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這些年，我們利用“國家推進新農村建設戰略”這樣一個歷史性的機會，開展了一些去激進的、和這百年來現代化進程有關的農村基層工作，其中有很多工作本來可以叫做“鄉村復興”。我們之所以叫鄉村建設，是沿用了以前使用的概念，但是，實際的內容是一個文化意義上的全面復興，也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群體在鄉村建設這個大平臺上，互動、交流、包容，最終走向社會大眾民主的這樣一種社會運動過程。
我們對于激進現代化過程中所形成的精英民主，有一種實質性的不認同。因為，精英民主最終一定是走向排斥性的，無論是否符合自由選舉程序正義。
人們應該知道：無論是以什么民主形式實現的精英治理，都帶有精英專制的特點，這是不可避免的。而只要是精英治理，一定會出現所謂“精英俘獲”，只要是精英俘獲，當然一定是內生具有排斥性的。
誠然，這和資本化有關，資本化的過程一定是少數資本占有者獲得利益，所以，也就主要是精英集團獲得利益。因此，所謂實質性的不認同，會導致另外一個趨向，就是看有沒有可能實現去精英化的大眾民主。
麻煩就在于，這個世界上幾乎找不到任何大眾民主成功范例，因為大眾的利益是更為多元化的、更難整合的，我們不得不承認中國大陸所謂的大眾的最大多數在很大程度上，如果按照政治經濟學定義，可以定義為“小資”，小資的利益細碎多元，最難形成所謂的“自覺階級”，也就是說他不可能是自我的意識、自我定位非常清楚的一種社會群體。
社會上很多學者都說是為大眾在呼吁，也認同自己站在大眾的立場上，但大眾本身卻幾乎無立場，他往往會跟隨主流意識形態的宣傳，把這些東西變成自己的口號，而自己并沒有任何思想創新和自我認同的可能性，主要是因為他們的高度分散的利益——每一個小資的利益都很小，又都是目光短淺的——因此你很難讓小資們通過大眾民主的方式達成一致。
當我們從事鄉村建設，特別是當代開展鄉村建設時，當然會繼承前輩知識分子的理念，我們就認為這本身應該是一個完全自由的平臺，應該是“自由進入自由退出”的。自由主義的旗幟不應該是被某一種精英群體所壟斷的，它本來應該是大眾的旗幟。但當大眾擎起這面旗幟的時候，又能看得到每一個高舉這面大旗的個體背后都有蠅營狗茍的這一面，你得承認小資的這一面，承認他們才是大眾的主體，才有可能從真正意義上實現包容。這個簡單道理，往往很難被知識生產者們從內心深處的道德感里接受，所以從一開始我就跟大家說“我們腦袋后面沒有光環”。
可見，我們做當代鄉建，只不過多了一份理解和包容。
要想真正做到大眾民主，包括想讓它有議事規則，想讓它形成能自我組織、自我賦權、對外形成談判力量等等，一定要有一個漸進的包容過程。
先看看鄉村建設前輩的說法。
梁漱溟先生
外力之破壞鄉村尚屬有限，我們感受外面刺激而引起的反應來破壞鄉村的力度要大十倍都不止。”這里面最主要的一個問題，是對百年來激進的意識形態做適當反思，不要簡單地跟著走，我們才有可能真正心存謙卑面對自然，我們才有可能包容，才有可能改變這樣的思想狀況：即要么就是一切都在規律之中，要么就是完全沒有規律可循。
這些科學主義我們當然要借鑒，但我們回過頭來看自己，應該知道中國大陸在當前的這個被人們稱之為崛起的階段，其實恰恰是在重復著昨天的故事。西方發生的1929—1933年生產過剩大危機，在今天的中國正在發生?，F在之所以中國表現得“不那么危機”，在于兩個方面：第一，自秦始皇那個時代，2500年前，我們就完成了今天歐洲人夢寐以求尚不能完成的大一統。于是，就有了一個龐大的亞洲大陸型的國家，因此很多西方人、特別是歐洲人說，你們不應該叫國家，你們應該是大陸。事實如此。因此，中國可以把過剩的生產能力轉向內陸建設，這就是90年代末期遭遇生產過剩之初提出的“兩縱三橫”，現在是有人提出“五縱七橫”，對外是“一路一帶”，乃至于現在成立亞洲投資銀行，主要是把過剩的工業化大生產的生產能力轉向大陸內部，首先是國內中西部，接著是中亞、西亞這一帶。對比1929—1933年大危機，美國也是進行基本建設才有緩解，也就是當年的“羅斯福新政”。所以說，美國昨天的故事在今天的中國重演。
