為“中國馳名商標”和“河南名牌”。

在企業內部的管理體制上，南街人堅持“集體承包”，不搞個人承包制，認為個人的聰明才智必須在集體的事業中體現。對于集體企業的股份制，南街村人認為：股份制對外雖然也可以用，但在村集體內部所實行的卻只能是事實上的公有制。因此，南街村不搞事實上的股份制，認為聯產承包和股份化不是長遠之計，更不是目的。

在收入分配方面，南街村實行的是“工資+供給”的分配制度，其中工資部分占30%，供給部分占70%，村民免費享受水、電、氣、面粉、食用油、蛋、肉、魚、豆漿、啤酒、通訊費用、節假日食品、子女入托上學、醫療、住房等20多項福利待遇，婚喪嫁娶也均由集體承辦，青年結婚實行集體免費旅游。

在生活方面，南街從1996年起，斥資數千萬元，建起了20多棟高檔次的高層公寓式住宅樓。如今全村800多戶村民和全體教職工都已遷入新居。每戶都是三室一廳，92平方米（使用面積）。南街人的生活消費品大部分由集體供給，糧食每人每月40斤，家用電器、水、電、糧油等由村里統一配給，孩子入托、上學等教育費用也完全由村里負擔，在外地上大學的學生學雜費、住宿費，包括每月的300元生活費等全部由村中負擔。村民的文化娛樂、醫療、保險、統籌提留等費用也由村里承擔。社會治安狀況良好，村民無一家安裝防盜門窗。

在政治思想方面，南街村始終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在搞好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高度重視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堅持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等先進文化教育人，以雷鋒精神鼓舞人，以革命歌曲激勵人，提出了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的奮斗目標，強化了職工村民的集體主義精神，增強了凝聚力，營造了濃厚的昂揚向上的集體主義氛圍。全村黨員干部、職工村民發揚“二百五”的“傻子”精神，堅持“外圓內方”的治村方略，人人敬業愛崗、樂于奉獻。黨務、村政、企管、教育、民兵、治安、工會、共青、婦聯、計劃生育等各項工作，均受到了黨中央和省、市、縣各級領導的高度稱贊，分別被評為“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全國模范村民委員會”、“全國文明村”、“全國優秀鄉鎮企業”等。朱镕基、喬石、李嵐清、曾慶紅、李長春、羅干、劉云山、曹剛川等20多位黨政軍領導同志和170多位將軍，分別都到過南街村視察工作；《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中央電視臺、《朝日新聞》、美國之音等眾多國內外新聞媒體對南街村作了大量報道；美、英、法、德、日等20多個國家的數十家新聞單位也都到南街村作過實地采訪。南街村的帶頭人、黨委書記王宏斌，也先后被授予“河南省優秀共產黨員”、“全國勞動模范”、“全國優秀黨務工作者”等榮譽稱號，并連續當選為中共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代表。

不過，也正是這個在政治上堅持以毛澤東思想育人、堅持走共同富裕道路，并且提出了“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口號的“紅色億元村”，自從上一世紀80-90年代以來，就一直處在輿論的褒獎和貶損的風口浪尖上。尤其是2007年以來，國內極少數具有不良傾向的媒體，發表了帶有蠱惑性的文章，撲風捉影地編造出了一系列違背事實的謊言。我們在這次考察中發現：南街村在其發展中雖然確實也遇到了某些困難和問題，但都是前進中的、已經和正在克服中的困難和問題。一些人之所以對南街村的做法惡意中傷，從根本上說則是他們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想作祟。就拿其中的幾個謠言來說，例如：

第一，關于南街村的“資不負債和瀕臨破產”。事實是：南街村現有總資產26億元人民幣，銀行貸款余額16億，凈資產12億，資產總負債率61.54％。絕非資不抵債。而且誰都知道，銀行與客戶之間歷來都是有來有往、有貸有還，而非只貸不還。加之銀行“嫌貧愛富”，事實上在90年代初，多是銀行主動找上門來對南街貸款的。只是最近一兩年由于國家宏觀調控，銀行貸款才不像過去那樣寬松。但目前南街村的所有企業都運轉正常，只是新上項目的規模有所壓縮。

第二，關于南街村的“股份化和私有化”，以及南街的村干部已經成為“資本家”。事實是：2000年，河南省發了一個文件，要求全省企業公司股份化。工商管理部門要南街村集團法人進行股份化登記。堅持公有制（集體所有制）的村干部認為股份化就是私有化，不愿走回頭路，不去辦。拖到2004年，受到各方面的壓力，銀行不貸款，流動資金不足，周轉不靈，經辦人只好以村領導班子十幾名干部的名義去辦了股份登記，填寫了王宏斌有9%的股份，但卻有名無實。這是在股份化大氣候的特殊情況下，迫不得已而為之的權宜之計。登記之后，村內宣布，股權屬全體村民所有。2005年，王宏斌答《經濟觀察報》記者問，又公開說：“我們決不會搞股份制，這不會動搖。”鐵的事實是：王宏斌等村干部和村民都未分紅。全村仍舊實行工資占30%的按勞分配和福利占70%的按需分配制度。

