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從2015年上海大學王磊光博士的《一位博士生的返鄉筆記》，到2016年春節黃燈教授的《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各種各樣的“返鄉”寫作如同被點燃的春節爆竹，在城鄉之間流動的人群的心靈中爆炸開來，引燃這場爆炸的“火藥”則是近年來鄉村問題的新變化與城鄉關系困境的進一步顯露，以及由此導致的盤繞在這些心靈上空或明或暗的情感云團。大量“返鄉”寫作中也充斥著不少虛假、惡劣的噱頭文章。如果將之稱為“返鄉體”，那么強調鄉村并非“返鄉體”所表現的那樣凄慘的“反返鄉體”也進一步被催生出來。不能否認“反返鄉體”一定程度上的合理性，但如果僅僅將討論局限在“農村到底是不是那樣慘”，那么對作為“癥候”的“返鄉”寫作的思考仍然停留在淺層，未能突破表層“癥候”來探討其深層的政治—經濟—情感的結構性根源。關鍵在于，如何突破“返鄉體”與“反返鄉體”的二元對立，帶入政治—經濟—情感的結構性分析，并將對此問題的討論轉化為開拓新的批判性思考與建設性實踐的契機?畢竟，在資本主義現代性“贏家通吃”與“多少算夠”的邏輯下，在發展主義意識形態論述日漸被霧霾、食品危機、垃圾危機等問題撐裂時，“不是鄉村需要我們，而是我們需要鄉村”!
基于上述問題意識，從1月25日開始，“鄉村建設研究”微信公號開辟“鄉村與我們”專題，陸續推送相關文章，嘗試推進對這一問題的討論，敬請關注!同時，我們也歡迎各位讀者就此專題向我們投稿，以引發討論，推進思考。來稿請發至：[email protected]. 此征稿長期有效。
接續昨天，我們繼續推送工友的“返鄉書寫”。相比知識分子、高校學生的返鄉書寫，工友們對“故鄉”的深思更加密切地關聯著自身生活軌跡與未來出路，因此也對鄉村與城市、家庭與生活有著更為深刻的體會。今天推送的是工友李若的兩篇文章《八個農村老家的真實故事》、《春節返鄉所見所聞所感》。
感謝工友李若授權“鄉村建設研究”推送，并感謝中國藝術研究院張慧瑜老師為“工友小輯”撰寫導言!
導言：
每年春節，在億萬返鄉大軍中有一個特殊的群體，這就是如候鳥般在城里打工、過年時節返回家鄉的農民工，他們在城里辛苦打工賺錢，而他們的孩子和老人需要回到農村上學和養老。民工潮出現在80年代末期，距今已有30余年歷史，目前全國農民工總人數近3億人之眾，如此大規模、如此持久的人口遷徙在人類現代歷史中也是少見的。30年來，農民工為中國經濟崛起和城市化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隨著近些年第一代農民工變老退出勞動力市場，80后、90后等新生代農民工成為外出打工的主力軍。相比老一代，新生代農民工有兩個突出的特征，第一，他們更認同城市價值觀，有的從小就跟父母在城里打工，他們不會務農，也不愿意回到農村生活;第二，他們更有文化，擅長使用互聯網和新媒體，也受城市消費主義文化的影響。在金融危機和中國產業轉型的大背景下，有的青年工友嘗試返回家鄉，留下來尋找新的出路，而更多的依然繼續背井離鄉，重復著父輩的命運。與知識分子春節返鄉寫的文章不同，這些新生代農民工對自己的家庭、家鄉和未來有更為切身的感受。作為當下中國最普普通通的勞動者，他們的選擇將對中國鄉村和未來產生長久的影響。(張慧瑜)
八個農村老家的真實故事
文 / 李若
作者近照
（作者簡介：生于農村，長于農村，對農村有特殊感情。南下北上背井離鄉打工多年，面對家鄉貧困落后的面貌，只是一個無能為力的記錄者。現在在北京工友之家工作。）