羅斯福自己稱之為“新國家主義”，而后來的冷戰意識形態把羅斯福新政稱為共產主義。冷戰意識形態一脈相承，到今天就是對中國進行所謂的共產主義批判，說整個國家權力高度集中。事實上，我們把過剩的大生產能力轉向了內陸基本建設，從1998年遭遇生產過剩，到現在十五年的時間，中國大約已經投進去了15—20萬億。中國臺灣、韓國這樣的地方幅員狹窄，沒有辦法再把過剩的生產能力轉向基本建設，于是只能把產業向大陸轉移。大陸很大，吸納了各種各樣其他小經濟體的生產過剩，這樣它維持了十五年。還有沒有可能再維持呢?有，就是現在所提出的城市化，或者叫做城鎮化，要把幾億農村人口轉變為城市人，人為地擴大城市這個巨大的資本載體的內生性需求，這就是我們今天實際上采用著的所謂的發展戰略。
生產過剩在西方最終表現為因大危機而走向戰爭，二戰把歐洲所有生產過剩的國家在歐洲這個小小的半島型大陸上所形成的生產能力摧毀。二戰的勝利者是誰呢?恰恰是具有大陸型特征的幅員遼闊優勢的國家，那就是美國和蘇聯。因為這兩個國家可以把大生產能力轉向內陸基本建設。之后就變成了二戰以后的雙寡頭地緣政治壟斷控制，導致了所謂冷戰秩序和冷戰思維，至今仍然被我們納入全球化的整個思想理論界延續著，并且作為一種框框，很難沖得出去。
從冷戰結束后，就是1991年蘇聯解體之后，我們在后冷戰又有了二十多年的經驗過程。那我們的知識分子都在干什么?當你們強調知識生產的時候，有誰對這樣一個歷史的宏大變遷做過一個基本的解釋?于是，這導致我們高校的年輕人多多少少有點缺乏常識。麻煩就在于大多數人以為的那個知識生產，其實是反智的。
麻煩還在于什么呢?即使你把這段時間用冷戰意識形態和后冷戰意識形態做了一些似是而非的解釋，那往后呢?我們還能摸著石頭過河嗎?不能，因為前面是金融化的汪洋大海，是金融全球化的虛擬資本通吃，虛擬資本之具有泡沫化趨勢，是以“新三性”作為特質的。所謂的“新三性”基本上是些什么呢?一是流動性，金融資本可以在0.6秒之間完成交易結算，它的每一筆金融虛擬資本的網上交易能以毫秒計算，因此它有追求流動性快速獲利的本質特點。由此，就導致任何實體經濟——產業經濟、資源經濟、自然經濟，無論你怎么稱呼——都在它面前敗下陣來，因為再短的實體經濟也是漫長的。
因為它具有追求流動性獲利的特質，所以它可以短時間內集中起來，就是金融資本流動性所派生的集中性和短期性。這就是“新三性”。跟當年的資本主義批判者們所提出的“老三性”——因寄生性而導致腐朽性和垂死性——在本質上是高度一致的。
在今天這個社會上的新三性，變成了一個因虛擬資本的快速擴張而形成的一個像汪洋大海一樣的所謂前方，你還能摸石頭嗎?前面沒有石頭了。
如果說前面——我們走向生產過剩這個階段，你最后摸到的那塊石頭還是羅斯福新政，那在這之后呢?因為二戰把所有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都打殘了，二戰期間大家把黃金白銀都送給了美國，于是美國占有全球60%以上的黃金，它可以發行全球70%的貨幣，至今它仍然是以70%的儲備貨幣成為金融資本第一國家。你往前走，是要走他們的那條路，中國要走金融化?還是照搬美國金融化所主導的全球化?我們跟得上嗎?看看我們亞洲的鄰國，無論是韓國、日本，還是我們的兄弟中國臺灣，哪個能走得進去?
