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一位縣財政干部眼中的農村現狀》有感
----對當下農村諸問題產生根源的思考
客觀而言，自本世紀初，黨和國家對“三農”投入的資源越來越多、越來越大，鄉村面貌特別是基礎設施方面相比上世紀著實有了很大改觀。但誠如該文作者所言，農村的人口、土地、產業、婚姻、養老、大病、傳統倫理等問題卻日益嚴重地消解著農村的肌體和生機。這對于一個以陸地農業文明獨立特行、與西方海洋商業文明“交相勝”的、時下的中國而言，絕對是一個沉重的話題。
如果有人說中國農村的衰落凋敝是中國城市化必然要出現的副產品、必須要付出的輕微代價的話，那就未免太不負責任了。可以說中國農村的凋敝衰落不僅僅會帶來農村的消亡，它必然要損傷和動搖的是中華文明所賴以產生的經濟基因，可以預見屆時中國所有以農業文明為基礎的優秀文化都將從本源上給予毀滅性的破壞。如今，原來那些濃濃的鄉親情、鄰里情、父慈子孝婆愛媳敬的優序良俗難覓蹤影，代之因不孝、不敬而家庭關系高度緊張甚至釀成自殺事件的事例不是明證嗎?
城市化被后的邏輯根源是什么?顯然是市場邏輯。市場天然的推進資源或財富兩極分化的“馬太效應”是造成今日城市中以房地產畸形發展為主導，使資源日益向城市集中，農村中以集體經濟消解為代價，使包括人力在內的資源日益流散的根源所在。
但黑格爾有言“凡存在即合理”，既然我們曾經忽視的市場邏輯至今仍在發揮作用，那么作為這種邏輯外在表現的城市化，必然也具有其合理性，或叫做科學性和正義性。但過猶不及，凡事總有個度的問題。過度的市場化帶來的是過度的城市化，過度的城市化必然帶來的是農村的凋敝和衰落。
問題在于何為城市化?與西方在歷史積淀、現實環境和文化價值理念有著天然差異的中國如何進行城市化?我感覺，城市化，化的對象主要是農村，直言之，就是使農民享受上城市市民一樣的生產生活環境，享受到平等的國民待遇，但未必是通過市場邏輯把許多生產生活資源都配置在本已富足的大中小城市中，然后吸引或迫使成萬上億的農民向這些城市狂奔，給早已病入膏肓的大中城市再增加些致病因素。再說了，中國的大中小城市乃至小城鎮和鄉村的布局絕大多數都有幾百年甚至幾千年的歷史根據(即合理性、科學性)，輕易、盲目地改變他們的格局盡管或許當時的三五年、十年八年很見功效，但經過反復實踐的以民為本的歷史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經過若干年或更長歷史時期，往往帶來的是無窮的、無法逆轉的后患。時下農村的人口、土地、產業、生態、婚姻、倫理等問題，鄉情親情疏離問題，哪一個不是過度市場化和城市化造成的?
所以，近年來日益突出的農村衰落凋敝問題本質上是市場邏輯作用過度發揮的問題。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盡管發揮了“裒多益寡，稱物平施”的作用，但遠遠沒有消除過度市場邏輯對農村的消極影響。
自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這個中國市場經濟邏輯的在農村濫觴并廣布后，農村集體經濟便迅速瓦解衰落了。戶與戶、人與人之間的獨立性增強了，可集體意識、關心村落整體的心思幾乎喪失殆盡，那種“只管自己舒服，哪管他人死活”的封建個體小生產者自私自利的意識，在被集體經濟和集體意識消解近三十年后重新又回到農民的心中，并深入心髓。原來那些靠村集體才能辦成的大事、解決的問題要么村委無能為力，要么無人過問，可以說村集體經濟的瓦解帶來的是農村自我維護、自我發展能力的喪失。于是乎，農民間的貧富分化、農村與城市間的貧富分化，在過度市場化、城市化的滾滾浪潮中一天比一天嚴重起來了。
累贅至此，我想，徹底逆轉目前農村凋敝衰落的問題，必須徹底糾正過度市場化的傾向，必須恢復發展壯大農村集體經濟，必須發揮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的宏觀調控作用，從適當減少農民農村數量、降低農業比重而不是從消滅農民農村農業的動機出發，從鞏固工農聯盟政權基石這一戰略高度出發，從鞏固中華文明賴以生存的經濟基因這一深沉地歷史憂患意識出發，以更強硬的舉措，把更多更豐富的資源配置到農村去，采取當初我們黨和政府對農民“離土不離鄉、進廠不進城”的辦法，根據各鎮特點發展自己的優勢工業;根據各村的特點，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這樣才能真正縮小城鄉、市農、腦體三大差別，真正建設好名符其實的社會主義新農村。
正如我評論的這篇文章作者所言，“作為城市里的農村人和農村里的城市人”，我真的不愿“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極天涯不見家”。 我們向來引以自豪的，源遠流長、多次于絕處逢生、生生不息于今天的中華文明，如果因為農村的衰落而斷絕到我們這幾代人手中，我真不知道這些所謂的優秀精英們將來如何去面見自己的列祖列宗。
wzl1887
2017年1月22日23點30分于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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