我的老家在河南南邊，與湖北接壤，屬于大別山區。
如今，農民靠田地致富已非常艱難，按照老家人的說法，累死發不了財。大部分年輕人背井離鄉出外打工謀生活，留守的都是老弱婦孺，沒有幾個真正的勞動力。
種田的故事
種田向來都是重體力活，老家地處丘陵地帶，現代化機械用不了，基本只能靠人工。
老人們種的紅薯、玉米等產量高、水分大，田地遠了，太沉的農作物就弄不回家，只能就近種種，遠處的田地只好拋荒。
好好的田里長滿了水草，或者長著樹，都是屢見不鮮的。
現在農村最常見是景象是：老大爺在前面走，背著犁牽著牛，老大娘一手牽著小孫子一手拎著農具，還揣著水杯或者幾塊餅干，一起去地里干活。
四處看，田野里都是老人在干活，小孩坐在田埂上玩泥巴或是捉螞蚱。
農歷四月，是農村又割麥又插秧的搶天時。今年農忙時，我擔心媽媽太勞累，就打電話說：“媽，我回去幫忙吧。”媽媽趕緊阻止我：“不用了，麥已收回來了，秧也插完了，你回來也是玩，還坐車跑來跑去的，即花錢又受罪，等過年再回來吧。”
我不相信這么快家里的莊稼活都能干完，于是請了一個星期假，買了張車票偷偷回家。
回到家天都快黑了，媽媽還沒回來，左鄰右舍說：“你回來的正好，你媽正在收麥子，你回來做飯也好，免得她忙完田地活還要回來做飯。”
我跑到田邊一看，移栽田還是一汪水，秧在秧田里一點沒動。“你不是說農活都干完了嗎?秧插完了怎么還是塊大白田?”
母親不好意思地笑笑，“我不想讓你回來受罪，又熱又累，我自己慢慢干就行了。”
回來的路上，田間地頭上，除草劑和殺蟲劑的藥袋子隨處可見，我問媽媽：“這些不都是有毒的嗎，怎么還用得這么普遍?”媽媽解釋道，年輕人都出去了，田地都是老人種。老兩口種二十多畝地，靠人工拔草捉蟲，白天黑夜不停也忙不過來，只有打藥了。“藥打輕了還治不了，得下猛藥。買藥不是一瓶一瓶地買，是成箱成箱地往家搬!”
在我們村，每年都有小孩誤喝農藥致死的事發生。粗心大意的家長，把農藥隨手亂放，小孩不認識字，以為是飲料，拿起來擰開蓋子就喝。
前幾年，村里的一個小孩打開一瓶敵敵畏喝了兩口，還舉到大人面前，說“這還挺好喝，給你嘗嘗?”大人一看，抱起小孩就往醫院跑，可沒跑幾步孩子就口吐白沫了。
留守的故事
回家沒幾天，鄰鎮就發生了一件慘劇。
這家只有一個兩歲的孩子和爺爺，孩子的父母都出去打工了，爺爺帶著孫子在田里打油菜籽。
小孫子在田邊自己玩，困了，就倒在油菜桿上睡著了。爺爺打完油菜籽，就像其他人燒麥稈一樣，隨手就把油菜桿點著了。這樣做，一來不用費力往家運，二來燒了草木灰能肥田，一舉兩得。
火借風勢，半間屋子那么多的油菜桿燒得噼里啪啦響。
等收拾停當準備回家，爺爺才想起孫子。他發瘋一樣在大火里找孫子，可是孫子早已被燒得慘不忍睹了。
或許是實在無顏面對兒子兒媳，或許是過不了自己心里這一關。在兒子兒媳婦往家趕的路上，這個爺爺就喝敵敵畏自殺了。
看病的故事
一個中午，烈日當頭，我正陪媽媽在做午飯，聽到村中傳來陣陣鞭炮聲。我問媽媽是怎么了，她嘆了口氣，“老汪頭五十多歲，身體好好的，說死就死了。昨天中午，幾個老頭在村小賣部門口坐著抽煙聊天，快晌午的時候，老汪頭說他該回家吃飯了，站起來剛邁步，就一頭栽倒了。還沒有送到醫院，人就停止了呼吸，醫生說是腦溢血。”
“閻王讓你三更死，絕不留你到五更。”媽媽不斷感慨著。
在我們老家，人們常年都不體檢，血壓多高都不知道。小病挺，大病扛，頭疼腦熱就吃點感冒藥。只要還能動，就不叫病。直到實在受不了的時候，才會去醫院檢查。可那時候早就晚了。
村里人都說老汪頭身體好好的，沒病就死了。是因為不體檢，有病也不知道吧!