在這些問題上，我們看看21世紀的方向，如果愿意去激進地看待我們追求的西方現代化，這仍然是一個大的話題。
因此，我希望承擔知識生產責任的知識分子們，一起來思考一下這些重大問題，特別是亞洲，我們是一個原住民的地區，或者叫原住民大陸。為什么?因為離歐洲太遠，人家歐洲推進殖民化的時候，雖然到你這兒來了，但是只殖民化了一些小經濟體、小國，比如說亞洲完全被殖民化的只有菲律賓一家，被殖民化了400年。日本是被打倒了，但是日本至今是百分之百的原住民，整個朝鮮半島也是百分之百的單一民族。中國盡管56個民族，但我們仍然是原住民的大陸，整個亞洲大陸包括印度、南亞次大陸之類，大體都還是原住民。沒有經過殖民化，怎么能夠參照殖民化國家的經驗來改造你自己?美國、澳大利亞的原住民人口不到5%，它才有現代的所謂制度。你再激進，能把你的原住民都送到太平洋里去嗎?不僅不能，我們未來還得是15.4億的原住民人口，到了那個頂點才能緩慢下降，但就算再下降，在21世紀也降不到10億以下。
所以，各位年輕的朋友，我們這代人好不容易到了夢醒十分，你們不要沿著我們的夢想之路走下去了。如果真的想像西方那樣?先自裁、先把人口減少，然后就可以按照那個路走了。
前面摸著石頭過河，摸到現在，怎么全球化，怎么金融化?
因此在這百年的激進化過程中，有些不那么激進的人試圖走一條另類的路。上一代人走了，我們這代人試圖有所繼承，有所揚棄，也有所發展。
1950年代以前，中國只不過是一個幾乎完全沒有治理能力的、被破壞的傳統大陸國家，1950年以后，中國是一個通過三次土地革命戰爭——或者三次獨立戰爭——打出來的一個相對而言“沒有嚴重負外部性的主權國家”。
我最近提出一個關于“發展中國家為何深陷發展瓶頸無法自拔”的理論解釋，是因為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形成主權的時候是交易形成，當交易形成主權的時候，就有交易成本造成的主權外部性。這是個“負外部性”問題，往往導致維持國家主權的經濟資源被跨國公司占有，這是大部分發展中國家普遍遇到的問題。于是，這個負外部性就使維持國家主權的制度成本仍然是跟從宗主國的一個交易過程。當你自己的經濟不能支持所謂現代政體的時候，所有的議會道路、總統制、國防軍制、高等教育西方制等等這些東西都是高成本的，這套高成本西方制度不能支持，只能拿西方資金做財政補貼，所以大多數現在被作為民主案例的國家，三分之一以上財政是西方宗主國給的，不給就垮。宗主國給錢的條件就是聽話，按我說的做。
因此，多數發展中國家之所以爬不起來的原因，就是他在形成主權的時候沒有經過慘烈的革命去鏟除“主權外部性”——按照薩米爾·阿明的說法是“去依附”。而中國這個大陸上恰恰經過慘烈的土地革命，之后形成的主權曾經一度是去外部性(去依附)的，現在當然慢慢在恢復外部性。
這些引述只是告訴大家，如果我們看百年的鄉村建設，也是伴生著一個非常復雜的中國形成國家主權的條件以及這個主權變化的過程。早期的清末民初，也就是說清朝所形成的傳統國家政權解體，而民國試圖照搬西方國家政權體系尚不能成立的階段，恰恰是禮崩樂壞，鄉村社會一片衰敗。在這種情況下，有以實業救國，或者是以教育救國，或者是以科技救國的主流，但是這些救國論基本是自上而下;主張平民化的鄉村建設恰恰是自下而上。
我們把它歸納成了一個百年現代化進程中的三次鄉村建設。
第一次是官民合作，1904年清末起于河北的定縣翟城村。村自治本身是幾千年的傳統。在1904年清末就已經開始形成了一個起步，興于1920年代，那時候民國開始了軍閥混戰，地方割據，兵匪一家，于是鄉村就劣紳化，“劣紳驅逐良紳”把良民逼成刁民，這個機制性后果多有表現：一旦鄉村良性治理所依靠的鄉賢變成劣紳，鄉村社會就徹底破壞了。
那個時候就有一批人利用當時的地方割據，形成了割據條件下的鄉村建設實踐，一直到二戰以后。依托璧山縣建立的華西實驗區是最后一個被這些改良知識分子主導的實驗區，到1949年這時候就被結束了。