此外，還有“老村長去世后，辦公室發現2000萬巨款”等。在鐵的事實面前，這些謠言都已經不攻自破。

二、幾點體會和認識

通過對上述幾個典型村、鎮的考察，我們得出了以下幾點初步的體會和認識：

（一）村級規模的“農村集體經濟”不應否定

我國原有的農村集體所有制經濟，是在新中國成立后，在互助合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正如鄧小平在談到上一世紀50年代的農業合作化時所指出的：

“在搞社會主義方面，毛澤東主席的最大功勞是將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我們最成功的是社會主義改造。那時，在改造農業方面我們提倡建立互助組和小型合作社，規模比較小，分配也合理，所以糧食生產得到增長，農民積極性高。” 

在談到農村集體經濟的發展方向時也曾指出：

“我們總的方向是發展集體經濟。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現在也還是生產隊。這些地方將來會怎么樣呢？可以肯定，只要生產發展了，農村的社會分工和商品經濟發展了，低水平的集體化就會發展到高水平的集體化，集體經濟不鞏固的也會鞏固起來。關鍵是發展生產力，要在這方面為集體化的進一步發展創造條件。” 

在這次考察中使我們體會最深的就是劉莊村。他們正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幾十年如一日地堅持走社會主義集體經濟道路的一個成功的典型，也是新中國幾十年來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一個正面形象的縮影。竹林鎮和南街村，雖然是在改革開放以后才逐步發展起來的，但他們與劉莊的共同點之一則都是依靠集體經濟的積累發展起來的。至于竹林鎮，雖然現在已經“徹底改變了政社合一的體制”，但在事實上，他們的前期積累所依靠的首先也仍然是以原先的生產大隊為基礎的“村級集體經濟”。而且迄今為止，在鎮、村（和居委會）兩級都還保留著十分明確的集體經濟的性質。竹林鎮的鎮政府也并不完全等同于單純的政府機構。這就告訴我們：像劉莊、南街和竹林鎮這樣的具有比較典型意義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雖然并不普遍，但作為我國農村社會主義經濟的一種組織形式，至少對于這些先進典型來說，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仍然是可以繼續生存和壯大的，說明它們迄今為止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而我國農村的經濟體制改革，無論在點上還是在面上，也無論采取何種形式，都應當立足于鞏固和發展我國農村的社會主義集體經濟，而不是搞垮和搞掉我國農村的集體經濟。

（二）集體經濟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完全可以兼容

從這三個農村先進典型中可以看出：完整意義上的農村集體經濟并非一定是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相容的，而是完全可以適應得很好。其原因我們認為是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我國原有的農村集體經濟，自始就并非是在所謂“產品經濟”的條件下建立起來的。我國的社會主義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從來也都并沒有被“消滅”過。劉莊人民在1960年代就已經開始興辦他們的工業，并已兩次喬遷過新居，就是這方面的明證。甚至在1958-1960年代的人民公社時期，毛澤東也曾尖銳地批評過“一平二調”的“共產風”，發出過“人民公社也要大力發展商品生產”的號召。他并且提出過：價值規律“是一個偉大的學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會我們的幾千萬干部和幾萬萬人民，才有可能建設我們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否則一切都不可能。”

第二，我國所要建立的經濟體制，是“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體制”，而不是“市場經濟一般”，更不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市場經濟，而是與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市場經濟”本身既不“姓社”也不“姓資”，因為它所要求的僅僅是：產品的形成要素必須不斷地來自市場，并且不斷從這個市場得到更新；產品則作為商品從勞動過程產生出來，并且必須不斷作為商品通過市場而銷售出去。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而我國一些人之所以認為公有制經濟與“市場經濟”不相容，其原因之一則在于：他們所說的“市場經濟”，并不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甚至也不是市場經濟本身，而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這才有了所謂“公有制經濟與市場經濟不相容”的錯誤觀點。然而馬克思卻早就說過：“貨幣經濟是一切商品生產所共有的，產品在各種各樣的社會生產機體中表現為商品。”馬克思還多次說過：“商品交換是在共同體的盡頭，在它們與別的共同體或其成員接觸的地方開始的。”還說過：“作為商品而進入流通的產品，不論是在什么生產方式的基礎上生產出來的，——不論是在原始共同體的基礎上，還是在奴隸生產的基礎上，還是在小農民和小市民的生產的基礎上，還是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生產出來的，——都不會改變自己的作為商品的性質；作為商品，它們都要經歷交換過程和隨之發生的形態變化。”事實證明：只有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才可以算得上合格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而在我國現階段的私有經濟，充其量也只能算作是一種“不合格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組成部分。