寡婦的故事
二姐夫善銀比我大幾歲，四十剛過就去世了，留下一家老小。
前年冬天，原本在新疆打工的二姐夫提前回了家，說身體不得勁，不想吃飯，感冒總是好不了。
他去醫院一檢查——腎癌晚期。
誰也想不到二姐夫年紀輕輕竟然得了腎癌，上有六十多歲的父母，下有幾歲的兒女，怎么辦?
二姐夫拿出這些年打工的全部積蓄，先在武漢住了半個月的醫院，后來又輾轉到鄭州。那幾個月，花錢如流水，病情卻越來越嚴重。
一段時間后，二姐夫不認人了，他在病房里見人就打。二姐身上經常被打得青一塊紫一塊，老父親也挨了打。醫生沒有辦法，就用繩子把二姐夫捆在病床上，醫生說：“他可能是無法接受自己得了絕癥，情緒失控精神失常了。”
最終，在醫院住了半年的二姐夫花光了全家的積蓄，撒手而去，留下了三個未成年的兒女。
過年時我見到二姐，她形容憔悴，瘦得剩一把骨頭。我問她以后有什么打算，她說夫家的人擔心她一走了之，把三個孩子拋給爺爺奶奶。于是在善銀剛死的時候，夫家就規劃好了：由大哥安排，他們一家老小全部搬去鄭州。他們給二姐找了一份在酒店打掃衛生的工作，給老父親找了份看大門的班，老母親就在家洗衣做飯，照顧三個孩子。
現在，他們全家的希望都寄托在兒子身上，“只要把虎子供出來就好了。”二姐不斷地念叨著。
“再過幾年有那個本事考上大學更好，考不上就送去當兵……兩個姑娘上到什么程度，就供到什么程度，如果上完高中不讀了，就去打工……”
“你還年輕，還不到四十歲，不打算再找一個嗎?”我問。
二姐說，“誰愿意給你養三個孩子呢?”
另一個看病的故事
我叔叔家的堂弟祥子，是個命苦的留守兒童。九歲時媽媽肝癌去世，爸爸帶著五歲的妹妹去江蘇宜興的石灰窯打工，祥子在老家上學，寄養在伯伯家。
直到妹妹要上學，爸爸就不再出去打工了，他在老家種田，或尋點開山炸石、捕魚的活。祥子也算是過上了幾年安穩日子。
初中畢業，祥子去餐館當幫工，每天凌晨兩三點起床和面、發面、包包子、磨豆漿、熬粥、炸油條。白天老板休息時，他還要幫忙看老板兩歲的小孩，他干了一年后，就放棄了。第二年，他跟著親戚去東莞打工，進模具廠干了幾年。
到了二十多歲到了找女朋友的年齡，祥子又跳到蘇州的一家電子廠打工。因為他聽說電子廠里女孩多，好找對象。
在電子廠，祥子管化學品倉庫，整天接觸的是白乳膠、天拿水、白電油等東西。有人來領，就照單子發貨;沒人來就在倉庫坐著，還挺清閑。這個工作一干就是五年。
突然有一天，祥子早上起床，感覺眼睛看東西很模糊，他去小診所看醫生，醫生說他是高血壓，吃點降壓藥就好了。堅持了一段時間，他的眼睛持續充血，視力越來越差，還開始斷斷續續的流起鼻血。祥子只好請假去大醫院看病，檢查結果出來了：慢性腎衰竭，俗稱尿毒癥。
祥子辭工回到老家，等到了武漢的大醫院看病時，他的眼睛已經完全看不見了。醫生建議他趕緊透析。
透析是個無底洞，三天一次，一次三百多。祥子打工幾年的積蓄很快就沒了。那時沒有報銷，花多少錢就少多少錢，眼看錢包越來越癟，親人們也欲哭無淚。
全家人你一百他二百的湊，加上親戚朋友的錢，勉強擋了一陣。可是這終究不是長久之計，祥子的父親不得不加入打工的行列，五十多歲的人為了兒子，和小伙子們一起修馬路、搬磚塊。
祥子說，他可能是在電子廠倉庫里接觸化學品致病的，可他又沒有確切的證據證明。他想去找工廠索賠，可他一沒有證據，二離不開透析，最后就不了了之了。
一次幾個本家在一起聊天，聊到祥子。一位堂哥在背后議論：“自己沒有狠氣(種)，換誰都會自尋短見，明擺著治不好病，結果就是把家里搞窮，何必呢?只不過是多活幾年，不如把錢留著給父親養老。”
年紀大點的伯伯馬上反駁道：“誰不怕死?越是這樣的人越是怕死。人活一百歲還想望個亮呢!他自己有求生的欲望，總不能讓他去死吧!”