早期鄉村建設的主要骨干中，梁漱溟沒有被打成右派，但他相當于右派;晏陽初流亡海外;盧作孚自殺與陶行知病逝;唯黃炎培幸免。
第二次是“沒有鄉建派的鄉村建設”。
誠然，1950年分田到戶實現了全面私有化的小農經濟，但這個分散小農社會是無力抗御任何資本的剝奪的，而我們的共產黨在1947年定下來的基本綱領是，只要建立國家，要搞的就是民族資本主義。對于1953年發生的變化，中共中央講得很清楚，我們要實現民族資本主義轉型，主要搞的是國家資本主義。
由此可知，中國人在整個1950年代搞的主要是從私人資本原始積累到國家資本原始積累，因此，國家主導形成鄉土社會的組織建設、制度建設，形成的是一個方便國家提取積累的閉環。
在這一過程中間，從1952年開始，就在抓鄉村組織建設，當時的互助組到初級合作社，也都跟早年鄉建派所主張的內容差不多。鄉建派早在20—40年代就在做鄉村合作社建設。而且，重慶在做，延安也在做。不同之處在于延安是共產黨組織在做，重慶是晏陽初拿了美元在做，其實際內容幾乎一樣，無外乎就是合作社為載體，實現鄉村良治。如果再往前，就30年代來說，無論是鄒平還是宛西的自治，做的也幾乎是一樣，基本上都是以綜合性合作社為載體，實現一個鄉村良治。所以延續下來到50年代，鄉村有可能實行良治嗎?可能，因為民眾已經被廣泛動員，這個世界上幾乎找不到任何一個發展中國家可以對全民實現動員的。
到這個年代，中國的婦女就業率是全世界最高的，接近百分之百。我們現在的制度遺產導致我們今天婦女就業率仍然高達84%，全世界第一。為什么呢?其實無外乎就是當年你們的奶奶們參加了農村識字班，這個識字班就是解放婦女的基層組織。
如果我們把這些過程都看下來，你就知道：當一個可以無償得到財產的革命被大多數渴望發家致富的小資們都接受的時候，大家就都被動員起來投身其中了。在這個已經實現全民動員條件下開展提高組織化的合作社運動過程中間，我們知道從50年代開始形成的組織建設，一直延續到70年代，這個背景又是個國家的工業資本原始積累的過程。一旦完成之后，開始進入工業化大生產，政府不再需要從農業提取積累的時候，農村就又恢復了小農經濟。
1980年代大包干的事，和1950年土改，性質是一樣的。所以，毛和鄧做的事情并沒有本質差別，毛1949—1950年給農民分了一回地，鄧1980—1982年又給農民分了一回地。當然意識形態可以做不同的解釋，但是純從財產關系角度來說是一樣的。
在鄧推進大包干這個改革之后，又恰恰在1986—1997年期間上下結合地開展了“農村改革試驗區”建設，形成了一次針對分散農民的重新再組織化、再制度化運動，這被稱為兩個創新的東西又變成了和50年代做的差不多的東西。只不過，那個年代資本的力量尚不夠強大。
那么，今天三大資本(工業、商業、金融)力量足夠強大。因此可以說，當年毛和鄧都有龐大的官方力量推進沒有鄉建派的鄉村建設，今天我們打算依靠民力自下而上的做第三次鄉建，就尤其困難。
我們再看新世紀這個民間為主的鄉村建設，不僅面對著國內三大資本崛起乃至于三大資本走向過剩、遂向鄉土社會轉嫁成本的歷史過程，還面對著中國不得不加入全球化，而在全球化條件下又是全球過剩資本向資源經濟和實體經濟轉嫁代價。
這個轉嫁代價的情況就被我歸納為“成本轉嫁論”的理論創新，它對接的是上個世紀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統論”、薩米爾·阿明的“依附理論”。往上加上這兩個理論，它就基本上算是跨世紀的一個思想傳承。
總之，我們得看到：在金融資本階段，世界金融資本主導國家形成了一個新的核心——金融資本核心，金融資本階段的核心已經在2008年的金融海嘯大危機中鍛煉成熟，并且形成了維護核心利益的秩序。那就是2013年10月份，西方六個主要金融資本經濟體聯合形成的貨幣互換協定，美國為首，聯合加拿大、日本、英國、歐盟、瑞士。過去，任何一個國家發生所謂短期的貨幣流動性短缺，在沒有其他國家來幫助的情況下，都會因流動性短時間的短缺而發生金融危機。那么，現在這幾個國家和地區的流動性都關聯起來充當其中任何一國的流動性，然后就是以沒有發生流動性短缺國家地區的較低利率來要求出現短缺的國家支付。