第三，一些人所鼓吹的資產階級“產權理論”是荒謬的。從以上三個典型中可以看出：其實，即使單從交易或交換的角度看，“市場經濟”所要求的“產權明晰”也并不等于私有化。它所要求的僅是交易的當事人“彼此承認對方是私有者”，也就是只要把對方看作與自己不同的“商品占有者”，從而只要“像不同的所有者”那樣行事就可以了，而并非一定是實際的“私有者”。對于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公有制市場主體來說，南街人的“外圓內方”，就是它們的行為方式的一種很好地概括。這不僅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來看是如此，而且就連在現代資產階級產權理論的創始人科斯那里，產權明晰也并不等同于私有化。因為正如科斯在批評他的學生張五常時所說的：他在最初“對交易成本感興趣的時候，是個年輕的社會主義者，思想是在俄國革命之后形成的。如果要我想象一個沒有交易成本的經濟制度，那就是完全的共產主義制度。”只有像張五常那樣極端的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家，才會把產權明晰等同于私有化。

（三）集體經濟也要不斷進行制度創新

從這次考察中我們體會到：類似于劉莊和南街這樣比較完整的農村集體經濟組織，盡管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條件下也仍然具有很強的生命力，但這并不意味著它們的具體組織形式也只能是一成不變的。恰恰相反，這些先進典型本身也都在程度不同和形式不同地進行了一系列“制度創新”。不過這里所說的“制度”，不單是指西方經濟學中所說的那種屬于上層建筑領域的“契約”、“規則”和“習俗”等（即英文institution、德文Institution，俄文заведение和институт），而是包括了屬于“生產方式以及與之相適應的生產-交往關系”方面的內容的勞動的組織形式、管理模式和經營方式，也就是整個經濟的“系統”或“體系”（英文system、德文System、俄文система）。很明顯，生產和經營發展了，勞動的組織形式和管理模式，以及經營方式等，也就應當相應的有所發展和改變。在這方面，這三個先進典型具體情況各有不同，但與時俱進這一點卻是共同的。例如，竹林鎮的公有資產管理模式、劉莊的農工商貿總公司、南街村的集團總公司等。此外，在分配方式和集體成員的福利待遇，以及外來人員的待遇等方面，他們也都有各自不同的創造。而所有這些屬于“生產形式”和“制度”方面的創新，都應當是在群眾自愿的基礎上，由集體經濟自身根據需要做出的選擇，而不應是上級或輿論從外部強加給這些集體經濟的那些東西，例如所謂的“改制”。

（四）集體經濟的發展要從實際出發，因地制宜，發展適合自己的產業，適時調整自己的產業結構

在這次考察中我們發現，無論竹林鎮、劉莊和南街村，在適時的調整產業結構方面，基本上都是采取了逐漸向“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方面調整。如竹林起家時發展煤礦、耐火材料、小鑄造，到上一世紀90年代中后期發展醫藥產業，最近幾年發展電子、信息產業。劉莊由早期的畜牧業、機械制造、食品加工等到后來的醫藥產業。南街村調整產業結構和產品結構，砍掉和主業偏離過遠且沒有競爭能力的企業；尋求附加值高的項目和產品，首先從藥廠做文章，以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尋找高科技項目，發展循環經濟，比如原本用來喂豬的啤酒糟、當作廢料處理的啤酒泥，都通過技術改造，提取食品添加料，提升了附加值；大力發展環保經濟；把有潛力的項目如麥恩公司和藥廠拿出來尋求戰略合作。此外，這三個地方都還利用自己特殊的知名度，發展起了自己的特色旅游和紅色旅游。

（五）集體經濟必須堅持社會主義的共同富裕的方向不動搖

集體經濟對于消除兩極分化、達到共同富裕，以及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都具有重要的意義。正如習近平同志最近所指出的：“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太慢也不是社會主義；平均主義不是社會主義，兩極分化也不是社會主義”。但對于已經走上了集體化道路的農村來說，光是堅持集體化的方向還不夠，還必須真正讓集體成員通過集體勞動而達到共同富裕，否則就很難保持集體經濟的向心力和凝聚力。我們認為，王宏斌同志說得就很好，即：富裕不等于幸福，幸福包括富裕。而在這方面，這三個典型都做得很好，這也是它們之所以能夠使自己永遠立于不敗之地的最重要的經濟基礎。這三個集體經濟典型都是河南省最為富裕的農村先進集體，企業產值高，上繳利稅多，群眾的各種消費品或住房全部或部分由集體免費提供，文化教育事業也興旺發達。對比中央對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提出的“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總體要求，發現這幾個集體經濟組織做得都很好。再對照我們所要建設的“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這幾個集體經濟組織做的還是很好。

