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主權按
一個貴州的小山村，為什么能走出一條全國矚目的道路來? 相比集體經濟時代的農村實踐，對解決當下農村發展的問題，塘約村無疑具有全新的意義。劉老師以實地探訪為基礎，將塘約道路總結為“黨的領導+針對集體組織的政府扶持+市場機制+社會主義”的道路，并認為這是新時期社會主義農村的發展方向。
劉明國老師任職貴州財經大學經濟學院。
正文
近年來，貴州，這個曾經的“蠻夷”之地，再一次吸引了世人的眼球。可這次吸引世人眼球的，卻不再是“蠻夷”的標簽，而是一個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模式。這一新型模式，被人稱為“塘約道路”。塘約村也被國家政協主席俞正聲高度贊譽為“新時期的大寨”。
胡錦濤同志曾經說過，“沒有農民的小康就沒有全國人民的小康”。然而，改革開放以來，受片面的工業化城市化理論的誤導，伴隨著工業化城市化的突飛猛進，包產到戶在之初帶來的農村經濟的活力消失了，農村經濟出現了衰退的景象，大量耕地被拋荒、被占用，大量農村勞動力流失，農村出現了空殼化的現象。如何才能實現我國農民的小康，就成為當前我黨所面臨的一個歷史性問題。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四個全面”中強調“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更是體現了此問題的迫切性與重要性。
雖然從上世紀八十年中后期開始的農業產業化和后來的新農村建設以及農業現代化，對農村經濟的發展或多或少都發揮了積極作用，但是，對于實現我國農村的全面小康，卻是力不從心，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農民并沒有通過一定的經濟組織形式有效地在農村組織起來，大多數農民仍然是以家庭為單位自謀生路，“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得不到解決，或者說“小生產在大市場面前的弱勢”得不到轉變，組織的力量和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沒有得到有效的發揮。
但是，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人和偉大的中國勞動群眾，不斷地在實踐中探索、嘗試，以尋求切實可行的全面實行農村小康的可持續發展道路。塘約道路，就是在這一歷史背景下的一個創舉。
農村合作社、甚至從毛時代延續下來的人民公社，早已有之，為什么單是“塘約道路”引人入勝呢?作者認為，關鍵在于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黨的領導(當然是正確領導)。塘約村合作社的發起、組織和管理，皆是在黨的領導下進行的，而且走的是社會主義的道路——平等互助、共同富裕。自從包產到戶以后，各家各戶各行其事習慣了，要重新走向合作，不少群眾在思想意識上不認可，尤其是在城鄉(工農)收入分配差距存在的條件下，使得重新組織農民在農村生產尤為困難。所以，黨的領導就顯得尤為關鍵與重要了。這意味著，繁榮農村經濟、夯實農業生產、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決不能弱化甚至拋棄黨的領導，讓農村、農民、農業在弱肉強食的市場機制作用下自生自滅。
第二，立足于發展壯大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政府扶持。雖然我國改革開放后，對農村、農業和農民皆有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扶持，但是，從金融、財政、技術、經營管理、人力資源等全方位的政府扶持還是少有的，尤其是立足于發展壯大農村合作經濟組織的政府扶持就更少。以前的扶貧和農業產業化扶持，大多是針對個別家庭和龍頭企業的，而且扶持措施經常是不系統配套和缺乏持續性的——或財政、或金融、或技術等單一扶持或一時的扶持。今年搞一個項目扶持一下，明年搞不到項目就不管了;今年搞到的錢多就多扶持，明年搞到的錢少就少扶持;這個領導來搞一套，換一個領導來又換一套。這說明，我國在頂層設計上，對我國三農問題的解決、對我國農民的全面小康，缺乏科學的、系統的、可持續的制度化的政策安排。塘約道路對此做了很好的示范。從這個意義上說，貴州塘約村合作社所取得的成功，是貴州省各級黨委和政府高度重視、大力扶持以及和社民共同努力的結果。
第三，充分尊重市場規律。塘約村合作社的運營，并不是完全靠政府輸血，而是立足于培育合作社自有產業的市場競爭力和可持續發展能力。這是市場與政府的一種有機結合——既充分尊重市場規律，又充分發揮政府的扶助弱勢群體的職能。
第四，實行社會主義。在塘約村合作社，從兩個方面體現了社會主義：一是貴州省各級黨委政府的領導和扶持，這體現的是全省范圍內的社會主義;一是在合作社內部的生產與分配上，實行社會主義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的原則。也只有如此，才能組織起農民合作共享，才可能打破小生產與大市場的矛盾，才可能扭轉小生產在大市場中的弱勢。農村經濟才可能實現可持續發展，農村全面小康才有可靠的保障。
總而言之，“黨的領導+針對集體組織的政府扶持+市場機制+社會主義”，就是塘約道路。這是中國新時期社會主義農村經濟發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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