簡言之，這個協定意味著資金短缺方完全可以隨時燙平金融資本階段因流動性短缺而發生的金融危機，于是西方金融資本階段的新核心已經形成。
在這之外的就是所謂“半邊緣”，必須認同我的意識形態，按我的要求構建你的國家制度，那就是“金融無邊疆”，我的金融資本隨時可以流入，把你的資源產生的收益為我占有。在這種條件下，你可以作為半邊緣，或者半核心，取決于你國家實力的大小。
剩下的那些，比如中國，不認同金融自由化的、仍然構成金融高邊疆的(近年來，也正在放開)。如果仍然用自己的本幣來貨幣化你的資源性資產，用你自己的資本市場來資本化你的所謂產業經濟的國家，那就一定被邊緣化。
如果你們邊緣國家成了氣候，這世界就沒秩序，金融資本核心就會崩潰。只要你撐住了，他就一定崩!然而，麻煩就在于我們國內的利益集團們現在似乎撐不住。
總之，只要你在這樣一個全球化的代價之下，它的成本會不斷的向你轉嫁，你的實體經濟和資源經濟就很難維持，除非你形成了一個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這兩者之間能夠良性互動的善治。
善治是否就是今天西方給定的這套普適話語?我說不好。但總之，我們在試。
我們看當年的知識分子們做的事情，這張照片就是我們2005年的鄉村建設會議，這個人數比當年鄉建早期參與的人要多得多，現在有成千上萬的青年學生加入其中，全國200多所高校，已經加入到支農活動的青年學生大概有20多萬，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青年動員。形成這樣的運動之中我們繼承的仍然是前輩的思想，晏陽初講“我們希望拋下一切東洋眼鏡、西洋眼鏡、都市眼鏡，換上一副農夫眼鏡”。因為農夫眼鏡是現在最大程度地接受轉嫁代價的那個群體的視角。
這種情況下，我們的知識生產、我們的教育體制，早就被當年的陶行知批評過了，他說“中國的鄉村教育走錯了路，它教人離開鄉下向城里跑，它教人吃飯不種稻，穿衣不種棉，做房子不造林，它教人羨慕奢華，它教農夫子弟變成書呆子，它教富的變窮，窮的變得格外窮，它教強的變弱，弱的變得格外弱。”1926年陶行知先生的教誨，今天不知道還適不適用，反正我們還是記得的好。
在我們這些人中間，有的已經去世了。當年到各高校去發動青年學生下鄉的劉湘波說：“青年是用來成長的，老師是用來犧牲的。”在座的有梁漱溟鄉建中心的人，他們就是他的傳人。我雖然仍然是微笑著在說他，但其實為失去這樣一個助手感到非常沉重，但是我相信他也跟我一樣，其實每天都是笑著的。
梁漱溟說：“他毀，遠遠不如自毀。”
今天看，越多的接受全球化成本轉嫁，就越多的自毀。這個過程當中，千萬不要庸俗地把井蛙眼中的成王敗寇當做是真實的歷史。
鄉村建設當年有600多個團體，1000多個實驗區。張謇早年的南通試驗區，我們相對地把它叫做是縣治成功。當時他在南通做的南通縣域綜合發展試驗是最早的鄉村試驗，是一個完全資源在地化開發的過程，把所在地區形成的所謂產業收益全都用于當地的社會發展，包括福利建設、教育建設、基本建設等等。
整個大的鄉建當年的背景有一個很重要的情況，1929—1933年大危機對中國當時民國正在蓬勃興起的現代化是一個非常重大的挑戰。所謂“民國黃金經建”，原始積累從哪里來?不能對外剝奪，只能對鄉村進行剝奪。為什么是工商業資本和金融資本摧毀了鄉土社會，而不是一般的地主?這個道理今天恐怕很難被大家接受，但是它是一個有數據支撐的體系。