后來，趕上國家出臺了大病醫療保險的政策，報銷一部分費用后，我們懸著的心才稍微放下點。叔叔打一年工的錢正好夠祥子透析的費用，可他一年老一年，干不動了咋辦?
賭博的故事
我實在想不通，老家窮鄉僻壤，賭博賭注為什么這么大。
炸金花、斗地主、三公，大家賭得最多的是三公。一局大概五六分鐘，坐門的一局最少要下一千，上不封頂，莊家輸贏在兩萬左右，一晚上輸贏二十萬流水。抽水一局二百，一晚上能抽五六千，賭桌上清一色都是紅皮，沒有十塊五十的。
春節時，去一個朋友家拜年，剛吃過晚飯，三三兩兩的“賭徒”們就都來了，大家開始聊昨晚誰贏了多少。
“你昨天贏了三萬吧?”一個問，另一個答：“哪有那么多!我來時帶了兩萬，走時帶了四萬，騙你是小狗。”
朋友家不是開賭場的，但賭徒們知道，警察不會去他家抓賭，就漸漸地聚到了那里。
像約定俗成似的，不用主家開口，每一局不管是誰輸誰贏，都從點子最小的輸家那兒抽兩百塊錢給主人家。當然，撲克、酒水、香煙、零食都一應俱全，炭火燒得旺旺的。
晚上八點多鐘，該來的差不多都到了。其中一人說“開始吧”，其他人就紛紛附和，自己挑一個合適的位置坐下，主人家就把撲克拿來放在桌子上。
一般一桌坐門的六至八人，后邊下注釣魚的男女老少都有，三百五百地押，看哪門手氣好就往誰面前放。有時候哪一門連贏幾把，大家都把錢往他那兒送，幾張一百的從中對折，都把自己的錢做個記號，要么折成三角，或者把錢卷成一卷，排隊似得排一排。莊家要是贏了，把這一排錢統統收走，要是莊家輸了，拿起一份問，“這是誰的?多少?”后面就有一個人說，“我的，八百。”莊家便“嘩嘩”數八百遞過去。
賭博桌有贏有輸，贏的人面前，錢越堆越高，像小山似得;輸的就坐不住了，要求換撲克、換位置……贏了的隨即把錢悄悄裝到口袋里，桌面上只留幾千元，免得輸家向他借。
我出門時，正看到一個輸家向朋友借錢，朋友拿出一沓對他說：“這是最后一萬了啊，你悠著點，別下太猛了。手氣不好就下小點，手氣好時再下大。”
一晚上，朋友家人來人往，贏了錢的走了，也沒有人挽留，剛來的又隨即入座。那天晚上的莊家是在外面包工程的，帶來一大提包錢，所有人都想分一杯羹。大老板也爽朗：“只要你點子比我的大，奉陪到底!”
