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甲按
2017年6月6日,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第六屆徐遲報告文學獎在徐遲的家鄉浙江省湖州市南潯區舉行。我是作為徐遲報告文學獎的評委之一參加會議。每次的頒獎會同時也是報告文學論壇。這次參加會議的人員有300余人。我借此機緣,以同伊的《塘約支書左文學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一文,與感興趣的報告文學朋友們在會下分享。(不是會議上的發言)
我曾在多次創作交流會上與朋友們分享過“報告文學最重要的是要寫人”,要寫出人來,不能只見事不見人。這里,感興趣的朋友們可以讀讀署名“同伊”的作者寫的《塘約支書左文學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我不認識“同伊”,按“同伊”說,他沒去過塘約,也沒見過左文學,寫此文,對左文學的認識主要來自于《塘約道路》一書。
那么,你看看,如果不是在《塘約道路》中寫出了左文學的成長,幾十年間酸甜苦辣的奮斗,特別是心靈、精神中與貧窮的搏斗,左文學始終存在的追求,他的基本素質,以及他那學生時代所崇拜的語文老師對他的影響,他父親對他的影響,他妻子給予他的幫助,周建琨書記等上級黨的領導給予他的幫助,村干部們的齊心協力,等等,這些都是左文學之所以成為左文學,必不可少的。
那么,這些是怎么寫出來的呢?報告文學不能虛構,必須實事求是,這就需要扎實的采訪。我經常使用的笨辦法,總是對被采訪者說:“對不起,我先查個戶口吧。”于是就先問簡歷,而且常常是不厭其煩,甚至啰啰嗦嗦地問得很細。因為不能想當然,必須問細。許多細節就在這細問中發現。你看看,同伊列出的這些年表似的左文學經歷,就是從《塘約道路》書中找出來的。正是這些構成了左文學成長的軌跡。
以下轉發《塘約支書左文學不是天上掉下來的》一文
塘約支書左文學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塘約道路》讀書筆記
作者:同伊
2014年二級貧困村塘約被一場大洪水洗劫后人們的日子更加艱難,由此他們成立了“村社一體”的合作社。全體村民自愿把承包地確權流轉到新成立的合作社里,進而做到“七權同確”極大地鞏固了集體所有制,全村重新組織起來,抱團發展,走集體化道路,變化和成效都令人驚嘆。當人們都羨慕這個村子的發展時,往往徒嘆一聲:我們村沒有像左文學這樣的人,我們村沒有一個好的帶頭人!這種哀嘆筆者在南街村聽過,現在又出現在了塘約村。
那么,左文學是天上掉下來的嗎?每個村子只能等待左文學這樣的人出現嗎?難道左文學就偏偏掉在了塘約村,而王宏斌偏偏就投胎到了南街村嗎?我相信,不是這樣的。
讓我們首先看看左文學的簡歷。資料是通過對王宏甲的《塘約道路》這本書的整理得來的,可能會有一些不準確,但其大致經歷應該不會錯。
一、左文學的簡歷
1、左文學1971年出生。
2、1976年毛主席逝世,這年他才5歲。
3、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這年他才7歲。
4、1989年山溝溝里的左文學已經18歲了,他也即將上完高中,離開學校步入社會開啟新生活;而對那時的中國來說,這一年意味著一個新時期的到來。
5、1991年,他為了生計到北京打工,這時候的夢想是“賺了錢回來在縣城開個大超市”,這年他剛好20歲,結了婚。
6、1992年回家種藥材,辦豬圈,搞糧食加工,要個人的發家致富,他成為了小有名氣的人,被認為是個“能人”,他成為了周圍最有錢的人。
7、1995年他被大屯片區企業辦聘為主管會計,這個很有可能走了他父親的關系。
8、1998年,養豬第六年突然巨虧,左文學在27歲時深刻體會到“單打獨斗很難抵御市場風險”,養豬的過程也是學習的過程,而且他的確也沒有放棄讀書。
9、1999年不甘心的左文學又開始養牛,從認識錯誤到改正錯誤之間往往有一條巨大的鴻溝。
10、2000年村領導班子換屆,起初還以養牛脫不開身為理由的左文學在當了38年的村支書父親的勸說下被村里人選為村主任。這一年,他29歲了,入了黨,把牛全部賣了。
(這也許是他人生轉折的第一步,在公與私之間的第一次掙扎!這是他成人后的第一個十年,在個人奮斗,拼命掙錢。)
11、2002年底任村黨支部書記,他31歲了。
12、2002年到2014年 修橋、辦煤廠、搞木材加工廠,都是磕磕絆絆,人心渙散,瞻前顧后,所成甚少。但為民做點事情的初心未變,所以也贏得了群眾的擁護。
(這是他的第二個十年,為村民默默奉獻,做些好事,但沒有整體的出路,沒有根本的改觀。“眾手繪出千秋業,一橋溝通萬民心”——這座“功德橋”是通過老板化緣,愛心捐款修建的,公益而非黨的組織,這種力量甚是微弱。)
13、2014年6月3日,塘約村遭遇百年未見的大洪水,田也毀了,路也毀了,房子也毀了,這一年他43歲。
14、2014年6月5日 安順市委書記周建琨第一次來塘約村視察,對左文學提出了震天動地的一問:“你為什么不成立合作社?”