另外，1929—1933年大危機爆發之后，中國出現了白銀外流，導致中國發生白銀危機，導致民國政府1935年不得不放棄銀本位，實行紙幣制，從通貨緊縮迅速轉化到通貨膨脹。1937年中日戰爭，導致中國把有限的貴金屬全部跟美國換得軍事援助，于是民國從1937年開始一直通貨膨脹到1948年金圓券改革再次失敗，整個財政金融垮臺，所以政府意義上的現代化到了1948年年末，徹底失敗。軍隊沒有軍餉，不再打仗，于是乎摧枯拉朽一般地被游擊隊方式的共產黨奪取了政權。
共產黨奪取政權靠推進土改，其實也還有一個很好的解釋，就是從他怎么化解危機的角度來看。
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在獲取政權之后都面臨大危機，大危機導致政權不能存在。于是，大多數革命產生的政權是短命的，其原因在于面對經濟危機無力化解。中國怎么解決的呢?88%的農民人口(接近90%)回家分地去了，新建立的政權只管11%—12%的城里人就夠了。80%—90%的農民回家種地了，有吃有喝，9個人養活1個人有什么不能養的呢?
恰恰不是現代化救了中國，是傳統的鄉土社會承載大量農民回歸小農經濟，救了1949年深陷危機的中國(這個觀點對一些人來說恐怕挑戰性也大了一點)。
1929-1933年西方大危機轉移代價，促成了民國的經濟危機爆發，導致民國所謂我們想象的完全民營化的工業化城市化，最終走向了失敗。這是個百年現代化的努力，清末——當時是洋務運動失敗，民國——民營經濟失敗，最后才轉向四大家族，借戰爭之機，等等這些被我們批成了另外一個解釋，當然那個解釋也對。其實這是一個百年現代化的大背景，在這個大背景之下，過量的工業化代價、城市化代價轉移到鄉土社會，破壞了鄉土社會，才有了這么多人的不忍(其實無外乎就是一種婦人之仁)。
我們應該知道，河北定縣翟城村是1904年最早的鄉建村，是本村鄉紳父子在禮崩樂壞的條件下試圖恢復良紳自治。它的客觀條件是什么呢?它在1904年的時候已經是2000人的村(現在是5000多人的大村)，所以它實現的是2000人范圍的在地化自治，我們把這個作為它的起步。
所以說，清末的現代化教訓很重要，太平天國事變中，地方實力派接受“器物說”的洋務運動興起，庚子事變前清廷已經接受的“制度說”，其后政府進行全面改制?？梢?，清末其實已經興起了一波現代化高潮，只不過失敗了。
接著進入民國早期，在這個接續現代化的變化階段出現的是早期的鄉村建設，其實有一批政府官員甚至是高官認識到必須救民于水火，于是他們辭官回鄉做事。其中比較著名的是第一個臨時大總統黎元洪的秘書，姓孫，到定縣發現了翟城村這個樣板，于是去推廣。在民國第三個年頭，定縣就成了全國的村治模范縣。接著大家看孫中山的秘書，姓黃，他是國民黨在福建的省委書記，辭官不做，到了福建長樂的營前村搞“模范村”建設。接著是馮玉祥的副官在河南信陽實現了村里自治，但因為他得罪了當地的勢力，最后被暗殺了。鄉建史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部分就是梁漱溟當年所做的事情。今天你們看很多地方政府搞辦公大廳，多功能集成到一塊，這個事梁漱溟30年代早就干了，就是他當年的“合署辦公”，這樣老百姓辦事就不用跑那么多衙門。他就所謂村治試驗的成果跟毛澤東在延安有過徹夜長談，到底如何建國，當年他們就談過。所以我們很難說毛澤東完全是按照今天所說的西方所謂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來操作，很大程度上他們之間的這些交流都是有用的。我們再看當時其他各地的鄉村建設。跟我們今天一樣，為了訓練青年人，當年北碚辦學校，讓學生去參與各種各樣的公益事業，去勞動，這些事情在當年都已經廣泛開展了。
接著我們看中國工業化，新一輪工業化是從1950年開始的，因為朝鮮戰爭，蘇聯人把重工業、裝備工業轉移到中國。那個年代，為了方便從農村占有剩余，推進了農村的組織化，直到后來1980年代工業化原始積累完成，才對農村實現“去組織化”。