（六）要有堅強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班子的建設

大力開展思想政治工作是集體經濟發展的重要動力。三個典型都高度重視思想政治工作和精神文明建設。如竹林鎮提出了“十八字”竹林精神，即“愛竹林、比貢獻，謀發展、永創業，講文明、共富裕”，評選“十好”活動，即評選好黨員、好干部、好職工、好民兵、好團員、好公婆、好夫妻、好妯娌、好媳婦、好少年，用健康向上的文化活動陶冶人，用先進的理論武裝人等等。竹林的“十八字”精神和“十好”的具體內容也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時代和的發展和環境的變化而不斷創新發展為現在的內容。劉莊則不斷豐富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引導農民追求積極健康的精神生活，村委經常組織年輕一代瞻仰劉莊展覽館，聽史書記的故事，了解他生活的點點滴滴。劉莊的精神文明建設的內容也是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展的。南街村堅持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等先進文化教育人，以雷鋒精神鼓舞人，以革命歌曲激勵人，提出了建設共產主義小社區的奮斗目標，強化職工村民的集體主義精神，提倡發揚“二百五”的“傻子”精神等。

此外，在對諸如竹林、劉莊和南街這樣一些農村先進典型的議論中，人們議論比較多的話題，除了上級的支持和機遇以外，很重要的就是它們的帶頭人和班子問題。因為這些集體經濟組織之所以能夠保留下來并且取得令人矚目的成就，都是與他們有一個好的帶頭人分不開的。這就給人們提出一個十分嚴肅的問題：在集體經濟班子的建設中，不僅要有好的帶頭人，而且要有好的領導集體和機制。在這方面，劉莊史來賀老書記在接班人問題上就做的很好，對接班人問題，史來賀的態度十分明確，劉莊的干部個人不能指定，要集體培養，大家選舉，誰能讓群眾生活富裕，誰能讓集體經濟壯大發展，就選舉誰。竹林鎮在機關建設上，所有機關干部一律無行政級別、無行政編制，全部實行聘任制、競爭上崗和末位淘汰，開展群眾評黨員、黨員評支部、支部評黨委的“三評”活動，竹林的每一項重大決策都是民主協商的結果。南街村村民委員會的選舉是差額選舉，提兩個選一個。

（七）發展集體經濟要樹立科學的發展觀

在集體經濟的發展中，必須樹立科學的發展觀，避免在發展中走彎路。科學發展觀，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集體經濟的生存和壯大也必須樹立科學的發展觀。在經濟發展中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一要合理確定發展規模和速度；二要重視集體經濟內部決策的科學化和民主化；三要有科學的產業結構和布局；四要注意處理好集體經濟組織與外部的其他經濟實體的關系，共同發展、共同競爭；五要處理好與雇傭的外來務工人員的關系，要根據實際，給予外來務工人員以較好的待遇，以增強大集體的凝聚力。此外，還要切實處理好人與自然的關系。例如，這三個地方都非常注重生態、環境和人居。竹林鎮還被授予聯合國人居環境獎，成為國家農業旅游示范區。

（八）政府、宣傳部門、理論界和媒體要有正確的導向

這里，之所以加上這一條，是因為我們在考察中發現，這方面還存在一些傾向性的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是：在政府、宣傳部門、理論界和媒體的有些同志那里，有時也會不從這些先進單位的實際出發，而是被社會上一些錯誤的潮流所左右，從外部要求這些先進典型按照他們的需要去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那種自上而下的、強制性的要求集體經濟進行的“改制”，我們認為就是其中之一。

我們認為，我國的政府作為社會主義的人民政府，扶持、幫助集體經濟發展應是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因此，各級黨組織和政府尤其應當充分認識發展集體經濟對于鞏固和發展我國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小康社會的重要意義，大力發展農村集體經濟。應當把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作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一項重要內容，作為解決“三農”問題的一項基本任務，作為加強農村基層組織建設的一項根本性措施，切實抓緊、抓實、抓好。而不應僅僅對所謂的“民營經濟”情有獨鐘。各級黨委、政府的農村工作部門要切實履行管理、指導和監督的職責，對發展較好的集體經濟繼續鼓勵支持發展，予以政策、資金等方面優惠，對經濟欠發達地區村級集體經濟要安排專項資金進行專項扶持。宣傳部門、新聞媒體也應當充分發揮宣傳輿論的導向作用，加大對發展農村集體經濟的意義及典型的宣傳力度，營造全社會支持、重視集體經濟發展的良好氛圍。而不應當舍本（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逐末（私有經濟）。理論界也應加大對于農村集體經濟調查和研究的力度，推出一批有價值的研究成果，為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發展貢獻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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