不到兩個小時，李老板的錢包癟了一半，幾個贏家先后都走了，輸家繼續拼。到了十一點多，輸家沒有錢了就喊數，拿煙包代替，往往一個煙包兩千，一個打火機一千。
這時賭桌上有的人一臉死灰，有的人喜笑顏開。房間里煙霧繚繞，空氣混濁，坐門的越來越少，賭局也接近尾聲。
到后來，只剩三個人坐門時，再怎么招呼也沒有人愿意坐一門，賭局就散了。輸的也撈不回來了。
李老板輸了十多萬，依然沉著冷靜面不改色，夾著提包，笑咪咪地走了。
另一個賭博的故事
老曹本名叫什么不知道，只知道他姓曹。
他不是本地人，是從別的地方到我們鎮上做饅頭賣的。一家四口在我們鎮上住了好幾年了，兩個孩子讀高中，他老婆會做衣服，每到下半年就會跟雇主出去做羽絨服。
去年中秋一過，老曹的老婆就跟雇主去外地了，兒子女兒在學校，一個星期回來一次。除了做饅頭賣饅頭，老曹大部分時間都是空閑的。
村里人打牌，老曹常常湊上去看，慢慢地，也開始心癢了。一開始，老曹只是和一幫老頭玩玩斗地主。
老曹玩牌有個特點，一抓到好牌就手發抖，要是手上有三四個“炸彈”，他的手就跟“打擺子”似的，抖得厲害。漸漸地，憑著小聰明(他記性好，會記牌)，老曹玩起斗地主基本是包贏，大家都說他手氣好，不大愿意和他玩了。
斗地主不過癮，老曹炸起了金花，一場輸一場贏，心很快就野了。沒多久，就有人推薦他去“對口味”飯店，那兒有賭大的。
“對口味”飯店生意興隆，聚滿了好賭之人。那里人來人往，窯老板、村干部、街上做生意的都在。飯店老板也姓曹，老曹去了幾次之后，就和他認成了本家兄弟。有了這層關系，老曹去得更勤了。
賭桌上哪有常勝將軍?慢慢地，賣饅頭掙的錢不夠賭了，他就動存款。開始取一萬，想著贏錢了就補上去，誰知一晚上就打了水漂。第二天不甘心，老曹又從銀行取出一萬繼續賭，結果還是輸了。等他輸了十幾萬時，飯店老板感覺不能再讓他撈了。
老板勸他：“兄弟，賭博是要講運氣的，你不適合賭大的，還是別賭了，一年一個賭運，等明年你手氣好了再來吧。”老曹一聽就不干了，“我一不抽煙、二不喝酒、三不玩女人，唯一的愛好就是賭博，如果連這個嗜好都被剝奪了，活著還有什么意思?”
誰都知道他是想翻本，擔心他輸多了不好交代。后來再聚賭時，飯店老板還把大門插上，堵著門不讓老曹進，好幾次，老曹就在外面把門砸得“咣咣”響。
在“對口味”的眾多賭徒中，小朱手氣最好。老曹的錢有一半是被他贏走了。據小朱講，正好買車差幾萬塊錢，想什么就來什么，“我這車四個轱轆是他(老曹)貢獻的。”大家都勸他，小心老曹老婆回來找你拼命，小朱卻不以為然，“愿賭服輸。”
過年時老曹老婆回來了，大家都閉口不談老曹輸錢的事，好歹讓人家過個祥和年。
紙是包不住火的，年后孩子開學時，老曹老婆終于發現卡里的十五萬就剩下三千多了。追問老曹錢哪兒去了?老曹任憑老婆打罵，死活不肯說。
老曹老婆從街坊四鄰才得知，存款全被老曹輸了。她先去找了銀行，說這錢是教育儲蓄，除了孩子上學其他用途都是違規，不是開學的時候，銀行讓他一次次隨便取錢，就是失職，她揚言要去告銀行;又去找賭場，讓他們賠錢，說賭場出老千、下套把她老公騙了，如不賠錢就舉報等等……
鬧到最后，銀行和賭場還真賠了三萬塊錢給她。
有一次在街上看到老曹閨女買菜，我問她，“小姑娘，現在還沒有放假啊，你怎么在家啊?”小姑娘說：“我爸賭博把錢輸完了，沒有錢上學就不上了。”
很久沒有看到老曹的老婆了，聽人說，她和老曹離婚了。
養老的故事
前幾天給媽媽打電話時，媽媽說五奶奶死了。
我很吃驚，五奶奶八十了，雖然滿頭銀絲，但身體還硬朗得很，耳不聾眼不花。今年回去，我還和她開玩笑說，我要是八十歲的時候身體像她這樣就好了。
聽村里年紀大的人說，五奶奶原是陪嫁丫頭，因為正房不生，為續香火，五爺把她收為小的。五奶奶挺爭氣，一口氣生了三子兩女。
幾兄弟分家時，是口頭協議，分工合作的：大伯父負責五爺的喪事和兩個妹妹的出嫁;二伯父負責正房五奶奶的生老病死，五奶奶順理成章就歸三叔管。
五爺去世得早，喪事是大伯父一手操辦的，后來兩個妹妹出嫁也是他負責的。大伯父的任務算是完成了。
正房五奶奶分到二伯父家時，身體不太好，只在二伯父家住了一年多就一病不起，沒有多久就撒手人寰，二伯父照協議把正房五奶奶送上了山。
五奶奶分到三叔家時，還不到七十歲，她幫著三叔家帶小孩、做飯，養雞喂豬，干了不少活。
隨著打工大潮的興起，三叔帶著老婆孩子去大城市闖蕩，留五奶奶在家閑呆了一段時間。而后，五奶奶的女兒接連生了孩子，五奶奶又去城里帶孫子，一帶又是十多年。
這期間三叔一直在上海打工，五奶奶就在兩個女兒家輪流住。
前年三叔回來了，把老房子翻蓋成了小洋樓——給兒子娶媳婦做準備。
奶奶自覺得年紀大了，不能再在女兒家住下去了，“萬一哪天一口氣上不來，不能死在女兒家……畢竟女婿是外姓，得葉落歸根。”她琢磨。
可是三叔的小洋樓卻容不下五奶奶。
三叔振振有詞：“你這么多年幫女兒家帶孩子，不管我家的事，對外孫比對孫子親，我回家，家里就像跑了人一樣，院里野草長了一人多高，那時你在哪兒?如今我樓房建好了，你要回來，早干嘛去了?”