由此看當代的農村改革，可以叫做去組織化，而1950年代的改革叫做農民的組織化，直到高度集體化，目的在于服務于國家工業資本，方便從農村提取剩余資本。
溝口雄三先生有一句很著名的分析，解釋民國年間的鄉建和新中國建立以后的制度建設，他說兩條道路雖然在中國是否存在階級這一革命的根本問題上是相互對立的(毛和梁在這個問題上也有對立)，但是在建立新中國的局面下卻顯現出兩根稻草被捻成繩子一般的協調。梁在1950年下鄉參與土改時是擁護毛的土改政策的，后來他在合作社組織化向城市做多大的剩余貢獻上跟毛發生了沖突，但是在此之前的土改問題上，他們是一致的。
我們看這兩張圖，其實表達的是民國和新中國這兩個不同的原始積累，最大的不同就在于1950年以后，中國人完成了工業化最難過的那關，就是資本原始積累，最終形成了工業化大生產，進入了福特主義和凱恩斯主義的階段。到這個階段中國也是靠外資，但在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外資導致這些國家出現嚴重外債，要么就不還了，那就導致國際關系破裂;要么還，那就陷入深重的經濟危機之中。
中國是怎么過來的?我們在改革之前每次經濟危機都向農村轉移代價，也就導致三次“上山下鄉”(我是第二批，1968年下鄉的)。算下來，這三次“上山下鄉”，我們從城市向農村轉移了大約4000多萬不能就業的城市勞動力。到1980年以后，這些人得回來，城市又遭遇危機，我們當時叫待業青年，總數也是大約4000萬。
歷史驚人地相似。毛時代動員青年知識分子下鄉，鄧時代允許知青回城一開始就是4000萬人待業……
這個世界上挑出西方任何一個國家來，可曾有4000萬人失業?我們有。
接著就是90年代4500萬國企職工下崗，也叫待業(就是因為這種叫法，因此我高度評價做意識形態工作的同志們的成就)。
我去年(2013年)出版的一本書，叫做《八次危機》，把中國從1950年以來60年的發展過程歸納為八次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它并不特殊，它只是一個因大量引入了外資而不得不還債，而還債引發赤字，赤字引發投資不足，投資不足引發不能就業，然后怎么去解決的問題。我們能解決就是因為龐大的農村承載了危機代價，它是一個勞動力蓄水池、資本池，資本池的代價不由資本自己承擔，而轉嫁給了其它。
這就是中國所謂成功的秘密，并無其他訣竅，無他，但轉移爾。
這個圖的曲線表明，1950年到1980年，幾乎每一任領導上臺，都會遭遇到一次經濟危機。
每一次經濟波動都是類似的。解釋一下改革之后，也是每一個領導人都會遭遇到一次波動，但這個時候因為已經有工業化了，所以可以用大生產形成的資本投資能力來解決金融危機。但在這個過程之前的資本原始積累過程中間，主要是中國城市工業如何從農業提取原始資本。
下面講建國以后的第二次鄉建的內容。
1980年鄧小平恢復了農戶經濟之后，今天你們看到的有關發展組織的故事，其實講的就是當年如何下鄉調研做農村基層組織創新的一批學者。其中還有另外一個故事，就是世界銀行介入了中國農村改革。這些事情我算是個參與者，因為我當時是世界銀行代表團的翻譯兼中國項目組的成員，接著讓我負責監測和評估，我們的做法本來就應該是用西方的方法來支撐西方的說法，反正最后基本上都糊弄過去了，那就算是成功。所以，中國的世界銀行項目在發展中國家是最成功的，因為我們做的數據符合他們的要求。所以我之后再做這套玩意的時候就駕輕就熟。
1988年我們做試驗區時，當時就把前輩的鄉建資料復制過來，放在我們資料庫里面，準備到我們做不動的時候進行兩代鄉建比較。具體的試驗進程如何，今天大家熱議的很多問題我們都討論過了，也都試驗過了，經驗教訓都是清楚的。
接著講新世紀中國加入全球化以后的鄉村建設。