15、2014年6月5日晚,左文學在改革開放前修建的塘約生產大隊辦公樓開了一次對塘約村來說是決定命運的干部會,最后決定:單打獨斗沒有出路,強弱聯合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仿佛心中早有的愿望,在這個夜晚蘇醒了。
16、2014年6月6日,老年協會成為組織骨干,黨支部成為領導核心的組織模式建立起來,全村被動員起來參與到合作化的討論、說服、教育中。
17、2014年6月8日,塘約村召開十個自然村的代表集中開大會,全票通過了將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給合作社的決定。
18、2014年8月16日,安順市委書記周建琨再次來到塘約,對農民的內生動力給予充分肯定,并指出了“要有電商平臺和新型金融中心”的建議。他共來了塘約11次之多。
19、2014年10月安順市農委把塘約定為全市深化農村改革試點村,稱之“拉開了農村產權制度改革的序幕”。
20、2015年4月,塘約運輸隊成為運輸公司,合作社專業隊還有農業生產團隊(最多時用工330人,種辣椒、精品水果,淺水蓮藕、無公害蔬菜基地等)、建筑團隊等,產業結構調整初步完成。
21、2015年4月,塘約村黨支部升格為黨總支,領導四個黨支部,九個黨小組。
22、2016年3月初,左文學看到“鎮村聯動”后到市委書記周建琨處申請資金,全村義務勞動將聯動公路修起。
23、2016年4月13日,安順市委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十七次會議暨現代山地農業現場觀摩會在塘約村召開。隨后,樂平鎮黨委與塘約村黨總支商討建立“八村+塘約”的“合作聯社”。
24、2016年春,塘約成為貴州省“七權同確第一村”。
25、2016年6月17日,左文學在黨員生活會上自我檢討,民主生活會不再是嘻嘻哈哈你好我好大家好的過形式,而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的真刀真槍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這是黨的組織路線的回歸。
26、2016年底塘約村的集體經濟超過了200萬元。
27、2017年,左文學46歲了。
(個人奮斗發財致富的第一個十年左文學失敗了,同樣個人奮斗但為民致富的十年左文學也失敗了,那么下一個十年,依靠黨支部和組織起來的村民合作社的共富路又是怎樣一個前景呢?塘約村的合作化道路已進入第四個年頭,這條路是要闖出來的,還要繼續闖下去!)
二、打破左文學迷信
這些簡歷其實已經說明了一個問題,那就是無論是左文學還是王宏斌他們都是成長出來的,都是一步步被現實教育出來的,也都是自己努力學習成長進步出來的,絕對不是天生的!
左文學曾這樣回顧自己,他說自己種藥材、養豬,單打獨斗的日子,每天早晨睜開眼就在考慮怎么掙錢,要不就在會不會虧本的焦慮中,這人就變得自私、狹隘,天天這樣打拼,還保不定哪天就虧大本了。這樣的日子有什么意思!他說:“合作社改變了我,也改變了大家。”這句話里面的內容太豐富了!