五奶奶說，“當初你們兄弟早就講好了，他們的任務完成了，你的任務沒完成我就該你管。”三叔不理五奶奶，過完年把門一鎖又出去打工了。
五奶奶沒有辦法，只好找來族里德高望重的人評理，族人們和稀泥，又找來大伯父二伯父，讓五奶奶在他們家輪流住，大伯父二伯父口頭上答應了，但是心里卻大不樂意，我們的任務完成了，這是老三的事，憑什么我們幫他贍養老娘?老三住起了小洋樓，我們還住的是平房，太沒有天理了。
五奶奶在大伯父家住下了，大伯母嫌棄五奶奶掃地像畫龍，洗碗不干凈。
住滿三個月，五奶奶去了二伯父家。有一天我去二伯父家玩，五奶奶洗衣服去了，二伯母說：“前幾天我走親戚不在家，回來冰箱里的肉少了不少，壇子里腌的鴨蛋也少了，會不會是五奶奶偷著送給大兒子家了?”我趕緊寬慰二伯母，說有可能是記錯了，這種事沒看見不要瞎猜，手心手背都是肉，五奶奶沒有必要這么做。
下半年，五奶奶又輪到兩個女兒家去住。年后，五奶奶再也不愿意在幾個兒女家輪流住了，就借了村里一戶人家的空廂房住，吃的米面由兩個兒子提供，油鹽歸兩個女兒管。
前一段時間，五奶奶燒開水時不小心被開水燙了，一瓢開水從胸部一直淋到小肚子，天氣熱，傷口發了炎，沒有人帶她去看醫生，也沒有人管。
過了一個星期，五奶奶就在借住的廂房里，孤零零地去世了。具體死因不詳。
春節返鄉所見所聞
文 / 李若
我的出生地是一個叫“張洼”的地方，距離市里一百多里地、離縣城六十里地、離鎮上十里地。每次春節回家從市火車站先到縣城、再到鎮上、再到村里，回到家基本天黑透了都是晚上八九點到。用我的話說就是天邊的盡頭，在地圖上都找不到的地方。之前和同事聊天，同事說他們那兒在搞開發，我感嘆：中國都開發完了也輪不到我們這兒。
也正是因為偏僻，回家之后聽到最多的是村里很多人都在買房：鄰居家兒子兒媳在昆山買房了;隔壁大哥在蘇州買的房;最多的是在市里和縣里買房的，也有一部分人把房子買在鎮上。我驚異他們的房子有的建好沒幾年啊，怎么又買房子?媽媽告訴我：村北頭姓陳的都搬走了，只有一家沒有在外面買房的。南頭咱老李家搬了大半了。
我所看到的不管住在村里是樓房、平房還是磚木結構房子的年輕人，都在往外搬，家里房子只有老人住，老人去世的房子就空著，門上掛把鎖。有的搬到市里住之后，老家的瓦房無人居住年久失修倒塌的也不算少。
我有兩個弟弟，小弟沒有對象，大概是覺得房子買在市里說出去好聽點，方便找對象吧，前兩年在市里買的房，現在還沒有裝修。大弟有兩個小孩，大的四歲多，小的兩歲多。這幾天大弟和弟媳準備在鎮上買房，天天忙著看房子。鎮上有不出門打工的小開發商，除掉買地皮錢、材料費和人工費，一套房子可以賺約七八萬，一年建兩套賺十多萬，勝過在外打工，所以鎮上有大量房子等待出售。
臘月二十八，大弟開著車，載著媽媽、弟媳、小弟和我一起去看房。行至半路，鄰居家姑娘小蘭打來電話說她買的地皮旁邊還有一份，讓大弟去看看，她買的一份兩間地皮六萬一，她說要是大弟和她的買一起，將來建房子時一塊建可以省很多錢。