2001年對中國來說是個大年，對我們的同胞臺灣來說也是個大年，因為2001年中國大陸、中國臺灣在同一個半天相隔一個茶歇加入了WTO，納入全球化，意味著共同承載全球化的成本轉嫁。
我們從這一年開始，重啟了自下而上依靠民間力量的鄉村建設，這個鄉村建設今天已經發展成了一個非常廣泛的社會運動。大家都認同我們叫做大鄉建，盡管每個單位都是獨立注冊的。我們說搭建了一個“四無”平臺——沒有領導班子，沒有上級組織，沒有人固定做籌資，沒有紀律約束。總之，進退自由，愛來就來，愛走就走。我剛才為什么講大眾民主?如果所有正規的組織紀律和籌資以及領導班子等這些東西都有，你會不自覺地走向精英專政，只有都沒有，你才有可能讓大眾自由參加，然后獲得真正的自由。我們倡導大眾民主，我們講究多元文化，講究包容不爭，我從來不說誰對誰錯，那，然后就是道法大同。因為你總有點向善的理念，這樣看它就變成了一個廣泛的社會運動。
我們現在有五個成體系的主要內容：第一個就是在農村開展的生態農業，搞合作社，提高農民組織化;接下來就是在城市建消費者的有機消費合作，推進公平貿易和城鄉融合;接著就是打工者融入城市的服務中心，幫助打工者提高談判地位;再有就是動員成千上萬的青年學生，讓他們結合實際、下鄉支農;最后一個就是如何發動音樂人和文學愛好者們參與愛故鄉活動，復興農村文化。
總之，這五大系列構成現在中國大陸上的大鄉建系統。
我們在村里開國際會議，在村里面辦學校。
當時我們是如何發動農民的，其實這個又跟我們前輩做的鄉村建設一樣。當年梁漱溟、晏陽初都說我們下鄉來要搞農民運動，結果發現農民不動。
凡是下過鄉的人都知道，要想讓農民動起來是很難的，尤其是發動合作社，他如果不能馬上見到眼前的好處，一定不跟你干。你想讓他搞有機農業，搞生態化，如果你不做，讓他自己去做，不可能。所以，我們最開始在村里發動合作社，搞有機農業，一定要靠我們自己先做起來。同時，要從文化活動入手。因為，文化建設是最低成本，最高收效的農村工作，藉此為切入點組織了方方面面農民所需要的社會組織，像老年協會、婦女協會，而不是直接就搞合作社。
臺灣的謝英俊建筑師幫我們在村里的鄉村建設學院建立起來一套生態建筑，因此我們就有一套立體循環農業和生態建筑的全生態鄉村建設學院。我們的農業是六位一體的，生態廁所和沼氣池轉化排泄物，生態大棚里面養豬種菜，我們挖了土堆成山種果樹，池塘養魚，還有露天菜地，旁邊就是生態建筑。這個是沒有任何現代建材的，它是石料、木料和夯土形成的建筑。這些生態建筑冬暖夏涼，右邊是生態禮堂，是個半地下的，冬天不用生火，夏天不用空調，冬天蓋上點稻草就保暖了，這樣一個生態禮堂能容納400人。
我們在農村完成了這樣一個全生態的立體循環系統，以形成對農民和對青年知識分子做培訓的實地教材的可視性。
我們實驗的這些東西后來非常幸運地都變成了中共十七大、十八大的國家戰略。我們現在講生態文明、生態化的發展、兩型農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農業，所有大企業也以有機生態作為自己的LOGO了。我們做了十幾年，慢慢被大家接受了。至于當年怎么幫助大家來熟悉這套東西，那是一個非常復雜的過程。大家可以看到河南蘭考的試驗區、山西永濟的試驗區，看到農村生態產品進城，新興的農夫市集等等，今天市民農業已經遍地開花了，當年開始建的時候確實是非常困難的。大家知道，怎么推進公平貿易，推進城鄉互動，這些都需要在做事過程中不斷積累經驗。
總之，鄉村建設走到今天，已經可以做一些經驗總結和理論歸納了，我的寫作基本上都有發表。各位有興趣的話可以上網搜。
謝謝大家!
(原文刊于《人間思想第四輯：亞洲思想運動報告》，臺灣：人間出版社，2016年。)
(本文由出版方授權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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