王宏甲說:走塘約道路,要打破左文學迷信,不是其他村沒有左文學就做不成,而是要去善于發現這個村的左文學、支持他、培養他。回顧一下左文學被村民選為村主任之前,就是個放牛的。老支書陳萬德在病床上,把整個村莊托付給陳大興的時候,陳大興連黨員都不是。應該說,在人民群眾迫切需要的地方,有群眾的信任,有各級黨組織的支持(這一點非常重要),就會有左文學。事實上,左文學、陳大興,以及他們的前輩方學凱、陳萬德,都是在為眾人服務的事業中錘煉成優秀的黨支書的。筆者要說,我們每個優秀的共產黨員都是成長出來的,不是天上掉下來的。
很多人也羨慕塘約村,可他們會說自己村沒有這么好的帶頭人,不信任現在的村干部,不敢把地交出去。筆者以為,這是一種雙重的信任,2002年剛剛入黨的左文學可能心底深處還惦記著自己的家業,還惦記著每月國家發的工資。但到2016年的時候,左文學就將1800元的津貼全都放進了村集體的經費里,這個時候的左文學已經向大公無私的方向邁開了一大步,一個真正共產黨員的形象,屹立在了塘約村。我們不能要求從一開始就要完美的道德高尚的信仰堅定的領導者,就要求他們拿著南街村250元的工資,這是完全不可能的。就像《創業史》上的另一個村支書郭振山那樣,他一開始對互助組和合作社也是不上心的,惦記多的還是自個的發家,哪怕他是哈蟆灘的第一個“在黨”的人。我們只能在實踐中學習,在實踐中教育,人的思想認識隨著合作經濟的發展,隨著書本的學習以及和人民的互動中逐漸地更加覺悟與堅定。黨員也有私心,也有不足,其實這并不可恥。我們黨的黨員就是從這些還帶著很多舊社會思想的人中間發掘出來的,關鍵是毛主席把這支農民的隊伍組織起來了,教育出來了,建國后通過文革又要“斗私批修”更上一層了,“共產主義新人是教育出來的,是在大風大浪中鍛煉出來”的。我們不是像改開初期那樣去強調“共產黨員也是人”,而是要大力弘揚“共產黨員是特殊材料制成的”!
當我們哀嘆自己村、自己企業、自己的整體沒有一個好領導帶領的時候,您是否想過自己要積極行動起來,自己首先做好,自己心里要裝下更多人,要有全局意識,要先人后己甚至大公無私呢?當我們作為一個旁觀者批評別人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時候,您又是否想過幫助他渡過困難、改正錯誤、給予物質與精神上的支持,把他當成同路人,與他交流思想,共同前進呢?
在這個過程中,您自己就是左文學或者您把他人培養成了左文學,我們每個人都有成為左文學的可能,只要我們抱著要為人民做事的信仰,并在這個過程中始終站在人民的立場上思考問題,決定事務,那么我們的理想只會越來越堅定,我們為人民服務的能力也就會越來越強。
三、左文學成長的幾個關鍵的轉折點
其實大家真的仔細體會左文學的經歷,就會發現決定命運的也就那幾個關鍵的時刻。一個是他父親讓左文學賣牛做村主任,給村民辦些事,并說這是一種福氣。就這一步對左文學來說就已經夠困難的了,想想這個社會上又多少人在為蠅頭小利斤斤計較,想想多少有為青年和曾經正派的干部就是抵擋不住物質的誘惑而紛紛“下海”吧。能夠放下幾十頭牛的財富,先問問你自己行嗎?當我們把自己當成那個時候的左文學的時候,想必心中也有一番爭斗吧,一面有父親的教育,有自己小時候黨的教誨;一面又有社會人心都以致富光榮的誘惑和自己十年來拼命打拼積累下的財富、經驗、習慣、人脈、視野與心性,而這些無形的東西往往又是更難以放下的。我相信左文學內心時經歷過掙扎的,他一定問過自己:“難道今天這些東西都要放下嗎?”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左文學那個時候沒有放下,甚至心底中還有自己個人的想法。但這些東西并沒有影響他前進的腳步。
左文學說:“現實中,沒錢,也挺難!”
父親左俊榆說:“有生活就行了。你到我這個年齡,給我錢也沒用。”
多少人用了一輩子的時間都拐不過來這樣一個彎!筆者的姐姐在看到親人大病一場之后才發出了“賺那么多錢有何用的”感慨!可是,現在又有多少曾經有理想主義情懷的青年,就是因為父母那句“沒錢寸步難行”而放棄了理想。這個理想與現實的爭論,是一個重復了多少遍的故事呀!
1921年多少理想青年面對這個考驗,1940年代多少愛國青年被這樣問過,1956年多少合作化的帶頭人被嘲笑為不懂得過自己家的生活,1968年又有多少父母不舍得孩子離開溫暖的小窩,而2012年的那個春天筆者周圍多少的同學、同志和同事都被家長問過:“沒有錢寸步難行,你們怎么辦?”當然也包括筆者自己!有人可能會問,理想之路和現實之路就如此割裂嗎?我想是這樣的,也許現在的沖突沒有到那么嚴重的時候,但這畢竟是兩種不同價值觀的沖突!很顯然,沒有左文學父親的點播,左文學是很難走上這條路的!走上這條路首先就是要割舍掉世俗的一些東西,就是要做一些在舊的價值觀看來是二百五的事情。也許起初另一條道路的選擇看起來并不是那么純潔,甚至還帶有很多舊社會、舊思想的影子,但畢竟選擇了一條終點完全不同的路!