我們穿過街道往北拐過一個上坡，就到了小蘭說的那個小區，靠東邊是小山包。有點像新開發的小區，中間一條水泥路，兩邊是剛建的房子，大概有十來排，規劃好了每排房子建幾份，兩排房子之間間隔四米。這個地方原來是田，現在還能看到有的房子旁邊種有菜。小蘭把我們領到她買的地皮旁，果然在她的地皮和一套房子之間還有一份。小蘭打電話叫來地皮主，不一會兒，一婦女開著河北牌照的車過來，我們說明來意，她沉吟一下說本來沒有打算賣，你真想要的話給七萬。大弟說小蘭買的跟她的地皮挨著的六萬一，都一樣面積的就一個價格賣了唄，她不肯。媽媽說一樣的東西兩樣的價，算了走吧，還是去看房子吧，買了地皮也是個麻煩，你們誰有時間在家建房子，請瓦工、買材料，我老了跑不動了，建房子和裝修少則半年多則一年，總不能把外面生意停掉在家耗那么長時間吧?
我們又來到鎮政府對面已經蓋好的商品房區去看看，我們剛把車停好，幾個人圍過來，像車站拉客的似的：這個往東引那個往西拉，大弟說別急，一份份地看。老人們都說這個地方之前是山，山上有很多墳，開發商用挖掘機挖平整了，蓋成一套套的房子。大弟指著一套房子說，這門臉房三十八萬。我看了一眼說這叫什么門臉房，在背道里能做什么生意?我們接著往前走，碰上本村陳姓的鄰居，他說他兒子還有兩套房子要賣，說著領我們去看。他指著半成品的兩層小樓說一套二十九萬。弟媳嫌門口太窄，和前一排房子挨的太近，光線不好。我們再往前走，遇上弟媳娘家遠房叔叔，他給介紹一套房子。我們過去一看三間兩層的框架，客廳挺大，三室一廳，還送一個地下室，要價三十八萬。媽媽看上了，弟媳不喜歡房子的戶型。我們退出來，這時有人和弟弟打招呼，原來是侄子李楓，他剛搬到鎮上不久，還在打掃房間衛生，交談中他告訴我們他的房子三十五萬買的，他問大弟：你怎么也要買房子呢?大弟說你們都搬走了獨留我在村里，我和誰玩呢?
晚上回來，我問弟弟干嗎要在鎮上買房呢?在村里不是挺好嗎?有田有地青山綠水養幾只雞鴨，自己種點菜園不是挺好的嗎?你知道很多城市人這幾年還要搬回農村呢。小弟回答我：姐呀!那是城里的有錢人過的生活，回農村養老，種一點菜園、住兩間小屋，到月有退休金，想買什么買什么，不靠種田地生活，旱澇保收當然輕松愜意。農村人就不一樣，沒有經濟來源，指望種田地掙錢生活，多累多辛苦，夏天毒太陽曬得滿頭大汗還要在田里干活，地里剛剛拔完草下一場雨草又瘋長……農村都是土路，一下雨地上就起泥，出門兩腳泥，城市有寬闊的水泥路。在農村就是死馬一匹，沒有就業機會，在城市或者鎮上好歹還能找個超市上班，賺個零花錢，小孩教育和醫療水平也比農村好吧?兩相比較誰還愿意呆在農村呢?我說農村廣闊天地大有作為，可以發展合作社搞團結經濟啊，還能開養雞場做生態農業比如觀光旅游、農夫市集什么的。大弟一聽，說他大姨姐家就是開養雞場的，稻谷一塊三一斤，雞蛋三元錢一斤，賠本賠得著急上火血壓居高不下，可別提養雞了。咱離城市那么遠誰會開車到你這兒來觀光旅游?
