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塘約道路——中國農村希望所在

　　塘約道路：中國農村希望所在

　　何  平

　　2016年12月10日，由中宣部《黨建》雜志社和人民出版社主辦的《塘約道路》研討會在全國人大會議中心舉行并引發激烈的討論。會后很快得到社會各界的積極回應。特別是兩會期間，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對塘約道路高度評價：塘約是新時期的大寨，塘約精神還是不簡單，還是要發揚，發現這種典型，然后鼓勵這種典型。接著，3月31日，《貴州日報》頭版頭條以《給鄉親一個精神煥發的村莊》為題報道塘約道路，并配發本報評論員文章《牽住牛鼻子 犁出新天地》，同時還用四、五兩個整版報道塘約的巨變。一個省的黨報用這么大的篇幅持續報道，是罕見的。在同一天的報道里，十分引人注目的內容還有：“安徽省委組織部到塘約考察后專門訂購了兩萬冊《塘約道路》分發給該省各級黨政干部學習。”與此同時，也有人質疑塘約道路是不是意味著又回到過去吃大鍋飯的老路，是不是在走回頭路?為此，圍繞如何看待塘約道路的話題，發表以下個人看法。

　　一、重走集體化道路早已成為覺悟農民的強烈愿望

　　本人是一名改革初期參加工作的鄉鎮干部，可以說親眼見證了農村改革后的發展變化。不可否認，分田到戶一刀切的政策的確存在許多無法回避的問題。這些問題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初期，已嚴重困擾著農村的發展。也就在這時，全國個別沒有實行分田到戶的農村出現了與小崗村截然不同的現象，即后來社會上公認的華西、南街村現象。這些村不僅沒有外出打工現象，而且吸引了許多外來者，不僅實現了共同富裕，而且跨越了小康，實行了教育免費、住房免費、醫療免費、養老免費、日常所需基本免費的分配制度。這無疑使廣大基層干部群眾感到格外驚喜。于是，各地不斷有人自發的到華西、南街、劉莊、龍泉、興十四、滕頭、航民、寶山、進順、南嶺等集體化村參觀學習。就連中國農村改革第一村小崗村也曾三次派人去南街村參觀，并在留言簿上寫道：“大包干發源地的人員看到了南街村的變化，為我們提供了發展的模式，使我們的黨組織看到了前進的方向”。“學習南街村，壯大集體經濟，走向共同富裕”。這充分表明，重新組織農民走集體化道路，早已成為覺悟農民的強烈愿望。遺憾的是這一愿望不僅長期缺乏政策的支持，而且面對各種限制甚至打壓。也正是這一原因，2016年11月7日，浙江省18位農村干部聯名向全國農村干部群眾發出倡議，提出強化集體所有權，創新土地經營制度，走華西、南街、周家莊鄉農工商合作社及浙江省航民、滕頭等集體化村開創的道路。并且這一倡議在網上發表后，很快得到各地基層干部群眾充滿激情的回應，不少網友為之歡呼、為之激動，紛紛向18位倡議者致敬，稱他們為18勇士。

　　二、塘約道路回答了要不要重走集體化道路的問題

　　農村要不要重走集體化道路，這是關系到農村發展方向的重大問題。有關這一問題的爭論已經持續了多年，并且有很多人不看好集體化道路，認為華西村、南街村的成就并非因為集體化的優越性，而是特殊時期、特殊人物、特殊地域造就的。在這一理論的誤導下，許多人看了華西村、南街村十分感動，卻意識不到集體化的優越性，僅僅把華西村、南街村的成就歸結為一個好的機會，一個好的帶頭人，一個好的地理條件，因而廣泛流傳一種說法，華西村、南街村固然好，但在中國不可以復制。無奈，主張走集體化道路的人們只好期待新時期出現重走集體化道路的村莊。而塘約道路正是大家期待的。塘約道路最大的突破不僅在于塘約村重走集體化道路后短短兩年發生的巨大變化令人驚嘆，還在于塘約村是地處貴州偏遠地區的省級二類貧困村，并且是在災后瀕臨絕境的情況下重走集體化道路的。這足以說明華西村、南街村道路在中國不可以復制的說法被徹底否定。

　　華西、劉莊、南街等個別農村堅持集體化道路與小崗村形成的巨大反差，以及今天塘約道路帶來的巨大變化，足以證明：中國廣大農村要擺脫貧窮和落后，就必須走集體化道路，實現就地發展壯大。只有這樣，才能實現農業生產現代化，農村生活城市化。讓農民覺得在農村生活不比城市差，這才是理想的城鄉一體化。農村城市化不是一味的人口城市化，更不是消滅農村。因此，重走集體化道路不是要不要的問題，而是勢在必行。

　　三、塘約道路再次證明農民群眾的集體智慧和力量不可低估

　　不少專家、學者乃至參與頂層設計的權威人士，認為分田到戶三十多年了，集體經濟早已空了，人心徹底散了，農民習慣了自由的生活，農村不可能再回到集體化道路。而塘約道路的實踐恰恰超出了這些人的意料。這是為什么?