第二個關鍵點顯然是2014年的那場洪水,把全村人逼上了絕路!窮則思變!周健琨書記的話,點醒了左文學,也激發出了塘約村老人們的社會主義合作化的記憶。憶甜思苦,塘約村重新出發了!上有領導的方向指引,中有左文學這樣的好黨員的執行與創造,下有普通群眾的意愿,他們都在這一條路上疊加在了一起,一拍即合才能爆發出如此驚天動地的力量來。這是人類歷史上罕見的力量,只有共產黨領導的人民才能創造出如此巨大的力量來。左文學說:“我一個人,躲起來,哭得忍不住”。多少辛酸的往事涌上來,又有多么光明的前景擺在了眼前。這種哭,是心靈的激蕩,左文學的心里鋪開了社會主義合作化的金光大道。
毛主席說:“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我們回顧左文學的成長歷程,可以清晰的看到市場、歷史、合作化的實踐、學校、書本、老書記、老長輩、黨的決議精神、正反兩方面的教訓都在潛移默化的教育左文學這個農民。教育人的問題,真的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不僅僅是教育農民,教育知識分子,教育干部,教育工人,教育軍人,哪個問題不嚴重呢?當我們以一種長遠的眼光關照社會主義新人教育時,就有了更沉穩的定力,就不會因為文革中對人心惡的極度彰顯而忘記同樣是文革中彰顯出來的人心善的光輝,也不會因為毛主席所領導的第一次文化革命的挫折而對整個人類走出野蠻告別人類史前史的理想灰心喪氣。
當然我們還應該記住,老支書的精神現在并沒有失傳!
最讓筆者感動的是塘約村修路的時候,85歲的楊進武老人凌晨兩點了還在工地,他說:“我年輕的時候見過(這樣集體義務勞動改天換地的場面),現在又看到了。再不看,我就沒機會了。”一個曾經的舊中國,就是被這些同樣來自舊中國但已經組織起來的人改變了!這位老黨員的樸實話語感人至深,我們在感佩集體力量大的同時,更加贊美集體對人心的喚醒,對人的精神風貌的提振。人民建設社會主義的熱情就是這樣被調動起來了,組織起來的勞苦大眾第一次看到原來自己才是世界的主人,原來自己普普通通的一雙手竟然有如此大的力量。于是,我更加理解了大躍進,不僅僅是因為大躍進的成果不能否認,更重要的是那種精神不能否認,那種組織起來后萌發出來的誓把河山重安排的豪邁不能否認,那種人民第一次以主人的心態參與社會進程,第一次意識到了自己作為人的能動性而帶來的主體性的解放,第一次以一個自覺的階級主動掌控階級斗爭。顛倒的歷史,因為組織起來的人民被第一次被顛倒了過來!
“塘約村重新組織起來,不是形式的變化,而是初心的回歸。”王宏甲寫到:“老人拿個鏟子站那兒,就像一塊碑!”這是一塊人民英雄的碑,他以無聲的力量昭示天下:人可以不為自己活著,可以為他人活著,為村集體服務,為中國人民服務,為全人類的解放事業奮斗終身!這不再是停留在書本和影視劇中的口號,而已經變成了實實在在的行動。這種擺在眼前的行動,震撼了左文學,也震撼了所有在場的年輕人,同樣也深深震撼著遠在千里之外的筆者。老人從這一刻起,他的精神因為后來人的傳遞得以永恒!
王宏甲說:我在這里看到了,百姓的命運,國家的前途,黨的作用,人民的力量。
四、左文學的路,應該是更多人的路
合作化改變的不僅僅是左文學,也在全面的改變著村民們的生活和精神風貌。在集體經濟的支撐下,村容村貌大大改善了,民風健康清新,他們以一種主人翁的心態,從事不同的勞動,關心村里、社里的集體事務,不拿一分錢也踴躍參與筑路、修橋、拓寬河道;同時相當用心地對所有的干部和黨員行使自己的監督權、評價權、“罷免權”。比較很多地方的農民,他們擁有更多、更實際的民主權利。我們相信,塘約村的村民也在潛移默化的在價值觀上改變著,從個人主義到集體主義。
同樣,我們的干部在正確的道路上也能得以重整旗鼓。也許昨天他還是個腐敗分子,但合作化的道路,萬眾一心和聯系感的增加,責任意識的升華與擔當,不忘初心的教導與老共產黨員的榜樣啟發,也許今天他就可能會收手,會痛改前非,會重新做人!