我這次回家看到農村差不多家家戶戶都裝有凈水器，我問媽媽，這是免費發放的嗎?媽媽說是兩千多塊買的，我查了一下牌子，是一個雜牌子根本不值兩千，我說買貴了，媽媽說村里人買的都是這個價，買一送一，買凈水器送消毒柜，后來才知道消毒柜是賣不掉的，和凈水器一起搭著，凈水器要貴點消毒柜免費送，其實消毒柜的錢已經出了。
年輕人都不在家，農村都是空巢老人和留守兒童，這給騙子可乘之機，一些拿著“金元寶、”“銀元、”“金條、”“銀條”的都去農村忽悠老頭老太太。我見過媽媽買的一百塊錢一根的“銀條，”媽媽告訴我村里很多人都買有，我問那個賣金條銀條(大概是鉛條)的那天在村里賣了幾千塊吧?媽媽說豈止幾千啊，上萬都有。曾有一個外鄉人帶著儀器到我們那兒，找老頭帶路和他一起“尋寶，”并說見者有份。在山上用儀器探著探著，真挖了一個“古玉，”外鄉人說只挖到一個不夠分，我沒有帶錢，要不你給我兩千塊錢，“古玉”算你一個人的，老頭信以為真，掏兩千塊錢買了下來。事后老人醒悟過來是中了外鄉人的圈套。
年后堂姐和姐夫來我家拜年，閑聊中她說四堂姐家兒子詞波快要結婚了。兒媳婦要求在街上買一套房子，花三十多萬已經買了，訂婚時要了兩萬，現在結婚要八萬八彩禮，四堂姐實在拿不出來，沒辦法像派任務一樣給親戚下了借款通知：每個舅舅和叔叔借兩萬，每個姨娘和姑姑借一萬先把彩禮錢湊齊。辦酒席還得幾萬，現在農村辦喜事檔次也提高了，煙都要“大中華”的，酒也是一百多塊錢一瓶的。我一驚，娶個媳婦兒從頭到尾不得幾十萬?堂姐說包括房子沒有幾十萬，媳婦兒到不了家。
我突然想起堂姐家公公去年去世了，她公公有個弟弟是一個六十多歲的盲人，之前是他公公照顧，現在誰照顧呢?堂姐說他不還生活的好好的嘛，他自己照顧自己。我說他都看不見怎么可能生活的好好的呢?摸索著洗衣做飯，菜有沒有擇干凈洗干凈他都不知道啊，點火做飯會不會燙到了燒到了啊?他吃什么燒什么啊?越想越揪心，我問堂姐怎么不送到敬老院啊?堂姐說送敬老院是要錢的，錢誰出呢?
晚上，我們一家人圍爐夜話時，我說出了我的想法：我想開辦一家養老助殘機構，為孤寡老人和殘疾人服務：我租一個大院子，把孤寡老人和殘疾人接來……我還沒說完，就遭到一家人的反對：他們生病了怎么辦?你能給他們看得起病嗎?手上的錢花完了沒有吃的把他們餓死了怎么辦?沒有經濟來源不能持續下去機構用什么生存?面對連珠炮般的發問，我想想我確實解決不了經費的問題只好沉默。
年輕人見面聊天基本是買房子的事，過完年又紛紛去大城市打工，沒有幾個年輕人愿意呆在家里，也沒有幾個年輕人會種田，老年人種不了那么多田地，只好在田里種樹，說這樣十幾年之后樹也能賣。
我們老家有這種現象，在外發了財的村民不會回到家鄉。記得九十年代末期，一張姓老板帶著一百多萬回到家鄉想干一番事業，剛一動工，鄉里、村里來了一幫子收費的，用他的話說“一圈伸手要錢的，”張老板今天不是請這個部門吃飯就是明天請那個管事的喝酒，不到一年，業沒有創起來，一百多萬花光了。第二年張老板只好帶著行李出門做生意。大家都知道這個前車之鑒，后來發財的老板不回來了。考上大學的都留在城市，畢竟城市就業機會多，能找到高薪的工作，回鄉能干什么呢?拼命寒窗苦讀不就是為了跳出龍門嗎?我嘆口氣：資金回不來，人才不回來，農村的希望在哪里?我們怎么才能阻止鄉村的衰敗和凋敝?我熱愛這片土地，可我又憂心它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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