　　其一，人們的思想認識不僅來自于書本知識，同時也來自于人們的實踐。農民固然文化水平低，但農村的實踐卻最終依靠農民群眾來完成。因此，農民文化水平低不等于農民群眾對三農問題的認識就一定比專家、學者差。實踐證明，農民群眾蘊藏著極大的改革動力和創新智慧，社會生活中存在的突出問題，農民群眾看得最清，感受最深。

　　其二，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農村能否回歸集體化道路，不是取決于專家、學者的主觀意念，而是取決于客觀的實踐。無數事實證明，只有人民群眾的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因此，脫離群眾實踐，即使再有權威的專家學者，僅憑主觀意念，也不免做出誤判。

　　顯然，華西、劉莊、南街等個別農村堅持集體化道路的實踐，以及今天塘約村重走集體化道路的實踐所創造的驚人成就，都是有關經濟學家事先想也不敢想的，由此證明農民群眾的集體智慧和力量是不可低估的。

　　四、塘約道路充分體現了農民的經營自主權

　　只要我們認真拜讀王宏甲老師的《塘約道路》一書，就會明白，塘約村之所以短短兩年發生巨大的變化，前提條件是在上級黨委支持下，塘約村黨支部、村委會帶領村民走集體化道路。另外，還有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塘約道路充分體現了農民的經營自主權。在這里，農民群眾的首創精神充分體現，官僚主義、形式主義、機械教條的做法基本上避免。這一點與人民公社時期有著明顯不同。

　　客觀正確的評價人民公社，應該將集體化的優越性與人民公社時期的管理問題區別對待。不可否認，農村改革前的發展就已體現出集體化的優越性。一是集體化時期的成就明顯超過了以往的私有制時代。二是集體化時期的突出成就(世界八大奇跡之一的紅旗渠)既是私有制時代中國人不敢想的，也是今天家庭承包制下難以做到甚至無法做到的。三是集體化時期的成就受到國外著名經濟學家(美國康奈爾大學著名歷史學家馬克·賽爾頓、美國著名的中國學研究學者莫里斯·邁斯納)的高度評價。同樣，不可否認人民公社時期的問題，但問題的根源不在于集體化，而在于人民公社時期的管理以及當時的國情。一是集體化進程過急。如1958年的“大躍進”，后期出現的“一大二公”及“一平二調”。二是“農業學大寨”教條化。由于教條學習大寨的做法，導致一些村學大寨成效甚微。三是農民活動管得過緊。當時過多地突出集體勞動，不合理的延長勞動時間，忽視了個體自由活動及必要的休息和睡眠，引起農民的怨恨。四是經濟決策過分集中。過分強調國家計劃，忽視集體計劃及農民的個體計劃，因而只有國家市場，沒有自由市場，導致市場不活，農民個體需求遠不能滿足。五是利益分配苦了農民。由于當時農產品長期低價收購，生產計劃指標及任務糧指標過高，基本建設戰線過長，造成農民負擔加重，農民口糧不足，勢必挫傷農民的勞動積極性。顯然，上述問題導致集體化的優越性未能充分發揮，并使一些地方的農民對集體化產生抵觸情緒。然而，這些問題都不是集體化固有的。一方面是我們的管理不當，另一方面與當時的國情有關，其中，利益分配苦了農民的問題，與當時的國情有很大關系。第一，為實現工業化目標而預付的農業代價。這既是我國工業落后的國情決定的，也是世界上許多國家工業化的必經之路。第二，在特殊國際環境下保證自身安全必付的農業代價。否則，今天的和平發展很難保證。

　　可見，塘約村重走集體化道路，并非意味著回到人民公社時期。有人質疑塘約道路是不是意味著又回到過去吃大鍋飯的老路，是不是在走回頭路?我認為提出這一問題的人不是無知就是別有用心。真正了解人民公社的人，就不會將人民公社時期的管理問題歸罪于集體化。真正關心塘約道路的人，就應該像王宏甲老師一樣，奔赴貧困地區的農村虛心向農民群眾學習，而不該站在一邊憑空妄斷，更不該冷嘲熱諷。

　　總之，塘約道路不同于小崗村，塘約道路的管理不同于人民公社，塘約道路的起步不同于華西村、南街村。十分贊成俞正聲主席對塘約道路的高度評價。十分感謝王宏甲老師發現了塘約道路。同時感謝徐祥臨教授讓我第一時間拜讀了《塘約道路》。

　　塘約道路：中國農村希望所在!

　　2017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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