路線正確了,會拯救一大批的干部。
最近電視劇《人民的名義》很火,祁同偉的經歷與結局也掀起了不小的同情與討論。筆者以為,人民才是祁同偉的出路,走左文學的路,成為一個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人,才是千千萬萬的祁同偉應該走的路。祁同偉的生命曾經因為一首兒歌找到了人民而得以拯救,后來也是因為逐漸脫離了人民陷入了自我奮斗的漩渦以致最后背叛了人民、魚肉了百姓才落得個政治生命和生理生命同時滅亡的下場?;仡欁笪膶W的奮斗歷程,我們找到了拯救無數個祁同偉的出路,那就是去為人民而奮斗,而不是為自己去奮斗,把自己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這才是作為個人奮斗的最大價值!只有在人民的汪洋大海中我們個人的小水滴才永不會干涸。
為人民服務是幸福的,為自己服務反而是算計、糾結、掙扎與痛苦的。正如左文學的父親所說:“你有機會給大家做點事,是福氣啊!”對個人來說,功名利祿、色聲觸法亦是過眼云煙,也往往意味著爾虞我詐、爭權奪利;對人民來說,團結起來改天換地就是為整體創造更好的環境,從而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六億神州盡舜堯”,人人各安其位,天下大同。正如左文學所說:“合作化,改變了村民,也改變了我!”這種改變不僅僅是外在物質變化,更重要的是精神風貌的提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不再是赤裸裸的金錢關系了。我們都入了社叫社員,我們都有了共同的理想叫同志。
侯亮平的路不是祁同偉的出路,因為他走的是精英主義的路線,他的清廉依靠的是自我的修養,而不是群眾的路線。侯亮平沒有一顆像陳巖石那樣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火熱的心,他的走的路不是一個共產黨員的路!哪怕成為了諸如孔子般的圣人,諸如王陽明一樣的先賢,對人民來說也只是可望不可及的空中樓閣。我們共產黨員不是脫離群眾成為圣人,而是與人民群眾融為一體共同進步。
不依靠群眾,能真反腐嗎?不依靠群眾,沒有群眾的廣泛參與,黨員的精英意識很快就會萌發,脫離群眾、背叛革命是很自然的事情。多少腐敗分子,他們其實都曾經滿腔熱血,都曾立志為人民服務的,到底是誰害了他們呢?是因為他們個人的修養不夠嗎?我們相信廣大黨員就是好的,一旦回歸群眾路線,中國必將是一個新的天地。所以毛主席要干部參加勞動,要知識分子上山下鄉,這不是在害黨員,而是在救干部!與人民心連心,把自己當成群眾中的一員,不忘初心,這才是每個黨員的職責所在。以黨管黨必將陷入以腐治腐的惡性循環,以民管黨,讓每一個人都關心國家大事才是根本出路。左文學說:“黨支部管全村,村民管黨員”。毛主席所說:“只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密切黨群關系,應該是最重要的黨建。
五、永遠在路上
漫漫覺悟之路,左文學成人后用了十年的時間才入黨,又用了十年時間才找到了這條合作化的道路,那么在這條即是金光大道又到處布滿荊棘與陷阱、到處彌漫著市場經濟寒流和私有化浪潮的道路上,可能他依然要經過十年甚至二十年時光的歷練,沒人天生就能怎樣怎樣的。在這條路上,左文學要克服小農經濟的牽絆,要克服幾千年來私有意識的束縛,要超越眼光、學識和經驗的狹窄,要頂住上級、村民、外界和親屬的誘惑與壓力,要更加堅定走共產主義的道路,要做一個優秀的共產黨員!在這條路上,左文學也有可能并且已經像王宏斌那樣犯這樣的或那樣的錯誤,但只要我們的初心不改,也就一定能夠取得最終的勝利,從另一面來說,這些錯誤也是我們前進的臺階。
有人說南街村中也有剝削,有人說塘約村里也有不公,我說不要再在空想的天上亂飛了,趕緊下來吧——我們都在路上!
這條路,我們一起走!
2017年5月29日修改
文章來源:紅歌會網
文章轉自:宏甲文章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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